作品簡介
《鄉場上》以細膩的筆觸、生動的藝術形象，通過梨花屯鄉場上一場小風波，生動地反映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農村變革中人們精神出鬼沒的變化。選材小、開掘深。小說描寫的只不過是邊遠地區小小鄉場上，支書要老農民馮么爸為兩個婦女作證、說明他們的兒子打架的情況這樣一件尋常的小事，但由於作者巧妙的藝術構思和刻畫，發掘出了某些社會底蘊，使讀者從中窺測到了它背後所包蘊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和社會新的變革。
《鄉場上》的馮么爸是一個樸實而又有幾分韌性的典型農民形象,他憧憬美好未來的想法,“只要國家的政策不像前些年那樣三天兩頭變,不再跟我們這些做莊稼的人過不去,我馮么爸有的是力氣,怕哪樣”。與其說這是改革之初農民們的普遍心態,倒不如說是何士光本人從那時起已經開始對命運的思考。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這篇打上了時代烙印的《鄉場上》，被中央權威刊物《紅旗》雜誌破例轉載。
背景
何士光是一位以“小”見大，善於從生活的細微平常處感受變革之風，發掘、發現不平常事物的作者；善於調動自己豐富的生活積累，在有限的篇幅里（這篇小說僅七千字），一瞬間集中了那樣多的生活，展示了鄉場上幾個人物迥然不同的性格歷程！寫小說譬如揉面，他是很會掌握鬆緊、彈性、力度的人；譬如作曲，他是頗會掌握節奏快慢疾徐、音調抑揚頓挫的人。讀這篇小說稿如欣賞一首樂曲，明顯地感覺，它是由壓抑、沉鬱、沉悶，漸進到開朗、昂奮、明快；由“烏雲四合”，演變到“雲散天開”。沒有對鄉場上層、底層諸種人物生活熟透、了解，不可能做到描寫時掌握恰當的分寸、火候；也不可能“一瞬間集中那樣多的生活”，並做到有節律，分輕重、疾徐，從容有致地展開。這正是寫小說的硬工夫、真工夫所在。何士光雖是從未見過面的陌生新作者，可是從《鄉場上》這篇看，他已是一位生活有較深功底，藝術有相當歷練的作者，可以期待他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讀他這篇小說，馬上聯想到50年代初期貴州一位善於描寫鄉土的作家石果，他的短篇小說《喜期》、《風波》、《官福店》，曾在《人民文學》以顯著地位發表。再自然是那位描寫四川鄉場的聖手，老作家沙汀。何士光的筆墨，明確地可以看出有這位老作家的影響。正在編的《人民文學》1980年第8期，恰好缺一篇頭條小說，編輯覺得何士光的《鄉場上》做這期小說的頭題當之無愧，很快獲得主編的首肯。次年春天，《鄉場上》沒有爭議地榮獲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作品評論
《鄉場上》中出現的兩種人物的矛盾糾葛，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社會力量的矛盾鬥爭。一方以羅二娘為代表，背後有曹支書的代表農村上層的力量，他們依仗人民給予的權力，強占一方，互相勾結，橫行霸道，胡作非為。老百姓得罪不起他們，一旦得罪了他們，就“得罪了一尊神，也就是對所有的神膽的不敬，得罪了姓羅的一家，也就是得罪了梨花屯整個的上層”，不僅讓你買不到煤油、肥皂，而且更為要緊的是“一筆樂觀掉該發給你的回銷糧，使你難度春荒。”另一方是以痛馮么爸為代表，背後有廣大善良的然而懦弱本分農民支持的代表農村。
《鄉場上》深刻反映了當前廣大農村在實行黨中央新的經濟政策以來農民的新風貌：他們不僅逐漸擺脫長久的貧困，而且敢於挺直腰板抵制粗暴的封建性官僚特權作風，解開了束縛在自己手腳上的繩索，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精神。作者在整個故事情節的安排上似乎十分簡單，但它又是很典型的：一個長年倒霉背時的、被人視作狗一般生活著的莊稼人馮么爸、為兩個女人的糾紛作證，忽然改變了以往的神態，出現了奇蹟，幾乎使鄉場上的整條小街沸騰起來。
作品鑑賞
《鄉場上》這篇小說是何士光的成名作。它強烈的時代感，深刻的寓意性，以及生動真切的人物形象細緻入微的藝術手法都為1980年的文壇所矚目。1979年黨的三中全會的召開劃出了一個新的時代。農村新的經濟政策開始實施，農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面貌也有了相應的變化。深刻了解農民並對生活體察入微的何士光最先感受到了這種變化，並及時地通過文學形象給以表現。這不僅顯露了何士光的政治敏感和社會責任心，而且也表現了他獨特的藝術眼光。從這種變化中，他發現了生活前進的方向，發現了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人格的恢復，因此他通過鄉場上兩個女人的糾紛這一極小的生活事件，具體而形象地寫出了馮么爸由怯到勇，由無聲到憤怒，從屈辱中站起來的精神變化過程，為農民的心靈解放唱出了一曲頌歌。何士光最善於洞幽燭微，從細小的事件中開掘深刻的主題，這篇小說正顯示和表露了他的這種風格與特色。馮么爸在鄉場上是個不算人的人，作者選取他做主人公，讓他來為兩個女人的糾紛作見證，這就為展示人物的精神變化開拓出了較大的藝術空間，使人物具有了較大的文學性。作者先寫馮么爸的怯，過去的窮日子使他連一句真話都不敢說，他伯得罪整個上層社會，怕春荒時支書不發給他回銷糧。因此，一開始他就處在了進退維谷的矛盾之中。曹支書的暗中壓力，羅二娘的步步進逼以至於最後的謾罵，又使他做人的尊嚴喪失殆盡，他簡直像一個罪人一樣整個身子都矮下去。馮么爸怯到了頂點，在人們都替他難受同情他的處境之時，何士光又筆鋒一轉，寫他突然爆發的勇，寫他的憤怒。在屈辱與難堪中馮么爸算了一筆帳，由於新政策的實施，他家的糧也夠吃了，也不愁買不到東西了，現實的變化使他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並增添了勇氣與自信，於是他對著曹支書、羅二娘吼起來，替任老大家說了公道話。馮么爸的怒吼，是對過去日子的控訴，是對曹支書、羅二娘的審判。他吼出了長期壓抑在心中的不平，也吼出了自己的尊嚴與人格。他在吼聲中挺直了腰桿，告別了自己貧窮屈辱的歷史。馮么爸從怯到勇的精神變化過程，是當時整個農民精神變化的一種象徵，是農民告別歷史艱難歷程的形象縮寫。它寓意深刻地告訴人們，連馮么爸這樣的農民都開始變化了，那么別的農民的變化更在不言之中。何士光寫人物有一種魯迅式的白描手法，他往往在不動聲色之中抓住人物細微的表情、語言，動作進行刻畫，使其形神畢肖，活龍活現。他寫馮么爸開始是咧著嘴笑著的調侃，接著是故作鎮靜的搪塞，繼而王顧左右而言它，後來想笑也笑不出來，換了一回腳，臉上熱得厲害，再後來是往旁邊走了幾步，在一處房檐下蹲下來，抱著雙手悶著，最後終於站起來，腳一跺，眼都紅了，對著曹支書、羅二娘怒吼。馮么爸語言、表情、動作準確生動地表現了他內心矛盾及一系列的活動與變化。對於羅二娘、任老大家兩個女人的刻畫，何士光也是用最簡潔凝練的語言，把她們的家庭狀況，性格為人和盤托出。兩件燈芯絨疊在一起穿的羅二娘，罵人時一會兒雙手叉腰，一會兒又頓足拍腿，還不斷往馮么爸面前吐口水的惡相，顯示了她在鄉場上的地位和她仗勢欺人的劣跡，而一身衣裳補綴不盡的任老大家，尖尖的下巴，黯淡無光的大眼睛，通篇只說了一句話，還是乞求的口氣，這整個寫出了她貧窮、孱弱和本分。對人物的這種典型化的肖像描寫，細節刻畫，不僅使人物性格鮮明突出，而且也具有生活深度與藝術深度。
總之，《鄉場上》是一篇具有較高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佳作。它對農民精神變化的抒寫，是對時代精神的張揚，是對現實變革的呼喚，是對農民新素質的發現，也是對新型農民的催生與助產。何士光深刻細膩觀察與理性之光的照耀使這篇作品開了新時期文學表現農民精神變化的先河，後來的文壇曾湧現出大量描寫農民個體戶專業戶的作品。同時也給自己的創作開闢了一條道路，後來他又接連寫出了《喜悅》、《將進酒》、《種包穀的老人》等一系列表現農民新生活的作品，歌頌了由改革帶來的生產力的解放、人的心靈的解放。並由此進入了《苦寒行》對農民劣根性的批判。因此，說《鄉場上》對於當時的文壇有革路藍縷的開拓作用，也啟開了何士光自己源源不斷的農村題材創作。
作者簡介
何士光生長在貴陽,大學畢業不久就被“下放”到鳳岡鄉下教書,17年後才回到故土。生活的磨礪和心靈苦旅使他逐漸超越了對人生的淺嘗認知，他不再用精彩的故事和有序的情節來鋪排生活，而是演變為淡淡的具有牽引力卻又不動聲色的語言去訴說一件件富有哲思的事情，或人生的途程。比如他的《城市與孩子》一開始就這樣說道：我離開故鄉貴陽，來到這遠遠的梨花屯鄉場，已經十七年了。十七年的光陰不能說很長，但也足以洗去許多的舊跡。對於故鄉的城市來說，並不曾要把什麼格外的東西昭示於往來的兒女們，但後來卻化為一縷悠悠的鄉情。這就是是何士光文字的魅力所在，也是文章中經常出現的句式。這是何士光對事物發展變化的另一種思索。無論是現實生活還是他創作的文本,他都沒有武斷的去對問題定論,而是用迂迴曲折的文字牽引著讀者一路感受、一路體悟。結果呢是沒有的,但結果又隱藏在這一路的“途程”中。
何士光的大部分作品已經淡出了小說的架構。這在何士光看來，小說的空間承載他要表現的思想和語言似乎有些捉襟見肘。上世紀90年代末期寫作的《煩惱與菩提》一書，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但又始終沒有脫離對人的命運的終極關懷。“你在痛苦的時候，就不會問什麼叫痛苦,而你在快樂的時候,也不會問什麼叫快樂”。那么快樂在哪裡呢?“若是心裡有一個依靠，即使是身居陋巷，一簞食，一壺水，便人不解其憂、也不解其樂；若是心裡沒有一個依靠，縱然是置身在高樓大廈之中，有說不盡的榮華富貴，一顆心也還是落不下來”。這便是何士光對生命的深刻感悟和關懷。
作者評論
上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上半葉,何士光這個名字被貴州文學界私下稱為“一面旗幟”,無疑是對他獨特的文學表現形式和創作成果的肯定。即便在當下,文學越來越趨於邊沿(事實上文學已經真正回到它本來的狀態和軌道上)、甚至有不少想借文學“發跡”而非忠實於心靈苦旅的人紛紛拋筆而去的今天,何士光和他的另一種拷問生命的寫作仍然被很多人回想和言說。
應該說，何士光的寫作分兩個階段，他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小說《遠行》和《日子》可以看作是一個分水嶺。儘管不那么溝渠分明，但看得出，之後的寫作已不再宥於講述有頭有尾的故事和告訴讀者文本以內的東西。而是注重於，其實也是以自然散淡但並不缺乏語言張力，反倒韻味十足、滋性豐盈的筆風去探索瑣細的生活和平凡的日子。只是無論他以何種手段來表現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卻始終沒有放棄對人的關懷和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他上世紀80年代初的《鄉場上》、《種苞谷的老人》和《遠行》三次榮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奠定了他在貴州小說史中的顯著地位。審視他這個時期和後來刊載的大量文字，不難發現其不同文體所隱含的內蘊卻是一致的：便是對人生的覺醒及生命進程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