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淵源
明末遼東有三袁，袁崇煥、袁可立、袁應泰，後人稱“武三袁”。“武三袁”中除袁可立光榮退休壽終於家，其餘二人皆無善終，袁崇煥被明政府正法，袁應泰殉國於陣前。袁崇煥因放言“五年平遼”而無法兌現，不得已專事“議和”，擅殺大將，終招致金人虎狼之師長驅直入至都門之下，袁督師本人也落得伏法被傳首九邊的下場，然對建州史最為護短的金人在酷烈的“文字獄”中修成的《明史》對袁崇煥最為推重，並杜撰了“反間計”的故事。袁可立“馭事多方略”（《睢州志》），其撫登、萊，遼海水師成為牽制後金的有生力量，與樞輔孫承宗共議戰守，使金人數年之間蜷伏其地不敢妄動。袁可立反對過袁崇煥的“議和”：“袁經略遣僧吊贈，公力詆其辱國”( 黃道周《節寰袁公傳》)，也汲取過袁應泰的失敗：“臣（袁可立）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全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明熹宗實錄》）袁可立官兵部左侍郎加兵部尚書，惜受其同年高攀龍等東林士子影響太深，與閹黨矛盾過於表面化，不得久居其位。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袁應泰無才而當大任，終喪遼東並天下強兵10餘萬，其罪浮於楊鎬也！然應泰已用命，不足深苛，故首罪者，唯薦者而已。袁應泰死事甚烈，堪可嘉恤。當其之時，“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袁可立負責“節制兩鎮（登州和東江），凡一應兵馬錢糧徵收調遣防剿功罪盡歸經理”（《明熹宗實錄》）。他運籌帷幄，指揮大將軍沈有容、節制悍將毛文龍多次挫敗後金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擾，取得了夜襲金州等一系列大小戰役的勝利。袁可立為了向前推進沿海防禦，曾多次替毛文龍向朝廷募兵請餉，他說：“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由於袁可立對武將的重視，遭到當權者不滿，由此也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員“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明史》）的反對和非議。袁可立御文龍多得牽制之功，是登萊十四任巡撫中最有作為的一任。天啟三年十月，皇帝嘉獎道：“巡撫僉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勞哉，賜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帥驕愎不協，蠱於兵，滿蒲昌城襲報用敢獻功。”袁可立奉旨核查毛文龍的戰報和軍餉，由此又為毛所忌恨。時朝中閹黨橫行，毛令人多方詆毀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辭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 天啟四年五月，皇帝諭戶、兵、工三部及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特諭！”（《明熹宗實錄》卷四十二）
袁崇煥
袁崇煥（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本傳》），一說字自如（《黃尊素說略》），漢族。生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 祖籍廣東東莞，出生於廣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縣北門街。（一說袁崇煥出生於廣東東莞，年十四隨祖袁世祥，父袁子鵬遷至廣西藤縣）。 袁崇煥是較早為魏忠賢建生祠的官員，只是崇禎即位之初，錯誤地將邊事委之於崇煥，未予深究而已。大學士韓爌等本云：“史永安、張鳳翼、袁崇煥……。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與諸奸宜減等論。”可見其在大節上是有虧缺的。後來編造“反間計”的清修《明史》竟替袁崇煥辯曰：“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得已，亦請建祠”。據此史家能否笑曰：“古今太監多犯科，忠賢不得已，亦為作惡”之語，亦或孫承宗等及眾東林英烈怎么就沒有“不得已，亦請建祠”呢？甚或從惡之眾閹逆能否盡為辯白曰“不得已，亦請建祠”呢？清方官修《明史》能出此低俗之計，力圖把一個因議和無能誤國亂軍的袁崇煥打造成一個千古完人而詆毀前朝，其毀譽明朝之目的亦昭然其若揭矣！即今思之，袁崇煥建祠事小，滿人曲筆篡改史實事大，自清《明史》成，中華史遷之筆再無存矣。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發生“己巳之變”，皇太極率數萬清兵繞道蒙古，以避開忠於明朝的山海關總兵趙率教的防區。10月27日突破大安口，至11月初連陷遵化、三屯營，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彥國自盡。京師震動而戒嚴，同時詔令各路兵馬勤王。崇禎二年即天聰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軍東、西兩路，分別進攻長城關隘龍井關、大安口等。時薊鎮“塞垣頹落，軍伍廢弛”，後金軍沒有遇到任何強有力的抵抗，順利突破長城，於三十日，兵臨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師東北方向，距離京師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師戒嚴。袁崇煥所犯罪名甚詳，但就是沒有“通敵”、“謀叛”的字樣，絲毫沒有提及那個虛構的“反間計”，而且憑這些罪名，殺袁崇煥一百次都夠了，根本不需要再增加一個所謂的“反間計”來湊數。
袁可立
萬曆十九年，出蘇州府推官（七品），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稱，按治豪橫忤應天巡撫李淶，李巡撫反誣石太守（正四品）有罪，可立犯上百辯雪其冤。“讞成，（袁可立）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萬曆二十二年，太宰上其事，擢袁可立山西道監察御史，吳民簞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絕。一日，袁可立巡視北京西城，遇到皇帝弄臣殺人，有司不敢問，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門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脫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將弄臣正法於市，萬民呼“袁青天”，以是觸怒權貴。 萬曆時皇帝寵信後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二十三年九月，京師地震，景德門遭雷擊，可立上疏針砭時弊：“近年以來，議論茲多，致乾聖怒，擯斥不下百十餘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為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為便？使諸臣為市恩，孰與將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為愈？使諸臣為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為依回淟涊之態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諤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復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奪俸一年。袁可立不為動，再次上疏，矛頭直指皇帝：“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睢州志》)”。疏上，觸怒神宗皇帝，於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將袁可立削職為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帝皆不聽，史稱“震門之冤”（錢謙益《牧齋全集》）。 泰昌元年（1620），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寶司司丞，歷太僕寺少卿，升左通政。泰昌皇帝嘉獎道：“一朝抗疏，二紀歸田。口不言事，恥漢人部黨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毀家之風”（錢謙益《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天啟皇帝褒獎道：“李署牽絲，冤早清於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奮於埋輪。因門震而進鯁言，糾繩切摯，觸嚴譴而同蠖伏。（《天啟誥命卷》）” 天啟二年（1622），封疆多事，遼陽、廣寧相繼失陷，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熊廷弼和遼東巡撫王化貞遭逮捕論死。朝野震動，京師戒嚴，人人視關門為死地，百官噤口以圖自保。袁可立卻在此時大膽提出七項建議，大略言：“關外殘兵瓦解雲散者不下數萬，宜收其殘，省調募西兵便。聞敵令婦女乘城，驍悍皆赴利以犯我，宜會兵搗之，踏其虛，可夾擊也。……公奏宜守御築墉，養馬增士卒，習騎射。至於京營老弱虛冒，不宜緩綜，復多藏糧米以備之。尤宜破格用人，圖復建驃騎之功，以佐縣官之空乏。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逴行無絕餉，而中國可高枕矣……（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所言為天啟皇帝一一嘉納。天啟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左通政袁可立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 當遼廣繼陷之時，憂水濱之可問。值登萊匱亟之會，命飛挽，以專征。而爾振迅宏才，旌旗立為色變。……” （《天啟誥命卷》）。 “於時毛文龍譸張於島上，劉愛塔恫疑於沓渚，熊王之案持於內，崔霍之交盤於中”（黃道周《節寰袁公傳》）。他上任後，銳意規劃，整肅軍紀，設定水軍，修造戰艦，沿海設定炮台，親自主持水軍練習陸戰，練兵用戚繼光“水軍先習陸戰”之法，使登萊武備大為增強，成為遼東前線的可靠後方，士氣為之大振。數年之間，滿人不敢犯境。袁可立撫登三載，厲兵秣馬，積有戰船四千艘，組成了一支五萬餘人的水陸師軍隊，與樞輔孫承宗、侍郎畢自嚴戮力策應，形成“百里棋布，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確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並大大牽制削弱了後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袁可立拓地築城，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進海上防禦，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就地蜷縮無以西窺。在袁可立的治下，可以看到“峰頂通望處，逐設煙墩。屯田農幕，處處相望。商船戰艦之拋泊近岸者，不知其數”的繁榮整飭景象。（朝鮮李民宬《敬亭集》）天啟皇帝嘉獎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衝於千里，文武為憲於萬邦”（《天啟誥命卷》）。經略遼東軍務兵部尚書孫承宗與袁可立共議戰守，十分倚重。 “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 （孫承宗《答袁節寰登撫》） 天啟三年二月，袁可立設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姻婿劉愛塔。儘管後來由於閹黨迫害導致袁可立的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畫受阻，但劉愛塔還是在 崇禎初年歸順明朝並最終戰死疆場，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別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至今為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 當其之時，“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袁可立負責“節制兩鎮（登州和東江），凡一應兵馬錢糧徵收調遣防剿功罪盡歸經理”（《明熹宗實錄》）。他運籌帷幄，指揮大將軍沈有容、節制悍將毛文龍多次挫敗後金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擾，取得了夜襲金州等一系列大小戰役的勝利。袁可立為了向前推進沿海防禦，曾多次替毛文龍向朝廷募兵請餉，他說：“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由於袁可立對武將的重視，遭到當權者不滿，由此也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員“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明史》）的反對和非議。袁可立御文龍多得牽制之功，是登萊十四任巡撫中最有作為的一任。天啟三年十月，皇帝嘉獎道：“巡撫僉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勞哉，賜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帥驕愎不協，蠱於兵，滿蒲昌城襲報用敢獻功。”袁可立奉旨核查毛文龍的戰報和軍餉，由此又為毛所忌恨。時朝中閹黨橫行，毛令人多方詆毀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辭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天啟四年五月，皇帝諭戶、兵、工三部及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特諭！”（《明熹宗實錄》卷四十二）明末陸路為後金所阻，朝鮮轉登撫節制。天啟三年，屬國朝鮮弒君篡權，違背明朝的普世價值，袁可立主張出兵討伐。五十年後倘為朝鮮君臣所忌恨，在清廷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曾派出龐大使團來中國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都有明確記載。由於袁可立在明末抗清鬥爭的軍事統帥中是堅定的主戰派將領，並在其兵部左侍郎任上與袁崇煥的“議和”形成對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滿清統治者大忌，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涉傳記史料均遭刪削。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節寰袁公行狀》，因該文多有所謂“詆斥滿洲語句”，該書及其作者竟因此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 天啟五年四月丁酉，上傳兵部：“方今邊疆多事，擇將須用謀勇兼全的好人”（《明熹宗悊皇帝寶訓》）。天啟五年十一月，邊事再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時尚書馮嘉會老庸媚黨，兵部事實賴可立主理。袁可立反對與後金議和，“會袁崇煥遣僧弔唁於敵，公力詆非策。”（王鐸《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經略遣人為（老酋）弔祭，公（袁可立）恨其辱國非計，颺言於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舉矣。’公嘆曰：‘以此封拜，不慮貽笑後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馬（崔呈秀）聞之逆璫（魏中賢），璫大恨之。令偵事者日伺公門，卒無可中者。會南戶部尚書缺，廷推公，逆璫傳票致仕。”（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 三年後袁崇煥因“通款”獲罪遭殺身，然其時毛文龍已被袁崇煥擅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已蕩然不存，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袁可立為人公正廉直，識大體、顧大局。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權亂政，東林黨人受打擊，朝中黨派紛爭。袁可立深為國事所憂，他本意取中立，但思想傾向東林，魏忠賢很是恨他。然黨禍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他的同年東林黨領袖高攀龍曾遺言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從此袁可立與閹黨的關係勢成水火。每議事“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天啟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公推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袁可立與魏忠賢語不投機，當堂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呼？”（《睢州志·袁可立傳》），遂被迫致仕歸里。魏忠賢以心腹劉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至袁可立去職，天下兵馬大權盡歸魏黨所有。魏忠賢欲加害，賴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未果。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吏部考功郎蘇繼歐上疏為袁可立鳴不平，後被魏忠賢迫害致死。皇帝念可立登萊功，特授兵部尚書，詔加太子少保，準馳驛乘傳歸。“熹朝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韙之。”（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誥封三世，父如子官。黃道周說：“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黃道周《節寰袁公傳》）袁可立做事幹練果斷，是晚明少見的既清廉又能幹的官員。並儘量遠離黨爭多做實事，為清流官員在晚明閹黨亂政的朝堂上爭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閹環伺的情況下主持遼務多年，成效頗豐，十分難能可貴。董其昌說：“公護名節，勝於功名”（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其時朝野為魏忠賢頌功建祠者不可勝數，連遼東巡撫袁崇煥也積極參與其中。後來烈皇帝欽定逆案，據檔案查實“贊導、詞訟”過魏忠賢的大小官員數以千計，獨可立不與。黃道周說：“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歷歷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黃道周《節寰袁公傳》）。崇禎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大宗伯董其昌言於帝，帝譴使至睢州祭葬，首輔孔貞運親為墓銘。崇祀名宦、鄉賢二祠，並在袁尚書府第前街衢之中修東西過街二石坊，可謂盛典。袁尚書墓在州城東南，載《河南通志》。著作有《弗過堂集》、《撫登疏稿》、《評選古唐詩》。於其別墅“陸園”中仿山東蓬萊閣體制建袁家山，又稱“小蓬萊”， 為全國罕見之明代船形建築群，公元2000年公布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子袁樞（1600-1645），字伯應，號環中，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大梁兵巡道。善騎射，有邊才，工詩賦，為明末書畫及收藏鑑賞大家。
袁應泰
袁應泰（？~1621.4.12）字大來，鳳翔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進士。東林黨人。授臨漳知縣。他築長堤四十餘里，捍禦漳水。又調繁河內，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鄰邑皆享其利。黃河在朱旺決口，役夫多死者。應泰設席為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歡然趨事，治行冠兩河。因為勤政愛民，治水有方，他被升為工部主事，後又被提升為兵部武選司郎中，在任期內裁汰打發了數百個假冒世職的人。不久外放為布政司參議，任淮徐兵備道。當時因為小冰河期的原因，山東發生大饑荒（見亓詩教條），袁應泰也積極參與救災，他設粥廠哺流民，繕城浚濠，修先聖廟，飢者盡得食。由於救災資金不足，於是就挪用了額外稅及漕折馬價數萬金，先後發放給災民。結果事後戶部彈劾他“擅移官廩”，當時已因功晉升他為按察副使，於是朝廷覺得他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就讓他“藉口有病，暫時回家修養”。久之，起河南右參政，以按察使為永平兵備道。應泰於是在那裡招兵買馬，休整要塞，打造戰艦，採辦火藥軍械，十分得力。輿論認為他很是精明能幹。連熊廷弼也認為他是後勤方面的專家的，對他非常依賴。泰昌元年九月，東林當權，擢升為右僉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撫遼東。逾月，熊廷弼倒台，擢兵部右侍郎兼前職，代廷弼為經略，而以薛國用為巡撫。應泰受事，即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熹宗優詔褒答，賜尚方劍。乃戮貪將何光 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上奏陳方略。袁應泰做官精敏強毅，治水理財都很有水平，但指揮作戰非所其長，計畫部署做的很糟糕。廷弼在邊，持法嚴，部伍整肅，袁十分迂腐地認為應該寬仁愛民，於是改變了不少軍紀。此時又因為小冰河期的原因，蒙古諸部大飢，多入塞乞食。應泰又發起了婦人之仁，他對左右反對者說：“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我們朝廷不救他們，他們就要到敵人那裡去當僱傭兵了，這是白白增大了建州叛軍的實力嗎）。”於是下令招降。來投降的蒙古人逐步增多，袁應泰把他們安置在遼陽、瀋陽這兩大要塞，每月給他們發糧食，與百姓雜居。結果這些人潛行淫掠，“居民苦之”。左右都認為他收降過多，其中不免有暗中為敵人所用，或者敵雜間諜其中為內應的，恐怕將來會起變。但袁應泰還自以為得計，解釋說：“我這是仿照先人的故智，將憑藉這些人來對抗建州叛軍（按：明朝經常僱傭蒙古人組成騎兵來對抗賊軍，以往也常常奏效）。”正趕上三岔兒之戰，袁應泰用蒙古降人為前鋒，他們都奮勇作戰，戰死的就有二十餘人。袁應泰遂用此事來平息了眾人的議論。 第二年（天啟元年）的農曆三月十二，建州叛軍大舉進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明日，蒙古降人果然內應，城於是被攻破，二將戰死。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等率領浙江兵、四川兵和土家族土司私兵的援遼軍3萬餘人赴援，在混河與叛軍惡戰，亦戰敗陣亡。袁應泰感到大事不妙，於是撤除奉集、威寧等堡壘的守軍，並力防守總基地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守。三月十九，叛軍臨城。袁應泰親自指揮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等率領諸軍出城五里迎戰，因為分兵，加上精銳部隊已經在瀋陽和渾河損失殆盡，官軍作戰不利，損失了不少部隊。晚上，應泰宿營中，不入城。明日，叛軍掘城西閘以泄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的援軍，遂渡過壕溝，怪叫著殺向城門。鏖戰良久，叛軍騎兵從其他地方趕來增援的越來越多，諸將兵都被擊敗，向遼陽城潰走，被殺被溺死的不計其數。袁應泰感到大勢不妙，於是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齊黨成員）等人分別到各個城門督戰固守。按察使司的幾位派出官員（估計是道員）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餉郎中傅國一齊逾城逃遁，人心逐漸渙散。又過了一天，叛軍攻城更加猛烈，袁應泰指揮諸軍列楯（大盾牌）大戰，又敗。薄暮，譙樓失火，賊兵從小西門入城，城中大亂，蒙古降人和一些漢奸引導叛軍撲向各個要地。袁應泰坐在城樓上，知道大勢已去，長嘆著對謂張銓曰：“您沒有守城的責任，應該快逃走。吾就死在這裡了。”遂佩著尚方寶劍和官印自縊而死。婦弟姚居秀也追隨他而去。僕人唐世明抱著屍提大哭，縱火焚樓而死。朝廷聽說了此事，追贈他為兵部尚書，給予祭葬，讓其一子得到蔭官。張銓也不屈於賊，自殺殉國。大明王朝是一個胸襟開闊的帝國，有著遠大的志向和驚人的成就，是中華文明的正朔，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有著根深蒂固的教化和影響，所以清朝才需要有那么多的御用文人用各種卑劣的手段予以詆毀，以達到他們標榜滿清才是天命所歸的目的，所以才有了後來史無前例的“文字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