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研究
公孫氏政權的史事僅見於《三國志》及裴注，以及更晚寫成的《後漢書》中。《三國志》將遼東的創業者公孫度與陶謙、張楊、公孫瓚列入同傳，只作為一個不識大義負隅頑抗的地方軍閥看待，這一認識在古代史家中頗具有代表性。輔助性的材料，主要是一些關於東北地區少數民族的古籍，特別是12世紀朝鮮學者金富軾的《三國史記》[1]，這本書主要依據漢文典籍寫成，關於這段歷史，雖然提供了許多有用的信息，但與《三國志》往往衝突錯亂，用起來要格外小心。除了古籍的記載，考古的成果也能提供一點線索，漢魏晉時期，遼東地區以及東夷故地的考古發現還是很豐富的。可以參看《中國考古集成》（東北卷）的第9、10兩冊。[2]但是考古發現往往時限含糊，很難確定到某一個百年，更何況公孫氏政權只存在了半個多世紀。以上這些，幾乎就是原始材料的全部了。值得一提的是，孫進已、艾生武、高雅風等一批學者編的《東北古史資料叢編》的第一、二卷[3]，仔細搜羅了各種古籍中關於東北的文字，極大方便了東北地方史的研究，本文的寫作也頗得其便。
遼東公孫氏政權材料的局限決定了研究的情況。除了通史和地方史志中偶有提及外，專題性的研究最早見於民國時期陶元珍的《遼東公孫氏事跡雜考》，發表於40年代國立東北大學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編的《東北集刊》上。在山根幸夫主編《中國史研究入門》[4]里，介紹了日本和西方學界的研究（截止於1991年），完全以公孫氏政權為研究對象的，只有K.H.S.加德納的《遼東的公孫氏軍閥》，載於《遠東史論集》1972年的第5、6期。較近的一篇是崔國璽的《略論公孫度》，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4期《東北人物誌》專欄，這篇文章雖然運用了很多文獻材料，也運用了考古發掘的成果，但正如文章標題所寫，重在議論，而不在於史實的整理。
本文意在理清這一段歷史的基本脈絡，並試圖在一個更加廣闊的歷史時空里去認識公孫氏政權。儘管錯漏之處難免，能夠將公孫氏政權引入方家的視野，也算有所裨益了。
公孫度的家世
公孫度是怎樣發跡的？這是在正式論述公孫氏政權之前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有關的材料只在《三國志·公孫度傳》中有一點，為了引用方便，全列如下：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5]
第一個突如其來的信息是“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吏”，何為“避吏”？避吏為何避到了玄菟？“避吏居玄菟”與“任度為郡吏”之間有什麼關係？回答這些問題，我想要從漢末的郡吏說起。漢代郡守及丞、尉由中央派遣，而郡守則擁有辟除權，可以自行署置幕僚佐吏。一般郡吏掾屬必須任用本郡人士，可是三輔和邊郡不在此列。[6]玄菟郡又有從遼東選吏的傳統，《漢書·地理志》云：“玄菟、樂浪 ，武帝時置……郡初取吏於遼東。”[7]最重要的一點是，到了東漢後期，郡吏一般都任用名族大姓，或者親屬子弟，按照唐長孺先生的說法，東漢地方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大姓、冠族控制的。[8]這讓人不禁猜想，公孫度是不是出身大姓、冠族呢？
遼東公孫氏政權這裡先摘引幾條關於東漢時期公孫氏的材料：
《後漢書·董宣傳》：董宣……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9]
《後漢書·公孫瓚傳》：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10]
《三國志·崔琰傳》：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11]
《三國志·牽招傳》：文帝踐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鹹各歸命。使還本郡。[12]
《三國志·呂虔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13]
《三國志·東夷傳》：（遼東太守）蔡諷……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沒於陣。[14]
北海國，治平壽，在今山東省濰坊市附近。範圍東到萊陽、南至泰山、西接齊國、北至渤海。根據“大姓公孫丹”五字，公孫氏在北海國是大姓無疑。據孫進己等編《東北歷史地理》[15]，東漢遼西郡令支縣在今河北省遷安縣西南趙店子古城。“家世二千石”，富貴非常，是當地名門望族無疑。清河屬冀州，今山東臨清附近，公孫方能就鄭玄受學，並非等閒家世。公孫集有部曲可帥，也是豪強之家。泰山公孫犢應該是一個聚族自保的宗帥，公孫氏在泰山亦為強宗。在整個環渤海地區，公孫氏都不失為一個大姓。更有曾為遼東郡掾屬的公孫酺，能夠在太守身邊作戰，職位一定不低。公孫度一族很可能是公孫酺的族人甚至後代。
這樣就可以理解《公孫度傳》中的那段話了。公孫氏是遼東大姓，長為遼東郡郡吏，到了公孫度的父親公孫延時，可能受到對手的排擠，也可能自己違反了法紀，於是“避吏走玄菟”。公孫氏既是大姓，又很可能與玄菟太守公孫琙有親緣關係，至少也算是同宗，玄菟又有任用遼東人為郡吏的傳統，公孫度很自然地做了玄菟郡吏。後來他以自己的才幹獲得太守的青睞，往後的仕途決定於朝廷內不同政治勢力（如軍人和名士）的此消彼長，這是另一個值得專文論述的問題，本文暫不涉及。可是如果公孫度出身卑微或單家，那么這第一步絕沒有這么容易邁出。至於《三國志·公孫度傳》中的“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說明他的家世還不算高貴——的確，與當時許多刺史太守的家族都是“累世三公”相比，公孫度的出身，也就不足道了——只能從郡吏開始自己的仕途，而這一條仕進道路在漢末是受到歧視的。
政權興衰史
遼東公孫氏政權在50多年裡，前後經歷了公孫度、公孫康、公孫恭和公孫淵三代四位統治者。下面我想依據很有限的文獻材料，盡力勾勒一下以公孫氏為中心的五十年歷史。
公孫度何時就任遼東太守首先成為了一個難解的問題。《三國志·公孫度傳》里出現的最早時間是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這一年公孫度“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16]可是在割據自封之前，他還做了很多事，現在知道的有：一、笞殺襄平令公孫昭；二、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三、東伐高句驪；四、西擊烏桓。[17]因為公孫度本來“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這幾件事才使公孫度真正樹立起了威信。按照常理推測，這幾件事加上自立為遼東侯，不太可能在一年之間完成。遼東郡見於記載的上一任太守是楊終，他在漢靈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為張純、張舉的叛軍所殺。[18]公孫度就任遼東太守在中平四年或更晚。另有一條旁證：名士管寧是東漢末年去遼東避難的，“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19]。管寧返回中原的時間，據《三國志·管寧傳》：“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征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20]可見管寧應於黃初四年或五年（因為遼東與洛陽相隔懸遠）離開遼東。黃初四年為公元223年，三十七年前應是公元186年，即漢靈帝中平三年，若以黃初五年計算，即為中平四年，正是黃巾起義席捲諸州的年代，這也與名士們“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21]相合。當時管寧是“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可見這時公孫度已經任遼東太守，所以公孫度任遼東太守的時間為中平四年（公元187年）。[22]
了解了公孫度任職的時間，可以澄清一個習慣的誤解,即認為公孫度是董卓任命的。因為《三國志·公孫度傳》里寫道：“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這很容易讓人理解為董卓專權時任公孫度做遼東太守，《資治通鑑》便記為“卓以為遼東太守”[23]。董卓進入洛陽並獨裁朝政是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這時公孫度早就“威行海表”了。《三國志·董卓傳》和《資治通鑑》舉董卓所任用的刺史、太守，都只提及韓馥、劉岱、孔伷、張邈、張咨五人，沒有提到公孫度，也是一證。[24]
這樣，到了初平元年（190年），公孫度至少已經做了近四年遼東太守，在辟舉制度下，足以建立一支忠於自己的官僚機構。當董卓遷漢獻帝於長安，並與關東諸軍對峙於洛陽時，他就看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於是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公孫度卒於漢獻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一共在遼東經營了近20年，開創了後來割據的基業。他被記錄的事跡大部分在初平元年以前，以後的14年，幾乎是一片空白。我們只能從許多側面去了解他的功績：首先，公孫度將遼東、玄菟、樂浪、帶方[25]四郡聯成一體，[26]使漢族在東北地區的力量為之振作。東漢末年，許多被稱為“東夷”的少數民族輕則不修職貢，重則寇掠州縣，這時又紛紛向公孫氏政權表示臣服。公孫氏與“東夷”的關係，後面還將詳細論述，此處從略。其次，公孫度的一大成就是使東北地區實現了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公孫淵曾經指使遼東官署上書魏明帝，其中寫道：“郡在籓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27]這說明東漢的幽州因為與周圍少數民族作戰，長期靠鄰近的三州提供給養，在財政上不能自給。東漢中央的崩潰，邊疆州郡已經無法從周邊獲得財物，這時“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震燿於殊俗，德澤被於群生”。[28]無疑公孫度成功解決了財政問題，這是決定一個割據政權能否生存的關鍵，但在客觀上卻帶來了東北地區的深度開發。其三，公孫度治理下的遼東社會顯然是安定的，既不需要參與中原的爭奪，也不用擔心來自東夷的寇抄，因此隨著中原日漸鼎沸，遼東成為了北方尤其是環渤海地區人民避難的樂土。能夠在東漢末年人口不減反增，不可謂不是一大成就。人口的增長，也是公孫度能實現經濟自給的重要原因。第四，公孫度是尚賢的。避居遼東的名士如邴原、管寧、王烈都得到了公孫度的禮待，雖然他們大多不願就任官職，也沒有久留遼東之心，除王烈外，中國少安，都想盡辦法回到中原。但可以想見一定有不少名士賢人接受了公孫度的徵辟，成為遼東的官吏。
公孫度留下了一個勢力範圍東達日本海，北抵黑龍江流域，南包朝鮮半島，西接遼東屬國烏桓諸部[29]的割據政權，於漢獻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去世，由其子公孫康嗣位。公孫康在職17年，見於史籍的事跡更加寥寥。根據僅有的記錄，可以看出公孫康在外交上改變了其父的強硬立場，轉為向曹操示好，並對漢和後來的魏表示臣服。漢獻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上表公孫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公孫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於武庫，拒不接受。[30]到了公孫康嗣位，立即將永寧鄉侯封給了其弟公孫恭，做出了妥協。其後，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征討收留袁尚、袁熙的烏桓，破之，屠柳城。袁尚、袁熙、烏桓遼東屬國單于速仆丸、遼西郡單于樓班、右北平郡單于烏延均逃往遼東投奔公孫康。公孫康“悉斬之，傳送其首”，[31]這是很明顯的巴結曹操的做法。奇怪的是，公孫康執行這樣的政策，卻始終沒有得到中央政權的封賞，只在死後追贈了一個大司馬。其中可能另有其它的原因，材料太少，不得而知了。
魏文帝黃初二年（公元221年），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 “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32] 這既表示了曹魏對公孫康努力的肯定，也充分尊重了遼東的自治權。平郭縣屬遼東郡，這一細節也委婉地顯示了對公孫度那句“我王遼東，何永寧也”的讓步。書中記載公孫恭曾經“病陰消為閹人”，故“劣弱不能治國”，公孫恭的施政記錄近乎空白，但至少在處理與曹魏的關係上，他做到了相安無事。這時吳、蜀方盛，曹魏也不願背後再出現一個敵人，公孫恭的劣弱無能正合胃口，這或許是公孫康一上任就受到曹魏的封拜的原因之一。
公孫恭畢竟無能，等到公孫康的兒子公孫淵稍稍長大，便於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脅奪了公孫恭的位子。這時魏朝內部已經有趁機顛覆公孫述政權的提議，不過魏明帝頭腦清醒，知道時機尚不成熟。這時的曹魏，西拒蜀漢諸葛亮於關中，南與東吳陸遜爭於荊、巢，雖然不落下風，但這時再去遠襲遼東，實非上策。於是魏明帝改拜公孫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雖然不如給公孫恭的隆重，也算是承認現狀，示以安撫了。
公孫淵面臨最危險的處境，他必須在魏、吳兩個大國之間保持一個微妙的位置。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處境是他自己造成的。“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33]從種種跡象看來，這次是孫吳主動向遼東發起外交的。“嘉禾元年（孫權年號，公元232年）……三月，（吳）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34]孫權為什麼要派周賀、裴潛遠道來到遼東，結交公孫淵呢？曹魏聽說公孫淵“數與吳通”，發出了一道“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敕”，說道：“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賚以名馬”；[35]虞翻當時被孫權貶在交州，“心不忘國，常憂五溪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36]，可見孫吳與遼東交往，是為了獲得遼東所產的名馬。[37]吳的建交要求顯然為公孫淵所積極利用，他想借與東吳的結盟提高與曹魏交往的地位。這一點卻超出了魏明帝的忍耐底線，他不顧蔣濟“虎狼當路，不治狐狸”的進諫，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伐公孫淵，大軍往皆無功。[38]公孫淵的反應，正好應了蔣濟“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為賊”的預言。公孫淵更加積極地與吳來往，這年十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稱藩於權，並獻貂馬。吳主大悅，次年三月，吳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拜淵為燕王，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39] 公孫淵不過是想借結吳提高自己與魏相處的地位，孫權如此隆重的封賜，勢必要讓他與魏決裂，畢竟吳絕遠難恃，不比魏國勢正盛，且近在比鄰。於是，公孫淵藉機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洛陽，收沒吳使帶來的軍隊和珍寶。他用這樣極端羞辱孫吳的手段向魏討好，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公孫淵朝秦暮楚的做法讓自己對魏使的到來疑慮重重，加上一些不利的情報，他這樣接待了魏使臣：“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40] 這下公孫淵的外交冒險徹底失敗了，吳主差一點要親征遼東，魏明帝也堅定了除掉公孫淵的決心，先後派毋丘儉、司馬懿征討遼東。這時讓魏國頭痛的諸葛亮已經去世了，蜀漢江河日下，司馬懿得以從關中前線抽開身來，提兵四萬，一舉結束了公孫氏在遼東半個多世紀的統治。這一年是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
政治關係
《晉書·地理志》“平州”條有云：“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41]遼東郡作為中國在東北地區的邊郡，其重要任務就是要處理與被稱為“東夷”的各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兩漢與東夷之間關係是不穩定的，大部分時間裡東夷奉漢朝為政治上、文化上的宗主，定期向漢朝派遣使臣、貢獻方物。漢朝也滿足於名義上的宗主地位，封拜各族首領，賞賜財物。一旦漢朝內部衰敗，或發生動亂，東夷各族就會趁機寇掠邊郡，擴張地盤。東漢末年，朝政一天天混亂下去，東夷的反叛也就日漸擴大。如《後漢書·東夷傳》所述：“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42]公孫度的一大貢獻，是恢復了漢朝強盛時在東北的政治秩序，並且在很多方面比漢朝更進了一步。前面提到的《遼東官署上魏明帝書》中寫道：
郡在籓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震燿於殊俗，德澤被於群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而民系於虜廷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43]
其中雖不乏溢美之辭，但大體上與史實相符。下面分別談談公孫氏政權與各族間的關係。
漢魏史籍所謂的“東夷”，一般包括：高句驪、夫余、濊（貊）、東沃沮、北沃沮（買溝婁）、三韓（馬韓、辰韓、弁韓）、挹婁（肅慎）[44]。（圖示如右[45]）在公孫度任遼東太守之前，這裡主要有三種較強大的勢力，其一是高句驪，這是東夷諸族中最強大的政權，濊（貊）、東沃沮和三韓一般都臣屬於高句驪，派軍隊隨同征戰；其二是夫余，整個漢代，挹婁都是臣屬於夫余的，到魏黃初年間才擺脫夫余的控制，而北沃沮又弱於挹婁，每年夏天為了躲避挹婁人乘船抄掠，便藏身於岩穴之間[46]，可見夫余是北邊的霸主；第三種勢力自然是漢朝的遼西、玄菟、樂浪三郡了。
首先來看公孫氏政權與高句驪之間的關係。高句驪的疆域基本在遼河平原以東的山地中，距離遼東最近，因而社會發育程度較其它諸夷要高，且“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鬥，好寇鈔”，[47]既作了周邊各族的霸主，又常常與漢朝邊郡一爭雌雄。高麗王高宮在位九十四年，[48]數次攻打遼東、玄菟，曾焚燒遼東、玄菟城郭，殺略吏人，連漢遼東太守蔡諷都戰死在陣間。東漢數次在夫余軍隊的援助下，才保住了遼東和玄菟。最近的一次戰鬥，按照《三國史記》的記載，是故國川王六年（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49]），“遼東太守興師伐我，王遣子罽須拒之，不克。王親帥精騎，往，與漢軍戰於坐原，敗之，斬首山積。”[50]作為東北的地區性強權，高句驪與公孫氏政權之間總體上是一種冷戰式的共存關係，既要保持距離，處處對抗，又不能大動干戈，因為還有曹魏黃雀在後。儘管如此，劍拔弩張的衝突也常常發生。在兩者的對抗中，公孫氏是占有優勢的。公孫度的一大政績是“東伐高句驪”，《三國志·東夷傳》還記有：“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51]由此看來，高句驪曾經屈意向公孫氏示好，雙方建立過非常友好的關係。其後公孫度還有公孫康採取的策略是為高句驪王位爭奪中的失敗者提供政治庇護，可以藉此扶植傀儡，控制高句驪。因為高句驪這時王位繼承制度十分混亂，有兄終弟及，也有父死子繼，並沒有立長立嫡的明確制度。高句驪山上王延優（即《三國志》中出現的位宮）是故國川王的二弟，由於王后于氏矯詔，大弟發歧沒有繼承王位。發歧發動兵變，失敗後投奔公孫度，時建安二年。公孫度借給他三萬軍隊去攻打位宮，不過發歧無能，打了敗仗，[52]沒有讓高句驪成為受公孫度控制的傀儡政權。《三國志》記公孫康曾經“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伊夷模更作新國”[53]。後來吳國隨從張彌、許晏出使的官吏秦旦、張群等設法逃出玄菟郡，至高句驪，“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54]如同公孫淵要與吳結盟對抗曹魏一樣，高句驪明顯是想在與公孫氏的對峙中獲得吳的支持。有趣的是，後來在曹魏的壓力下，高句驪也斬了孫權的使者胡衛，傳首於魏。[55]這一年是魏明帝青龍四年。此後高句驪完全倒向了曹魏，等到司馬懿討伐公孫淵時，高句驪將兵一千人助之。[56]
東夷的第二大國夫余位於今天吉林省富饒的松嫩平原，“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狖、美珠”，又“其人粗大，性強勇謹厚，不寇鈔”，基本與漢朝保持著和平的經濟交流。公孫氏政權與夫余之間繼承並發展了漢代以來的友好關係。前面已經提到，東漢末年，遼東、玄菟二郡屢次遭到高句驪的襲擊，多次賴夫余的援助而得保全。夫余郡本來漢末屬於玄菟郡，等到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屬遼東郡。公孫度非常重視夫余作為盟友的價值，“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夫余也需要漢族政權的支持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二者一直是很好的同盟。漢時，夫余王安葬所用的玉匣，都預存在玄菟郡，到公孫淵被滅時，玄菟郡庫仍有玉匣一具。可見公孫氏時期這一傳統沒有中斷。[57]
公孫氏政權的興起，打破了東北地區原有的政治格局，一度強大的高句驪被壓制了。最明顯的表現是原本臣屬高句驪的三韓、濊成為了公孫氏的勢力範圍。“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58]還有一件事，魏明帝青龍四年（236年），肅慎氏獻楛矢於魏。[59]肅慎即挹婁，生活在今天黑龍江省東北部烏蘇里江流域直至日本海的區域，如同《晉書·四夷傳·東夷傳》所述：“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60]遙遠的肅慎氏貢獻楛矢，一向被視作天降祥瑞，只有周武王、周公這樣的聖人當政才有資格獲得。魏明帝真的上比武王、周公嗎？青龍四年，遼東的主人還是公孫淵，肅慎要想去洛陽上貢獻，只能取道夫余、玄菟和遼東，沒有公孫淵的首肯，怎么可能實現？青龍元年公孫淵斬送吳使臣張彌、許晏，認識到錯誤的對魏政策帶來的危險，這時一定在想盡辦法補救，那么導演一場“天降祥瑞”來贏得魏明帝的歡心，的確是上上之策。這樣看來，肅慎氏的這次行動，一定與公孫氏有關。也就是說，公孫氏的勢力範圍，已經達到了遠在烏蘇里江流域的挹婁，這才是雖秦漢之盛，猶未能也。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總結說公孫氏政權的存在，既有效遏制了咄咄逼人的高句驪，又繼續增進了和夫余的關係，不僅在朝鮮半島重建了宗主權，還將政治影響前所未有地施加到了遙遠的烏蘇里江流域，直到日本海。政治的影響僅僅是表層的，短暫的，真正歷久彌深的是經濟的交流和文化的輻射，東夷各族所處的廣闊地域，對於建都洛陽的中原王朝，永遠都是遠在天邊的蠻夷之地，只要不去城裡燒殺搶掠，就不會進入天子和朝臣的視野。但是對於定都襄平的公孫氏政權，這裡就是經濟開發的腹地，是生死相依的同盟，也是臥榻之側的勁敵。公孫氏政權對東北民族地區的開發，一定是花費過很多心血。雖然這方面的史料雖然幾乎空白，[61]但卻是解讀這一段歷史時必須進行的思考。
余 論
公孫氏政權覆滅之後，曹魏以及後來的西晉繼承了公孫氏的成就，從後來肅慎氏還遠道到建康去給東晉進貢石砮，[62]可見其一斑。可是漢族政權畢竟南遷了數百年，再要對東北施加影響進行控制已是鞭長莫及了。東北再次成為一塊遠在天邊土地。到了隋唐，這裡的靺鞨、室韋、契丹已經很成氣候，以唐之強盛，也不過置都督府，羈縻而已。決定中國歷史的下半段的幾支力量，契丹、女真、蒙古（源自室韋）、滿洲，都由東北興起。這些一定與西晉到隋唐的幾百年里華夏文明的缺席，更與這之前的兩漢、尤其公孫氏時期的全力開發有著莫大的關係。另外，公孫氏覆滅之後，毋丘儉率大軍征伐高句驪，摧毀國都丸都城。高句驪由此遷都平壤，改變了朝鮮半島的歷史命運。公孫氏政權對高句驪的壓制，與高句驪後來被驅逐之間，顯然也是有關聯的，這些都有待未來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