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字
契丹語為與烏桓、鮮卑一脈相承的東胡語的一個分支，屬阿爾泰語系。與古蒙古語同源，關係密切，某些契丹語辭彙與古蒙古語相同或相近。
遼建國前，契丹無文字。神冊五年（920年），阿保機命耶律突呂不和耶律魯不古創製文字。他們在漢人的協助下，以漢字隸書減少筆劃，或直接借用漢字創製了契丹大字，即所謂“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
契丹大字筆畫較漢字為簡，但字數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並且用以記錄多音節辭彙較多、語法中有粘著詞尾的契丹語時，效果也不理想。後來，皇弟迭剌參照回鶻字對大字加以改造，創製了契丹小字。小字為拼音文字，拼音方法受了回鶻字的啟發和漢字反切注音的影響，有300多個表音符號，稱原字。將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記錄契丹語，“數少而該貫”，使用起來比大字更為方便。
契丹小字的研究，現在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國內外學者已釋出語詞四百餘條，構擬出一百多個原字的音值。
遼朝境內，契丹語和漢語都是官方和民間的通用語言。兩種契丹字和漢字也同樣被官民使用並在境內外通行。契丹字創製後，用於書寫官方文書、碑碣、牌符、書狀、印信等，同時也用契丹字翻譯了大量儒家經典和文學、史學、醫學著作。蕭韓家奴曾譯《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耶律倍譯《陰符經》，耶律庶成譯方脈書。耶律庶箴還曾用契丹大字記錄建國初諸部鄉里之名，附於大字篇末。寺公大師著有《醉義歌》。今天所能見到的契丹字多為墓志銘文、碑文和銅鏡、玉盤、魚符、印章、銅幣及銀幣的邊款銘文等。
大量漢文書籍的翻譯，將中原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和統治經驗，中原人民的科學技術、文學、史學成就等介紹到了草原地區，帶動和促進了遊牧民族草原文化的發展。遼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層人物多仰慕漢文化，很多人有較高的漢文化修養，漢人上層也多通曉契丹語，連出使遼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語作詩，對溝通契丹人與漢人的思想感情，加強遼宋間的兄弟友好關係起了重要作用。遼興宗時，宋使余靖用契丹語作詩，深受契丹人喜愛，興宗十分高興，親自為之勸酒。
文學藝術
契丹人在語言運用上有其獨特的技巧，他們善於運用比喻的手法評論事物和品評人物。如用“空車走峻坂”形容人說話隨便，不加收檢；用“著靴行曠野射鴇”評論人說話言不及意；用連氈裘上附著的蒼耳子都要收取來比喻人之貪婪。遼朝文人既用契丹語言文字創作，也大量用漢語文寫作。他們的作品有詩、詞、歌、賦、文、章奏、書簡等各種體裁，有述懷、戒喻、諷諫、敘事等各種題材。作者包括帝後、宗室、群臣、諸部人和著帳郎君子弟。
遼聖宗十歲能詩，一生作詩五百餘首，常出題目詔宰相以下賦詩，並一一審閱。興宗也善為詩文，他不但與詩友唱和，還親自出題，以詩賦試進士於廷。重熙十九年（1050年），宋使趙概至遼，興宗於席上請概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他親自以玉杯斟酒勸概飲，並命近臣劉六符將詩寫於摺扇上，自置袖中珍藏。
在遼朝諸帝中，道宗文學修養最高，善詩賦，作品清新雅麗，意境深遠。有《題李儼黃菊賦》：“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有詩文集《清寧集》。
宗室東丹王耶律倍有《樂田園詩》、《海上詩》。耶律國留、耶律資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屬文、工辭章，國留有《兔賦》、《寤寐歌》；資宗出使高麗被留期間，“每懷君親，輒有著述”，後編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書招討使蕭撻凜，陳安邊之策，詞旨皆可稱。
道宗皇后蕭觀音《諫獵疏》、《回心院》和應制詩《君臣同志華夷同風》，天祚文妃的諷諫歌，太師適魯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時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們的文學修養，而且表達了她們關心社稷安危、致主澤民的政治理想。詩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為典，更體現了她們的經學、史學造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閬苑集》，樞密使蕭孝穆有《寶老集》，北女直詳穩蕭柳有《歲寒集》，蕭韓家奴有《六義集》，敦睦宮使耶律良有《慶會集》等詩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詩》，耶律韓留有《述懷詩》等，惜皆不傳，現已無從知道他們是用哪種語言文字創作的。遼朝境內的漢人如楊佶、李瀚等也分別有詩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傳至今的遼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錄》外，還有寺公大師的《醉義歌》。《醉義歌》系用契丹語創作，有金人耶律履的譯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譯文已失傳。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漢譯本傳世。
遼人頗喜宋人的詩文，對三蘇的作品多能道其詳。有的詩文集，在宋朝境內尚未廣泛流傳，卻已為遼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
史學
遼朝繼承了中原王朝的修史傳統，設定國史院和史官，編撰《起居注》、《日曆》和《實錄》。
太祖時曾命耶律魯不古監修國史。聖宗時，隨著各種制度和機構的健全、完善，又任命了起居注和日曆官，記載皇帝言行、群臣章奏和國家大事，修史制度也日益完備。統和九年（991年）監修國史室昉和邢抱朴合撰《統和實錄》20卷，記載了太祖至景宗五朝史事。興宗時，又命前南院大王耶律古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與翰林蕭韓家奴等編輯上世以來事跡及諸帝實錄。谷欲等錄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跡，集為20卷，稱《遙輦至重熙以來事跡》，又作《遼國上世事跡及諸帝實錄》或《先朝事跡》。道宗大康年間，耶律孟簡上表請修國史，並編耶律曷魯、耶律屋質和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進，道宗復命置局編修。乾統三年（1103年），又命監修國史耶律儼（李儼）纂修太祖諸帝實錄。儼撰成70卷以進，稱《皇朝實錄》，成為後來金元編修《遼史》的重要依據。私人著述有《禮書》、《契丹官儀》、《遼朝雜禮》、《契丹會要》、《大遼登科記》、《七賢傳》、《契丹地理圖》等。此外，遼朝也重視收集前朝史書，翻譯、頒行了《史記》、《漢書》、《五代史》等。聖宗常閱讀《唐實錄》、諸帝紀和《貞觀政要》，頗慕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太宗的為人行事，稱他們是“五百年來中國之英主”。
遼代私家著述傳世極少。道宗時王鼎所撰的《焚椒錄》是現存的一部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私人著述。它記錄了道宗宣懿皇后被誣陷的始末，並保留了她的部分詩文。
儒學與宗教
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薩滿教。他們所尊的天神和地祇的形象是騎白馬的男子和駕青牛的女子；他們把黑山看成是人死後靈魂的歸宿地；木葉山（今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合流處附近的白音他拉）是傳說中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的發祥地。這些都與契丹人的起源、發展密切相關，因而契丹人對它們極其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時祭。狩獵曾是他們的主要活動，狩獵前也祭麃鹿神，祈求多獲。這種多神信仰形成了契丹人生活中的若干禁忌和習俗。
遼政權建立前，佛教已經傳入。902年，在龍化州建開教寺，為佛教傳入契丹的標誌。神冊三年（918年），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漸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天顯元年（926年）滅渤海後，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後，諸京和各州縣也相繼修建寺廟。聖宗以後，興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貴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兒女為僧尼，向寺廟施捨錢財、田地、人戶，建寺修塔，造像刻經，更為普遍。寺廟勢力急劇增長，自景宗以來，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興宗時覺華島海雲寺僧人海山（郎思孝）被授予榮祿大夫、守司空、輔國大師；道宗授予惠聚寺僧法均（法鈞）崇祿大夫、守司空，奉福寺僧非濁崇祿大夫、檢校太尉等。僧人有的甚至與皇帝詩文唱合或被賜與御製詩篇。海山與興宗關係甚好，“興宗每萬機之暇，與師對榻，以師不肯作詩，以詩挑之”。道宗曾以詩讚譽法均：“行高峰頂松千尺，戒淨天心月一輪。”
統治者的信仰與提倡，使佛教在遼朝境內發展更快，道宗時甚至出現“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視發三千”的情況。
隨著佛教的傳播，由皇帝下令，寺廟校勘、雕印佛經和個人寫經，集資刻經、印經等活動十分活躍。遼興宗時命人蒐集各地佛經，自重熙至道宗鹹雍四年（1068年），校勘雕印佛經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淶水縣金山演教寺等地，稱《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傳入高麗，後者據以對照宋藏、高麗藏，進行校勘後雕印成新版高麗藏，成為大藏經的較好版本。1974年，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應縣木塔）搶修加固時，於木塔四層主佛釋迦牟尼腹內發現了一批遼代瑰寶，其中有《契丹藏》12卷，為研究遼代佛教傳播、藏經雕印提供了珍貴資料，也為研究遼代造紙、雕版印刷技術提供了實物資料。木塔發現的《契丹藏》是聖宗時雕印的，可見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經的工作早在聖宗時就已經著手進行了。
遼朝統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學說作為治國的主導思想。建國初，阿保機將擇歷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認為：“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於是神冊三年，建孔子廟於上京，次年阿保機親謁祭祀。契丹上層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養上也多自覺地以儒家的道德標準為準則。連作述時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金元之際傑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懷古一百韻》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遼家尊漢制，孔教祖宣尼”這一歷史事實。
仕遼的漢官利用一切機會向契丹統治者介紹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統治經驗，對契丹上層接受儒家思想也起了推動作用。遼聖宗繼位之初，樞密使、監修國史室昉進《尚書·無逸》篇，太后“聞而嘉獎”。侍讀學士馬得臣錄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進與聖宗，又上書諫止頻繁擊鞠，皆得到聖宗的讚許。興宗時樞密使馬保忠見皇帝“溺於浮屠”，“朝政不綱”，嘗從容進諫，他說：“強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聖賢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道宗對儒家經典更是“神領心解”，侍讀官進講時，講至“夷狄之有君”，不敢加以解釋。道宗卻說：“先世獯鬻、獫狁盪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可見他不但學習和熟悉儒家經典，而且有自己的獨到認識和深刻理解，同時也滿懷自信。自聖宗至道宗，都注意學習和吸收儒家經典中有利於封建統治的內容，並用修訂法令和制定禮儀的方式加以貫徹、執行，使之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
契丹上層崇佛、尊儒，但對佛、儒的態度並不相同。佛教是他們的一種宗教信仰，而儒術卻是他們治國的主導思想和統治者極力提倡的行為標準。
隨著佛教的傳播，語言文字學也得到了發展。為了解釋佛經音義，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按唐僧慧琳《一切經音義》的體例，為《開元釋教錄》之後新譯的佛經作音注和義釋，撰成《續一切經音義》10卷。此書由遼傳入高麗，再入宋，宋刻入藏，後傳入日本，對佛教的傳播和文字訓釋裨益良多。
燕京僧人行均，俗姓於，字廣濟，“善於音韻，閒於字書”，撰成字書《龍龕手鏡》4卷，收字約26430個，注用字約163170個，總約189610字，立424部首，部首字及部內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聲為序。在《說文》、《玉篇》之外多所蒐集，並廣收當時所用異體、俗體、簡體字。書成後傳入宋朝，並雕版發行，改名《龍龕手鑒》。此書編纂的目的在於幫助僧徒識字讀經，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釋義一般都很簡單，用例多引佛經。此書對研究宋以前異體字、簡體字有重要參考價值。
此外，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對契丹人也產生了一定影響。遼初，以各種方式進入草原的漢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長觀，中京有通天觀，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觀。某些契丹上層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遼聖宗對“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其弟耶律隆裕更是個虔誠的道教信徒，“自少時慕道，見道士則喜。後為東京留守，崇建宮觀，備極輝麗……又別置道院，延接道流，誦經宣醮，用素饌薦獻，中京往往化之”②。某些上層道士同佛教上層一樣受到皇帝的禮遇。遼聖宗曾予道士馮若谷加官太子中允。道教的傳播也帶動了道家經典的研究，遼初道士劉海蟬著有《還丹破迷歌》和《還金篇》，耶律倍譯有《陰符經》，聖宗時于闐張文寶曾進《內丹書》，寺公大師的《醉義歌》中也雜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對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響也可從某些契丹墓葬石棺和畫像石、畫像磚上刻有四神圖，繪有道教內容的壁畫和隨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內容的實物中得到印證。
繪畫與雕塑
契丹人善畫草原風光和騎射人物，遼朝湧現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畫家，創作了大量優秀的繪畫作品。東丹王耶律倍和著名畫家胡瑰、胡虔父子所畫多入宋內府，被譽為“神品”。他們多以契丹人生活為創作題材，耶律倍“多寫貴人酋長，至於袖戈挾彈，牽黃臂蒼，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國衣冠”。他畫的馬“骨法勁快，不良不駑，自得窮荒步驟之態”。他的作品工甚精微，甚為五代人所喜，自梁、唐及晉初，北邊防戍及榷易商人有的曾得到東丹王畫品，京師人爭相購買。作品流傳至今者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射騎圖》和流傳到美國的《人騎圖》、《射鹿圖》。胡瑰也“善畫蕃馬，骨格體狀富於精神。其於穹廬部落、帳幕旗旆、弧矢鞍韉，或隨水草放牧，或馳逐弋獵，而又胡天慘冽，沙磧平遠，能曲盡塞外不毛之景趣，信當時之神巧，絕代之精技歟”。胡瑰畫契丹人馬“用狼毫制筆，疏渲鬃尾，細密有力。至於穹廬什物，各盡其妙”。作品流傳至今者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卓歇圖》，流傳到海外的《出獵圖》、《回獵圖》，也有人列為他的畫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學有父風”，宋內府收藏他的畫品44幅，與其父的畫品“殆未可分真膺也”。
遼興宗“工畫，善丹青，嘗以所畫鵝、雁送諸宋朝，點綴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飛白書答之”。
此外，契丹人耶律璟履（耶律防）、耶律題子、蕭乾、秦晉國妃蕭氏，漢人陳昇、常思言、吳九州等也皆以善畫稱。
外戚蕭乾，尤善丹青。“慕唐裴寬、邊鸞之跡，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購求。凡遇名跡，不惜重價。裝潢即就而後，攜歸本國，建小樓以貯之。風日晴和，焚香展卷，臨摹所至，鹹有法則”。
秦晉國妃蕭氏，蕭排押女，母為聖宗妹長壽女。她“雅好飛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自為書畫。
漢人陳昇，聖宗時為翰林待詔，曾奉詔畫《南徵得勝圖》於上京五鸞殿。燕人吳九州，“善畫鹿，窮盡蕃鹿之態”。燕京布衣常思言，“善畫山水林木，求之者甚眾”。思言淡於名利，凡求畫者與其志趣相投者則可得，既不可以利誘，復不可以勢動。
除上述見於記載的畫家外，遼代還有大量湮沒無聞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遼代所建寺廟、塔剎和遼墓出土的畫幅、壁畫，同樣反映了遼代的繪畫水平和技巧。如遼寧義縣奉國寺大雄殿彩畫，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珍藏的掛幅《神農採藥圖》、《南無釋迦牟尼佛像》，立軸《藥師琉璃光佛說法圖》、《熾盛光九曜圖》。這些畫品無作者名款，卻同樣反映遼代不同時期的繪畫水平。
近年發掘的遼代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些捲軸畫和大量壁畫，大大地豐富了傳世遼代繪畫的內容。1974年遼寧法庫葉茂台遼墓出土了兩軸絹本遼畫，一為山水畫《山弈候約圖》（《山水樓閣圖》），一為花鳥畫《竹雀雙兔圖》。前者熔唐、五代和宋初的表現手法於一爐，比較成熟，後者構圖上取對稱形式，裝飾氣味尚未洗淨，當出自契丹畫師之手。
今天所能見到的遼代繪畫作品，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的當屬遼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畫，有的藝術水平相當高。
早期被毀的遼聖宗陵墓永慶陵，墓內和墓道兩側均繪有豐富的彩畫，有建築裝飾、人物像、四季山水和牡丹、卷草、飛鳳、雙龍、彩蝶、祥雲等飾紋。其中有人物71個，大小略與真人相等，包括蕃漢官僚、侍衛和奴僕。中室四壁所繪《四季山水圖》，分春、夏、秋、冬四幅，描繪了北方草原的四季風光，以象徵皇帝四時捺缽之義。景色與慶陵所在的山林景色相近，當是寫實之作。藝術形制雖顯生拙幼稚，內容卻生動活潑，富有草原生活氣息。
近年來，遼代壁畫墓已發現了數十處，壁畫內容有草原風光、蕃漢人物、飛禽走獸、祥雲花草、穹廬車帳等，真實記錄遼朝社會情況，為研究契丹人的冠服、髮式、車帳穹廬形制、生產生活狀況、蕃漢統治者窮奢極欲的腐化生活和遼代社會習俗提供了真實的形象資料。庫倫遼墓壁畫《出行圖》、《歸來圖》即描繪了契丹貴族養尊處優的寄生生活，也記錄了契丹人“隨陽遷徙”的具體情況。赤峰市克什克騰旗遼墓石棺畫《契丹放牧圖》、《遊牧生活住地小景》、《備馬圖》，敖漢旗康營子遼墓的《儀衛圖》、《奉侍圖》，翁牛特旗山嘴子遼墓的《引馬圖》、《奏樂圖》，奈曼旗陳國公主和駙馬合葬墓的《侍從牽馬圖》，解放營子遼墓的《侍女圖》、《宴飲圖》、《氈車出行圖》，河北宣化韓師訓墓壁畫《出行圖》、《備裝圖》、《散樂圖》、《飲酒聽曲圖》以及張世卿墓的《散樂圖》、《備經圖》等，有的描繪契丹人牧業生產生活情景，有的描繪墓主人的奢華。畫面色彩鮮艷，人物形象生動逼真，既是研究遼代繪畫的重要實物，也是研究遼代生產、生活、風俗習慣的重要資料。
遼朝的雕刻藝術有其自身特色。作品以宣揚佛教信仰為多，有石雕和磚雕，保存至今的有幾座石窟寺、幾座石雕造像和大量墓葬石刻。
真寂寺石窟（後召廟石窟，在巴林左旗林東鎮西南約20公里）、開化寺石窟（前召廟石窟，在後召廟東大山南坡）、靈峰院千佛洞石窟（在赤峰市西南約30公里）和大同雲岡石窟都有遼代雕刻的佛像。其中真寂寺中窟的圓雕佛涅槃像和悲慟涕泣的佛弟子，造形渾厚，比例適當，堪稱佳作。北窟後室的浮雕像為全寺造形之最優美者，富有地方特色，也是不可多得的遼代雕刻作品。
據《遼史》記載，南京延芳淀、東京道乾州、上京五鸞殿都曾安放遼景宗石像，惜今已不存。20世紀初至今相繼發現的遼代石雕像，有上京城內觀音菩薩立像，中京遼太祖立像、遼景宗坐像，興中府天慶寺玉石觀音像和西京遺存的一些石雕造像。玉石觀音像用漢白玉雕成，體形高大，鐫刻精緻，上承北齊以來佛家造像風格，又有遼代特有的藝術特徵。大同市西郊佛字灣觀音堂保存著一組遼朝石刻群像，其中的觀音菩薩立像神態端莊，鐫刻工麗，是遼代圓雕高大完美的石造像之一。其兩側的脅侍和稍前的八大明王像，神情生動，姿態各異，其中一作契丹裝束，更是少見。大同市拒牆堡西南遼南堂寺遺址尚存有釋迦佛坐像和文殊、普賢、弟子、侍女、獅、象等石雕殘像。
此外，遼代的墓葬石刻內容也十分豐富，包括石棺、墓誌、墓壁石刻、部分畫像磚和墓前神道碑、石人、石獸等。
墓前石雕發現的有耶律琮墓神道兩側石雕一組，有文官、武吏、石羊、石虎。“文官頭帶幞頭，身著右衽肥袖長袍，腰系大帶，拱手恭立；武吏頭戴兜鍪，身著緊袖鎧甲，足登長靴，雙手按劍，神情嚴肅。石羊盤角昂首，曲膝而臥，石虎則作蹲坐式，前腿豎立，翹首遠視。全組石雕風格古樸。”墓中出土石雕像還有出自遼寧法庫蕭袍魯墓的男性頭像和朝陽孫家灣遼墓的男女侍俑、石伏聽等。男性頭像頭帶冠巾，方頤高鼻，顴骨隆起，細眉大眼，口微張，神態自然，似帶微笑，富有寫實色彩，形象栩栩如生，當為墓主人蕭袍魯的頭像。墓室內石雕多以主人車馬出行、狩獵、宴飲、歌舞、民間故事和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為題材，用浮雕、半圓雕、剔地平鈒、陰陽線刻等技法進行創作。
遼寧地區發現的幾口石棺多刻四神圖案，如朝陽耶律延寧墓、前窗戶村遼墓、商家溝趙為乾墓，北票水泉遼墓，葉茂台遼墓等。前窗戶村遼墓石棺別致，雕工精細。葉茂台遼墓石棺是目前發現雕刻最好的石棺，無論從造型、圖案布局，還是從執刀刻法、雕造風格上看，都可說是最嚴整的作品。
草原地區的遼墓石棺，在雕刻內容和技巧上與遼寧地區有所不同，如阿魯科爾沁旗北部發現的石棺，主要刻劃牲畜和車帳，每板構圖一或二幅，每幅所刻牛、羊、馬、駱駝的數目不等，或一隻，或一雙。以寫實的手法描繪了遊牧生活的實質。這種不均衡、不規則的畫面構圖，反映了當時當地民間雕刻藝匠無拘無束的創作態度；也說明其創作時間較早，受區外影響尚少。
墓壁雕刻多以故事畫和飲宴圖為主，有的則雕刻家畜和野獸。這類畫像石墓在遼東京道所屬的遼陽、鞍山、錦西等地發現較多。
遼代宮廷雕刻藝術以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15方遼朝帝後哀冊為代表。其中遼聖宗哀冊最為精美，“冊蓋四斜面中間刻四神，圍繞以雲紋、卷草紋、寶相紋、牡丹花紋。紋絡繁華富麗而有規範，雕刻精細，於柔韌中富有剛勁之氣”。而聖宗兩皇后、興宗皇后和道宗及其皇后的哀冊篆蓋上又皆刻有雙龍紋，且構圖多樣，形象生動，雕刻精細，均屬上乘之作。
此外，遼朝還有大量的石經幢和石浮圖。石經幢除刻佛經經文、真言咒語或佛、菩薩造像外，也刻佛傳故事。這類以修功德、消災禍、報恩祈福、立傳揚名為目的的經幢數量很多，其造型風格獨特、雕刻技藝精湛。原立於河北涿州的多寶千佛陀羅尼石幢是一座稀有的遼刻藝術精品，現藏於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保存至今的遼代石浮圖有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塔，塔身刻《大遼涿州涿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敘述遼刻石經始末甚詳，極為珍貴。其須彌座八面石刻尤為精美，雕刻精湛，圖像逼真生動，各具特徵，明顯地體現了受外來雕刻藝術的影響。
遼代的石雕藝術在繼承契丹人固有文化和中原雕刻藝術傳統的基礎上，又吸收了佛教文化，“把三者融會、消化，故能衝破宗教藝術的牢籠，創造出富有時代特色的民族藝術成品，充溢著寫實的生活氣息”。
石雕之外，遼朝尚有磚雕和泥塑作品傳世。遼寧朝陽北塔有磚雕力士、侍者、獅、虎、蓮花等圖案和密宗五方如來坐佛各一尊，有五象、雙馬、五孔雀、五金翅鳥（迦樓羅）生靈座，佛兩側有脅侍菩薩、飛天、寶蓋、八大靈塔及塔名，雕刻生動，技藝精湛，是遼塔磚雕藝術的傑作。
天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中聳立的遼代觀世音菩薩是我國最大的泥塑像之一。它通高16米，立於須彌座上，面帶微笑，頭頂上還有10個小頭像，也稱“十一面觀音像”。像旁另有兩座小型的侍立菩薩。
山西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內佛壇上完整地保存著31尊遼代泥塑菩薩像，有的盤膝趺坐，有的站立，或合掌，或揚手，體態各異。其中合掌脅侍菩薩，體態豐盈，衣飾飄帶流暢、自然，為遼塑中的精品。
遼寧義縣奉國寺遼代所建大雄寶殿內現存有迦葉、拘留孫、屍棄、毗婆屍、毗舍浮、拘那含牟尼、釋迦牟尼等七尊佛像，高大莊嚴，神態慈祥。每尊佛像兩側各塑脅侍菩薩一尊，或仰面，或俯首，或斜視，或平視，姿態各異，栩栩如生。
醫學與天文學
遼朝的醫學吸收了中原漢醫、漢藥的成就，也有本身的特色，境內不乏醫術精湛者。東丹王耶律倍“精醫藥、砭焫之術”，曾譯《陰符經》。耶律迭里特“視人疾，若隔紗睹物，莫不悉見”。耶律敵魯“察形色即知病原”。吐谷渾人直魯古擅長針灸，曾撰《脈訣》、《針灸書》。興宗時耶律庶成譯方脈書，契丹人更學會了切脈審藥。北方寒冷，契丹人積累了治療凍傷的經驗，有治療凍傷的特效藥。貴族用成藥，遼道宗曾親自命人為宋使塗此藥預防凍瘡。此藥塗於患處，其熱如火，療效甚佳。普通牧民用狐尿調藥醫治凍傷也很有效。另有止疼藥，含乳香、沒藥、地龍、禾鱉子等成分，可使“受杖者失痛覺”，故名“鬼代丹”。
遼朝有司天監，掌管天文曆法。史載“大同元年，太宗皇帝自晉汴京收百司僚屬伎術曆象，遷於中京，遼始有歷”。穆宗時司天所進乙未元歷，當是太宗滅晉所得者。聖宗統和十二年，改用大明曆，此歷為可汗州刺史賈俊所進，並頒行至高麗。
遼墓中繪製的天文圖反映了遼代天文學的成就。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發現了葬於天慶六年的右班殿直張世卿墓，後室穹窿頂部繪有一幅彩繪星圖，穹頂中央懸一銅鏡，鏡周繪重瓣蓮花，蓮花周圍繪二十八宿，外層繪黃道十二宮。1989年，在這座墓附近又發現了一座遼墓，墓室穹窿頂上同樣繪有一幅彩繪星圖，與前者大同小異。穹頂中央也懸有銅鏡，繪有蓮花，蓮花外繪黃道十二宮，外層繪二十八宿。星圖外輪繪一周十二生肖像，生肖像皆作人形，身著長袍，雙手持笏，每人頭上各冠一相。這兩幅星圖，既有中國古代的二十八宿，又有巴比倫的黃道十二宮，表明遼代即繼承了我國古代的天文學成就，也吸收了西方的天文知識。這是我國境內發現的最早的這類星圖，對研究我國天文史和遼代天文學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宣化遼墓的星圖，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也用中國傳統對其加以改造，如將雙子宮的西方二男童改為二男立像和坐像；室女宮的西方豐收女神改為二女立像和坐像；同時女神變成了女僕，裸體改為依中國禮俗著裝；人馬宮半人半馬的射手變成了人牽馬；摩羯宮的魚尾山羊變成了大魚。它“既顯示了中國傳統星象的主流形態，也顯示了諸家對星象的利用和再加工（改造）：有佛教的象徵手法（例如室頂蓮花和寶鏡）；也有儒家的道德觀念形態（如黃道十二宮人物的服式，以及讓西方的裸像全都穿上了衣服等）。它是科學與文化的形態表現，也反映著當時政治與文化的混合局面，是很具代表性和時代特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