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失論是亞里士多德在闡述悲劇的原因的一個重要觀點。
“過失論”著重探討本劇人物的品質和遭遇，也即悲劇作品的性格描寫和情節安排，以求解釋產生悲劇的根本原因並且造成悲劇特有的藝術效果，從而為觀眾提供有益的道德教訓和審美感受。
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的特殊功能是激發憐憫與恐懼。這種情緒既來源於對他人遭遇的道義同情，也包含著對自身行為的道德反思。正是出於道德的淨化效果的考慮，亞里斯多德認為悲劇主人公應比一般人要好，但又是比最好的人稍差一些的人。也就是說，他必須有些過失，他的悲劇結果必須“由於他犯了大錯誤”。“過失”暗示著道德責任感。亞里斯多德對他的“過失”論從兩個方面做了論證：首先，如果悲劇主人公太好，就不宜於將他由順境轉入逆境，因為這會使觀眾厭惡，產生反感；而悲劇如果不能由順境轉入逆境，悲劇的嚴肅性就無從談起，也無法引起觀眾的憐憫與恐懼；其次，如果他是極壞的人，那么他從順境轉入逆境就是咎由自取，觀眾既不會憐憫他，又因與他相差太遠而無切身之感，也不會產生恐懼之情。此外，他更極力反對寫壞人由逆境轉入順境，因為這最違背悲劇的精神。這樣亞里斯多德就要求主人公“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他之所以陷入厄運，並非由於他為非作惡，而是由於他犯了錯誤，” 即過失。所有這些，都圍繞一個目的；使之能引起我們的憐憫與恐懼之情。
總的來看，亞里士多德的“過失論”，首先是含有豐富的辨證四速：悲劇人物不是無辜受難，而確犯有錯誤，所以咎由自取，並不違背道義原則；同時，悲劇人物沒有邪德敗行，但卻遭到嚴懲，所以值得同情，能夠引起憐憫與恐懼。其次，“過失論”打破了傳統的命運觀念。造成悲劇的原因，不應只歸結為人所無法駕馭的命運，而應道人自身的性格和行為中去尋找；要重視人的責任，要重視人的晚上，因此他強調了悲劇的教育功能，促進了文化觀念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