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段落
往者吾讀韓子《原道》之篇，未嘗不恨其於道於治淺矣。其言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士（1）。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2），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3），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4），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5）。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6）；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如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7），無爪牙以爭食也。”如韓子之言，則彼聖人者，其身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後可，必皆有羽毛、鱗介而後可，必皆有爪牙而後可。使聖人與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則未及其生，未及其長，其被蟲蛇、禽獸、寒飢、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烏能為之禮樂刑政以為他人防備患害也哉？老子道其勝孔子與否（8），抑無所異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則雖孔子無以易（9）。韓子一概辭而辟之，則不思之過耳。而韓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嗟乎！君民相資之事，固如是焉已哉（10）？無苟如是而已，則桀、紂、秦政之治，初何以異於堯舜三王？且使民與禽獸雜居，寒至而不知衣，飢至而不知食，凡所謂宮室、器用、醫藥、葬埋之事，舉皆待教而後知為之，則人之類其滅久矣。彼聖人者，又烏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
而韓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相為養者也，其有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11）。使之作為刑政、甲兵，以鋤其強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於是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為之君；君不能為民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2）。”此古今之通義也。而韓子不爾雲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13）。老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14）。”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竊嘗聞道之大原出於天矣（15）。今韓子務尊其尤強梗、最能欺奪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為之令。而使天下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勞神慮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則誅。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16）。”
且韓子亦知君臣之倫之出於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奪，有其強梗，有其患害，而民既為是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與凡相生相養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鋤，主其斗斛、權衡焉以信，造為城郭甲兵焉以守，則其勢不能。於是通功易事（17），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織矣，工矣賈矣，又使吾自衛其性命財產焉，則廢吾事；何若使子專力於所以為衛者，而吾分其所得於耕織工賈者，以食子、給子之為利廣而事易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衛民之事而後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於衛者，以其有強梗、欺奪、患害也。有其強梗、欺奪、患害也者，化未進而民未盡善也（18）。是故君也者，與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與天下之善而對待也。今使用仁義道德之說，而天下如韓子所謂“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夫如是之民，則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矣。尚何有於強梗欺奪？尚何有於相為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朘我以生（19），出令令我，責所出而誅我（20），時而撫我為後，時而虐我為仇也哉（21）？故曰：君臣之倫，蓋出於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為道之原。彼佛之棄君臣是也，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而韓子將以謂是固與天壤相弊也者（22），又烏足以為知道者乎？
然則及今而棄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國且不能（23），而況中國乎？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犖犖尤大者（24），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何則？是二者，民之所以仰於其國之最急者也。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25）。知民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不過如是而已。更鶩其餘，所謂代大匠斫，未有不傷其指者也（26）。
是故使今日而中國有聖人興，彼將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於億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長、德未和也。乃今將早夜以孳孳求所以進吾民之才德力者（27），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無相欺相奪相患害也。吾將悉聽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28），吾又烏得而靳之（29）？如是，幸而民至於能自治也，吾將悉復而與之矣。非唯一國之日進富強，餘一人與吾子孫尚亦有利焉，吾曷貴私天下哉（30）？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進。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各國方富而比強者，正吾莠言亂政之罪可也（31）。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於今治者，要不外數百年數十年間耳。況夫彼為其難，吾為其易也。
嗟乎！有此無不有之國，無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論，忌諱虛憍（32），至於貧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過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國，當知富強之甚難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國，又當知富強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餒。道在去其害富、害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語有之曰：“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33）。”苟求自強，則古人之書且有不可泥者（34），況夫秦以來之法制！如彼韓子，徒見秦以來之君。秦以來之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其法與令猥毛而起（35）。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36）。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夫誰知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也哉？此莊周所以有胠篋之說也（37）。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而中國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億兆（38）。”臣妾者，其文之故訓猶奴虜也（39）。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鬥之事，彼其民為公產公利自為斗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斗耳。夫驅奴虜以斗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
（節選）
段落注釋
（1）處之中土：使他們在中原土地上安居。
（2）木處而顛：住在樹木上要跌下來。土處：住在洞穴中。
（3）贍（shàn）：供給。
（4）湮（yīn）郁：情緒鬱悶不暢。
（5）鋤其強梗：剷除強暴凶頑的人。
（6）權衡：秤錘和秤桿。
（7）鱗介：魚類的鱗和蟲類的甲殼。
（8）老之道：老子的“道”。
（9）自然：老子“道法自然”說。易：改變。
（10）相資：相互憑藉、依靠。
（11）什一之賦：用十分之一做賦稅。置：設立。
（12）“民之貴”三句：語出《孟子·盡心下》。
（13）億兆：千萬百姓。
（14）“竊鉤者”二句：語出《老子·胠篋》。
（15）“道之大原”句：語見《漢書·董仲舒傳》：“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16）“嗚呼”以下數句：引自韓愈批判佛、道的話，藉以諷刺韓愈的謬論。
（17）通功易事：人各有事，互通有無。語出《孟子·滕文公下》。
（18）化：教化。
（19）朘（juān）：即朘刻，搜括、剋扣的意思。
（20）責：索取。
（21）撫我為後，虐我為仇：語出《尚書·泰誓下》。後：帝王。
（22）天壤相弊：語出《戰國策》。天壤：比喻事物的經久不朽。弊：敗壞。意思是與天地共始終。
（23）善國：進步發達的國家。
（24）犖犖（luò）：明顯。
（25）約法三章：事見《史記·高祖本紀》。
（26）代大匠斫（zhuó）：語見《老子》：“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手者矣。”斫：砍。
（27）孳孳：即孜孜，勤勉不倦。
（28）畀（bì）：給予。
（29）靳（jìn）：吝惜。
（30）曷：何。貴：崇尚。
（31）方富：比富。正：正法、治罪。莠言：壞話，錯話。
（32）虛憍：空虛驕傲。
（33）“曲士”句：語出《莊子·秋水》。曲士：鄉曲之士。束於教：被他們所受的教育所束縛。
（34）泥：拘泥。
（35）猥毛而起：像刺蝟毛齊豎一樣紛繁出現。
（36）漓：薄。
（37）胠篋：《莊子·胠篋》篇。
（38）臣妾億兆：把百姓當作奴隸。
（39）故訓：最初的解釋。
作品賞析
這篇文章選自《嚴復集》，作於1895年，發表於天津《直報》，此文針對韓愈《原道》一文而作。韓愈在《原道》中從級建立封建等級制度、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角度，論述了君統治民的合法性。嚴復則嚴厲批駁了韓愈的觀點，猛烈抨擊自秦以來的封建君主專制的制度，指出“秦以來之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封建君主的愚民政策正是造成國家貧弱局面、無力抵禦外敵的原因。嚴復還提出學習西方富強的經驗、建立君主立憲國家的維新主張。儘管嚴復的政治觀點帶有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局限性，但他以被視為孔孟以後道統繼承人的韓愈的文章作為批判對象，這本身就是對封建道統的大膽挑戰，在當時具有批判現實的進步意義，也因此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作者簡介
嚴復（1853—1921），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十四歲考取沈葆楨創辦的福州船廠附設船政學堂。1877年（光緒三年）被派往英國留學，除完成學業外，致力於研究英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閱讀英法資產階級學者的著作。1879年（光緒五年）歸國，任福州船政學堂教習。次年調至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總教習等。1894年（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爭後，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文章，宣傳變法圖強，震動一時。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與人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以“通中外之情”。自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起，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學術著作《天演論》、《原富》、《社會通詮》、《名學》、《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等。民國初，曾任京師大學堂校長等職。著作有《嚴復集》、《嚴幾道詩文鈔》、《嚴譯名著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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