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平裝: 194頁
正文語種: 簡體中文
開本: 20
ISBN: 7509716810
條形碼: 9787509716816
尺寸: 22.6 x 14.8 x 1.2 cm
重量: 281 g
ASIN: B00421BBM4
內容簡介
中國市場化改革帶來的社會轉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認清這些問題的原發性機制和相應的社會條件，是當今社會治理的基礎所在。《轉型社會及其治理問題》通過一系列案例分析，對改革中的利益訴求、城市社區組織發展、工會改革、地方政府治理實踐等具體問題作了深入探討，指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充分實現各社會階層自身的利益組織化。才能在社會控制的範圍內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國家與社會通力合作，才能有效地解決市場化所帶來的社會轉型問題。
作者簡介
馮鋼，浙江杭州人，1986年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畢業。現任浙江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學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古典及現當代社會理論、政治社會學、發展社會學（社會發展理論）、現代社區發展。
目錄
導言
第一章 社會轉型與治理
一 什麼是“市場經濟”
二 “嵌入”社會的經濟活動
三 “反向運動”與中國的改革
四 社會治理的邏輯
第二章 社會轉型中的道德訴求問題
一 利益正當性的基礎：法律，慣例?
二 案例：關於電價制定依據的衝突
三 村民的“邏輯”
四 “再分配一互惠”關係與利益正當性
五 不是結論的結論
第三章 從“城中村”看社區治理
一 傳統村落組織及其在鄉村工業化過程中的變遷
二 “城中村”產生的歷史背景67’
三 一個“城中村”案例：D社區的實踐
四 討論：“城中村”治理的方向
第四章 市場經濟與工會組織
一 勞資關係的性質與工會政策
二 再分配經濟中的工會性質
三 兩個企業工會案例
四 企業工會的弱勢所在
五 工會轉型及其困境
第五章 工會治理：義烏工會
一 工人原生態組織與治理要求
二 “總工會”的應對措施
三 工會的“治理化”轉型
四 從“代言”到“協調”
五 “維護社會的整體利益”
第六章 社會多元複合主體：地方政府的治理實踐
一 多元複合主體型社會組織及其性質
二 政府在多元複合主體型組織中的作用和位置
三 結論
結語
後記
後記
本書內容是我近些年來所進行的若干課題研究的部分成果，主幹課題是浙江省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社會治理與社會組織”，該課題由我和高力克、劉玉能、潘一禾、董曉燕五人分別負責的四個子課題構成。我所負責的子課題“轉型社會治理及其問題”在時間上幾乎與我負責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會政策”同時進行，這期間我的研究生劉陽、胡偉、孔一、巫微漣、姜麗娟和本科生雷蕾等都積極參與了調查和資料整理工作，在此對他們表示感謝。書中的若干章節曾在一些學術研討會上作過交流，其中，第一章的前半部分曾以<何為社會轉型>為題，在2008年10月南京大學舉辦的“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作過交流，得到王思斌教授和翟學偉教授的指正；第二章“社會轉型中的道德訴求問題”的主要內容曾在2008年9月由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與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共同舉辦的“海峽兩岸參與式地方治理”研討會（台北）上作過報告，在此要感謝台灣大學趙永茂教授、林端教授和徐斯勤副教授等同仁給我的機會和評論指正；第四章部分內容曾以《企業工會的制度性弱勢及其形成背景》為題發表在《社會》2006年第3期上；第六章的理論部分在2008年11月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舉辦的“轉型中的中國社會與中國社會學。
文摘
少數大城市甚至是在外國租界發展起來的，因而政府的失控恰恰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空間。而在蔣介石獨裁政權時期卻把這種發展的自由空間擠壓掉了，最終導致了一個新的官僚資本主義。
事實上在國民黨政權中一直占有統治地位的，就是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源於孫中山的學說，他在為國民黨制定的經濟綱領中就強調了“節制資本”，即“節制私人資本”和“已開發國家資本”。孫中山曾到過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對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兩重性感觸頗深，他意識到如果按照市場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發展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即使有可能也難免會帶來貧困、失業和巨大的社會災難，因而他認為“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思想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壓力下幾乎成了國民黨內壓倒性的傾向。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就用了極其激烈的措辭抨擊私營資本主義。那位被胡適斥為“只知總理及其遺教，只知有黨，終以為黨是製法的機關”的上海市教育局局長陳德征，在1929年就提出要撤銷上海總商會和商團。國民黨的許多地方官僚都對工業化和城市化極為懷疑，卻比較熱心農村的治理。國民黨內反資本主義的“右派”比“左派”更是痛恨資本主義，其思想體系中還充斥著一些儒家信條和法西斯主義原理，中國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和藍衣社創始人劉建群就是一個代表。他們從義大利、德國和蘇聯的經驗中發現了獨特的發展模式，認為經濟發展必須接受國家統一計畫的指導，服從國家的調控，並要求國家對重工業、採礦業以及對外貿易實行直接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