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全球化理論]](/img/f/146/nBnauM3XyEDM0UDM4gDM1AzN0QTM5YjM5QTNzQTNwAzMwIzL4AzLxc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全球治理[全球化理論]")
定義
全球治理關於治理的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就夠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和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或不同俄利益得以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治理在世界層面上一直被主要視為政府間的關係，則必須看到它與非政府組織、各種公民運動、跨國公司和世界資本市場有關。凡此種種均與具有廣泛影響的全球大眾傳媒相互作用。
基本特徵
全球治理由此可見，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徵是：第一，在全球範圍內雖然缺乏某種中央權威，但仍存在能夠實施某些決定的機制，換言之，全球治理的實質是以全球治理機制為基礎，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權威為基礎。第二，全球治理存在一個由不同層次的行為體和運動構成的複雜結構，強調行為者的多元化和多樣性。
全球治理並不排斥國家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但它認為國家只是進行全球治理的眾多行為體的一部分，各種非國家行為體與國家政府協商合作，從地區到全球層次上解決共同的問題。第三，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參與、談判和協調，強調程式的基本原則與實質的基本原則同等重要，其關鍵字是“項目規劃”、“夥伴關係”、“意見一致”。第四，全球治理與全球秩序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發展階段中的常規化安排，一些安排是基礎性的，而另一些則是程式化的。可以認為，全球治理就是全球秩序加上意向性。
時代要求
單從字面看，“全球經濟治理”是一個有些抽象的概念。 但歐洲毒黃瓜事件所暴露出的問題，卻給“全球經濟治理”
全球治理的內涵和意義做了一個普及性的註腳。
近兩周，由“毒黃瓜”等受污染蔬菜引起的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疫情肆虐歐洲，截至當地時間2011年5月30日，德國報告確診或疑似患者已經超過1400人，其中14人死亡。除德國外，瑞典、丹麥、英國、荷蘭和法國多個歐洲國家均發現相關病例。世界衛生組織形容這次疫情時用了八個字：“非常巨大、非常嚴重”。
連日來，維護本國利益成為歐洲有關國家的主要訴求。其結果是，大家都希望把責任的“球”踢到國門外面。
而全球化給食品業帶來的變化是，食品供應鏈分布區域極為廣泛。僅就歐洲黃瓜來說，就有西班牙、丹麥、荷蘭等多個出口國。供應商的多元化，增加了進口國管理的難度，出現問題的機會也相應增加。
因此，一旦危機發生，薄弱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無法提供足夠的途徑發現問題根源。
當今時代，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領域不僅僅局限於食品安全。全球氣候變化、環境保護、公共衛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全等全球性的議題，都已超越了任何國家的一己之力。
儘管學界對“全球經濟治理”尚未給出一致、清晰的定義，但其核心是共同應對與解決人類社會所共同面對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已關係到整個人類的生存，共同利益因而居於更重要的地位。
應當強調的是，今天的全球經濟治理與以往的國際對話談判不同，其核心不是一種利益的交換和平衡，而是為了維護人類的共同安全，促進人類的共同發展而出現的一種對新秩序建構的過程。
其根本目標是推動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實現全球經濟治理，理當放棄霸權和冷戰思維，國與國之間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各國包容性增長，創建和諧世界。
這不等於“西方治理”，也不等於大國治理。它的核心是國際社會各方要普遍參與、普遍受益，方式應當是平等協商、合作共贏，平台主要是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多邊機制，依據是公認的國際法、國際關係準則和慣例。
隨著二十國集團(G20)機制的出現，新興經濟體在推動相關制度與機制創建中將發揮重要的建設性作用，促進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朝著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為世界開闢更寬廣和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二十國集團被公認為應對重大經濟和金融挑戰的重要平台，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平台，是推動建設全球新型發展夥伴關係的有益嘗試，體現了世界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但現行的國際體制及其各項規則是由已開發國家主導、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形成的，在許多方面不適合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世界貿易組織新議題的談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等，都體現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際規則的與時俱進。全球經濟治理不可能迴避世界變化後對現行規則提出的變革訴求。
開發中國家應該是建立全球經濟治理秩序的主體。沒有占世界絕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家的參與，這種全球治理就無法展開。如何保障開發中國家的利益，實現“責權利”統一；開發中國家如何不跌入某些強勢國家設計的陷阱等，需要多方積極探求。
因此，在設計全球經濟治理框架時，開發中國家應該大膽參與，仔細研究架構的機制，明確自身的權益與利益，充分發揮開發中國家的整體優勢，共同創造一個公平與合理的國際發展環境.
新角色
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地位的上升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它們現在以及未來將面臨諸多嚴峻挑戰，距離建立一個
全球治理合理的全球秩序尚有漫長的路要走
沙祖康聯合國副秘書長兼2012年可持續發展峰會秘書長
克勞斯·施瓦布世界經濟論壇主席
迪爾克·梅斯納德國發展政策研究所所長、德國政府全球環境變化學術顧問委員會副主席
伯納德·鮑莫爾美國著名智庫經濟展望集團首席全球經濟師
尤里·達杜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國際經濟研究部主任
回望1999年，在七國財長的倡議下，二十國集團(G20)宣告成立；起初，它還只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內非正式對話的一種機制，對話的議題完全由八國集團(G8)設定與主導，新興經濟體還沒有話語權，2004年在美國舉行的G8峰會甚至沒有邀請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參加。
然而，在2008年發端於美國、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後，(由G8加上新興國家組成的)G20就取代了老資格的G8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磋商平台。這種歷史性的飛躍反映了新興經濟體整體力量的崛起，在全球治理尤其是經濟治理中，這些“後起之秀”不再是無足輕重的“圍觀者”。
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德國發展政策研究所所長、德國政府全球環境變化學術顧問委員會副主席迪爾克·梅斯納斷言，沒有新興工業國的參與，世界經濟的重要問題就無法解決。
從邊緣到中央
由傳統工業強國組成的G8被習慣稱為“富國俱樂部”，因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長期執世界經濟之牛耳，甚至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全球經濟的走向。G8名義上是一個非正式國際組織，實際卻被視為當今西方國家主導國際秩序的真正核心。
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聯合國副秘書長兼2012年可持續發展峰會秘書長沙祖康表示，長期以來，已開發國家藉助七國集團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等為全球治理定調。
從G8成立之初的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其代表性和合法性就一直受到開發中國家的質疑，後者不斷呼籲，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但是，限於自身經濟、政治等綜合實力的差距，開發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薄弱，多年來，G8一直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占據著主體地位。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全球化趨勢的日趨加強，這一局勢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特別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嚴重影響，讓經濟“大佬”們認識到，G8主管世界的模式日益困難。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99年，七國財長會議提出了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經濟合作論壇——二十國集團(G20)，邀請新興經濟體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舉行非正式對話，維護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穩定，防止國際金融風暴的重演；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新興經濟體終於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但是，由於自身以及外部等各種複雜因素，G20在成立之初並未充分有效地發揮本身應該具有的功能和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傳統經濟力量陷入持續的衰退之中，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增量的主要來源，它們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支撐力量，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世界經濟格局的轉變。
《博鰲亞洲論壇新興經濟體發展2011年度報告》(以下簡稱《博鰲報告》)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新興經濟體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得到空前加強。這些新興經濟體國家積極參與到應對經濟危機、全球治理、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一系列 重要的國際協調工作中，推動了全球經濟向著更加公平公正的可持續發展方向前進。
在2010年的洛桑世界競爭力排名結果中，中國位列18，較2009年上升兩位，韓國、印尼、巴西、南非等新興經濟體國家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只有少數國家出現排位下降。
2010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了投票權改革方案，將開發中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整體投票權提高到47%。其中，中國的投票權幾乎翻了一番，躍居為第三大股東國，僅次於美國和日本。此外，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韓國、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份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傳統經濟大國的比重下降。
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興經濟體也從世界舞台的邊緣走向中央。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撰文指出，後金融危機時期的世界面臨三大機遇同時也是三大挑戰：其一，全球治理體系進入一個新階段：美國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下降；聯合國體系難以適應新的全球問題；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開始共同設定全球治理的議程。其二，全球氣候變暖和低碳經濟成為全球發展的首要議題。其三，以金磚國家為主的新興大國崛起。
他認為，在這三大機遇中，新興大國整體崛起是最重要的歷史性變化，它決定著其他兩大變化的進程。
美國著名智庫經濟展望集團首席全球經濟師伯納德·鮑莫爾對本刊記者說，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理所當然地應當在國際組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他預測，在未來十年左右，全球經濟大約70%至80%的增長將會來自於這些新興國家。
沙祖康也認為，在應對危機、改進全球治理方面，G20發揮了積極作用，他說：“新興國家的參與，有助於全球經濟治理決策趨於民主和平衡。”
新角色新期待
那么新興經濟體將在全球治理尤其是經濟治理體系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又能發揮多大的作用？會給全球治理體系帶來哪些新的變化？
迪爾克·梅斯納認為，作為當下最重要的世界經濟參與者俱樂部，G20對穩定世界經濟和全球經濟治理的進一步發展負有重要責任。
他說：“人們還遠未從世界金融危機以及過去幾十年的過度投機中汲取經驗教訓。”因此，他建議，G20必須在世界金融市場上貫徹實施有效的框架條件和整治措施，以實現穩定、透明和激勵機制，從而限制短期和短視行為並促進更多著眼長遠的投資。與此同時，世貿談判裹足不前，G20應為恢復世貿組織活力貢獻力量。
不僅如此，迪爾克·梅斯納還向本刊記者表達了他對G20的兩點期待：其一，與聯合國緊密合作並系統地照顧到貧困國家的利益，推進廣泛的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他認為，儘管G20代表著全球國民生產總值中非常大的一部分，但仍有172個國家不是它的成員。如果不能照顧到其他國家利益，G20將失去合法性和行動能力。
其二，關注世界經濟向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經濟的過渡。迪爾克·梅斯納認為，這一問題很可能是世界經濟在21世紀面臨的核心挑戰。“很多新興工業國和開發中國家最終將實現快速增長並消除貧困，同時我們作為人類文明也將觸及地球系統的極限”，他說，“G20必須關注這一課題，因為只有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共同加以推進，世界經濟的‘綠色轉型’才可能成功。”
“金磚五國”都是重要的新興工業國和崛起中的經濟大國，也是新興經濟體的中堅力量，因此，迪爾克·梅斯納認為，它們在建立有承載力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為世界氣候政策提供幫助、消除世界範圍內的貧困、解決資源問題、穩定較弱國家的形勢等方面應該大有作為。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國際經濟研究部主任尤里·達杜什則特別描述了中國應該扮演的角色，他對本刊記者說：“中國擁有約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可以合理地運用這一外匯儲備，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逐漸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使得中國逐漸成為國際經濟體系中的更重要角色。”
同時，他表示，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之一，中國也應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發揮更重要作用。這位經濟學教授認為，在多哈回合談判中，中國應該表現得更加活躍一點。
尤里·達杜什還補充說，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些國際經濟舞台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應該得到管理層的更大話語權。
兩個疲憊的世界
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地位的上升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多位受訪專家亦尖銳地指出了它們自身存在的隱患和問題，現在以及未來將面臨的諸多嚴峻挑戰，距離建立一個合理的全球秩序尚有漫長的路要走；其中，G20尤其要避免成為只代表成員國本國利益的組織，重複G8的老路。
尤里·達杜什對本刊記者說，儘管新興經濟體的增速強勁，但通脹壓力在逐漸加大，經濟持續多年快速發展後面臨著過熱的風險。 在這位經濟學者眼中，這已經成為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的重大威脅。“有些經濟體的通脹壓力已經達到6%左右，中國、印度、巴西等國都出現通脹壓力加大的情況，尤其是食品、食用油和汽油價格上漲給貧困人口帶來較大的生活壓力。”他說，“而在發達經濟體，民眾發現生活成本上漲的壓力相對要小些。”因此，尤里·達杜什建議新興經濟體應適當放慢經濟增速。
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發表了自己對當下世界經濟的看法。他認為，總體觀察，傳統的工業國家正努力擺脫較低的經濟成長率，而增長率較高的新興國家卻不同程度地面臨通貨膨脹、經濟泡沫等老問題。因此，他說，如今，全球經濟存在兩個“疲憊的世界”。
經濟隱患之外，黃仁偉還提出，新興大國與傳統工業大國的真正差距，在於其內部結構仍有嚴重缺陷。他說，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中堅力量，金磚國家仍具有開發中國家和轉型經濟的特徵，無論是經濟社會結構還是政府治理結構，都存在著結構質量和可持續能力問題。
《博鰲報告》就毫不避諱地指出了中國前行中面臨的障礙：社會發展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中國亟須解決的問題集
全球治理中在三個方面：政府商業行政效率，包括商業審批效率和商業仲裁效率；基礎設施能力，包括網際網路、電力以及通訊設施方面；社會發展水平，包括醫療服務和交通安全問題。
正因為如此，沙祖康提醒不可盲目樂觀。這位聯合國副秘書長說，新興經濟體的參與，尚未從根本上改變已開發國家主導全球治理的現實。至於二十國集團在未來能夠發揮多大作用？開發中國家能否在二十國集團會議上提出議程並作出決策？都還是未知數。“全球治理的民主化是一個長期進程，現在遠未實現。”
在沙祖康看來，全球治理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廣大開發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發言權和代表性的嚴重不足。開發中國家面積和人口占全球70%以上，但GDP總量僅占全球49%。“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美國一家擁有16.77%的投票權，而即使投票權份額改革完成，開發中國家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也僅有48%，還不到一半。”他說。
還有一點需要引起重視的就是，一直到現在，11個新興經濟體國家也沒有建立起具有普遍意義、有實際效果和長效機制的制度性組織，這制約了它們在全球治理機制中更有效率地發揮作用。
黃仁偉就建議，金磚國家應該從一個論壇發展成為能採取共同行動的一種機制。他認為，這種對話機制一旦形成，就可能吸引更多新興經濟體國家加入，使之更具有代表性。
沙祖康則強調了聯合國的重要性，他說，與聯合國相比，二十國集團的討論和決策相對高效，但聯合國是最廣泛代表各成員國利益的全球機制，其民主性和權威是任何組織都無法替代的。如何將二十國集團的有效性與聯合國的代表性與合法性有機結合起來，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一個課題。
與沙祖康一樣，迪爾克·梅斯納也表示，全球相互依存和相互聯繫的世界經濟，必須由公平且高效的多邊主義，即更多國際合作保駕護航。
他說，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中話語權的提升有助於重塑其形象，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責任。
迪爾克·梅斯納嚴肅地警告：如果民族國家片面遵循自身利益，而非設法實現全球利益均衡，我們將既不會實現有承載力的全球經濟治理，也無法和平處理資源緊缺問題。狹隘的利益政策將導致世界經濟治理不當，資源衝突以及對全球化的威脅。
他說，所有重要的經合組織成員國和新興工業國都必須汲取這一教訓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總裁卡恩宣布辭職後，該組織繼任人將由誰來擔任成為各國熱議和關注的話題，並在世界範圍內引發激烈爭奪。一邊是霸著“寶座”不肯撒手的歐洲，一邊是躍躍欲試的新興經濟體，最終花落誰家尚無定論，但這場爭奪折射出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遷，也凸顯出變遷之路曲折而漫長。
一塊試金石
推動網際網路全球治理體系在國際治理體系里，誕生於英國霸權時期的原則——實力為基礎，均勢為前提，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英國霸權和美國霸權的交接中，中國遭遇了兩個治理體系的“治理”。交接過程中產生的“國聯”便是其中的一個治理主體。彼時，在日俄戰爭、日本對華侵略等問題上，中國都是被治理的對象。中國的問題也成為當時國際治理的主要問題。在歐洲，當時對英國霸權構成挑戰的國家主要包括法國、奧地利、俄國等國家，英國提出了“均勢”理論，哪一邊稍弱，英國的屁股就坐到了哪一邊，這就讓其他國家間相互制衡，從而維護英國的霸權。
二戰後期，雅爾達體系建立，中國既是戰勝國，也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但是在“實力為基礎，均勢為前提”的原則下，由於實力的缺乏，中國並沒有什麼話語權。
在“9·11”事件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格局正在朝著“一超多強”的局面發展，而且“一超”的實力逐漸減弱，包括金磚五國等新興經濟體在內的“多強”實力正在上升。世界又向著均勢方向發展。新興經濟體尋求符合自身實力的話語權順理成章。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認為，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打破了長期以來由已開發國家主導世界經濟治理的格局。
在二十國集團框架下，已開發國家迫於國際經濟格局的變遷，在2009年美國匹茲堡峰會上已同意將IMF和世行兩大機構的份額向開發中國家分別轉移5%和3%，以提高開發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在2010年的二十國集團韓國首爾峰會上，已開發國家進一步同意向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轉移超過6%的IMF份額，歐洲國家還被迫同意讓出IMF執董會中的兩席給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目前，世行份額調整已先行一步，IMF還有待落實。
根據IMF公布的總裁遴選程式，候選人提名截止6月10日，新總裁人選有望在6月底誕生。不論最終結果如何，新興經濟體及開發中國家這次勇於挑戰至少表明，隨著全球力量對比的天平由西向東傾斜，開發中國家自信心不斷增強，歐美已開發國家已經不能完全自己說了算。
IMF總裁之爭可以說是國際經濟治理改革的一塊試金石，但尚未觸及根本，如何真正提高開發中國家的話語權和代表性才更具有全局意義。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治理，特別是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發生了重要變化，最顯著的標誌是，為了共同應對危機，推動世界經濟復甦，已開發國家和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開發中國家在二十國集團框架內進行了合作，開發中國家在這一框架內的發言權明顯增強。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退卻，全球治理改革能否繼續下去，不但取決於已開發國家的意願，也有賴於開發中國家的努力。雖然已開發國家同開發中國家的力量對比正在此消彼長，但總體而言，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已開發國家依然占據明顯優勢，開發中國家仍處於不利地位。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中的不均衡情況依然嚴重。
未來變局
全球治理:豎起三座重要里程碑量力而行
民粹主義考驗全球治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張嚴冰認為，中國開始進入現存的全球治理體系可以從1971年聯合國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算起。
不過，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積極性並不高。他在《崛起的中國與全球治理》一文中分析了背後的原因：一是因為受自身實力所限，無力左右國際格局；二是因為在剛進入國際體系之時並無全球利益可言，許多情況下是事不關己的；三是因為蘇聯解體後成了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直接面對西方的挑戰，奉行的是“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外交政策。
經過30餘年改革開放，如今，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大幅提升，特別是伴隨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中國長期以來不得不單獨承受的某些戰略壓力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緩解，與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因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因此，張嚴冰說，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成為全球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員已成必然之勢。
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宋泓在接受本刊採訪時也表示，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聲音在很多國際事務中日漸不可或缺，許多經濟層面的國際事務，若無中國參與便難有突破，這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國際社會對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期待日益看漲。”他說。
受訪專家認為，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中國要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主權，增進國家利益，並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必須形成一套應對全球化時代政治的戰略策略。
但江涌提醒說，在全球治理平台上，中國是一個“新手”，駕馭“全球”這一大舞台尚需時日。他認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尤其需要把握好度，儘可能爭取應得的權利，同時也不能盲目邁進，要清晰知道自己需要什麼，同時也得警惕陷入“權力陷阱”，進而背上沉重的“包袱”。
國防大學教授江凌飛對此表示同意。他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說，在全球治理中要處理好擔當責任與量力而為的關係，基於有效履行大國責任和維護國家利益拓展的雙重考量，中國應該有一個綜合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和軍事手段的全面“走出去”戰略，加大國際作為，敢於承擔責任。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王緝思指出，對中國來說，參與全球治理的目標不應界定為顛覆現存治理體系，而應聚焦於維護現存的合理秩序和國際準則，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舊規則，倡導並參與制訂新的規則。因為，“中國的實力還遠未達至可以自由決定國際事務議程和單獨制定國際治理規則的地步。”
在具體的路徑選擇上，王緝思在《當代世界政治發展趨勢與中國的全球角色》一文中寫道：中國必須繼續明確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大國合作問題，並通過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和金磚四國峰會等新興的國際多邊對話機制，充分發揮新興大國合作在完善現有國際體系、解決全球性問題以及遵守國際規範方面的建設性作用，循序漸進地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他認為，中國放棄G2以及G7/G8而選擇G20的做法，是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
江凌飛還指出，中國明顯地進入到一個與外界摩擦增多、與世界加深磨合的第二成長期，中國成長利益與外界的碰撞將持續一段時間。
這主要反映在：中國國家實力成長的速度與強度超過了國際社會心理承受的預期；全球化諸多不平衡狀態在中國對外關係上聚焦；中國發展的利益訴求和拓展進入與他國的“核心利益交疊區”；西方對中國未來如何定位自己、如何運用實力的“不確定性”的擔心等，都是造成摩擦和磨合增多的主要因素。
江凌飛說，在對立合作長期交織共存的複雜局面下，中國尋求話語權，需要四方面的支撐：順應民心，符合時代要求的主張；以硬實力作支撐；具有合法性；話語權的獲得不是以剝奪別人的話語權為前提，而是讓大家都能發言，聽取不同的意見後作出某一項主張。
江凌飛認為，西方國家以自己走過的路，以自己自成體系的、成熟的發展軌跡套在中國的身上，於是誕生出“中國威脅論”。從西方國家的角度來說，這樣的擔心並非國內比較盛行的“陰謀論”，而是依據自身比較得出的結論。西方的發展所走的就是一條——以實力謀求更大利益，然後尋求國際主導權，進而藉助世界的無政府狀態，謀求世界霸權的道路，於是其也就認為中國只能遵循這一軌跡往前走。
他強調，中國正在尋求的是一條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由全球化時代提供實現條件，嚴格來講，它不是一個“中國命題”，而是一個“世界命題”，不是中國一家特立獨行、單打獨鬥就能走得通的道路，而必須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相向而行的政策與行動配合。
對此，王緝思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提醒說，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性問題是中國必須明確自己的身份定位，堅守自身開發中國家的屬性，堅定地與廣大開發中國家站在一起。
但是，王緝思指出，目前中國在國際體系改革方面還缺乏明確的方向感，還沒有提出一個能夠為廣大開發中國家所理解和接受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也未能說清中國的發展到底能夠給開發中國家帶來什麼，以至於一大批開發中國家更多地是以焦慮的心態看待中國的發展，擔心中國的發展會否在資源、環境、能源等方面侵占它們的發展空間。
正因如此，江凌飛特別提出，今天的中國，在和平、發展、合作、治理的時代潮流下，應鮮明地提出反映時代前進方向的新的世界觀和國際治理理念，並將其凝聚為有感召力的時代話語，用以塑造今後的國際關係走向，從戰略制高點上爭取主動，打破僵局。這正是中國在利益碰撞磨合期運用國力和影響力有所作為的著力之處。
“在踐行和平發展的戰略路線時，中國要力避被具體事件套住手腳、被不斷出現的事變所左右，而應從創設國際新秩序、新規則和新的行為模式的大格局入手，鮮明地打出代表全球化時代前進方向的革新性旗幟，並身體力行地加以實踐，牽引國際社會從傳統國際政治模式中走出來。”
到2025年，六大新興經濟體——中國、巴西、印度、印尼、韓國和俄羅斯——將占全球增長總量一半以上，國際貨幣體系也不會再由單一貨幣主宰。日前，世界銀行在發給本刊記者的一篇題為《新興市場增長極重新定義全球經濟結構》的文章中，作出了大膽的預測。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主管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林毅夫認為，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推動了一種轉變，使得經濟成長中心廣泛分布在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新興市場的跨國公司正在成為重塑全球產業的一股力量。
在這樣的背景下，林毅夫表示，國際金融機構需要儘快適應和與時俱進。到目前為止，金融危機後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進展，比如增加了開發中國家的發言權等。但就國際社會的期待來看，距離還十分遙遠。
金融變化
國際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現行美元本位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大缺陷。以前危機發生在新興市場國家，這次是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出了問題，用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的話說，“美國生病，大家跟著一起吃藥。”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一直是其他國家購買美國國債，美國消費他國商品的雙循環模式。管濤指出，這種貨幣體系縱容了美國的過度消費，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他並不認為，此次貨幣危機是美國國際清償能力不足引起的。在管濤的眼中，美國的權利義務不是對稱的，“美元是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結算貨幣，一個形象說法是：‘我的美元，你的問題’”。他解釋說，美國政策都是優先考慮美國國內的問題，很少顧及巨觀經濟政策溢出的影響，特別是危機發生後，美國為了刺激經濟、穩定金融採取很多擴張性政策，給其他國家帶來很大的影響。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不合理已是共識，對於儲備貨幣的替代選擇，業內提出了幾種方案。一是回歸金本位。既然問題根源是美元的信用發行沒有基本參照，就需要回歸金本位，對貨幣發行進行約束。但也有專家認為，金本位此前的實踐已經失敗，再回到金本位不現實。二是用非主權貨幣、超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用一種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會導致權利義務不對稱，因此有人提出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超主權貨幣做實。對立的觀點認為，超主權貨幣的發行缺乏信用支撐和金融市場支持，而且存在路徑依賴，美國本身也並不支持這一主張，此外，超主權貨幣在發行、分配上可能會存在一些技術問題。三是發展區域性共同貨幣打破僵局。“現在歐元比較成功，但也存在問題，而其他地方貨幣政治意願不是很強，想要做成遙遙無期。”管濤指出，現在看來，比較可行的現實選擇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擺脫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如人民幣、俄羅斯盧布，以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也認為，國際貨幣多元化是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現實選擇。他將內容簡潔地概括為：承認美元主導地位，發揮歐元作用，增加新的國際貨幣，包括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有利於為國際貨幣體系增加一個穩定的貨幣，從而更有利於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促進經濟發展全球化。”戴相龍說。《2011全球發展地平線——多極化：新的全球經濟》報告的主要作者、世界銀行發展趨勢研究主管曼蘇爾·戴拉米說：“在未來10年左右，中國的規模及其企業和銀行的快速全球化，可能意味著人民幣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他預言，2025年全球貨幣最可能出現的情景將是一種圍繞美元、歐元和人民幣為中心的多種貨幣並存的格局。經濟和金融權力轉移進行時國際金融危機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進程中，比較引人注目之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由放任自流的態度轉向全面監管；另一個方面則是G20正式進入國際經濟治理的視野。在2008年11月份召開的華盛頓峰會上，中國首次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張。國家主席胡錦濤明確提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應該堅持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營造有利於全球經濟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改革堅持全面性、均衡性、漸進性、時效性原則，重點是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鼓勵區域金融合作，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樣化。美聯儲曾經奉行不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危機之後在對次貸危機原因進行總結時，監管不力成為引發危機的重要因素。“現在加強監管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潮流，實踐中的進展包括：2009年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巴塞爾協定Ⅲ、G20框架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等。”管濤介紹說。在管濤看來，到現在為止，金融監管改革涉及內容非常廣泛，主要內容包括：加強監管國際合作、限制金融機構薪酬、部分重歸分業經營(沃爾克規則)、建立逆周期調節機制、巨觀審慎監管框架、研究金融交易稅、加強對系統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加強對沖基金和避稅天堂監管、加強金融衍生交易監管、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管理、在G20框架下成立金融監管委員會與其他機構合作發揮預警作用等。在G20成為國際金融治理主體之前，全球金融治理架構存在較大的缺陷，包括西方主要已開發國家G7的代表性不足，現有國際金融組織(IMF、世界銀行)中，開發中國家的發言權過低，以及IMF巨觀經濟監測的重點是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缺乏監管等。現在，加強全球金融治理架構的建設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內容。權威人士認為，這就需要充分發揮G20這一更具廣泛代表性的新平台的作用；改革IMF和世界銀行治理架構，進一步增加開發中國家發言權；擴張IMF的可貸資金來源，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網，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減少一些開發中國家為了防範金融危機增持外匯儲備的衝動；加強區域貨幣金融合作；在G20的“強勁、均衡、可持續增長”框架下研究制定“一攬子參考性指南”，督促各主要國家加快結構調整，恢復經濟再平衡。世行報告也指出，經濟和金融權力向開發中國家轉移，對於企業投融資和跨境購併交易的性質，都具有重要意義。由於越來越多的交易源自新興市場，南南外國直接投資有望增加，其中大部分流入新建項目，而南北外國直接投資更有可能瞄準併購。在擴展過程中，更多的開發中國家及其企業將能夠進入國際證券和股票市場，以更好的條件為海外投資項目融資。戴拉米表示，全球經濟預計將要發生的變化是根本性的。總體觀察，這些改變對於開發中國家可能是利好的。但他同時指出，現行的多邊規範和制度是否足夠強有力，能否承受向多極化的過渡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在權力中心之間管理好全球一體化所面臨的挑戰，凸顯出加強各經濟體之間的政策協調對於減少經濟不穩定風險的至關重要性。”他說。應對方法
全球治理開闢政府方向
為了對全球治理進行更為有效的改革，需要在10個方面進行有意義的工作文∕雅克·阿塔利(法國)全球化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各種國際法規和準則也在逐步趨同，特別是人類的價值觀基本有了較為一致的看法，也有國際社會比較認同合法性的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目前應該著手對成立全球性民主政府進行思考。為了對全球治理進行更為有效的改革，需要在10個方面進行有意義的工作：1.務實利用現有的聯盟。目前所有的聯盟都是進行全球治理的有益嘗試，最為成功的是瑞士聯邦，這個國家從1848年創立聯合憲法，聯合了26個不同語言、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的自治州，政府有7名成員輪流擔任主席，公民有權申請修改憲法，研究瑞士聯邦的做法對世界未來的演變有著很好的借鑑作用。另外，歐盟也是一個例子，它從幾個國家的共同市場走向單一貨幣的單一市場，並逐漸向預算聯邦和政治聯邦整合。2.認識人類存在的理由。人如果不認識自己，或者對這種理由認識不清，將不會對自身有什麼尊重，也不會組織起來，這時人類就成了自己的敵人，從而進行無意識的自我毀滅。人類必須認識到人類存在的理由，並對之進行有意識的保護。人類應該了解，聯合在一起比分裂更能面對威脅，能夠更好更快地發展。這項工作來自於那些關心世界未來人們的行動，我把這些人稱之為“超級遊牧者”：協會工作者、記者、哲學家、歷史學者、國際組織職員、外交官等。這些人數量並不多，但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將帶來比市場更為強有力的力量。3.更加警惕對待威脅。全球化使得世界公民面臨越來越多的共同威脅，“超級遊牧者”最先意識到這些威脅並有責任教育大眾認識到這些威脅，認識到只有團結一致才能更好地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些威脅包括環境的、氣候的，能源的，這次福島核事故就是一次讓大眾認識到這些威脅的機會。4.遵守現有國際準則：一系列世界性法規。目前最為可行，並不對現有世界秩序進行調整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規範並分類世界性的法規。這些法律可以在目前不做變動，應該根據出台這些法律的機構成立相關的特別委員會，在全球範圍內系統地分析研究這些法律的實施情況；另一方面，授予相關機構以執法的許可權，對那些不遵守和無視國際法的國家和個人作出制裁或其他強制手段，目前國際刑事法庭有了一些經驗。歐盟的經驗也可以提供借鑑，在執法監督和制裁方面歐盟還是有權威性的。更進一步，我們可以構想動用聯合國維和部隊作為執法部隊，對不遵守國際法的國家採取極端手段。5.少邊主義：逐個項目推進。為實現全球可持續性的社會、文化、人文、生態增長，避免全球系統性風險，人類不應該只滿足於用法律規範各種行為，還應該推進一系列共同項目。聯合國機構目前還沒有能力推進這些項目的時候，世界主要強國應該務實推進具體的項目，同時充分利用少邊主義的作用(少邊主義實際上是多邊主義的另一種形式，是指在多框線架下由幾個主要國家發揮主導作用)。這種情況在歐盟中最為明顯。6.政府理事會。通過前面所述的各種努力，我們可以推進國際組織的演化。首先是聯合國組織，這種演變可能最為困難，因為按照目前的體制，所有的改革需要聯合國安理會的一致同意並得到聯大三分之二的贊成票，否則各種計畫無法實現。但如果不進行改革，聯合國將會徹底邊緣化，無法對世界的現實作出任何影響。反之，聯合國及時作出調整，將建立未來世界政府的框架。目前的聯大不用進行太多的改革就可以成為世界參議院，安理會將成為世界政府。在這裡仍然可以借鑑歐盟的經驗，成立歐盟理事會，將安理會和G20合併，成立政府理事會，成為聯合國正式的決策機構。7.持續發展公會。為保證世界長期穩定發展，避免世界系統性風險，應設立世界公會，包括300名成員，成員應具有普遍認同的合法性：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機構領導人、哲學家、人類學家。他們給各機構提出建議，他們的任期也是可以協商的。8.民主聯盟。為了保證政府理事會不變成獨裁者，民主國家應該成立一個民主聯盟，對那些獨裁者進行干預，並鼓勵處於獨裁統治下的人民獲取民主。民主聯盟世界上已經存在，市場經濟的民主在經合組織框架下，軍事方面在北約的框架下，政治方面在歐安組織的框架下，全球範圍內還有民主國家聯盟和聯合國民主基金會。這五個機構原本是美國用來掌控歐洲和世界的工具，現在可以用來進行別的用途，吸收五個南方民主國家作為新的成員(印度、巴西、埃及、印尼、奈及利亞)，為在全球範圍內推進民主，反對獨裁作出新的努力。在成立民主聯盟之前，可以先召開一個由五個組織參與的論壇，研究每一個獨裁政府的演變，幫助處於獨裁統治下的人民向民主過渡。9.為世界政府籌集資金。要做這些事，必須在全世界範圍內籌集新的資金來源。可以創立一種新的世界稅，但國家對這筆資金的貢獻可能不能用來從事與資金來源國利益相悖的用途。可以通過徵收特別稅的方式進行，這些資金直接繳納給國際組織，比如國際援助組織。10.世界泛國家主義。我們不能憑空幻想一個不存在的世界政府，但我們可以通過人民的運動來帶來這些。我們可以做的是就某個全世界關注的問題進行全世界公民投票。隨著新技術的發展，電子投票、流動投票等形式使這種全球公民的投票成為可能，讓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作者是法國經濟學家、作家和未來學家，大標題為編者所加，譯文由《瞭望》新聞周刊駐巴黎記者應強提供)智庫角色
全球政治與全球治理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1948年11月，美國加州濱海城市聖莫妮卡，一家普通的公司宣告成立，首次公開招聘的人數就超過了200人，專業涵蓋化學、數學、物理、心理學、經濟學等多個領域。兩年之後，韓戰爆發前夕，這家公司製作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稱，中國必將出兵朝鮮。它希望美國軍方能夠買下這份報告，這個“推銷者”標出的價格是200萬美元。五角大樓拒絕。但韓戰的發展和結局證明，這份要價200萬美元的報告一點也不貴。之後，在蘇聯衛星發射、古巴飛彈危機、中美建交等一系列大事件中，這家公司全都作出了比較準確的預測，並由此為它積累了巨大的聲譽和影響。它就是在世界範圍內頗負盛名的智庫——蘭德公司。蘭德公司的成長曆程和經典案例有力地體現了智庫的威力，在全球化日益加強的今天，作為獨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智庫的影響力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和擴散。6月下旬，第二屆全球智庫峰會將在北京召開，全球多家智庫精英將就“全球經濟治理：共同責任”這一巨觀而難解的課題展開討論，與會智者會提供什麼樣的對策、發揮怎樣的作用？在峰會前夕，德國發展政策研究所所長、德國政府全球環境變化學術顧問委員會副主席迪爾克·梅斯納對本刊記者分析，作為社會的預警系統，智庫必須預見到經常被政治和經濟決策者在日常工作中忽視的未來問題，指明構建未來的各種可能性，以便為政治和經濟界提供行動機會和選擇。聯合國副秘書長兼2012年可持續發展峰會秘書長沙祖康大使首先引用了中國的古語：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他認為，在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新的挑戰層出不窮，新的機遇無處不在，如何趨利避害，化解挑戰？思考和規劃很重要他對本刊記者表示，一個成功的智庫要做好三點：一是能提出前瞻性、創新性的看法和主張，能洞悉世界發展的潮流；二是提出的建議切實可行，不是紙上談兵；三是與政府、工商界和民間社會保持密切聯繫。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智庫研究項目主任詹姆斯·麥根博士特別提出，智庫應該為決策者提供嚴謹而可靠的信息。在他看來，技術的不斷進步導致了信息數量的不斷暴增和信息內容的日趨複雜，在無窮無盡的口頭討論和書面報告中，好的信息可能被淹沒了。對於決策者而言，如何使用一個有效的方法來組織和篩選這些信息，以及時、準確、有效地應對變化中的動態決策環境，是至關重要的。而智庫可以很好地扮演這一角色，隨著智庫數量的持續增長，它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得到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全球性或地區性組織的認可。根據詹姆斯·麥根的統計，到2010年為止，全球已有6480個智庫，分布於169個國家，比2009年增加了175家。北美和西歐的智庫數量最多，占據了全球總數的57%左右。這位智庫觀察家還發現，過去的十年，智庫數量增加的同時，智庫全球網路和夥伴關係發展也形成了一種新現象。“從前只是少數智庫嘗試授予某些機構進行跨界合作，但如今具有戰略地位的全球性智庫和智庫網路已經呈現出全面開花的繁榮景象。”他說，“這些全球性的夥伴關係和網路已經成為在國際間傳遞知識和信息的有效機制，而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這些知識和信息進行國家層次的決策。”受訪專家認為，對於智庫而言，最重要的價值不是發現和解釋現在，而是展望和預測未來。具體到全球治理，智庫需要對此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作出分析並提出建議，為政府決策打下堅實的基礎。但是，在這個變幻莫測、日益複雜的世界，智庫如何準確地把握時代的脈搏，洞觀世界的走向，需要應對不斷增加的挑戰和困難。迪爾克·梅斯納就提出，對於嚴肅可信的智庫，有三點對其發揮能力至關重要：首先，它們必須具有出眾的學術研究水平並與利益組織保持距離，從而保證提出的政策建議，儘可能以解決問題為目的；其次，智庫必須與決策者保持聯繫，以獲取切合實際的信息；第三，它們必須進行國際合作，以便得當處理全球化挑戰。詹姆斯·麥根對本刊記者說，為了實現有效和有意義的服務目的，智庫還需及時進行適宜的政策導向性的研究，並有效地讓政策制定者和公眾參與進來，以便彌合兩者在知識和權力上存在的鴻溝。同時，受訪專家還嚴肅地指出，當下所有的智庫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挑戰：如何實現和維持其獨立性，以便顯示“真理的力量”，或者能夠不受干擾地把知識、證據和專業意見運用於政策制定的過程之中。“不幸的是，並非所有的智庫都能在財務上、知識上和法律上獲得獨立性，從而有效地為公共決策提供諮詢服務。”他說。詹姆斯·麥根認為，在開發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這些問題顯得更加嚴重。他解釋說，由於智庫所能獲得的資金支持手段極其有限，智庫賴以生存的法律空間界定不夠明確，因此，智庫對公共政策決策施加影響的渠道還比較狹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