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金融

超越金融,是開放社會研究所OSI主席及創辦人喬治.索羅斯 (George Soros) 於匈牙利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演講的結集,凝鍊了索羅斯畢生實踐及其哲學觀點的智慧精華,總吉他對全球經濟和政治的世界觀。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超越金融--索羅斯的哲學

本書是開放社會研究所OSI(Open Society Institute) 主席及創辦人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 於匈牙利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演講的結集,凝鍊了索羅斯畢生實踐及其哲學觀點的智慧精華,總吉他對全球經濟和政治的世界觀。索羅斯於2009年10月26日至30日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中歐大學,發表一連五場演講,闡述了他對危機中的金融市場、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和開放社會的思考與主張。他在首兩講把個人對當前金融危機的洞察和他的 "反射性理論通論" 套用於金融市場;第三及第四講探討他在對開放社會的主張中啟導的全球慈善事業,以及資本主義及開放社會間潛在的矛盾;最後一講 "未來的路" 則深度剖析中國未來發展趨勢對世界政治及經濟的影響,和在世界舞台扮演的角色。

作者簡介

喬治·索羅斯 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他1930年生於布達佩斯,在納粹占領時期倖存下來。1947年,他離開匈牙利到了英國,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然後,他移居美國,成立並管理了一家國際投資基金,積累了大筆財富。

媒體評論

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復甦的勢頭可能會停止,甚至隨之出現“再次衰退”,而我不能確定的是這將發生在2010年還是2011年。

——喬治·索羅斯

索羅斯這樣的投資家、慈善家,總有一些獨特的理念指導自己的實踐。這本書恰好是他對自己理念的總結和梳理,希望我們的讀者,能從中看出一些對自己有益的東西。

——常振明,中信集團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

沒有必然王國,沒有或然王國,我們生活在必錯性和自反性相互作用的世界中。證實不可能,證偽也困難。在經濟生活中“非均衡”是常態,而“均衡”的實現只是偶然。從人類不確定性原則出發,索羅斯對主流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提出了有力挑戰,發人深省。

——余永定,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

自信人生,博浪世界經濟。從與索羅斯先生的交流和閱讀中,我深刻的理解到理想與現實的大氣結合。

——馬雲,阿里巴巴集團主席兼執行長

雖然幾年前曾經宣布退休,索羅斯從未離開舞台。2007年以來的金融危機造就了無數失敗者,但索羅斯是少數從中獲利巨億的投資者之一。索羅斯創造了對沖基金這個概念,他從未停止過尋找下一個大機會,而下一個大機會時而垂青於他。索羅斯開口,人們應該傾聽。

——王爍,《新世紀》周刊主編,《中國改革》主編,《財新網》總編輯

圖書目錄

第一講 人的不確定性原則

第二講 金融市場

第三講 開放社會

第四講 資本主義與開放社會

第五講 未來的路

author’s note

the human uncertainty principle

financial markets

open society

capitalism versus open society

the way ahead

index

……

書摘

第三講 未來的路(2)

為了理解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我們需要一個不同於以往所熟悉的那種理念架構。有效市場假定論把金融市場孤立看待,完全不考慮政治因素。這是一種曲解。像我已經多次提到過的,在市場的無形之手背後,有一個有形的 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場運作的規則和條件。我的理念結構關係到政治經濟學,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恆有效規律主宰的市場經濟學。我把金融市場看成是歷史的一個分支。

二戰後重建的國際金融體系並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其傾側與不平衡是有意設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組建的,其中富國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權並且控制其理事會。這使處於該體系邊緣的國家比位於體系中心的國家處於劣勢。

該體系從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國控制。在布雷頓(Bretton Woods)會議上,儘管英國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提出了該體系的建議,但是是由美國代表團團長哈里. 懷特 (Harry White) 具體操作的。從那時起,我們從幾乎全面監管的體系變成了幾乎完全無監管的體系;這些變化由美國主導,而且所謂的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繼續引導這個體系。

儘管由華盛頓共識制定的法規條例理應對所有國家平等適用,但美國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卻比別人“更平等”。實際上國際金融體系是一個兩個等級層次 (two-tier) 的架構:能用自己的貨幣借貸的國家是該體系的中心,而借貸要由硬通貨之一來決定的國家是這個體系的外圍。如果某個國家遇到困難,可以得到援助,但條件很苛刻,這對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脅,那么該體系的維存則成為第一位的優先考慮。

這種情況在1982年的國際銀行業危機中第一次發生。如果債務國被允許拖欠付款,銀行體系將崩潰。因此國際金融權威機構聯手,採用了我當時稱為的“合作出借體制” (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貸國不得不滾動延續貸款(roll over loans),使債務國能得到足夠借款支撐債務。最終結果是,債務國被推進嚴重衰退,拉丁美洲的發展因此被推遲十年,而銀行體系得以贏利而擺脫困境。當銀行建立了足夠的儲蓄時,這些貸款則被重新組合為所謂的布雷迪債券(Brady bonds),其餘的損失銀行也已有能力可以銷賬。

1997年類似情況再度發生,但那時銀行已經學會審查貸款, 不至被迫採取合作出借的做法,因而絕大部分損失不得不由債務國承擔。這樣就建立了一個模式:債務國受制於嚴厲的市場戒律,但如果體系本身受到威脅,規則通常暫停執行。其整體失敗會使該體系陷入危險的若干銀行得到保釋。

2007-08年的金融危機與此不同,因為它起源於核心國,而外圍國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後才被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面對的是一個新的任務 – 保護因核心國風暴而受影響的周邊國。該組織沒有足夠的資金,但其成員國很快聯合行動募集了一萬億美元。儘管如此,應對局面還有一定的困難,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設立是為了應對政府部門的問題,而這時信貸的短缺主要影響的是私營領域。但總的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承擔這一新的任務上做得相當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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