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發展
贛州古代練兵場由於贛州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它自古以來就是江西南部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歷史上一直是贛州府道衙門的所在地。據考查，歷代朝廷放任管轄贛南的官員大都是北方人，按中國歷史的慣例，統治者使用的語言，往往就是法定的“官方語言”。文人應試、老百姓到衙門辦事，都必須使用“官方語言”，加上歷代朝廷派往贛南的駐軍大部分也是北方人，以及眾多的官宦家屬都是北方人，於是以北方語音為主的“官方語言”與本地人使用的本土語言互相融合，相互影響，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種語言的地方變體——贛州話（贛州人稱贛州話為官話）。
簡要的說，贛州話方言島形成的原因有兩點：一、贛州話方言島是由贛州市在歷史上的特殊地理位置而產生的；二、贛州話方言島的形成是歷史積澱的結果。
以北方方言的語音為外殼，以北方方言的辭彙為建築材料而形成的贛州話，畢竟在客家語的包圍之中，受客家語的影響頗深，日常用語中有些辭彙和語音明顯就是客家語的辭彙和語音。
就整體而言，贛州話語氣平緩，發音柔和，語流音變不十分活躍，尖團音區分嚴格。然而，解放後由於國語的推廣和普及，在贛州說國語的人越來越多，受國語的影響，贛州話無論語詞和聲調都出現了逐漸向國語靠攏的趨向，年輕一代的贛州人說贛州話時，單音字已經沒有了入聲，尖團音也已趨消失。
在歷史的長河中，任何一種語言都是“發展中的語言”，或變得更完美，或因使用它的人越來越少，最後走向消失。有學者預言，隨著時代的發展，贛州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國語頻率的增多，贛州話最後將被國語所融化、代替。
歷史淵源
綜述
贛州城幾種爭論
人口背景說：當時贛州人口銳減
贛州自南康郡守高琰築城以來，雖一度遷回於都，但在梁承聖元年（公元552年），郡治又遷回贛州，從此一直是贛南郡、州、軍、路、府、道的治所，是政治、文化、經濟、交通的中心。歷代朝廷派駐贛南的官員大多來自北方，他們帶著北方方言來此地實行統治，他們所操持的語言是最早的“官方語言”。但這種以北方話為基礎的官方語言並沒有徹底改變明代之前的贛州本地話。
但明朝，在軍事上實行衛所制，使大量持西南官話的官兵居集於贛州城，這對於人口有限的城市的原始語言有了很大的衝擊。中國作協會員、長期從事贛州本土文化研究的龔文瑞認為，當時的贛南，歷經戰爭、瘟疫之磨難，且因剿匪，居民逃避者甚眾，整個人口呈下降趨勢，洪武24年（公元1391年），贛州府的總人口為597571人，至正德年間（公元1512年），贛州府總人口降至201994人。
衛所制說：狼兵進駐同化了當地語言
據史料記載，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在全國的各軍事要地，設立軍衛。一衛有軍隊5600人，其下依序有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及小旗等單位，各衛所都隸屬於五軍都督府，亦隸屬於兵部，有事從徵調發，無事則還歸衛所。此法的實行，須有一套能保障軍隊數目的戶籍制度配合，來維持衛所制的運行。
贛南師範學院客家研究院主任羅勇介紹，軍戶即戶籍種類屬軍籍之戶，初期的來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軍戶，二是現役軍人之戶，這在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黃冊編造之後更加以確立。軍戶為世襲，且管理頗嚴格，除籍十分困難，大致上除非丁盡戶絕、家中有人成為高官或是皇帝特免，是無法除軍籍的。
羅勇和龔文瑞共同認為，當時明代實行衛所制，在贛州府駐紮了一個衛5600人的軍隊，這些從西南一帶徵過來的“狼兵”（擅長山林作戰），說“西南官話”。且這些持西南官話的官兵長期駐居在贛州城，可惜這隻軍隊基本陣亡無抗清。
廣東語言學家丘學強出過一本《軍話研究》的書，指出，在中國南方許多軍事重鎮在明代開始形成了一種軍隊語言，研究界稱為“軍話”。軍話是散布於贛、粵、瓊、閩等地的具有“方言島”性質的方言，他們因為與明代衛所里的軍戶關係密切而得名。在福建武平、浙江蒼南、廣東惠州、海南儋縣、崖縣……這些地方仍保留著軍話，這種語言截然不同於鄉音。自小在贛州城長大、長期研究贛州話成因的廈門大學教授徐輝考證，軍話與贛州話基本相似，贛州話也屬於軍話系列。
王陽明講學處說起贛州話的形成，就不得不說到王陽明。民間流傳，王陽明主政贛州時期，為防止農民起義軍進城刺探軍情，要求贛州城區所有居民必須在短期內掌握“官話”，即當時通行的西南官話。否則，一律視為起義軍或者山匪的探子，一旦抓獲從嚴處理。受到這一律令影響，贛州城區居民無不徹夜學說。很快，官話便成了贛州城區的流行語言，並且一直流傳至今。
贛州市文化局副局長、贛州市博物館館長韓振飛在《宋城贛州》一書中提出：“在古代要改變一個區域內的公共語言，只有靠移民，只有居民的成分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語言才會發生變化。”據他的推測，明朝正德三年，王陽明的前任陳僉，因贛南農民起義頻發，本地兵力不足，奏請朝廷從廣西桂林、柳州調來狼兵。這一群體把桂林柳州話帶來贛州，逐漸形成贛州官話。王陽明接任後，為防止農民起義軍進城刺探軍情，規定不會說官話的人不得進城。這一舉措，進一步促使官話成為流行語言。
中國作協會員、長期從事贛州本土文化研究的龔文瑞認為王陽明對贛州話的形成只能算是一個輔助因素，起的是推動作用。王陽明心學的精髓是“致良知”，他提出“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破”之觀念，並通過剿匪、殺降兵、強行推廣西南官話等殘忍的戰爭行為，讓百姓知道當盜賊、不服從朝廷沒好下場，以達到他的讓百姓從心中不願做盜賊的政治目的。所以，贛州剿匪過程成了他推行他的心學理論的政治過程，贛南成了他的政治試驗地。
結語
由於史料上沒有關於贛州話形成的文字記載，現在贛州話的成因，只是專家根據史實的推測和坊間的流傳，版本不同，說法不一。然無論是人口背景說、衛所制說，抑或王陽明推廣說，都給贛州方言島這一歷史現象的形成提出了參考，從歷史、文化、民間等多個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脈絡。
周邊客語
由於贛州除市區外大多地區通行贛語，這裡作一下簡要介紹。相關更詳細介紹請查看“贛南話”詞條。
春秋以前，至遲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的五嶺之戍以後，贛南就遷入了大量的中原漢人。漢時，為了征服東越與南越，朝廷曾多次派兵駐屯，梅嶺、大庾因守將梅捐、庾將軍而得名。漢高祖六年（前201年），為了加強對贛南的管理，在秦代只有南野一縣的基礎上，在贛南增設了于都縣和贛縣，可見當時的人口一定不少。東漢時，豫章郡的人口由全國第53位（公元2年）躍居前4位（公元201年），淨增人口居全國第2位。贛南在當時雖然不是豫章郡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但我們也可以逆料其繁盛。
目前尚有譜諜資料可查的贛南本地人，大都是南北朝以後遷入的。如寧都縣城梅江鎮賴氏在南朝元嘉年間由浙江松陽遷來，南康縣蓉江鎮嶺背奚氏、東門村千秋坪袁氏在隋代從河南開封遷來。唐宋時期遷入的更多。如石城縣今存44姓，寧都還有46姓。明代初年，贛南人口流失嚴重，田地荒蕪，而贛中一帶人口密度大至“肩摩袂接”，於是朱元璋下令獎墾，南昌、吉安等府大批人口遷到贛南。
在贛南，由於居民遷入的時間和來源的不同，所以，到處可以看到同姓不同宗的現象。例如：
上猶縣城五福堂李氏始祖李欽來自新喻泉壙，是唐西平王李晟第七子李憲的後裔。李憲也是來江西的李氏始祖。而同縣的其他李氏則是明清之交從廣東、福建遷來的，是福建上杭李火德的後裔。前者為本地李氏，後者為客家李氏。
上猶縣劉氏也有兩支。《劉氏家譜》云：“始祖來自黃沙鴨子湖，從吉州盧陵墓遷來。”是為本地劉氏。另一支則是清康熙、乾隆年間從廣東興寧遷來的。是為客家劉氏。
上猶縣《朱氏族譜》載：朱氏七十二世朱仕開，居吉安府；……至八十六世朱朝炳、朱朝煥兄弟又遷至江西龍泉（遂川）。大約在宋末元初，有一支朱姓遷來上猶石溪洞定居，與本地李姓來猶始祖同時。今縣城水南朱姓就是從石溪洞搬來的，是為本地朱氏。而營前大潭塅的客家朱氏則是清康熙年間從廣東遷來的。
再說上文所說的張氏乃客家張氏，清初從廣東遷來。而上猶縣城的張氏卻為本地人。縣城《張氏六修族譜》載：張氏為劉漢文成之後，清河望族。始祖張彥功來自豫章吉水長灘頭。
贛南本地人說的“本地話”是贛方言，它具有客家方言語音、辭彙和語法的基本特徵。儘管它可能與客家方言有聯繫，但是，我們不能將它歸入客家方言。
附：贛州語分為兩片，一片叫於桂片，指的是被稱為“本地話”的贛方言；另一片叫寧龍片，主要指被稱為“客籍話”的客家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