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在2世紀前葉的西方文獻中，只有馬其頓商人遣使到達Seres(希臘、羅馬人對中國的稱呼)首都Sera(洛陽)的記載。這一記載一直通過羅馬大地理學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約公元90～168年)的巨著《地理學》保存至今。
賽里斯漢籍史料載羅馬商團“於公元100年11月抵達洛陽。在洛陽宮廷受到漢和帝的接見。此事被東漢史官記錄在冊，後來又被范曄編入《後漢書·和帝紀》。”這“是陸路經西域到達賽里斯首都賽拉（Sera，洛陽）的首批西方人”，“在洛陽，他們受到了東漢政府的熱情款待，並賜予‘金印紫綬’”。
希臘文獻中早已出現“賽里斯”（Seres），意為“中國人”。據公元前4世紀希臘人亨利克泰夏斯（Ctesias）等的記載，這種稱名就是起於“絲（Ser）”（參見前文所引的米勒【Muller*】版本，1884年巴黎迪多書店版本，轉引自【法】戈岱司編《希臘拉丁作家遠東文獻輯錄》，耿升譯，中華書局，1987年版）。也有可能如公元2世紀的羅馬人包撒尼雅斯（Pausanias）的《希臘志》中所說，就是“他們國內生存的一種小動物，希臘人稱之為‘賽兒’（Ser*）”。我們可以肯定，希臘文中是以Seres來稱中國的，其起於蠶與絲的本意。
漢籍史料
公元前後兩個世紀，歐亞大陸東西兩端雙峰並立的是強大的漢（西漢、東漢）帝國和羅馬帝國。漢帝國（尤其是東漢帝國）對西域的經略和羅馬帝國對地中海東部的擴張，造成兩大帝國“雞犬相聞”之勢，推動了兩大帝國間向對方的探索。
《後漢書·西域傳》概述漢代經營西域的成就：“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奉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爰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系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日；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
絲綢之路中國文獻中的描述並非虛詞，古希臘羅馬的記載可為佐證。公元二世紀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在著作《地理志》中根據另一位地理學家推羅的馬林努斯（Marinus）著作的一個片段提到，一位以經商為業的馬其頓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曾記載從幼發拉底河到位於中亞某地的石塔的路程；梅斯本人未到過賽里斯國（Seres），但他派自己手下一批人到過那裡。
據史書記載，公元100年羅馬商團到達過中國洛陽：
《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西海，四萬餘里，皆重譯貢獻。（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
《後漢書·和殤帝紀》：“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 《後漢紀·和帝紀》：“永元十二年……，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屬。”
羅馬商團“於100年11月抵達洛陽。在洛陽宮廷受到漢和帝的接見，賜予‘金印紫綬’。此事被東漢史官記錄在冊，後來又被范曄編入《後漢書·和帝紀》。”這“是陸路經西域到達賽里斯首都賽拉（洛陽）的首批西方人”，“在洛陽，他們受到了東漢政府的熱情款待”。外國學者中也有人持相似的見解，如日本學者長澤和俊認為，“蒙奇、兜勒兩國的入朝是在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歷來新的遠國的入朝，一般都有中國的使節伴隨，那么大概在永元九年出發的甘英，於永元十二年春夏回到西域都護身邊，而兩國使節則繼續東進，於同年十一月，到達了洛陽。”
我們的祖國統稱中國是人人皆知的。但古希臘卻給我們起了個優美的名字，稱“賽里斯”。據說公元前一世紀，羅馬執政官愷撒大帝穿著一件中國絲袍去看戲，艷麗華貴的中國絲綢吸引了戲場觀眾，人們紛紛站立圍觀，讚嘆不已。而後中國絲綢不斷輸入西方，立即博得了西方各國富裕階層的高度讚賞，都把中國絲綢視為無上珍品，稱之為“東方絢麗的朝霞”，成為上層社會人士得之為榮的稀世之寶。但那時西方並不了解絲綢產於何處，更不了解絲綢是怎樣織成的。古時謬傳絲是由樹葉或竹葉製成的，連有名的歷史學家也僅推斷出絲是來自於一種動物身上。後來從販綢者那裡得知，這種名貴的絲綢來自東方的一個大國，但不知稱謂，故稱之為“賽里斯”，希臘語就是“絲之國”的意思，一直流傳至今。
絲綢之路
自從張騫通西域以後，中國和中亞及歐洲的商業往來迅速增加。通過這條貫穿亞歐的大道，中國的絲、綢、綾、緞、絹等絲織品，源源不斷地輸向中來和歐洲，因此，希臘、羅馬人稱中國為“賽里斯”國，稱中國人為“賽里斯”人。所謂“賽里斯”即“絲綢”之意。 19世紀末。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將張騫開闢的這條東西大道譽為“絲綢之路”。德國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撰寫成專著《絲路》。從此，絲綢之路這一謂稱得到世界的承認。絲綢之路，概括地講，是自古以來，從東亞開始，經中亞，西亞進而聯結歐洲及北非的這條東西方交通線路的總稱。絲綢之路，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義。這是亞歐大陸的交通動脈，是中國、印度、希臘三種主要文化的交匯的橋樑。
賽里斯儘管有了絲綢之路，但在公元一世紀以前羅馬帝國和中國漢朝之間並沒 有直接的商業往來。羅馬商人未能經由陸路直接去中國，中國人也未能取道 陸路直接到羅馬。它們之間的商業往來全靠各種中間人，尤其是靠帕提亞（即 今日伊朗）的中間人。中國人和羅馬人對建立直接的聯繫都很關心。這可由 中國使者甘英的經歷得以說明。據《後漢書·西域傳》記載：“（東漢）永元九年， 都護班超遺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 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齊 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甘英雖然未到羅馬，但羅馬的商人卻到達了中國。
漢籍史書記載：《後漢書·和殤帝紀》：“（東漢）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
與漢籍史書相對應的是，在公元2世紀前葉的西方文獻中，確有馬其頓商人遣使到達Seres（希臘、 羅馬人對中國的稱呼）首都Sera（洛陽）的記載。這一記載一直通過羅馬大 地理學家托勒密的巨著《地理學》保存至今。托勒密的著作成書於公元150 年。據托勒密報導：有一位名叫梅斯（μαеs），又叫蒂蒂阿努斯 （Titiianus）的蒙奇兜訥人記錄了從石塔（Lithinos Prygos）到Sera 城 的路程。
絲路首暢
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早於前漢開闢，中國和歐洲直接交往的條件業已成熟。 在當時的國際上，東漢和大秦均為繁榮富庶大國，雙方都渴望擺脫安息中間 商人對“絲綢之路”的控制和壟斷，直接進行商業貿易，以謀取厚利。甘英到達波斯灣，被安息人阻攔住了。這是中國方面的活動。西方自然也要積極努力，他們突破安息控制，越過中亞，來到中國，這一點是完全可能的。 至於《後漢紀》和《後漢書》上提到的“蒙奇兜勒二國”中的國，很顯 然不是指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而是相當於漢代的封國，也即“天子之政行於 郡，而不行於國”中的國。它們從屬於中央政權，
但又有很大的獨立性。《後漢書·西域傳》在講述安息時所提到的“於羅國”、“斯賓國”、“阿蠻國” 等就是這種意義上的國。在羅馬，這種地方政權管轄區統稱為自治區，它們 分布於帝國各地。馬其頓境內的Stobi、Cernorus 等就屬這一類。因此，“蒙 奇兜勒二國”實際上就是指“蒙奇兜勒境內的二個自治區”，其使用方法和 古書上提到的吳楚七國等完全相同。綜上可知，大約在公元100 年就有一支西方商隊從陸路到過中國，他們 是梅斯商團的成員，來自馬其頓境內的二個自治區。在洛陽，他們受到了東漢政府的熱情款待。從現有的材料來看，他們是第一批由陸路到達中國的西 方人。
公元166 年，又有一批羅馬人由海路來到了中國。據《後漢書·西域傳》 記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繳外獻象牙、犀角、瑇瑁。” 到三國和晉時也有羅馬遣使到達中國的記載，這些都是中國和羅馬友好交往的標誌。
賽里斯國
大漠，駱駝，直射的太陽，疲憊的旅者，懷有一個不變的夢想，去那個產絲的國度——遙遠的“賽里斯國”。他們，正走在絲綢路上。
位於歐亞大陸兩端的中國和歐洲地中海國家，分別代表著東西方文化。它們之間隔著遼闊的歐亞內陸地區，也就是現在的中國西北部新疆以西的中亞地區。歐亞內陸地區有史以來即以氣候惡劣、大漠峻岭、路途險阻而著稱於世，行者視其為畏途。然而，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促使人們不斷克服地理上的艱難險阻，尋求異族間的相互交流，共同促進人類文明向前邁進。漫長的中西交通從很早的歷史時期就已開始。絲綢，作為中國的國寶，在殷周時期已相當發達，並為周邊民族所喜愛。在歐亞文明圈外散居著無固定住所的草原遊牧民族，他們充當了兩種文明的傳播者，溝通了地處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文化。中國絲綢的西傳，首先就是從繞行裏海、黑海到地中海的北方草原之路開始的。
從史料上看，出訪西方國家的第一位中國元首，可能是公元前10世紀的西周首領周穆王。當時他從中原出發，驅車西遊到西北，遠達中亞的一些氏族部落，還會見了西王母娘娘，並以絲綢作為國禮，贈送給出訪的國家。這大概是最早的絲綢的西傳。直到公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才鑿空了從新疆通往西亞的綠洲絲綢之路，這條人們通常所指的絲路，晚於草原絲綢之路幾個世紀。
公元前八世紀，希臘出現所謂的“大移民”運動，也就是由古代農業性移民轉到商業殖民。其中一支向北越過赫勒斯滂深入整個黑海沿岸。這些古希臘人與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族人發展起頻繁的貿易，斯基泰族人除以穀物、羊毛和奴隸為交易貸物外，還轉銷來自遙遠東方的貨物。在著名《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我們可以查找到有關絲綢的記載：“從門閾直到內室，椅子上放著柔軟的綺羅。”這些絲綢很可能就是與斯基泰族人交換得來的。
希臘人雖然很早就已使用絲綢，並稱中國為“賽里斯國”（Seres），即為產絲之國的意思。但由於遠隔重洋，路途遙遠，不了解中國的蠶絲生產，他們對這種神奇絲的來源一無所知。於是，西方人添附了絲綢運輸途中的中亞民族離奇神話的渲染，憑藉他們的想像，對遙遠的“賽里斯國”和絲綢的來源，作出了各種各樣十分荒謬的猜測，從而也產生了對蠶絲的各種誤解，甚至中國這個東方大國在希臘人眼中也夠奇怪的了。
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認為賽里斯人“身體高大近20英尺，過於常人，紅髮碧眼，聲音洪亮，壽命超過200歲。”有學者認為，這裡所指賽里斯人可能是指中亞以東，即新疆維吾爾族的祖先，也是絲綢貿易的中間商，並不是指中國漢族。
公元一世紀羅馬博物學家老普林尼在其《博物志》中提到賽里斯國，還說該國“林中產絲，聞名世界。絲生於樹上，取下濕一濕，即可梳理成絲。”可見當時歐洲人認為絲是從樹上而來的。
希臘一位名叫波金尼阿斯的地理學家，按希臘人視紡織源於蜘蛛織網的啟示這種傳統觀念，作出了離奇的推測：“唯賽里斯人用織綢緞之絲，則非來自植物，另有它法以制之也。其國有蟲，希臘人稱之為塞兒。這蟲的大小約二倍於甲蟲那么大，它吐絲的現象就像樹下結網的蜘蛛，蜘蛛八足，該蟲也是八足。賽里斯人冬夏二季，各建房舍蓄養。蟲所吐象蜘蛛的細絲，把足纏起來。先用稷養四年，到第五年才用青蘆飼養，這是這種蟲最愛吃的食物。蟲的壽命只有五年，蟲因吃青蘆過量，血多身裂而後死，體內即是絲。”這種愛吃青蘆的“大甲蟲”是公元2世紀的西方人對蠶的一種想像而已。
到了公元四世紀，希臘人又想出了一種會產絲的“羊毛樹”：“林中有羊，有人勤加灌溉，梳理出之，成精細絲線，半似羊毛纖維，半似粘質之絲。”
大約在六世紀，幾個印度僧人把中國蠶種藏於其行路杖中，從中國西部走私到東羅馬拜占庭，從此歐洲才有了蠶絲業。這時他們才搞清楚“產絲者乃一種蟲也。絲從口中天然吐出，不須人力。……蟲以桑葉養之。”六世紀以後，賽里斯這一稱呼也逐漸消失了。
富足文明
最早提到中國的西方典籍，大概是創作於公元前5世紀的《歷史》一書，它的作者是被羅馬哲人西塞羅譽為“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希羅多德在書中說：“東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搖籃。”在該書的第四卷中，他更是以豐富的想像力，將中國定位於萬里之遙的“北風以外”。雖然這樣的隻言片語只能隱約勾勒出中國的外貌，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古代希臘人對中國的敬意。因為在希臘人的宗教信仰中，“北風以外的人”正是被太陽神阿波羅所寵愛的民族。
西方人眼中中國形象的逐漸清晰，是與絲綢聯繫在一起的。生活在公元前後的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過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當時許多出身高貴的希臘人都穿著“賽里斯”人製作的衣服。
這個“賽里斯”人來自何方？原來，這些衣服是用西方人所沒有的絲綢所制，而在當時，只有中國能掌握製造技術。
精美的絲綢引發了西方人對中國的無限遐想。公元1世紀的羅馬地理學家龐蓬尼·麥拉，對中國人的誠信充滿了讚譽：“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們把貨物放在曠野中，購貨的人，在賣主不在時來取貨，這種經營方式是很著名的。”
4世紀的希臘史學家馬爾塞林對中國的評價，更能代表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普遍認識。他讚美中國物產的富饒：“賽里斯國疆域遼闊，沃原千里……物產也很豐富，有五穀雜糧、乾鮮水果、牛羊牲畜，真是應有盡有，品繁而量眾。”“那裡的城市較為稀疏，但規模較大，物產豐富，人煙稠密。”他更讚美中國人熱愛和平的本性：“賽里斯人完全不懂得進行戰爭和使用武器。賽里斯人最喜歡安靜地修身養性，所以他們是最容易和睦相處的鄰居。”“在他們那裡，晴空萬里，皓月明朗，氣候溫和宜人，即使颳風也不是凜冽的寒風，而是和煦的微風。”
對中國不加掩飾的溢美之詞，或許是對中國絲文化為代表的物質文化的極度嚮往。這和以後西方因熱愛中國的瓷器，而盛讚中國的作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歷史告訴我們，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中存在著一種互補心理，異國情調往往讓人耳目一新，興味盎然，所以評價也會高於實際情況。這時的不識廬山真面目，不是由於身在此山中，而是由於身在此山下。
因此，對西方而言，此時的中國更多的是一個符號，一個體現了富足與文明的象徵。這正是推動西方人去接近中國，急切認識中國的動力。
賽里斯智庫聯盟
賽里斯賽里斯”寓意絲綢之路，聯盟總部設於中國北京(零點集團)，建設有上海(東亞)和石河子(中亞)兩大智庫數據中心，設立有四大海外研究機構即俄羅斯(東歐)研究中心、哈薩克斯坦(中亞)研究中心、巴基斯坦(西南亞)研究中心、新加坡(東南亞)研究中心，是非盈利性、非官方的、國際性的行業組織，使用漢語、英語、俄語三種官方語言，旨在搭建大數據中心服務平台，聯絡全球智庫機構，提供最完善的各國行業資訊和最專業的數據分析報告，為中小企業“走出去”開展對外貿易投資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貿易及技術合作交流。
2017年“賽里斯”全球智庫國際研討會於2017年5月22至24日在新疆兵團第八師石河子市舉行。該研討會由俄羅斯葉爾欽大學、巴基斯坦大學、烏茲別克斯坦國立世界語言大學、喬治亞創新與技術部、烏德穆爾特共和國、吉爾吉斯研究院、哈薩克國家戰略研究中心等十幾個國家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中國大宗商品發展研究中心、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及各國黨政智庫、社科院專業智庫、高校智庫、民間社會智庫及企業145人參加。與會人員對本次研討會給予高度的評價，並在研討會中積極踴躍演講討論、獻計獻策，以此更好的服務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