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宋元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徽州，既是一個徽民“以賈代耕”、“寄命於商”的商賈活躍之區，又是一個“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文風昌盛之鄉。在歷史上，賈與儒密切聯結，成為徽州商幫的一大特色。它造就了傳統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進了徽州故地的儒學繁榮，使之成為素稱“東南鄒魯”的儒教聖地，另方面反過來又藉助於儒學對徽商的商業經營活動產生了深刻的歷史影響。
地處萬山叢中的徽州，獨特的歷史地理環境使得徽民在務農工的同時，大量外出（亦包括在本地）從賈經商或業儒入仕，所以“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王世貞《增程君五十壽序》）
王世貞雖說賈道和儒術是以往人們或謀取生計安身立命或成就事業出人頭地的主要人生通途，但眾多徽人或“先賈后儒”，或“先儒後賈”，或賈儒兼事，“亦儒亦賈”，他們卻以“賈者力生，儒者力學”為基點，竭力發揮“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社會功能，將二者很好地結合而集於一身，迭相為用，張賈以獲利，張儒以求名。竟致出現“新都（徽州的古郡名稱）三賈一儒”（明歙人汪道昆《太函集》）的興盛景況。
綜觀徽商們 “賈而好儒”，有的是在實踐中雅好詩書，好儒重學，“賈名而儒行”，
王世貞 行書手札抑或老而歸儒，甚而至於在從賈致富使“家業隆起”之後棄賈就儒。有的在從賈之前就曾知曉詩書，粗通翰墨，從賈之後尚好學不倦，藹然有儒者氣象。如旌陽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貿，……然雅好詩書，善筆丸，雖在客中，手不釋卷。”（《旌陽程氏宗譜》）再如休寧商人江遂志行賈四方時，“雖舟車道路，恆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理亂興亡之跡。” （《濟陽江氏族譜》）有的則勸令子弟“業儒”攻讀，以期張儒亢宗。於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的識見和態度，延師課子，“功課以儒業，賓名師以訓之。”（〈新安歙北許氏東支世譜〉）往往是“延名師購書籍不惜多金。”（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盼望子弟能夠“擢高第，登仕籍”，從而振家聲，光門楣。實際上，在徽商後代中以“業儒”而成名者也代不乏人，一如明代的歙縣人汪道昆、休寧人金聲、清代休寧隆阜人戴震、歙縣人王茂蔭等。而客籍外地的徽商中，也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與此同時，不少徽商還毫不吝惜地輸金捐銀，資助建書院興私塾辦義學，以“振興文教”。
徽商之所以“賈而好儒”，一則因為商業自身發展的需要。由於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
徽州，商品與貨幣的運動錯綜交織，商品供求關係變化萬端，作為商品經營者須有相關的商業知識和社會知識，才能正確分析和把握市場形勢，當機立斷以獲厚利。同時，隨著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同行業之間以及各行業之間的交往關係日益密切，這又需要商人具備一定的組織管理才幹，方能在商海中大顯身手。如此從賈就要與業儒結下不解之緣。所以在明代，就曾經有人把徽商分為“賈名而儒行”的“儒賈”和“以儒飾賈”的“賈儒”兩種，都是具有相應文化程度的商人，他們在商賈活動中，大多善於審時度勢，決定取予，運以心計，精於籌算，“以儒術飭賈事”，往往獲得成功，塑造了一代代文化徽商的形象。徽商之所以“賈而好儒”，二則因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稱“禮讓之國”，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學興盛之後，崇儒重學的風氣日益熾烈，這樣的社會環境致使徽商潛移默化地受到薰染和影響，加上徽商中許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較良好的儒學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說教、倫理道德，自然就成為他們立身行事、從商業賈奉守不渝的指南。在經商中，眾多徽商總是忠誠立質，誠信為本，仁心濟世，禮讓待人，由道取財，以義為利，表現出儒道本色、人皆嘉許的商業道德。這樣便造就了一批批受人敬佩的誠信儒商。
徽商“賈而好儒”，雖然對傳統商業和社會的歷史發展起著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一方面由於徽商在商—儒—仕這條傳統世代的康莊通道上鼓勵子弟重儒求學以藉助科舉取士搏得功名簪纓促使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勢力，從而找到了支持和保護自己的靠山，他們便可憑藉特權在流通領域獲得厚利，而不必向生產領域投資。這樣就堵塞了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可能渠道。另方面徽商“賈而好儒”，又進一步促使商人與地方封建宗族勢力粘合得更加緊密，而宗族觀念極深的徽商大都樂意將其一部分商業利潤資助於維護封建宗族統治的各種事業，這勢必消耗了一部分可以用於擴大商業經營的資本，於是徽商資本的出路就多了一條刻著封建印記的管道。總之，徽商這個商幫的封建性更加牢固。而到清中葉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已經沒落，維護封建統治的儒學儒術也更加趨於腐朽，徽商隨之也就在外來資本和其它區域民族資本的衝擊之下，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最終成為中國商業歷史上的一隻“經濟恐龍”。
賈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如果從我們現在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現在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徽州地區有著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之說），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餘，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說：
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為主的揚州學派，也因此得以興盛。
這很鮮明地說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係：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這裡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為例，略加說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梁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因為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徽商大宅院全景雖是士大夫之後代，但他們不避諱工商業，不以經商為恥，而是將工商業看成是與農業同等重要的行業。食鹽、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於餐飲，總之根據市場需求他們無所不經營；天下都市繁華所在，無處沒有他們的身影。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在商場成為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時在父母督促下讀過書，因而他深諳為儒之道。後來他隨著鄉族人到蘇州經商。經過幾十年的商場磨練，他日益成熟，儼然成為當地商人領袖。
然而，他的領袖風範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範，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蘇州都太僕先生喜愛他為人淳樸，所以為他住所題詞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為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
雕刻精美的宅院天井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讚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歸有光在壽序中說：“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為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讚譽，可見不簡單。若然程白庵是個純粹只知追求蠅頭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讚譽的。可見，程白庵在商場成功的同時，他在文化建設方面亦有不同凡響的建樹。起碼，他在蘇州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遊的風習，他們聚會交遊，一般有詩酒唱和、論書議畫的時尚。若然想得到他們的青睞，這人必然是博學深究之人，有時還要有發人深省之見。可見，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讚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賈而好儒”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係，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