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王朝貞觀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來的。李世民是唐帝國實際上的開國皇帝（他的父親李淵只是名義上的）。在中國所有的開國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過良好系統的教育，出身也最為高貴。他胸襟開闊，文武全才，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在當政期間創立了蓋世絕倫的文治武功。
在中國這個高度集權缺乏民主和人權觀念的國家裡，最高領導人的素質決定國家的命運。李世民除了具備歷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優勢外，下面的幾個優勢還是李世民獨有的。
一、對國家民族的強烈責任心和濃厚的危機意識。
責任心是領導人物必須具備的第一要素，沒有或缺少責任心的領導縱使才華蓋世，也一樣會禍國殃民，不是瀆職就是濫用職權。中國的很多帝王就是因為缺少責任心，把祖輩千辛萬苦打下的江山玩垮了或玩丟了，結果使中華民族陷入周而復始的循環性浩劫之中，中華文明也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中國也因此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由天朝大國淪為二流末國到最不已開發國家。李世民的民族責任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坐上皇帝寶座後，並沒有象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多數權力人物一樣自以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來好好放鬆一下，利用手中的職權盡情享受一下榮華富貴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於政事，一頭埋在公務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時間，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討論國政，裁決案件和辦理公事，有時一連幾個小時也不肯停下來休息一下，以致常常忘記了吃飯睡覺。
和那些志得意滿的權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濃厚的危機意識，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個幅員遼闊，兵強馬壯的強盛帝國（那時的唐帝國事實如此）；而是一個危機四伏隨時可能被又一次民變推翻的新生政權。他的眼睛緊緊地盯著那個剛剛瓦解的曾經強盛無比的隋帝國，不斷地琢磨隋王朝滅亡的教訓，不時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轍，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導他的帝國走出荊棘，走上繁榮，走向輝煌。在李世民當政的中期，唐帝國已成了當時已知世界無與倫比的超級強國。這時李世民應該滿足了，可他一點也沒有滿足的跡象，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華和輝煌，而是帝國漫長而艱巨的未來之路，並為夯實未來的路基繼續孜孜不倦地努力。李世民的超強責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體現。
二、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執政風範。
中國的歷代統治者擁有無窮無盡的小聰明，並以在人前耍小聰明為榮；很少有人想到誠實執政，坦白對人。結果當政者用詭計馭使部屬；部屬也依樣畫葫蘆用詭計蒙蔽首腦。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真正做到誠實執政的唯一一人，他在任時對臣僚趟開胸懷，不行欺詐之術；臣僚也盡忠職守，不搞欺瞞哄騙的傳統官場妓倆。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氣整頓吏治，下決心要在官場根治貪污受賄的不治之症。為了偵查那些暗中受賄和將來有可能受賄的爛污官吏，李世民令親信暗中向各部官員行賄，結果還真查處了幾個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餘把他的謀略告訴一位隋朝遺臣，沒想到這位大臣當場潑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時總告戒臣民要誠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卻先行欺詐之術，上樑不正下樑歪，臣民會一樣用欺詐的手段報答你。李世民認為大臣的話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這句令普通當權者惱羞成怒的逆耳忠言。還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齡雖不滿十八歲，但體格健壯的男子也要應徵入伍。魏徵拒絕在詔書上副署（注意這是李世民最為智慧的傑作，他的命令沒有分管大臣的簽字沒有法律效力，沒有哪個皇帝會主動限止自己的無限權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釋說：“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報??，要人民不可詐欺；可你卻先失去誠信。陛下不以誠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詐欺。”李世民的反應是深以為然並立即收回成命。
三、胸懷寬闊，愛才如命，有海納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否興旺強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質外，還必須有足夠的人才來執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為世人的共識，因為人才決定國家的命運。但並不是所有的當權人物都重視人才的，實際情況是占半數以上的權力人物漠視甚至仇視人才。只有那些胸懷寬闊膽識過人，能夠認識到人才的重要並能寬容人才無傷大局的弱點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夠任人唯才。
李世民的愛才在史書上有不少的記述，最為典型的事例是對魏徵的信任和重用。魏徵是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的舊臣，兩兄弟曾經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對手。魏徵曾不止一次地勸說李建成先發制人殺掉李世民，按理李世民應該對他恨入骨髓了。李世民在這場權力角逐中獲勝後，幾乎所有的人都認定李世民會殺掉魏徵泄憤或嫁禍於人地把他作為替罪羊殺掉；誰也想不到李世民對魏徵的最大懲罰竟然是任命他當帝國宰相，還和他結成兒女親家。這一戲劇性結局的果實是：魏徵為唐帝國的強盛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李世民執掌的貞觀王朝可謂人才濟濟，文有魏徵、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武有李靖、秦叔寶、程咬金、尉遲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圍繞李世民組成一個堅強高效的領導核心。可李世民還是感到人才不夠用，並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彝德薦舉人才，在久久沒訊息後又一再催促他。封彝德委曲萬狀地說：“不是我不努力，實在是今世沒有人才。”李世民當即糾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隨所長。自古人君致治，難道能借才異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訪求，奈何輕量當世？”聽了這樣的真知灼見，封彝德除了慚愧外還是慚愧。
四、高度超強的自制力，對人性的弱點有深刻的認識，對“好話”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殘留一點動物的痕跡；只要是人，無論是偉人還是平民百姓，都有人性的一面和獸性的一面。人類文明的真正內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宏楊人性和儘可能地克服獸性。人性的多少和一個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關係，地位極高和極低的人身上獸性的成份容易漫延滋長，前者為了生存而不懌手段；後者會恣情縱慾亂用職權。中國的皇帝因為位高權重的緣故，長期被壓抑的獸性有了釋放的條件，就會象深秋的野火一樣四處漫延，不是自制力極強的人不能阻止其殃及池魚。
人類的獸性又稱之為人性的弱點，最具危害性的表現是滋情縱慾濫用職權和愛聽好話。普通人的弱點因為條件的限制，一般不致釀成大的社會危害；皇帝手中擁有生殺大權，其人性的弱點若不加以嚴格控制的話，即可釀成巨大的社會危害和無法挽回的嚴重後果。歷史上的傑出帝王在控制自身的弱點方面作出了很多值得稱道的典範，但作得最好且始終如一的還是李世民大帝。
愛聽好話幾乎是人類的通病，權力人物對好話的偏愛則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縱觀歷史上的那些亡國之君，只有極少數敗在強大的敵人手裡，絕大多數是被身邊的甜言蜜語打到的。只有那些鳳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夠不被好話所誤導，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他充分意識到絕大多數的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因此對阿諛奉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誡身邊的官員：“君主如果剛愎自用，自以為比別人聰明，他的部下一定會諂媚他。結果君主失去國家，部下也不能單獨保??他的富貴，結果也難逃一死。各位應以此為戒，對國家大事有意見，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報喜不報憂。”
大臣王侍中（侍中是門下省首長，級別和宰相相近）晉見李世民，看見已國破家亡的廬江王的漂亮妃子站在皇帝身邊，就意味深長地看了該女子兩眼。李世民看見他眼裡有話，就說：“這是廬江王的妃子，廬江王聞她頗有恣色，就殺死了她的丈夫，把她強行占為已有，如此暴虐不仁，怎能不亡！”王侍中問：“陛下以為廬江王是對是錯？”李世民回答得很乾脆：“殺人取妻，還有什麼是非可言！”王侍中反唇相譏：“陛下既然知道廬江王作錯了，為何又把他的姬妾據為已有呢，這不是重蹈廬江王的覆轍嗎？”這句活得不耐煩的“狂話”竟使李世民大為感動：“不是你直言提醒，我險些為惡而不自知了”，當即把該女子送出了宮廷，並對王侍中給予嘉獎。
紀元六二三年，魏徵在大殿上當著文武大臣的面指責李世民的一條條過失，一點也不給李世民面子，使李世民的忍耐終於達到了極限。他當即大怒回宮，對前來迎接他的長孫皇后發狠：“總有一天我要殺掉這個莊稼漢！”長孫皇后問莊稼漢是誰，李世民說：“當然是魏徵，他總是在大庭廣眾之下侮辱我。”長孫皇后也是一位亘古少有的傑出女子，聽了此話後立即穿上皇后官服向皇帝鄭重參拜：“我聽說君明則臣直，魏徵所以正直，正由於我夫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賀你呢。”面對這樣賢明的妻子，李世民的火氣即刻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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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王朝的強盛是中國的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比擬的。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幾個強盛王朝，強盛的標誌不外乎國富兵強和民豐物阜，在深層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遺產）上作出突出建樹的只有貞觀王朝。唐帝國的富庶有大詩人杜甫的一首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為證。與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相適應，唐王朝的國際威望也達到了頂峰，對外戰爭取得連綿的勝利，連續百餘年保持連續不斷的進攻態勢，疆土極度擴張，朝鮮、漠北、西域的遼闊疆土相繼併入中國的版圖，西部疆土直達鹹海東岸的石國（中亞細亞塔什干城）。除了這些人所共知的豐碩成果外，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在當時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幾條文明成果使大漢民族成為當時已知世界最最優秀的民族。
一、社會秩序空前安定。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是真箇的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六三０年，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準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機率也就少之又少。
二、開放的國界。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就象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就不想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中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中國的各國人民，大多數以成中國人為榮（這使人想起今日美國的綠卡）。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二十萬人以上。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開放王朝，外國人入境和中國人出境並沒有太嚴格的限制，即不擔心中國人出去後忘本忘祖；也不擔心外國人進來後喧賓奪主。僅這一點就說明貞觀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強的土地，不擔心外來文化把自己淹沒。貞觀王朝的國民素質是如此之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來主義”，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國民氣度和王者風範。外國人在中國就象中國人在自己家裡一樣，享有和中國人一樣的公民權力，不但可以發財致富，還可以從政當官。來自阿拉伯帝國和日本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擔任部長級高級官員。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於原始部落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一千。
一千二百年後，日本帝國進行了第二次現代化運動，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躍進幾百年，並把昔日的老師踩在腳下，在老師的“庭院”里製造了兩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日本民族並不高明，它只是善於學習而已。這個步子比別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個最大的優點――落後但不固執。當外來文明入侵時，它總是虛懷若谷地主動接受比本民族先進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使自己快速躍進到先進民族的行列。
一個民族落後並不可怕，固執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
中國官場的貪污病菌是無孔不入的，以至占絕大多數的國人都認定貪污是人類社會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貪污。當從英美等國歸來的留學生向他們的親朋好友陳述這些國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污時，沒有幾個人不認為他是在胡說八道。其實，貪污並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較高的國 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污。不僅是美利堅和英吉利等現代化強國，就連主要由中國人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滅了貪污。
這裡所說的基本上消滅了貪污並不是說完全杜絕了貪污現象，而是指貪污行為在整個官場中屬極個別的現象，且貪污的數額不大（一年的貪污額一般不會超過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續的時間也不會很長（連續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會很快敗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嚴懲。柯林頓事件是美國政治上的最大醜聞，可一位中國人說：我國的一個村長也比柯林頓要風流好多倍，美國總統真是當得太窩囊了……
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稱導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份，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尢為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檠告貪污，主要是以身示範和制定一套儘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對貪污的處罰最為嚴酷，貪官一律處以剝皮的慘刑，可明王朝的貪官之多在歷史上仍屬罕見。可見防範貪污主要取決於一套科學修明的政治體制，光靠事後的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剷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四、分權制度的初步嘗試。
中國封建體制的主要特徵是權力高度集中，地方服從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馬首是瞻。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極大地限制了國民的創造性、主動性和靈活性，且極易釀成暴政。
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了現代化政治特徵――分權原則。中書省發布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布詔書。詔書發布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後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運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規定自已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後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有損他清譽的不慎重決定。中國歷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個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擁有如此傑出的智慧和胸襟（美國的開國皇帝華盛頓有點象他的學生）。
五、高度發達的商業。
中國封建王朝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象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楊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舉世文明的“絲綢之路”是聯繫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可這條商業通道在唐帝國時才達到她的最高使用價值。唐帝國的疆域空前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四個軍事重鎮（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斯坦），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稠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回顧貞觀王朝的燦爛文明史，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華民族曾經是世界上最最優秀的民族，中國人也曾經是最最優秀的國民！當今天的中國人回首先輩輝煌的過去時，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是死抱著“四大發明”和“文明古國”等早以消逝的光環自欺欺人；還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華民族的理性和自信，還是每箇中國人自己來作出決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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