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梟雄
1910年，出生於山西汾陽路家莊，兄弟五人，排行老大，年輕時就讀於汾陽中學。
1931年，考上北京大學，本要立志做學問，但“九一八”事變後，國家危亡，時局艱難，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於是，像千萬愛國青年學生一樣，谷正文無心學習，轉而投身學生愛國運動，成為中共北平學生運動委員會的書記，後又轉到八路軍115師擔任某大隊的大隊長，他在抗戰前夕，一次執行任務時失手被擒，被囚於國民黨的牢房中，這才投效了國民黨的特務機關軍統局，成為軍統局華北區的特工。谷正文自己說，1935在北大讀中文系就加入了軍統局，戴笠每個月還會派一個人與他聯繫，七七事變後，他與北平二十多個流亡學生來到濟南，組成“山東政府教育廳演劇隊”，受中共北方局領導。後又投入敵後游擊工作，被日軍俘虜，抗戰勝利後再次回到軍統局。然而，而知情人則揭露，谷正文所在部隊，是一個非軍務的“政治宣傳大隊”，實為戲劇演出隊，後曾改稱戰士劇社。1941年，谷正文是攜兩隻駁殼槍，長武山英一的特務，乾過不少禍國殃民的壞事，後又投靠國民黨軍統戴笠門下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秘密入黨，成為學運積極分子，曾任中共北平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
1937年，抗戰爆發後，曾投筆從戎，在林彪將軍的115師偵察大隊任隊長，後來在執行任務時被捕，叛變革命成為一名軍統打手。因為他的“好學”，也因為他對華北的了解，受到國民黨情報頭子戴笠的賞識，被提拔為“北平特別勤務組組長”。此後，從抗戰到大陸解放這十幾年間，谷正文一直擔任軍統華北地區的負責人。
1946年，戴笠死於空難，倉皇之間，蔣介石命令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接任局長。毛人鳳清點戴笠遺物時，發現戴笠在他的日記里寫道：“郭同震讀書甚多，才堪大用。”從此對“郭同震”另眼相看。也因為這個緣故，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後，經毛人鳳的舉薦，谷正文受到重用，有一段時期直接受蔣介石領導，這是他的特務生涯中最得心應手的時期。
那個時候，蔣介石整日叫囂“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企圖以此提振士氣。”谷正文當時除擔任“保密局上校偵防組組長”外，也是馬祖島“祖國萬歲救國軍的副總司令”。“總司令”虛懸，上面沒有派人，按照谷正文的說法，“總司令”雖然空在那兒，其實就是蔣介石本人。谷正文把辦公室設在台北近郊的青山綠野深處，名為“求實齋”，是他搞反攻大陸情報活動的秘密總部。他捨棄“保密局”正規的訓練特務的方式和招募人員的管道，從成千上萬由大陸流落到台的單身流民中挑選“可造之材”，送到台北近郊的“藍天海水浴場”附近的“情報局秘密基地”，接受情報訓練。訓練的內容除了基本的游泳和潛水訓練以外，主要是爆破、暗殺、搏擊、通訊，以及若干簡單易學的情報技巧。只要短短几個月，訓練好一批人，就可以派他們去“反攻大陸”了。那段時間，北從山東半島，南到海南島，台灣“情報局”在谷正文的策動下，進行了一波接著一波的“反攻”行動。但是，都難成氣候。這些特務活動到了後期，暴力性質銳減，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象徵意義的任務，比如，派特務到大陸沿海城市過幾天日子，在特工人員回台後，谷正文安排蔣介石接見他們。這個時候，特工們就拿出大陸的電影票票根，或者大陸的火車票、糧票之類的憑證，讓蔣介石看看，逗“老頭子”開心。 曾經犯過不少血案。
不過，1950年到1970年初期，谷正文親手領導執行過幾宗駭人聽聞的暗殺行動。當中最受蔣介石嘉許的，就是“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案，周恩來總理要不是臨時改變行程，差點搭上那班死亡飛機，成了空中冤魂。1995年，台灣《中國時報》周刊第171期刊登了專訪谷正文談籌劃刺殺周恩來始末的文章。當時任台灣“保密局偵防組組長”的谷正文承認，“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是台灣特務人員乾的。
據2005年10期《鳳凰周刊》介紹，谷正文在台灣，“有一段時間直接受蔣介石領導”，曾任“馬祖島‘反共救國軍’副總司令，總司令就是蔣介石本人”；還曾任“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特勤處主任”，“少將主任審查官”，退休後仍任“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顧問”。谷在台灣的主要活動，除破獲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偵辦的匪諜案共牽連2000多人”，還訓練“特工敢死隊襲擾大陸”，自稱“蔣老先生晚年最不甘心的事，他的千百將領，星光熠熠，只有我和反攻死去的六百壯士，使他稍稍安心。”；他更主謀“暗殺周恩來”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爆炸案，使出席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中外記者11人空難殉職。谷正文一面說：“我是個壞人嗎？一面說：“殺人跟殺豬有什麼分別。”可見這個人稱“諜海梟雄”的，是一個活生生的冷麵殺手。文章發表後，國內有知情人證實，谷正文不僅僅是他自我標榜的“反共英雄”，還有著叛國投敵、漢奸特務的醜惡歷史。
北平諜戰
1946年內戰即將爆發，戴笠曾特意到北平委任谷正文為“北平特別勤務組組長”。谷正文在自述中說，當時在北平的情報鬥爭，其實就是他與中共北方局城工部部長劉仁之間的鬥爭。1946年冬季，他利用一個飛賊，破獲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號院的地下電台，電台的通訊範圍遍及瀋陽、察哈爾、張家口、西安乃至上海。台長李政宣後來供出一份組織名單，其中包括第十二戰區孫連仲部的作戰處長謝士炎、高參室主任余心清兩名中將及17名少將。
谷正文自稱不是一個輕易以貌取人的人，可他第一眼看到謝士炎時，卻被他的那從容凜然的氣勢給給震懾住了。那時，他在北平第一看守所等候訊問人犯，兩名刑警一前一後的把謝士炎帶進刑訊室，當謝士炎那堅毅的雙眼向四周逼視過來時，谷正文頓時心慌意亂地猶豫起來，草草為自己找了一個藉口，便匆匆從後門“逃走”了。
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親自為謝士炎沖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為這次特殊對話的開場，說：“通常我只是一個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賞的人物，才會共飲。”謝士炎點點頭，然後說：“如果你在共產黨，一定是一個傑出的情報幹部。”並對谷正文的這種審訊方式表示訝異。谷正文則問：“你是領袖(蔣介石)的得意門生，發生這種事，後果大概很嚴重，你怕死嗎？”
謝士炎堅定地回答：“不！拿死亡來威脅我是沒用的，對我來說，死亡只有遺憾和不遺憾的區別！我認為你是國民黨里少見具有情報天賦的人，因此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們共產黨的工作人員已經深入滲透到國府國軍各個階層，這就是我覺得死亡並不遺憾的原因。這樣說吧，死了一個謝士炎，還後有更多的謝士炎，那死去的謝士炎無法完成的任務，活著的謝士炎會完成……我在國民黨部隊很多年，經歷過很多階層，所以我有資格批評它沒有前途。至於共產黨，我至少欣賞它的活力、熱情、組織與建設新中國的理想，因此，我選擇我欣賞的黨。而且，我認為國民黨是妨害共產黨早日建設新國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國軍中將作戰處長的身份，幫助共產黨消滅國民黨！”
謝士炎在回答訊問室表示，他的工作就是便是把孫連仲的十二戰區部隊調動交由李政宣向延安發報，其他涉案將官的工作內容也是一樣，因此，華北、東北國軍部隊的動態，共黨中央莫不了如指掌。除此，謝士炎抱定必死之心，堅決不供出其他涉案人員。這位身為陸軍中將的謝士炎，黃埔軍校畢業，湖南人，後被蔣介石認定“大叛徒”給殺害了。臨刑前，謝士炎大義凜然，還遺詩一首贈與谷正文，可他自稱遺忘了。
密謀綁架
1948年冬季，淮海戰役爆發，國民黨在華北軍事力量幾乎完全被共產黨取代，只剩下北平、青島等幾座“圍而不打”的空城，谷正文坦承：此時，每人心中都有一個疑問：“國軍到底能不能打仗？”坐困北平城內近十個軍的軍心也開始浮動起來，共產黨也開始透過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積極向父親活動，傅作義飽經各種心戰攻勢煎熬，開始動搖了。尤其是黃維被俘後，傅作義從沒離開過辦公室，晚上累了，也不脫衣服，就在靠在椅背上睡，他的一臉憂戚和一身體臭就是一個信號，國民黨在他身邊的特務於是向南京呈報了此一守將不穩的危機。自華北剿總成立以來，蔣介石為了穩定華北戰局，破格給予山西軍系出身的傅作義超出中央嫡系將領的待遇，為得是收買傅作義的忠心效命。如今，戰局惡化後，仍不時聽到傅作義動搖的報告，老蔣心裡非常懊惱，特派鄭介民飛到北平，企圖說服傅作義率軍突圍，由天津乘船南撤。在被傅作義拒絕後，又派同是山西軍系的徐永昌來當說客，亦未奏效。
1949年1月，共產黨圍城的炮聲步步逼近，蔣介石宣告下野，此時，蔣緯國突然來到北平。谷正文認為傅作義投共的心跡已明，只有動用綁架的手段才能使他回到南京。但蔣緯國不同意這個方案，覺得那是小人作風，如果“蔣緯國綁架傅作義”訊息傳出，那對蔣介石個人的威信和蔣家的聲譽會有很大影響。但谷正文卻不肯死心，剴切諫言，認為這是北平失陷前所能作得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如果綁架成功，將傅作義押回南京以通敵罪審理，對其他持觀望態度的國軍將領也是一個警示。谷正文堅持說：“綁架雖不能將城中七個中央軍帶回江南，卻有可能因此而挽救其他部隊的士氣。”聽到這一番分析，蔣緯國也動了心，他甚至自己舉出當年戴笠計擒韓復榘的往事來支持谷的看法：“韓復榘死後，國軍便在台兒莊打了中日戰爭中的第一個大勝仗。”
然而，後來這個計畫並未實施，直到44年後的1993年，谷正文與蔣緯國碰面後，才從蔣緯國口中解開了這個歷史謎團。原來蔣緯國到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看到的傅作義是一副心力交瘁癱坐在椅子上，居然劃了五根火柴還點不著一根香菸，再申述了自己的困境後，反問：“如果二少爺是我，你會怎么辦？”蔣緯國回答不出來，但自己的計畫也動搖了，決定放棄綁架傅作義的行動，他向谷正文解釋：“後來我想了想，父親並未交代我這樣作，所以，我不能擅做主張這么做。”一個月後，谷正文也撤出了北平城。
偽鈔大案
1950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保密局頭子葉翔之便構想在台灣印製一批假人民幣和假港幣，再通過漁船走私到大陸和香港，以擾亂大陸的貨幣市場，引發經濟恐慌。蔣經國一聽到這個計畫，立即興致勃勃地表示贊同，使這個印製假鈔的工程前後進行了11年之久。
不過，當年台灣的印刷製版技術不行，想仿製出可以亂真的鈔票並不容易，谷正文靈機一動，認為在監獄裡必定關有能印製偽鈔的“天才”。經過查找刑事犯罪的資料，終於發現了一名“天才”人物凌旦復，這是一個沉默寡言的犯罪專家，平時懶洋洋的，三小時也說不出一句話，但談到如何印製假鈔，馬上精神大作、口若懸河，滿腦子都是犯罪方法。於是，一紙公文便將這位囚犯給“調服勞役”，頗受禮遇地搬到了一座大別墅“特種印刷所”享受貴賓待遇。凌旦復用的是土法煉鋼的硬招數，簡陋的設備加上他那雙具有“分色”功能的眼睛，每天趴在燈箱上一刀一刀地猛刻。後來，又在德國買到了同時供應大陸印製人民幣的紙張，這“特種印刷所”的機器一開，滿屋子都是仿真的人民幣。
不過，當時保密局的特務們並不了解大陸的情勢，印製的大都是五元一張的大鈔，完全不了解大陸還是停留在幾角、幾分花錢的艱苦奮鬥時代。一箱箱印製精美、幾可亂真人民幣全部打了水漂不說，還因此暴露了不少潛伏在大陸的特務。後來，往大陸闖關的人民幣就改成了面額一元、五角的小鈔了。印製港元的成本要高一些，都是成箱成箱地往廣東、香港帶去，這樣不僅給大陸經濟帶來嚴重的困擾，也給不少在這兩地做生意的外國人帶了不少損失，到後來連美國人都不幹了，要求台灣特務機關停止印刷假幣。最後蔣經國找到谷正文，劈頭就問：“你們為什麼非印假票子不行？”其實，印製偽鈔蔣家父子都是事先知道的事情，正是因為當初的貪念與無知，才惹來一長串的麻煩。
暗殺楊傑
原陸軍大學校長楊傑，出生於雲南，與國民黨要員張群同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期炮兵科學生，北伐時期，22歲的他提前輟學返國，擔任北伐軍總務部次長。北伐後，又出任北平憲兵學校校長。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楊傑對蔣介石的“剿共”政策不滿，成為國民黨高級官員中率先反對“剿共”者。1933年，侵華日軍進犯長城，作為陸軍大學校長的楊傑率大兵團與日軍作戰。後曾一度擔任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大陸全面解放前夕，楊傑因為到雲南動員盧漢起義，受到國民黨特務的追殺，後來到香港避難。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蔣介石開始對認為導致他失敗的政敵對手進行懲罰，首選目標就是楊傑，三番五次催促毛人鳳予以“密裁”。毛人鳳則讓谷正文動手，後又交給了會講廣東話的特務頭子葉翔之，而直接承辦此案的兩個殺人兇手田九經和韓克昌，則是谷正文從國防部技術總隊找來的，這兩人原來都是從河南偽軍收編過來的。
1949年10月下旬，葉翔之領著一行人來到香港，開始動手。特務田九經擔任外圍，韓克昌則拿著一封事先準備好的信函，在上午十點左右來到楊傑的公寓三樓，謊稱是台灣送信來的，楊傑毫無防備地讓來人進到室內，看過信後，韓克昌又謊稱讓他寫個收條好回去交差，乘楊傑俯身寫收條時，韓克昌拔出手槍朝楊傑的頭部及心臟部位連開三槍，楊傑當場死亡。事後，貪財的韓克昌竟還將楊家的兩個大皮箱拖下三樓。田九經趕到後問：“你提這些乾什麼？”韓克昌喜不自禁地回答：“全都是些值錢的寶貝啊！”田九經讓他丟了東西，趕緊快跑。
事後，香港警方很快封鎖了現場，發現楊宅一片凌亂，值錢的東西散落樓梯，便認定是一樁竊賊入室搶劫殺人案。連葉翔之都沒想到，由於韓克昌的一時見財起意，竟使整個殺人行動更臻完美了。
製造空難
1955年4月，中國政府派出以周恩來總理為團長的代表團參加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周總理原計畫4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經印尼首都雅加達前往萬隆。但“克什米爾公主號”在4月11日離開香港4個多小時以後，大約在下午6時30分左右因爆炸失事，機上8名中方人員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難。所幸周總理臨時改變計畫，從昆明取道仰光到達雅加達。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近年來有不少報導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大爆炸，是谷正文在毛人鳳的批准下，指示保密局香港負責人趙斌承策劃的暗殺活動，也是谷正文生平戰績“最輝煌”的一次。這些都與傳主本人的口述自傳有出入，其實，是趙斌承先見到毛人鳳稟報計畫後，才提出讓谷正文商討細節的，並有同謀陳鴻舉出面，以60萬港幣收買香港啟德機場清潔工周駒，將一枚牙膏形的塑膠炸彈放入飛機機翼的起落架縫隙中，自己又藏進另一架客機起落架里，飛到台北松山機場領賞。
谷正文的任務，是將這鄺姓的清潔工帶出松山機場。而當時要進入台灣的機場、碼頭，都必須經嚴密的審查，“台灣保全司令部”硬是要弄清楚此人的身份和進行的任務，偏偏這一切細節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前又不能透露半點風聲，谷正文費了好大週摺才將那清潔工帶走。這一天的《大華晚報》上還刊載出一小塊新聞，說是松山機場抓著了一名企圖偷渡入境的“香港難民”。而原定於上午起飛“克什米爾公主號”，下午才由啟德機場起飛，當天下午，6時30分，客機於北婆羅洲沙撈越附近上空發生爆炸，中國代表團的3名成員、5名記者，和來自波蘭、奧地利及越南的記者共11人，全於空難中喪生。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發生後，台灣的特務機關成了全世界輿論的眾矢之的。不過，毛人鳳倒為此事榮升為中將，成為保密局有史以來第一個活著時就升任中將的局長。至於趙斌承與陳鴻舉，在頒獎會上卻說過如下的話：“這種事還頒獎呢！連自己的兒子問起來都不能承認的事，還要敘獎？”
由此可見，谷正文“諜海梟雄”所從事的特工活動是最黑暗、冷酷的，連他的部下也感到無地自容。
蔣氏父子
由於執行“反攻大陸”的突襲或滲透任務，谷正文有很多機會和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接觸，對他們父子倆的差異，有很深刻的看法。谷正文對蔣氏父子的評價都很一般，對蔣經國尤其不佳，認為蔣經國的器量和見解遠遠不及蔣介石。谷正文表示，“蔣介石最大的問題是不讀書，不知中國歷史興替和轉折的道理，他完全不明白中國各朝各代興亡的原因，所以掌握不到大勢。蔣經國對中國歷史，對中國的事物，所知更是極為有限，我跟他談到中國歷史的時候，我發現他竟然連唐、宋哪個朝代在前都不清楚，他也是一個不讀書的人（所謂不讀書，是指蔣經國沒有固定閱讀的習慣而言），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見解，欠缺他父親的見識和視野，器量不夠！”2004年，這位台灣“保密局退役少將”，在接受《華聲》周刊記者訪問時，公開向社會說出：“蔣經國的情人章亞若，是蔣介石、陳立夫下令中統謀殺的。”
晚年淒涼
谷正文前後一共有四任妻子。谷正文的第三任妻子，姐妹都是共產黨員。不知是因為感情不好，還是她發現了谷正文的軍統特務身份，或者只是谷正文自己疑心太重。總之，按谷正文的說法，有一次，這位妻子趁他不注意，在茶水裡下了毒。他端起茶杯，仰頭正要喝，卻見茶水錶層有粉末在晃動，當下就疑心茶被動了手腳。因為他“機警”，才撿了條性命。自從受過這么一次“驚嚇”，以後他不論到哪喝茶、吃飯，都提高警惕。服侍谷正文晚年生活的干女兒谷美杏說：“在陌生場合，任何人沏茶請他喝，哪怕是一口他都不喝。”谷美杏也是和谷正文相處了好一陣子，才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最後終於能放心地吃喝她準備的食物。疑心病救了自己一條命，但或許是因為疑心病，也或許是谷正文命中注定獨缺子女緣，他的子女一個個離他而去，不是遠居美國，就是各自成家立業，散居在台灣各地，頂多逢年過節的時候回台北永康街老屋子看看他，問聲好，如此而已。
出版著作
2005年，95歲的谷正文本人卻口述過一本《白色恐怖秘密檔案》，書中詳盡敘述他自己的一生所經歷所偵辦的種種大案要案，用他自己話來說，是津津樂道地“好漢要提當年勇”，難怪連國民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都對他說過：“你比我還狠！”今天用我們的眼光來看，則是毫不掩飾的敘述自己的一生。谷正文自詡：台灣出版的回憶錄很多，陳立夫的回憶錄最假最壞；谷正文的最真最好。書的序言是李敖寫的，連李敖這樣的強梁人物，都不得不折服驚詫於傳主的聰明、幹練、慧黠、奇宕和狠毒，而且遍查全書，找不到一絲的懺悔之詞。除去過去公開披露的歷史事件外，書中也有大量揭發他主子惡行文章，如親自在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家中安放炸彈將何的女兒炸死、與蔣緯國一起密謀綁架傅作義，到遵照蔣介石的旨意毒死白崇禧等等，都是活生生的故事和血淋淋的事實，讀來驚心動魄，讓人不寒而慄。
相關內容
最近微博上瘋轉某篇題為“被遺忘的黑歷史”的帖子，文中輯錄了不少近現代人物言論，讀來頗有意味。
其中一則言論引起了我的注意，摘錄如下：
“我們的秘密工作，要始終堅持三個點：入戲、交友、耐心。
“入戲，就是要我們的同志忘記自己的身份，忘記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一切，徹底地全面地融入到工作的環境中，每日吃什麼、做什麼、看什麼，都要完全的符合所扮演人物的身份；
“交友，就是要在符合身份的情況下，較多的結交各個層面的人，較多的與各方勢力打交道，較多的建立跨行業跨地理的社會關係，並利用這種複雜的社會關係，為我們開展工作提供保護；
“耐心，就是不急於求成，不讓激烈的革命理想影響自己的工作，要善於在較無收穫的情況下堅持崗位，在長期無法開展革命工作、甚至長期無法與組織取得聯繫的情況下，隱藏自己，保護自己，等待機會。
“我們的工作，是細緻而瑣碎的，是緊張而危險的，是需要大膽實踐與謹慎實驗的。任何衝動的心理，都是我們的敵人，哪怕它包含有高尚的目的性。”
據作者所述，這段話的出處是1932年3月胡底《培訓工作中的講話》。關於胡底，作者特意註明，其身份為“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偵察部部長，原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野戰司令部特派員，原國家政治保衛局紅軍工作部執行部部長”，其實他的另一個頭銜更簡潔也更為大名鼎鼎：“龍潭三傑”之一。
據知情者透露，《被遺忘的黑歷史》一文許多地方並不可靠，說不定是好事者的偽托之作。儘管如此，這段“胡底”的話，還真是道出了中共情報工作的箇中三昧，若果真是偽托之作，作者必是高手無疑。撇開“交友”、“耐心”兩點不談，單說“入戲”這一點，許多中共情報工作者，本來就是電影、話劇方面的行家裡手，要做到“忘記自己的身份”、“徹底地全面地融入到工作的環境中”，勝任愉快。
與胡底齊名、同為“龍潭三傑”的錢壯飛，就曾經在由北京光華影片公司1926年出品的《燕山俠隱》一片中出演男主角馬醒非。這部片子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部黑白武俠片， 錢壯飛和夫人張振華、女兒錢蓁蓁都在片中擔任演員；巧的是，胡底也演了一個角色。之後，錢壯飛來到上海，和李克農、胡底共同組成由中共中央特科直接領導的 特別黨小組，他和胡底用來掩護自己的社會身份，仍然是電影公司的工作人員——胡底的身份是演員和美工，錢壯飛的身份因缺少史料不得而知，不過想來和胡底差不了多少。
值得一提的是，錢壯飛的家庭成員，都足以載入中國電影史冊。女兒錢蓁蓁隨父親在北京出演《燕山俠隱》後，又一同到了上海，因為不方便留在父親身邊，被送到了黎錦暉創辦的歌舞班，更名為黎莉莉。上世紀三十年代，她曾經出演過《天明》《大路》《體育皇后》《聯華交響曲》《藝海風光·歌舞班》《狼山喋血記》等電影，八年抗戰時期著名的抗戰電影，如《熱血忠魂》《孤島天堂》《塞上風雲》《血濺櫻花》，她也都有演出。
黎莉莉的丈夫羅靜予曾在抗戰期間成立的中國電影製片廠擔任副廠長，1949年後，又先後擔任中央電影局總工程師、北京電影製片廠總工程師。黎莉莉和羅靜予的兒子羅丹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羅丹的妻子是電影導演凌子，他們合作拍攝了《原野》。羅丹的妹妹羅小玲是北京電影製片廠(1987年更名為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的導演，羅小玲的女兒潘婕也是演員。
錢壯飛的兒子錢江、孫子錢滔，則都是攝影師。錢江早年參加延安電影團，後來去了東北電影製片廠，拍過《中華女兒》《白毛女》《祝福》《林家鋪子》等經典，導演了《海霞》《報童》，還是《金陵之夜》的編劇之一——這部片子，反映的正是錢壯飛當年的情報生涯。曾獲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攝影獎的電視劇《中國地》，攝影師正是錢江的兒子錢滔(參見朱天緯《電影前輩錢壯飛和他的電影之家》一文，載《大眾電影》2013年第10期)。
說了一大篇錢壯飛的家史，且住，還是回到主題。去年12月18日，原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九十一歲的曾昭科老人在廣州逝世。在28日的告別儀式上，習近平、劉雲山、趙樂際、胡春華等國家領導人紛紛送花圈致悼。曾老先生號稱“香港頭號共諜”，1961年因“香港第一諜案”才暴露，他的情報生涯最輝煌的戰績，則是向中共提供1955年台灣國民黨當局策劃炸毀周恩來出訪專機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情報(參見《香港傳奇“共諜”曾昭科離世 習近平悼念》，載《環球時報》)。
曾昭科的故事，今後再說，這裡要說的，是參與策劃炸毀克什米爾公主號的軍統特務——谷正文。原名郭同震的谷正文和中共淵源頗深：早年他在山西讀書的時候，一度對共產主義理論大感興趣，讀了不少這方面的著作；一二·九運動時，曾擔任北平沙灘地區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大隊長，人稱“雜牌大隊長”；七七事變後，曾是中共領導的北平學生移動劇團的一名演劇骨幹，在河北、山東等地演劇、宣傳抗日。當時與谷正文同在移動劇團的高勵老人回憶說：
“谷正文很會演戲，手捏著鼻子就能哼出小調，每次晚會都少不了他。他演過《放下你的鞭子》，編過一個叫《馬百記》的戲，影響不小，當時大家都管他叫‘戲劇大師’。但是，他也惡作劇。夜裡，他往同住一個房間、從延安來的指導員高鵬的吃飯搪瓷杯子裡撒尿。大家知道後說：這人真壞。
“當時日偽當局派出一些探子，裝成要飯的老太太，到根據地刺探情報。可是這些探子的針線包、頂針兒等都是一樣的，被八路軍發現了。根據這個情況，谷正文在馬頭鎮排了一個戲，叫我演一個在‘井邊’做針線活的農村婦女，防備探子向根據地的井裡下藥。表演屬於無實物表演，旁邊既沒有井，也沒有針線笸籮兒、針線兒等。我以前只會唱歌，不會演戲，加上也不會做針線活，不知道怎么演？谷正文就教我，態度很和藹、很耐心，搞得我很難為情。”
幾十年後，談起谷正文，高勵仍然感嘆：“當時真是看不出來，谷正文很會‘表演’，他的真面目埋藏得太深了，一般同志想不到他是特務。”(參見劉岳、曹楠《“諜海孽雄”谷正文真相》一文，載《百年潮》2013年第5期)
當時同為移動劇團成員的張瑞芳(曾與谷正文一同出演《放下你的鞭子》)的妹妹也沒看出來。2000年前後，她忽然聽說大名鼎鼎的國民黨特務頭子谷正文就是當年一起演戲的郭同震，十分驚訝，直接把電話從大陸打到台灣，問：“我們大家當年關係那么好，工作幹得也都出色，你怎么不辭而別，離開我們了呢？”電話那頭的谷正文呵呵一笑，答道：“那是我發現你們中一些人不可愛了。”(參見金石《我所認識的國民黨特務谷正文》一文，載《鳳凰周刊》2005年第10期，及“一統齋主”《谷正文，一個有趣的特務頭子》一文，見其新浪部落格)
不過，谷正文雖然是個好演員，但和他要暗殺的對象周恩來相比，段位還是差了不止一點點——有曹禺的考語為證：“革命話劇的先驅。”如果擔心曹禺把自家總理捧得太高，有過譽之嫌的話，不妨來看看海峽對岸的評價如何：
“周恩來是個卓越的學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還參加過演講比賽，但那時他並不像個好的演說家，由於聲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5名。他是個了不起的組織者，在南開組織了一個社團，名稱很有趣，叫敬業樂群會。他很喜歡我，我那時是全校歲數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該社團內建立一個童子部，並選我為部長。那時我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他經常閱讀我的日記，也很重視我的日記，並在社團月刊中予以刊出。他還是個很好的演員，參加了學校的話劇社。他長得很清秀，聲音又尖，如果我們演戲，他總是扮演女主角。他要我也參加劇社，但我是個笨演員，沒有適合我演的角色，但他設法讓我當一個夫人的差童，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他是個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開都要上演一齣戲，而且是面向公眾的。他演戲如此出色，以致經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說這話的，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時一度與之很親密的同學、曾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說這話的時候，是1960年11月(參見馬軍《吳國楨視野里的周恩來》一文，載《二十一世紀》2008年第2期)，周恩來已經做了十一年共和國總理，吳國楨已經赴美七年，六年前，因為公開批評國民黨一黨專政，他被開除了國民黨黨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