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這是當今國內翻譯界影響力最大的學者許鈞教授在翻譯研究方面的代表作。翻譯研究領域的後來者，若從許鈞的這部專著起步，不但可少走許多彎路，更可能一定程度上走上捷徑。由於許鈞是在非常人可及的豐富的翻譯實踐和翻譯教學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翻譯研究的，因而《翻譯論》對從事翻譯實踐的人也會有頗多啟發。
作者簡介
許鈞 現任南京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紫江講座教授、北京大學歐美文學研究中心兼職教授、上海大學顧問教授，曾任南京大學教學委員會副主任、現兼任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外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全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法語分委員會副主任，國際翻譯家聯盟科學文獻委員會委員，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全國法國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翻譯工作者協會會長、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兼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並擔任 META、BABEL、《外語教學與研究》、 《中國翻譯》、《外國語》、《譯林》、《外國文學》、《南京大學學報》等國內外10餘種重要學術刊物的編委或通訊編委。已發表法語語言文學與翻譯研究論文250餘篇，著作7部，翻譯出版法國文學與社科名著30 餘部，其譯著《追憶似水年華》（卷四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訴訟筆錄》及著作《文學翻譯批評研究》、《文學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翻譯對話錄》、《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與接受》、《翻譯學概論》等作品，先後十餘次獲國家或省級優秀成果獎。1999年獲法國政府頒發的法蘭西金質教育勳章， 2008年和2010年兩度獲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頒發的“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稱號，2011年獲寶鋼教育基金會優秀教師特等獎。
媒體推薦
翻譯有助於發展文化多樣性，而文化多樣性則有
助於加強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設。
——聯合國前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先生題
2002年5月
中西譯學理論的集大成者。
——《中華讀書報》
圖書目錄
緒論
第一章翻譯本質論
第1節悠久的歷史與豐富多樣的活動形態
第2節一個被理論研究長期忽視的領域
第3節不斷深化的認識與不斷豐富的內涵
第4節從邊緣走向中心
第5節如何保持自身
第6節理解翻譯
第二章翻譯過程論
第1節翻譯過程的實際體驗與總結
第2節翻譯過程的理論探索
第3節闡釋的空間與限度
第4節翻譯的歷史性
第5節文本生命的拓展與延伸
第三章翻譯意義論
第1節翻譯的根本任務
第2節傳統語言意義觀與翻譯
第3節索緒爾的語言意義觀與價值觀
第4節重新審視意義的確定性與客觀性
第5節意義的分類
第1節在交流中讓意義再生
第四章翻譯因素論
第1節文化語境與社會因素
第2節意識形態與政治因素
第3節翻譯動機與翻譯觀念
第4節語言關係與翻譯能力
第五章翻譯矛盾論
第1節翻譯矛盾辯證觀
第2節可譯與不可譯
第3節異與同
第4節形與神
第六章翻譯主體論
第1節譯者傳統身份辨
第2節從忠實到叛逆
第3節創造性叛逆與翻譯主體性的確立
第4節主體間性與視界融合
第七章翻譯價值與批評論
第1節為翻譯定位
第2節翻譯價值面面觀
第3節翻譯實踐呼籲翻譯批評
第4節翻譯批評的理論途徑
第5節翻譯批評的原則與方法
第6節有益的嘗試與永遠的探索
結語
參考文獻
本書主要外國人名中外文對照表
後記
再版補記
後記
後 記
十年前，《文學翻譯批評研究》一書完成後不久，就已經開始醞釀，打算就翻譯活動作一整體的思考與研究。但很快便發現存在著難以解決的困難：一是學術準備不足，除了對如何譯已經有一些體驗與思考之外，何為譯，為何譯，譯何為，要對這些問題進行解答，需要有明確的翻譯觀，對翻譯過程、翻譯因素、翻譯矛盾、翻譯主體、翻譯價值等等問題有深刻的認識和巨觀的把握。而憑當時自己的理論素養，顯然難以展開深入研究。二是資料的欠缺，要對上述問題進行思考和研究，既要對國內傳統的翻譯理論研究有足夠的了解，也要對國外近幾十年來的翻譯研究狀況有一定的把握，至少對國外的主要翻譯研究流派發展及其主要觀點有所把握。為了彌補這兩個方面的不足，我把《翻譯論》一書的研究與寫作放在一邊，開始進行有目的的學術準備和資料準備。一方面，我申請了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博士點基金重點項目“文學翻譯基本問題研究”。該課題以翻譯實踐為基礎，選擇了20位翻譯家，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這些翻譯家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涉及的語種有英語、俄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和日語。在他們中間，有蜚聲中外的文化大師， 有獨樹一幟的語言學家，有成就卓著的詩歌翻譯家，有文學研究成果纍纍的學者，有的長期擔任翻譯出版工作的領導，有的畢生從事文學翻譯的編輯工作，有的對翻譯有著深入而系統的研究，有的本身就是作家、詩人。研究中，我們充分考慮到他們的特點，從各個角度對翻譯，特別是對文學翻譯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問題進行探討。我們認為，文學翻譯，有其特殊性。文學，是文字的藝術，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文字中，又有文化的沉澱。文學翻譯既是不同語言的轉換活動，也是一種藝術再創造活動，同時也是一項跨文化的交流活動。在這種複雜的活動中，無論哪個譯家，都必然會遇到與上述三個活動過程相關的客觀問題。不同的譯家，雖然對文學翻譯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都無法迴避文學翻譯的語言、藝術審美以及文學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功能方面所面對的基本問題，諸如如何對待原作，是“忠實”還是“再創造”？是致力於原作的文字形式轉換的對等，還是尋求藝術效果傳達的近似？是“異化”還是“歸化”？翻譯家如何處理協調作者風格與譯者風格的關係？如何發揮翻譯主體的作用並保持客觀性？如何認識文學翻譯的目的、功能和藝術本質？如何衡量、評價一部譯作的成功與否？對這些具有共性的基本問題，老一輩的翻譯家們，在他們長期的翻譯實踐中，或多或少都有過這樣或那樣的思考。尤其對文學翻譯中所遇到的障礙和困難，他們都有著深切的體會，並積累了許多經驗，在文字、文學、文化等各個不同層次探索過克服這些障礙的方法與手段。無論是他們的理論思考，還是翻譯方法或技巧，對我們年輕的翻譯工作者，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啟迪與指導意義。根據交流的情況，我們結合譯界普遍關心的問題，將老一輩翻譯家的有關思考與見解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對他們寶貴的翻譯經驗進行了分類、分析、歸納和研究，從翻譯的作用、對翻譯選擇的影響因素、翻譯的標準和原則、翻譯的過程、翻譯的再創造性、翻譯的主體性、風格的再現、形象思維與形象再現、內容與形式、神似與形似、翻譯批評等十個方面，對老一輩翻譯家的翻譯經驗進行了理論總結，可以說是對老一輩文學翻譯家的成果進行搶救性的整理和研究，是對中國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的一種探索性研究。
另一方面，在南京大學領導的支持下，我有幸獲得了教育部資助優秀青年教師基金的支持，“外國翻譯理論研究”這一課題得以立項。該課題在蔡毅、段京華、郭建中、廖七一等同行的全力合作下，以借鑑國外翻譯理論研究的優秀成果、促進國內譯論研究的發展、加快翻譯學科的建設為目的，在掌握近四十年來外國翻譯理論研究的基本成果和資料、了解其現狀、把握其趨向的基礎上，按國別、有選擇地對國外翻譯理論研究的成果作系統的研究和評介。
通過這兩個方面的努力，無論是對國內傳統的翻譯理論，還是對國外近幾十年來的譯學探索成果，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為“翻譯論”這一課題的研究打下了基礎。但同時，我們又遇到了另一方面的困難，即翻譯學研究需要有跨學科的視野，對相關學科，如哲學、美學、語言學、社會學等等學科的有關理論要有一定的了解，為此，我又在這方面進行補課，認真閱讀有關的經典著作和代表作，吸取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上述的三個方面的工作中，我要特別感謝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唐瑾編審、譯林雜誌社的王理行社長和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周憲教授給予我的寶貴幫助。王理行在“文學翻譯基本問題研究”這一課題的實際研究中，無論是在項目的設計、研究思路的確定，還是在具體研究的實施中，都給予了幫助。周憲教授則在開拓筆者的研究視野，充實筆者的學術素養方面起了引領和促進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們受商務印書館之約，合作主編“現代性研究譯叢”和“文化與傳播”這兩套大型學術譯叢的過程中，實在是獲益匪淺。唐瑾編審更是這些年筆者所從事的研究工作的直接參與者和促進者。記得在1996年上半年，我第一次收到唐瑾的來信，邀請我參加由她主持的“中華翻譯研究叢書”的研究工作，並希望我能夠承擔“文化與翻譯”這一著作的撰寫工作。考慮到自己的研究重點不同，學術準備不足，我向她推薦了承擔這一研究工作的更為合適的人選，同時就自己的研究興趣、研究構想和研究重點與她交換了意見，沒想到很快收到了她的回信，在信中就共同關心的問題談了她的看法，並對我的研究提出了充滿真知灼見的寶貴建議。於是，從《翻譯思考錄》到《外國翻譯理論研究叢書》，再到十二卷《巴別塔文叢》，我們進行了愉快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在隨後著手進行的《翻譯論》一書的寫作過程中，唐瑾始終給予關注，並在確定本書的研究重點和途徑等方面提了建設性的意見。
就《翻譯論》一書的寫作指導思想而言，我還要感謝法國哲學家德希達教授和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先生給予我的啟迪。德希達教授應邀於2001年9月8日至10在南京大學訪問、講學。在他講學期間，我有機會就翻譯及與翻譯的有關問題向他請教，並交換了看法。他對翻譯的獨特理解，對翻譯的不可能性與必要性的辯證闡述，對“翻譯是新生命的開創”的觀點，為我認識“何為譯”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照。而加利先生在南京大學的講演，以及我們在巴黎國際法語國家組織總部的交談，使我對翻譯研究重要性的認識得到了深化，他為拙著的題辭“翻譯有助於發展文化多樣性，而文化多樣性有助於加強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設”，則為我從文化的高度理解“譯何為”打開了思路。
譯道漫漫，呈獻給譯界同仁的這部《翻譯論》是我二十多年來所走的翻譯探索之路的回顧、反思與小結，我願以此為起點，與譯界同仁繼續前行。
許鈞
2003年1月28日於南京
再版補記
十年前，作為唐瑾主編的“中華翻譯研究叢書”的一種，拙著《翻譯論》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過去的十年，是中國翻譯研究的收穫期，有三個方面特別值得關註：一是翻譯學科在體制內獲得了應有的位置，建立了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後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二是翻譯研究人才培養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國內高校培養了數百位翻譯研究方向的博士；三是翻譯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與國際譯學界同行的交流趨向深入。
回顧中國翻譯學界所走過的路，我還強烈地感受到一點，那就是翻譯學界學風正，學術上有爭論有爭辯，也有切磋有探索有相互鼓勵。正是在這樣良好的學術風氣中，我本人的研究受到了國內學界同仁的關注與厚愛，姚小平、王東風、劉成富、呂俊、程章燦、王理行等學界好友在《外語教學與研究》《中國翻譯》《外國語》《外語與外語教學》《文匯讀書周報》《中華讀書報》等重要報刊對拙著《翻譯論》發表評論，給予批評。劉雲虹教授在國際著名學術刊物META也發表了書評，直接促進了與國際翻譯學界的交流。此外，拙著有幸入選 “改革開放以來南京大學50部具有重要影響的人文社會科學著作”（2008）和方夢之先生主編的《中國譯學大辭典》（2011年），並被《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影響力報告》（2011）一書收錄。在拙著再版之際，我要特別感謝國內學術界同仁和朋友在我學術道路上給予我的一貫的鼓勵與幫助，也衷心感謝譯林出版社顧愛彬社長與王理行編審的關心與支持。
許鈞
2013年11月3日
於南京大學樹華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