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衛樓

謝衛樓(Davelle Z. Sheffield，1841-1913年)是美國公理會傳教士，1841年8月31日出生於美國紐約懷俄明的甘斯維爾，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後曾在軍隊服役兩年，此後回鄉任教，1866年考入紐約奧伯恩(Auburn)神學院，1869年畢業並被任命為牧師。1869年10月4日，新婚才兩個多月的謝衛樓攜妻子從舊金山啟程赴中國傳教，11月28日抵達通州，從此在通州傳教和辦學40多年，於1913年7月1日去世，遺體也葬在通州。
清同治六年（1867）美國基督教公理會正式在河北通州設立傳教站，由江戴德夫婦負責。他們在傳教的同時，於當年年底開辦了一所男童寄宿學校，中文名稱潞河男塾。謝衛樓到通州傳教後，也到學校擔任一些教學工作。
1871年，華北公理會決定在通州建立一所神學校，由各傳教站派人來學習，用以訓練中國布道師。1873年，神學校(即八境神學院)正式成立，富善被派來負責。謝衛樓對學校工作越來越感興趣，他把學校工作的重心放在神學院上面。
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中國興起了學習西學的熱潮，在通商口岸，對掌握了英語和西學的新式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多。這種形勢促進了教會學校的發展。1881年，美國衛理公會發起了“新教育運動”，把寄宿學校和主日學校發展成為大學，相繼建立了福州英華書院、上海中英書院、南京和北京的匯文書院。美國長老會也把他們在山東蓬萊的登州文會館發展成為大學。教派之間的競爭加快了教會學校擴充的步伐。1882年起，華北公理會也試圖建立一所大學，但一直未能實現這一計畫。
1889年5月，華北公理會年會上，決定把通州的學校提升到大學程度，同年10月，美國部會年會作出決議，支持創辦潞河書院的計畫，並撥款2500美元用以購買土地建設校舍，1890年又派哈佛大學畢業生都春圃(Tewksbury)來協助工作。1891年在城外買地修建新校舍，1895年建設完工，耗資約15000美元。1896年又接受一筆35000美元的捐款，辦學條件大為改善，以後幾年學生的在校人數維持在百人左右。
1893年，由謝衛樓、富善、都春圃等五人組成的一個委員會制訂了一個憲章，它規定通州學校是由潞河書院(包括一所中學)和戈登紀念神學院(由八境神學院發展而來，因接受一筆遺產而改名)兩個部分組成的聯合體。謝衛樓任書院院長，富善任神學院院長。
1900年義和團運動發展到通州。6月，通州的美國傳教士帶著一些中國教徒和潞河書院的學生逃到北京使館區，通州的美國教會建築全部被義和團民眾焚毀。此時謝衛樓正在美國休假，聞訊後，他立即趕回北京。謝衛樓撰文稱，在華基督教會必須獲取西方國家的保護，他還為傳教士和教民的胡作非為開脫罪行。他還為北京地區那些鼓吹復仇的傳教士進行辯護，並積極參與了要求清政府“賠償”和“懲凶”的活動。
1901年，潞河書院在北京城恢復上課。《辛丑條約》簽訂後，都春圃回到通州，逼迫知府吳肇毅賠款16萬兩白銀，用以重修被焚房屋、撫恤死亡教徒遺孤，並議定將後南倉官地全境劃歸公理會。以後傳教士們又進一步和知州議定，用所賠之款以公理會名義購買新城南門外謝家園、北園、曬米廠三莊之地，“以為建築學校醫院住樓之用”，面積約70畝。1902年，潞河書院遷回通州。
1901年，謝衛樓首先提出由美國公理會、衛理公會、長老會和英國倫敦會聯合設立一所大學的建議。1903年，倫敦會邁出合作的第一步，它的一位教師帶領一些學生加入潞河書院，書院就此改名為協和書院(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謝衛樓擔任協和書院院長，直到1909年退休。
謝衛樓還積極參與“中國教育會”(1890年正式成立，當時中文名為“益智書會”，1902年改名“中國學塾會”，1905年正式定名為“中國教育會”)的有關活動，1890年他是首批會員，1896-1899年，擔任主席的職務，1899-1902年又任出版委員會主席。
謝衛樓從開始在潞河男塾兼課，到從協和書院院長位置上退休以後，一直堅持擔任教學工作。在教學活動的基礎上，他還編譯了一批教科書，如《萬國通鑑》(1882年由上海美華書館首次印刷發行)、《聖教史記》(1890年由通州公理會刊印)、《理財學》(1902年由上海美華書館鉛印)、《是非要義》(1907年出版)、《心靈學》、《神道要論》、《政治源流》(1910年協和書院刊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