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歷
1932年出生於福建閩清縣，1955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同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原始社會考古研究室主任、考古所高級專業職稱技術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甘青考古隊隊長。國務院有突出貢獻的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主要從事史前時期考古研究，曾主持劉家峽水庫區考古調查工作與甘肅秦魏家、姬家川、張家嘴、師趙村和青海柳灣等大遺址（墓葬）的發掘。
主要研究成果
有《青海柳灣》（主編），《師趙村與西山坪》（主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合著）等，其中《青海柳灣》、《師趙村與西山坪》曾獲得社科院優秀科研成果獎，《六頂山與渤海鎮》曾獲得第二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
人物述評
謝端琚的福建口音已經很少，這是他長期在西部工作的結果。他告訴我，不僅在口音上有了很大改變，就是在生活習慣上，他已經完全“西部化”了：他吃麵粉、粗糧的比例與吃大米差不多。
謝端琚介紹，雖然自己現在已經退休，但他仍在做一些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他還承擔著《大辭海》考古卷詞條的撰稿工作，預計今年年底完成初稿。回顧過去，在他從事考古工作的50年裡，足跡踏遍了20多個盛市、自治區，但是，他始終把重點放在甘青地區。原始社會的考古最重要的意義是用實物資料來復原原始社會史，填補文獻的空白和不足。以此而論，謝端琚是在一張白紙上畫圖。由此，人們可以想見祖輩們茹毛飲血的生活和社會風俗。
歷史的探索最終是在為“我們從哪裡來”尋找一個可以確信的答案。有了這個答案，我們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在時間和空間中的位置，了解中華文明經由怎樣的傳承而綿延至今，並為“我們將到哪裡去”確定方向。
50年從事同一種工作可以把一個人鍛造成行業內的專家，也能讓一個人磨滅對這項事業的熱愛。但是，謝端琚對考古的熱愛至今沒有絲毫衰減，他的內心充滿了自我實現後的極大充實與滿足———這項工作雖然艱辛，但正如他起初想像的那樣，他既有了科學研究成果，也了解了各地的風土人情。
人物閱歷[口述]
大學時期，抄講義掙生活費
1951年考大學的時候是統一招生，我的第一志願報考了福建師範學院數學系。
其實我的數學並不好，報考這所學校的原因是，當時上師範不僅不用交錢，而且還有生活補助。第二志願我填寫了福州大學歷史系。結果第一志願沒有被錄取，我就入了福州大學歷史系。當時福州大學沒有教室，就向一所中學借了幾間。我所在的年級有14個人，只有一個女生。同學之間年齡差距很大，有的人已經工作了好幾年。
最小的十七八歲，最大的有三十一二歲。因為高年級的人數太少，也和我們合併在一起上課。
由於家裡困難，學校就安排我抄講義，就是用鋼筆把講義寫在蠟紙上，然後印出來。憑著這一筆報酬加上補助，我上大學沒有花家裡的一分錢。1953年院系調整，福州大學歷史系和廈門大學歷史系合併，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去廈門大學或留在福州大學。我覺得廈門大學名氣更大一些，就去了廈門大學。
我們學校有一個老師叫林惠祥，他是著名人類學家，跑遍了東南亞並出過很多書。他在歷史系開有人類學、考古學課程，受其影響，我對考古產生了濃厚興趣，覺得這個工作可以走很多地方，了解各地的風土人情，既能做調查研究，又能開闊眼界。因此，我就想搞考古。因為復原歷史包括兩個角度，一方面是文獻，另一方面是實物。我當時覺得，做考古從實物來復原歷史更實在一些。
食物短缺，吃紅棗吃到拉肚子
1955年畢業的時候，也是天遂人願，我和其他四名同學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因為我不是考古專業的，1956年所里讓我去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班旁聽了半年。1957年，我參加了三門峽水庫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首次參與發掘的是河南陝縣廟底溝遺址，當時的隊長是安志敏。這裡主要是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發掘出來的文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除了我們一批大學畢業生之外，所里還招了一批中學畢業生，幾十人都集中在這裡，一邊發掘一邊進行培訓。
1958年，為了配合劉家峽水庫的建設，我擔任了甘肅考古隊隊長來到了甘肅。
我們在庫區里主要發掘了永靖張家咀、秦魏家、大何莊、姬家川等遺址。其中，張家咀和姬家川屬於辛店文化，這兩個類型都屬於新發現。挖張家咀遺址的時候是10月，黃河有一個支流叫大夏河，水流得很急。由於這條河沒有橋，我們每天都要坐著羊皮筏子往返過河。每一次，大家都提心弔膽，死死抓住羊皮筏子上的木頭，生怕一不小心掉了下去。這樣長期下去也不是辦法，我們後來就在發掘遺址的附近租了農民的房子住在那裡。
當時正是最困難的時期，食物非常短缺，我們就在當地想辦法。吃的東西主要是麩子面、玉米面、土豆和圓白菜做的鹹菜。當地人把麩子面做成了扁圓形的疙瘩，放在水裡煮，然後加上玉米面。我們每個人一餐能吃上五六個，肚子處於半飢餓狀態。實在沒有菜了，我們就在當地挖牲畜飼料苜蓿吃。在發掘永靖縣馬家灣遺址的時候，當地的紅棗熟了。我們開始吃得很多，結果大家都吃得拉肚子。老鄉就提醒我們，可以把紅棗煮熟了再吃。這樣，我們在吃麩子疙瘩玉米面的同時，把煮紅棗作為補充食物。
合葬墓引出與郭沫若的爭論
1959到1960年，我們在秦魏家遺址做了兩次發掘，在第二次發掘的時候，我們發掘出了5座合葬墓。每墓骨架兩具，一具仰身直肢葬為男性，另一具側身屈肢葬為女性，從這種葬式看，顯然是夫妻合葬。我認為，這反映了當時的婚姻形態已經由對偶婚過渡到一夫一妻制，而女子屈肢依附於男子的身旁，也顯示了當時的婦女在社會上已經降居於從屬地位。並且這些墓葬的死者都是一次埋葬的，男女不可能同時死去，這很可能是男子為主體，而把女子作為殉葬者。
當時的院長郭沫若看到我在《考古》1964年第6期發表的發掘簡報後，發表文章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女子很可能是自願殉死的，因為女子屈肢依附著男子的左肩，表示著依依不捨的情態。這個爭論在考古界引起了轟動，但至今仍沒有定論。
發掘柳灣墓地，國內外矚目
1975年我到了青海樂都柳灣墓地。之前，一個當地人發現了一個彩陶壺，上面有陰陽人圖像。青海省文物處負責人趙生琛見到後，拿到考古所來。我見到後立即覺得它不同尋常，趙生琛也邀請我們一起發掘。當時，我們就決定合作，我擔任了考古所一方的隊長。
八九月份的時候，我們三個人到了發掘地點，雇了幾十個民工開始發掘。這裡的每個墓都有殉葬品，以彩陶為主。這些新石器時代的文物，最早的距今有4600多年的歷史。此外，還有晚一點的青銅時代的一些物品，總共挖了1700多座墓，出土各種生產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等文化遺物共三萬多件。
柳灣墓地是我國迄今為止規模最大、保存較好的一處原始社會墓地。墓地包括文化類型之多，墓葬之密集，文物之豐富，為國內外考古界所矚目。柳灣墓地的墓葬為豎穴土坑墓，多有木棺，木棺有各種形狀，有大頭小尾的梯形棺，有長方形木盆式棺，有獨木棺。葬法有單身葬、合葬，並有隨葬品。它的發現對研究我國私有制產生等問題，提供了一批實物例證。這個遺址還充實了青海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歷史，所以，當地政府也樂於支持我們的工作。考古報告出來後，獲得了中國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
向老鄉收集文物，“討價還價”
隨後我回到了甘肅，在天水師趙村、西山坪開始發掘。在這裡，我擔任了甘青考古隊隊長，從1981年一直挖到了1990年。師趙村離天水市有七公里，發掘期間，我們曾向老鄉收集文物，老百姓最初都會給我們，不提任何要求。慢慢的，老鄉開始認識到這些文物的價值了。有些人家裡有東西，生怕讓我們知道。一次，有一個老鄉問我，如果他把採集到的東西送給我們，我們能不能付給他一些報酬。我就說得看是什麼東西。隨後，他從家裡拿出了一個人像彩陶罐，我們看了以後，覺得很珍貴，這個人像彩陶罐既有研究價值，又代表了當時制陶的工藝水平，就動員他給我們，並提出讓他到發掘隊做臨時工，給他多記了幾個工算是報酬。
他很愉快地答應了。
西山坪從1986年秋開始發掘，到1990年春結束。
發掘面積1525平方米，清理房子三座，窖穴22個，墓葬4座，秦漢墓4座。其中，最早的大地灣文化距今已有8000年。
因為發掘受氣候的影響比較大，每年冬天，我們就借天水博物館的一間大殿整理文物。整理出來的文物留下了一部分，其餘的都運到了我們考古所在陝西的研究室。師趙村與西山坪遺址是20世紀80年代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成果的兩個地點，它們是渭河上游保存較好、發掘規模較大的史前時期聚落遺址。這兩處遺址文化層厚，遺蹟多，遺物豐富，文化內涵複雜多樣。兩個地點發現這么多成系列的古文化遺存和歷史時期的墓葬，這在西北地區考古發掘中尚屬首次。
同時首次在一個遺址發現了大地灣一期文化到齊家文化連續不斷的各時期的地層迭壓關係，從而揭示了渭河上游史前文化從早到晚成系列的完整的文化發展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