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梅州：詩歌之鄉梅鄉禮四海,客州納五湖。未仰梅江水,已聞客家歌！梅州是“山歌之鄉”，早已為世人所熟知。而梅州是“詩歌之鄉”，筆者還未曾見有人如此說過。本文有標新立異之虞，無譁眾取寵之心。
梅州能稱“詩歌之鄉”嗎？
根據
“梅州能稱‘詩歌之鄉’嗎？”筆者最近請教專家，有人十分肯定，有人把握不定。筆者認為，“詩歌之鄉”的美稱，梅州當之無愧，根據有四：第一，梅州籍著名詩人輩出。
梅州代有詩人出，遠的不說，清中葉至現代就有：
宋湘（1756年—1826年），清中葉傑出詩人，曾被嘉慶皇帝譽為“廣東第一才子”。“清初嶺南詩人，屈翁山（按：屈大均）為冠，中期無有出宋芷灣（按：宋湘）上者。”（錢仲聯語）
宋湘
黃遵憲（1848年—1905年），晚清著名愛國詩人，被公認為是中國古代十大愛國詩人之一。梁啓超把黃遵憲與夏曾佑、蔣智由譽為“近世詩家三傑”，夏衍說：“史學家都公認他是晚清一位最傑出的詩人。”
黃遵憲
丘逢甲（1864年—1912年），晚清著名愛國詩人，與黃遵憲齊名，“時流競說黃公度（按：黃遵憲），英氣終輸倉海君（按：丘逢甲）。”（柳亞子詩句）
丘逢甲
葉劍英（1897年—1986年），不僅是我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而且是著名詩人，有《葉劍英詩詞選集》出版。他的詩受到毛澤東的推崇：“劍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按：陳毅）要學律詩，可向他們請教。”
葉劍英
李金髮（1900年—1976年），現代著名象徵派詩人，以“詩怪”著稱，不過，在“現代詩”流行的當今，早已見怪不怪了。他的《棄婦》和《里昂車中》被選入1984年出版的《現代百家詩》中。
黃藥眠（1903年—1987年），現代著名文藝理論家、作家、詩人，著作頗豐，出版有詩集《黃花崗上》、《英雄頌》、《桂林的撤退》及詩論集《論詩》等。
蒲風（1911年—1942年），現代著名革命詩人，他的《茫茫夜》、《母親》、《武裝田地山河》被選入《現代百家詩》中。
蒲風
上面列舉的幾位，只是梅州詩人中的佼佼者，其實，還有許多著名的詩人，如李黼平、黃香鐵、胡曉岑、葉璧華、范荑香等。李黼平、黃香鐵就與宋湘、黃遵憲、丘逢甲並稱為清代嘉應五大詩人，胡曉岑與黃遵憲、丘逢甲被譽為晚清嘉應三大詩人，范荑香、葉璧華是晚清飲譽廣東的女詩人。黃遵憲在《梅水詩傳集》序中說：“嘉、道之間，文物最盛，幾於人人能為詩。置之吳、越、齊、魯之間，實無愧色。”
第二，梅州籍詩人在詩壇占有重要地位。
梅州不僅擁有許多著名詩人，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在近、現代詩壇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領一代風騷。
在格律詩方面。晚清，詩壇風氣崇尚擬古，是嘉應（今梅州）籍詩人高舉起了“詩界革命”的旗幟。首推黃遵憲，他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詩歌創作主張，要求表現“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並身體力行，將新事物、新名詞、新文化、新思想以及土俗俚語納入詩中，寫下了不少獨具一格、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詩篇，是近代“詩界革命”的先驅、旗手。丘逢甲和黃遵憲站在一起，實踐“我手寫我口”的詩歌主張，被梁啓超稱為晚清“詩界革命之鉅子”。黃遵憲新派詩的“同道先進”胡曉岑更被譽為“公度新詩派之先河。”（錢仲聯語）深究起來，“詩界革命”思想的發端還是宋湘。宋湘主張在兼收並蓄、博採眾長的基礎上，做到“作詩不用法”，“我生作詩不用法，縱橫爛漫隨所之。”他的詩論和實踐，對廣東詩界，尤其是嶺東詩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錢仲聯教授就指出，黃遵憲、胡曉岑的詩作大都是繼承了宋湘《紅杏山房詩》的衣缽。“詩界革命”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正是由於黃遵憲等“新派詩”詩人的提倡和實踐，對五四時期白話詩的出現起到了先驅的作用。“詩界革命”的基本理論對於今天的中華詩詞創作來說，仍然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自由詩方面。李金髮是把法國象徵派詩歌的手法引進中國詩壇的第一人，是中國象徵派詩歌的開創者。當今中國的“現代詩”就是這類詩。對於中國現代詩派來說，李金髮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播火者。
在革命詩歌方面。蒲風赴日留學期間，組織新詩歌座談會，發表了不少詩作。回國後，為抗日救國奔走呼號，建立詩歌組織，大力提倡國防詩，寫下了許多戰鬥詩篇，出錢印贈詩歌小冊子，併到民眾中去宣傳、朗誦、講解，是詩歌與革命相聯繫、詩歌與大眾相聯繫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對延安新詩歌運動有著重大影響。蒲風是大眾化詩人，是廣東新詩界的先驅，為我國革命新詩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我國詩壇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還有件具體事情值得一提。近幾年，溫家寶總理在公開講話中引用古人的詩詞，一時傳為美談。一次是引用黃遵憲的《到香港》：“水是堯時日夏時，衣冠又是漢官儀。登樓四望真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另一次是引用丘逢甲的《春愁》：“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國家總理兩次引用的詩詞，都是梅籍詩人的作品，雖說只是巧合，但也足以說明他們的詩作具有重大影響。
第三，梅州幾百年的詩風還在延續。
近幾十年來，梅州人喜歡詩歌的風氣並沒有消退。
由羅濱、王偉懷、古求能等於1984年成立的“嘉應詩社”，是我省乃至全國最早的詩詞組織之一，擁有250名中華詩詞愛好者，每年都有以詩會友的雅聚，22年來共出版了《嘉風》30本、《梅水詩叢》（個人詩集）近百本。該社古求能、丁思深還被邀請參與我國大型韻書《中華新韻府》的編寫工作。
由黃煥新、黃新橋、游文君等於1989年組織的“射門詩社”，社員已遍布全省，有近200位新詩愛好者。詩社長期堅持出版不定期詩報《射門詩報》、《故鄉》。社員詩作數以萬計，僅發表於報刊的就不少於4500首（1999年10月統計數），已正式出版社員詩集《最初的黃金》、《第二黃金期》、《十年射門》。射門詩社“它輝煌於射響了粵東，很快射向了全省，又在全國一些‘球’壇進球。”（野曼語）
嘉應詩社和射門詩社是全市性的詩歌組織，各縣（市）和一些學校也有自己的詩歌組織。2002年，我市高級中學被中華詩詞學會評為“全國詩詞走進校園先進單位。”
在外地工作的梅州人也不乏詩歌愛好者，有的還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詩人。廣東中華詩詞學會楊應彬、肖耀堂兩位會長都是梅州籍人。
毋庸諱言，當今缺乏重量級梅州籍詩人，更不要說沒有前面所提那樣的詩壇領軍人物了。不過，詩人野曼還是值得一書的。
野曼，蕉嶺縣人，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會長先後為艾青、臧克家）。野曼是著名詩人和詩論家，已出版詩、詩論專著18本，作品已被譯成7個國家文字。2005年7月，《詩刊》為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以《中國新詩選刊》刊登“精選了抗戰期間我國詩人所寫的經典名篇”，有巴金、魏巍、艾青、臧克家、賀敬之、郭小川等22位著名詩人的詩作，野曼有《槍邊的夢》入選。野曼又是著名詩歌活動家，他於1985年創辦並擔任總編輯、編審的《華夏詩報》，是國內唯一獲得出版總署統一刊號、海內外發行的詩報，已歷時20載，在聯繫詩人、扶植新秀、仗義執言以及對當代新詩理論與批評的探索與建構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於1993年倡儀成立並擔任執行主席的“國際詩人筆會”，是具有重要國際影響的中外詩人的聯合組織，已召開了10屆，先後有17個國家（地區）的著名詩人參加，是規模最大、層次最高、影響深遠的國際詩人筆會。2003年，在聯合國註冊的世界文化藝術學院授予野曼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這是我國詩壇獲此殊榮的第三人。
野曼
總之，即便“今不如昔”，梅州仍有昔日詩歌遺風在，仍不失為“詩歌之鄉”。
第四，梅州擁有詩歌的肥沃土壤。
詩歌，不僅包括格律詩和自由詩，還包括歌謠詩。民歌也是詩歌，樂府詩就是古代民歌（以及文人模仿樂府民歌的創作）。梅州的民歌非常豐富，尤以山歌為最。梅州的客家山歌，七言四句體，擅用賦、比、興、雙關等，講究押韻，詩味特濃，近似竹枝詞，就更是“詩歌”。梅州素有“山歌之鄉”的美譽，古有歌仙劉三妹，今有山歌師、山歌大師。梅州市梅縣區已被國務院文化部正式授予“山歌之鄉”稱號，比照之下，其餘的區（縣/市）都有條件獲得這一稱號。這樣，從“民歌也是詩歌”的意義上說，梅州本來就是“詩歌之鄉”，只是以往沒有人這么說罷了。
誠然，目前，“詩歌”已經成為“詩”的代名詞了。即便從這個角度說，民歌（包括山歌）對於“詩”來說，也不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而是培養“詩”的土壤。無論是宋湘、黃遵憲、丘逢甲，還是葉劍英、李金髮、黃藥眠、蒲風，無一不是受了山歌的薰陶。所以，梅州的山歌之盛，也是構成“詩歌之鄉”的重要條件。
梅州有必要打“詩歌之鄉”品牌嗎？
如前所述，梅州是名副其實的“詩歌之鄉”。那么，梅州有沒有必要打造這個品牌呢？筆者認為很有必要，它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的作用：
第一，有利於振奮梅州人民的精神。
梅州出了這么多大詩人，是客家精神最生動的體現，這本身就是一筆非常可貴的精神財富，它有力地說明，窮困的山區並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事在人為，有志者事竟成。梅州一旦擁有“詩歌之鄉”美譽並且家喻戶曉，將使梅州人民增加幾分光榮感、自豪感，默默中化為熱愛家鄉、建設家鄉、讓梅州早日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精神力量。
第二，有利於提高“文化梅州”的品位。
“文化梅州”需要從多方面進行打造，需要有許多文化品牌支撐。“山歌之鄉”是一個大品牌，“詩歌之鄉”則是一個比“山歌之鄉”更大的品牌。“著名詩人”和“著名山歌手”是兩個不同的文化層次和社會層級。“山歌之鄉”的吸引力基本上局限於漢族的一個支系——客家民系，而“詩歌之鄉”則將在梅州客家人與整箇中華民族之間架起一座增加往來的詩橋。梅州一旦擁有“詩歌之鄉”的美譽，一定會大大提高它的文化品位和社會知名度。
第三，有利於豐富優秀旅遊城市的文化內涵。
現在，梅州叫得響的旅遊景點還不多，主要是綠色生態游和客家風情游。梅州如果能打響“詩歌之鄉”品牌，就能豐富旅遊景點的文化內涵，提高景點品位，並增加旅遊新景點，從而吸引更加廣泛的遊客，拓展新的客源，促進梅州旅遊產業的發展。
第四，有利於振興梅州詩歌創作。
梅州打出“詩歌之鄉”品牌，對於梅州的詩歌愛好者來說（不管是格律詩作者還是新詩作者），既是鼓舞，也是鞭策；既能增加自豪感，也會增加使命感。這將促使他們以前人自勉，促使他們攜手共進，共謀繁榮和提高梅州詩歌創作，以不負“詩歌之鄉”美譽。而有了“詩歌之鄉”這張“名片”，也更有利於梅州詩人廣交詩友，加強交流，從而促進梅州詩歌的發展。
第五，有利於推動客家山歌的發展。
梅州的客家山歌和詩歌是血肉相連的：客家山歌哺育了一代代詩人；許多詩人“反哺”山歌，使山歌更加豐富，更加詩化，更加迷人。梅州打響“詩歌之鄉”品牌以後，必將吸引更多詩人關注、了解、欣賞、研究客家山歌，從而提高客家山歌的知名度，促進客家山歌的發展。
“詩歌之鄉”與“山歌之鄉”，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梅州如何擦亮“詩歌之鄉”品牌？
名人、名牌，一靠包裝，二靠炒作，否則，再有實力，也難以成大名，這是當今的現實。雖說是“有花自然香”，但還是要憑藉風力才能香飄十里。這裡僅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供有關方面參考。
一、加強對梅州詩歌與詩人的宣傳力度。建議各種媒體，如《梅州日報》、《梅州僑鄉月報》、市縣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定期和不定期文藝刊物，進一步有計畫地組織有分量的稿件（節目），對梅州詩人、詩作和詩歌活動，進行有深度的、成系列的報導，以期梅州著名詩人和“詩歌之鄉”美稱家喻戶曉，人人耳熟能詳。同時選送較好的稿件（節目）給上級報刊、電台、電視台。各類專業、業餘文藝作者也應加強這方面題材的創作。建議開展有關梅州詩歌方面的徵文活動。建議整理出版（再版）著名詩人作品的普及本。
二、加強對梅州詩歌與詩人的學術研究。建議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市客家研究會等組織將梅州詩人、詩作列入研究課題，分工合作開展研究，徵集史料，撰寫論文，召開選題規劃會、學術性討論會等，力爭幾年內拿出一批研究成果。
三、大力開發梅州詩歌方面的旅遊資源。在大力發展旅遊產業的當今，各地都千方百計挖掘“古人”旅遊資源，以至李白、杜甫等大詩人居住過的某些地方，都大打詩人牌，立塑像，命名街道、橋樑，修故居，建紀念堂、館、亭等，這些對梅州也是一個啟發。梅州應該大力打造“詩人旅遊景點”，已建和在建的，應該充實詩歌方面的內容；應建而未建的，應列入旅遊建設規劃。應該大力生產“詩人旅遊紀念品”如塑像、手跡、詩書、畫冊、明信片等。“詩歌”應該列入梅州旅遊宣傳的重要內容，納入旅遊路線規劃的視野。
四、於近年召開一次以探討梅州詩歌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梅州過去開過多次研討會、紀念會，其中一些研討（紀念）對象是著名詩人，但會議的內容是綜合性的，詩歌方面僅是內容之一，甚至所占分量很小。至於整個梅州的詩歌史，還很缺乏整體的研究，很有必要召開一次較大規模、較高層次的專題研討會。
五、爭取在梅州舉行一屆“中國詩歌節”。第一屆中國詩歌節於2005年10月在馬鞍山舉行，由文化部、中國作家協會和安徽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馬鞍山人民政府承辦。中國詩歌節每三年舉行一次，馬鞍山可以承辦，梅州也應該有條件承辦，如果能在梅州舉行下一屆中國詩歌節，一定能大大提高梅州詩歌以至整個梅州的知名度，梅州應該主動去爭取。
六、爭取在梅州舉行一屆“國際詩人筆會”。“國際詩人筆會”曾先後在我省惠州、深圳、中山、珠海舉行過。梅州應該爭取承辦一次國際詩壇的高層次筆會，這對於打響“詩歌之鄉”品牌一定大有成效。
黃遵憲紀念公園和葉劍英紀念公園落成是承辦中國詩歌節、國際詩人筆會的兩次極佳時機。
七、加強對詩歌社團組織的指導與扶持（包括可能的經濟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