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凍民族資產民族資產解凍 1979年5月11日，中美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關於解決資產要求的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中國大陸居民和公有單位被美國政府凍結的資產，將由美國政府於1979年10月1日宣布全部解凍。為此，1979年9月9日中國政府發布了被稱為“九九通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命令》 ，授權中國銀行對外辦理收回或提取手續。
“中美資產解凍”
中國銀行發布公告，要求凡持有被美國政府凍結的資產的任何單位和個人，應將被凍結資產的種類、數量和金額、持有人姓名、對方機構（即債務人）的名稱、地點等情況和憑證，限期向當地或附近的中國銀行辦理登記手續。
“中美資產解凍”自此成為許多人追索了20年的謎，它給一些心懷不軌或不明就裡的人留下了極大的想像空間。當時，很少有人知道哪些資產可以被解凍？它的數額有多大？它是披著神秘的外衣走進人們的生活的。國務院命令和中國銀行公告在《人民日報》見報後，一些人將當時已在西南、中南、華東各省區盛行的收買兌換蔣偽鈔票活動披上“資產解凍”外衣，編造出國民黨政府當年在大陸發行的貨幣可以拿到美國或台灣省重新兌換的謠言，收兌偽幣活動愈加蔓延。
1979年12月至1980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連發三個檔案，要求堅決制止收兌偽幣等打著“資產解凍”旗號的活動。但這一活動起起落落，並未止歇。延續至今，“解凍”已被編造成“梅花組織保存了17兆億美元中華資產”的天方夜譚，“炒作”品種從蔣偽鈔票、假幣“美鈔四鹿紙”等擴展到外國廢幣、巨額美元假存單、偽造的取款信物等等。為數不少的人對此深信不疑，他們不惜傾家蕩產瘋狂追尋上述子虛烏有的“財富”。別有用心的人則設下重重騙局，從冠冕堂皇的“ 為企業融巨資”，到鄉間不可見人的“國民黨藏寶地庫”，到大城市街道上的“平價兌美元”，受害人難以數計。
騙局揭秘
騙局解密2008年3月6日，中央某部門收到一封特快專遞，一位自稱曾與孫中山共同組織革命、名為“李烈鈞”的國民黨高官在信中表示，要向國家捐獻巨額資金，並以與中央某領導見面作為捐獻條件，特委派吳某辦理此事。收到來信的有關部門經過分析認為此事涉嫌詐欺，便在2008年3月9日派員約見了吳某。經過多方盤問發現，其談話自相矛盾，疑點眾多，遂向公安機關報案，由此揭開了這起“民族資產解凍”詐欺案的內幕。
“民族資產解凍”
當中央某部門收到這封自稱要捐出巨額資產的信後，不得不產生懷疑。因為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當年曾與孫中山共同組織革命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如果活到現在至少年過百歲，如果健在，對於一個有名有姓的高級將領來說，非常容易查到他的真實情況。
通過一些背景資料了解到，國民黨著名將領李烈鈞，歷史上確有其人。李烈鈞出生於1882年，是國民黨早期黨員，曾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革命，為國民革命軍著名將領。1946年2月，李烈鈞於重慶逝世。而在此案中假扮李烈鈞的黃某從年齡上就存在一個非常明顯的漏洞。在其行騙過程中，也確實有人對他的年齡提出了質疑。但是行騙多年的黃某自有說辭——他解釋說，自己吃了一種仙藥，可保幾十年內不會衰老。
假扮一個已死去60多年的人，說自己手裡有巨額資產，還主動找到中央某部門，結果被繩之以法，整件事情猶如一出荒誕的鬧劇。犯罪嫌疑人黃某事發被抓後一臉無奈地告訴辦案人員：“我就是想通過吳某向他人表明要向中央捐獻民族資產，好繼續騙錢，沒想到吳某還真找到了一個不知道叫什麼名字的人，他們真的就拿著那些假匯票、假錢幣和委託書去中央捐獻了。”正由於此次捐獻風波，黃某被辦案人員順藤摸瓜一舉抓獲。
其實，黃某對外聲稱要捐獻巨額資產不止一次了。因為無論什麼時候對自己的“下線”行騙時，都要搬出這套說辭。巧的是，這次他遇到了一個“死心眼”的下線，直到被抓的那一刻，吳某也許還以為自己的行為是一個將會流芳千古的“壯舉 ”。
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所謂民族資產確實有些歷史淵源。多年來，社會上曾傳言當年國民黨戰敗，倉皇逃往台灣時，在內地留下了巨額財產。其中包括一些國民黨將領的支票、股票以及抗戰時期遺留的日本大洋、大關金(國民黨錢幣，每張面額為兩千五百萬)、美金、海外銀行巨額存單以及金條等。解放戰爭勝利後，美國凍結了存在本土的此類資產。但是後來，隨著我國和美國建交，雙方關係逐步回暖，美國政府決定對此類資產進行解凍。此訊息當年一經公布，於是一些“有心人”便發現了生財之道。幾十年來，打著這種旗號，採用此類手法的行騙行為從未絕跡於“江湖”。此案中犯罪嫌疑人黃某便是從事此行業多年的“老手”。
“跑票子的”
“跑票子的”說起黃某所從事的行當，還要從1979年的“99通令”說起。1979年5月，中美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關於解決資產要求的協定》，根據此協定，中國大陸居民和公有單位被美國政府凍結的資產，將由美國政府於1979年10月1日全部解凍。為此，1979年9月9日，我國政府發布了被一些人稱為“99通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 ，授權中國銀行對外辦理收回或者提取手續。同日，中國銀行發布公告，要求凡持有被美國政府凍結資產的任何單位和個人，應將被凍結資產的種類、數量和金額、持有人姓名、對方機構的名稱地點等情況和憑證，限期向當地或附近的中國銀行辦理登記手續。
因為很少有人確切知道到底有哪些資產可以被解凍，具體的數額是多少，而這些資產又掌握在誰手裡，導致社會上各類說法紛紛出籠。這也加劇了有關“民族資產”之說的神秘性。一些不法分子藉機開始在中國的西南、中南以及華東各省收買兌換蔣偽鈔票，並冠以“解凍民族資產”的華麗外衣，同時編造出“國民黨政府當年在大陸發行的貨幣可以拿到美國或者台灣重新兌換”的謠言，收兌偽幣的活動曾一度猖獗。針對這類情況，1979年12月至1980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連發三個檔案，堅決制止打著“資產解凍”名義收兌偽幣等活動。但這些檔案並沒有阻止此類謠言的傳播，至今為數不少的百姓對此仍深信不疑，不惜傾家蕩產去追尋這些根本不存在的巨額“財富”；更有一些心術不正之人用此說法設下重重騙局，打著為 “民族資產解凍”的旗號四處招搖撞騙。近30年來，以此為名所進行的詐欺案在全國各地屢見不鮮，受騙民眾不計其數。
這種詐欺方式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根據知情人的說法，這些巨額財富有專門的“守寶人”保護，如果能夠找到“守寶人”，並且取得他的信任，就可以獲得這些巨額資產。傳言逐漸在社會上泛濫，有些人信以為真並參與其中，希望自己能夠找到這些民族資產，從中獲得利益。而這些人，在社會上被稱為“跑票子的”，也有人將其稱為“跑老票子的”。但是，“守寶人”一般不會輕易露面，即便是從事這個行當多年的人也很少會有機會與所謂“守寶人”見上一面。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黃某實際上就是一個從事“跑票子”行當多年的“老油條”，也是少數自稱曾經見過所謂“守寶人”的人。
該案中的“守寶人”是一個名為李桂花的老太太，在“跑票子的”人口中，李桂花身份多變，時而稱其為前國民黨將領李烈鈞的夫人，時而又說她是孫中山的親屬，至今也沒有人能夠清楚地說出她的真實身份，辦案檢察官認為此人根本不存在，只是那些“跑票子的”虛構的人物。
其實，不少“跑票子的”本身也是受害者。就像傳銷一樣，很多人從開始的受害者逐漸轉變為詐欺自己“下線”的罪犯。本案的另一個犯罪嫌疑人明某就是如此。他說：“我自己也是一個受害者，我從1989年開始跑票子，當時跑票子的人很多，有時候為了找票(取款憑證等)，要花上萬元。要這些票的人都說自己在中央有認識的人，但是每次我們把辛辛苦苦跑來的票拿給他們的時候，他們或者說這些票是假的，或者說這不是他們想要的。時間久了我們也就知道這些都是假的。於是我們就騙那些新人，騙那些剛剛入行不懂這些事情的人。”
經過公安部門的偵查，此案的來龍去脈已經基本清楚。縱觀這些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能發現這些人行騙的手段極其低劣，其中不少細節更是讓人啼笑皆非。
行騙經過
犯罪嫌疑人黃某系廣西某地的無業人員。在案件偵查過程中，他供述自己於2003年6月認識許姓(行騙時曾化名李天昊，已另案處理)男子的經過。根據他的描述，當時許某非常神秘地帶著他見了很多所謂的“守寶人”。“他(許某)說自己掌握很多民族資產，這些資產都在他的幾個老婆手中掌管。”按照黃某的說法，他當時被帶著見完這個“老婆”見那個“ 老婆”，但始終也沒看到所謂的民族資產。不僅“民族資產”沒看到，結果黃某還給人當上了“兒子”。黃某說：“自稱李桂花的人和許某都認我當乾兒子，他們還給我起了兩個名字，叫李烈鈞和李少龍”。據了解，在這個行當中，不少人都是通過認 “兒子”發展下線的。也有不少“跑票子的”甘願認“守寶人”或者跟“守寶人”比較接近的人當乾爹或乾娘。
後來，在許某的指引下，他終於見到了許某的第四個老婆，一位姓林的女人，黃某稱她為“四媽”。不過“四媽”並不是很買這個乾兒子的賬。黃某說：“她說要想拿到那些票據得先給她幾十萬元。”根據黃某本人的供述，這單“生意”最終並沒有成功。
不過，一段時間以後，也許是接受考驗完畢，也有可能是徹底得到了信任，許某向黃某說明了一切並委以重任。據黃某供述：“他(許某)說自己有家名為‘中華民族第一莊園’的公司，要任命我為總裁兼董事長，還給了我公司的印章。許某還說，所謂的巨額民族資產這件事情本身並不是真的，只是以此為名義騙錢，開公司的目的就是為了方便行騙。”但是具體行騙的手法，許某當時並未告知。隨後，許某拿出兩萬元讓黃某從一自稱“韋小寶”的人那裡購得一箱印章、鋼印等，印上所刻均為民國字樣。2004年9月，黃某又分別以3.6萬元和6.6萬元的價格從“韋小寶”處購得24張票據以及面值為2 億、5億及20億的原始股票。至此，黃某等人已經將行騙所用的工具置辦齊全。
另一犯罪嫌疑人明某，也是經人介紹認識許某的。在審訊過程中，明某供述：“介紹人說姓許的對跑票的事情非常精通，讓我去學習一下。剛認識的時候，他還自稱是國民黨將軍李烈鈞。”不知明某當時是對許的身份深信不疑還是迫切地想學習跑票子的經驗，不但沒有對此提出質疑，反而對許某忠心不二，甚至在許某生病的時候，他都一直侍奉左右。在2005年初，許某從中牽線搭橋，將黃某和明某拉到了一條“船上”。明某供述：“認識李雪松(黃某當時的化名)的時候，他說自己是國民黨將軍李少龍，解放前他留下了一筆民族資產價值兩萬億，並且他準備把這些錢獻給中央，支持國家建設，同時想讓國家主持辦理民族資產這方面的事情，免得我們這些‘跑票子的’瞎跑。後來，李雪松讓我跟他乾，他每月給我兩千元。”面對這樣的條件，明某選擇了接受。隨後，黃某便以國民黨將領李烈鈞的名義給了他一份委託書，書中委派他與中國政府、海內外人士聯繫向國家捐獻民族資產一事。
此後兩名犯罪嫌疑人合夥，對外自稱是國民黨高級將領李烈鈞，已經活了100多歲，是民族資產一事在中國大陸的總負責人，控制著萬億元的資產，只要能聯繫上中央，見到中央領導便立刻向國家捐獻。誰知，北京的吳某在聽信黃某這套騙人的說辭後信以為真，向國家某部門發去特快專遞，說明他們想向國家獻寶的想法。對於被抓的經過，犯罪嫌疑人黃某感到十分無奈，他向辦案人員表示：“我就想向他人表明要向中央捐獻民族資產的決心，好繼續騙錢，沒想到有人真的拿著這些假匯票和假錢幣去國家有關部門捐獻，後來我就被公安機關抓獲了。”
經偵查人員查明，黃某與明某自2006年8月至2008年1月間，對外謊稱擁有民族資產，利用虛假的滙豐銀行存單、偽造的人民幣和美元等，以向國家捐獻需要啟動資金為由，實施多起詐欺活動，目前查明的數額就高達50餘萬元人民幣。目前，此案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檢察官的解讀
縱觀整個案件的發展，無論是作為跑票人的黃某和明某，還是作為更高級別上線的許某，乃至所謂的那些最高層次的 “守寶人”，他們所說的話均漏洞百出；而假扮的身份更是令人啼笑皆非，可就是這樣拙劣的行騙手段竟然能讓無數的人上當，原因究竟何在？
帶著這樣的疑問，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胡志強檢察官。他介紹“關於民族資產解凍案件，數年來都有發生，近20年間僅海淀區檢察院經手的此類案件就高達10件。而許多年前，有關民族資產解凍的騙局均是以‘99通令’作為幌子的，隨著近年來行騙手法的不斷演變，這些行騙者不再搬出該法令，而是以‘李桂花’的名義或假傳她與國民黨某高級將領有親屬關係之名，稱她手中掌握著巨額的民族資產，只要找到此人，從她手中可以獲取民族資產解凍的材料，然後就可以上交國家。”對於李桂花此人是否真的在歷史上存在過，胡檢察官持懷疑態度。
接著，胡檢察官分析說：“本案中的明某就是‘跑票子的’，而黃某則介於‘當家人’與‘跑票子的’之間，被明某稱為二叔。這些人在多年行騙的過程中，形成了類似於傳銷團伙的組織結構。最上層的就是所謂的‘守寶人’，如‘李桂花’ ，這些人手中有大量的假金條、假匯票、偽造的梅花章、中華民國檔案以及委託書等多種材料。第二層是‘當家人’，‘當家人’需要用錢從‘守寶人’處購買上述偽造的材料，一般而言，假印章或假匯票都需要成千上萬甚至幾十萬元購買。”
在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的證物室里，胡檢察官的話得到了印證。看到鋪滿一地的假印章和假玉璽。另外，還有涉案人員偽造的金條和做舊的滙豐銀行取款憑證，每一張面值都高達兩千萬美元，由“李桂花”簽署的授權書等檔案也赫然在目。辦案的胡檢察官坦言，這是他經手案件中犯罪工具種類最繁多的一件。由此不難看出，為了達到行騙的目的，這些犯罪嫌疑人不惜下“血本”。
“第三層是大量‘跑票子的’，他們負責拉贊助，就是向一般民眾宣傳民族資產解凍(以億元為最基本單位，多為萬億)，並許諾一旦找到‘守寶人’，拿到民族資產，就可以分給資助人上億元的好處，如果將民族資產捐獻給國家，國家肯定會給更多的好處，這類資助可以是上百萬元，也可以是幾千元。”胡檢察官繼續分析說。這樣的說法聽來荒誕不經，但是有些 “跑票子的”在行騙時將自己這種尋寶的行為冠以民族大義，聲稱“一旦找到這些民族資產，就要捐獻給國家”，同時許他人以高官厚祿。單純的人們聽到他們編造的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又加上心裡認為，國民黨在大陸應該積累了不少財富，當年倉皇逃往台灣，可能有一些財產沒能及時帶走，就會信以為真進而上當受騙。聽信這了類謊言的百姓，就變成了第四層中的被害人。
“普通被害人聽信了民族資產的謊言，支付數額不等的錢款。這些錢被‘跑票子的’留下一部分再交給‘當家人’， ‘當家人’會留下一部分再交給‘守寶人’用於購買‘道具’。然後，‘當家人’會通過‘跑票子的’告訴被害人，一切事情都在運作過程中，要有耐心，民族資產必將得到解凍，國家因此而變得富強，他們也能得到高官厚祿。不過，更為可怕的是，很多被害人發現自己被騙，想要彌補損失，就會反過來變成第三層的‘跑票子的’。他們或者受到金錢方面的誘惑，明知道這件事情是假的、還要助紂為虐，欺騙他人。”胡檢察官憂心忡忡地說道。不要再相信民族資產的事情，更加希望那些被害人不要害人害己，成為新的“跑票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