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簡介袁弘道（1568年～1610年）明代文學家，“公安派”主帥，袁中道二弟，袁宗道二哥。袁宏道與其兄袁宗道（1560年～1600年）、弟袁中道（1570年～1623年）合稱為“公安三袁”。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荊州公安（今屬湖北）人。
袁宏道始終無意於仕途，萬曆二十年（1592年）就中了進士，但他不願做官，而去訪師求學，遊歷山川。他曾辭去吳縣縣令，在蘇杭一帶遊玩，寫下了很多著名的遊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他生性酷愛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險登臨。他曾說“戀軀惜命，何用游山？”“與其死於床，何若死於一片冷石也。”（《開先寺至黃岩寺觀瀑記》）在登山臨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個性得到了張揚，文學創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漲。 袁宏道年少時就展現了不凡的文學才華，年僅十五、六歲，就在公安縣城南結詩社，自立為社長。由於他詩文頗有可觀之處，因此聲名響徹鄰里，袁中道在《袁中郎行狀》中寫到：“社友年三十以 下者，皆師之，奉其約束，不敢犯。”由此可知其在地方上的聲譽。
在袁宏道的一生中，受到“李贄”的引響頗深，李贄，是泰州學派的重要人物，其人雖說品行端正，但行為狂盪，極欲打破舊有的理法教條，在當時朱熹學說隴罩的學術環境中，特重禮義教化和社會秩序，泰州學派的主張，引起了各地衛道人生的反擊，而李贄，依然無懼，力倡學說不遺餘力。
袁宏道二十二歲考進，士名落孫山，在家潛伏了一段時日後，便前往拜會李贄，兩人一見如故，把酒言歡，互相激賞對方的才情 和學問，李贄因此特別把袁宏道留下住三個月。
這三個月中，袁宏道無論在膽識和氣魄上，都有長足的躍進，以致他在日後的文學運動中，能突破大環境的限制，力排前後七子 的模擬學說，獨倡主性靈的文學論調。
袁宏道行為上雖然灑脫，但為官任事卻極具膽量，作風明快，袁宏道二十七歲，曾任職吳縣縣令，吳縣地方物產豐饒，貪官污吏 於是巧立名目，多方徵收稅款，以肥大自己的荷包，宏道上任之後 拿出鐵手脕，一一破除陋習，百姓人人稱快。
宏道在政治上的風格明快，頗受好評，但他卻不眷戀權位，喜歡過著灑脫自如的生活，從萬曆二十三年單擔任吳縣縣令起，到萬曆三十八年告老還鄉，前後總計十六年，但真正的任職其間前後不 到六年，其它時間，均因不願心受桎梏而辭受官職，他曾對人說：“官實能害死我性命。”可見其灑脫自如的心態，袁宏道的詩文集 有《錦帆集》、《解脫集》、《瓶花劑集》、《瀟碧堂集》，後來 合刊為《袁中道全集》。
袁中道現今傳世的作品，種類繁多，計有一千七百多首，此外遊記、書札、日記、傳狀、碑文、雜文等，將近六百篇，規模亦相 當可觀。其中山水遊記，及揭示“公安派”文學主張的某些論文，對後事世引響由其深遠。
袁中道的散文大都以輕薄短小的小品文寫成，內容情真意切，筆調清雋爽朗，頗具性靈之美，明清兩代的小品文，實由此受到諸 多的啟發。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職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讓他進京。他只好收斂起遊山玩水的興致，來到北京，被授予順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為國子監助教。本文（《滿井遊記》）就寫於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於湖廣公安（湖北公安）。北國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遊興。文章的第一段，就寫了這種欲游不能的苦惱。早春二月，乍暖還寒，這對北方人來說本不足為奇，但對一個在江南長大的人來說，卻是不可忍受的。作者從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節後，余寒猶厲”則是他親身的感受和體驗了。一個“余”字，一個“猶”字，兩相映襯，把寒流不肯罷去的情狀描述無遺。那么，其具體表現是什麼呢？作者用了極其簡練的語言來描繪：“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不說“寒風”“冷風”而說“凍風”，意在說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對“燕地寒”的敏感。這樣惡劣的天氣，只好“侷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從“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來看，作者不知做過多少次嘗試，都無奈而歸。
文學流派公安派的領袖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年—1600年）、袁宏道（1568年—1610年）、袁中道（1570年—1623年）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曆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曆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①反對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袁宏道（1568年—1610年）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針對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字摹句擬，製造贗鼎偽觚的風氣，他大聲疾呼：創作要充分發揮自己個性，不要從人腳跟，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序》）他把死學古人的做法斥之為“糞里嚼渣”“順口接屁”“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與張幼宇書》）。他強調文學要“真”，要有真知灼見、真情實感，要從“假人假言”，也就是從“文以載道”的封建文學觀中解放出來。這種尊重個性、要求解放，反對傳統的文學主張，使他的創作充滿著由儒、道、禪混合的自由放縱思想。袁宏道一生創作了大量山水遊記，在他筆下，秀色可餐的吳越山水，堤柳萬株的柳浪湖泊，風清氣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著筆不多而宛然如畫。這些山水遊記信筆直抒，不擇筆墨。寫景獨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悅性。語言清新流利，俊美瀟灑，如行雲流水般舒徐自如。
原文
晚游六橋①待月記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石簣數為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為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艷冶極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②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
注釋
①六橋：西湖蘇堤上的六座橋，由南向北依次名為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浦、跨虹。
②夕舂（chōng）：夕陽
3 艷冶：艷麗
翻譯
《晚游六橋待月記》翻譯/袁宏道
西湖最美的時候，是春天時的幾個月。白天最美時候，是煙霧瀰漫的早晨，是山嵐繚繞的傍晚。
今年春雪很盛，梅花被寒雪抑制住，後來才和桃花、杏花次第開放，尤其是難得一見的奇觀。吾友陶望齡多次告訴我：“傅金吾園中的梅花，是宋代張功甫玉照堂中的舊東西，應該要趕緊去欣賞欣賞啊！”我當時被桃花迷戀住了，竟然捨不得離開湖上。
從斷橋到蘇堤這一帶，綠草如煙、紅花似霧，瀰漫有二十多里呢！歌吹的聲音恍若微風陣陣吹來，仕女的粉汗有似紛紛的細雨飄落，穿羅衫、著紈褲，遊客之多，還多過堤畔的小草。真是艷麗極了！
然而杭州人遊覽西湖，卻僅僅在午、未、申三個時辰（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五時）；其實翠綠染著湖光的美，嵐色添加山嶺的妙，都在朝日初升、夕陽未下的時候才最濃麗！
有月的夜景，其美更是難以形容。那花的姿態、柳的柔情，山的容顏、水的心意，更是別有一番情趣韻味。這種樂趣，只能留給山中的僧人和識趣的遊客享用，哪能夠和凡夫俗子去說呢！
《初至西湖記》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才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游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及偏賞。次早得陶石簣（kuì）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翻譯：從武林門往西走，就望見保叔塔高聳在重山疊嶺之中，這時我的心已經飛到了西湖上面。午間進入昭慶寺，用茶過後，立即雇小船劃向湖中。山是青黑色的，如同美女的秀眉；暖風拂面，使人如飲醇酒；桃花嫣紅，好似少女的面頰；微波蕩漾，像綾羅般輕軟柔滑。我剛剛抬頭一看，就已心醉神迷。這時我想用一個詞來描繪眼前的光景，竟然想不出來，，大約像東阿王曹植最初見到洛神時一樣了。我游西湖就從這一次開始，時間是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晚上同子公一起坐船來到淨慈寺,找到弟弟阿賓曾經住過的僧房。在歸宿途中，草草領略了六橋、岳墳、石徑塘等景點.第二天一早又收到了陶石簣的帖子,到十九日石簣兄弟和佛學居士王靜虛來了，一同遊山玩水的好友一時間都湊到一起了。
校注
“張功甫玉照堂”錢本作“張功甫家”。錢註：“吳郡本、小修本作玉照堂。”
斷橋
湖上之盛，在六橋及斷橋兩堤。斷橋舊有堤甚狹，為今侍中所增飾，工致遂在六橋之上。夾道種緋桃、垂楊、玉蘭、山茶之屬二十餘種。白石砌其邊如玉，布地皆軟沙。旁附小堤，益以雜花。每步其上，即樂而忘歸，不十餘往還不止。聞往年堤上花開，不數日多被人折去。今春禁嚴，花開最久。浪遊遭遇之奇，此其一矣。
雨後游六橋記
寒食後雨，余曰：“此雨為西湖洗紅，當急與桃花作別，勿滯也。”午霽，偕諸友至第三橋。落花積地寸余，遊人少，翻以為快。忽騎者白紈而過，光晃衣，鮮麗倍常，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少倦，臥地上飲，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為樂。偶艇子出花間，呼之，乃寺僧載茶來者。各啜一杯，蕩舟浩歌而返。
飛來峰
湖上諸峰，當以飛來為第一，高不餘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為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為其怪也；秋水暮煙，不足為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為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禿所為，如美人面上瘢痕，奇醜可厭。
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峰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為陶石簣、周海寧，次為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為魯休寧。每游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靈隱
靈隱寺在北高峰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峰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四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夏之日，風冷泉渟，可以蠲煩析酲。山樹為蓋，岩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闊不丈余，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
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一二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路，達于山廚。庵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
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捃拾幫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刳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峰絕頂而下。
蓮花洞
蓮花洞之前，為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浪，蕭疏可愛。晴雨煙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逾雕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為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山骨盡出，其奇奧當何如哉？
此篇不見於原本古文觀止。校以上海古籍版錢伯城《袁宏道集校箋》卷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