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泰州學派紀念館泰州人王艮創立的學派，因地而名，稱“泰州學派”。地以人聞，“派”以地名，這是人
傑地靈、人地底蘊深厚的體現。王艮，一生勤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的學識博大淵深、包涵很廣，在哲學、倫理、社會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豐富詳實的論述，構成了泰州學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茲將王艮與泰州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散述如下：
一．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學”，是王艮思想的閃光點和泰州學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進步命題，具有鮮明的人民性。“百姓日用”一詞，在古代儒家雖然提出過，但被“大儒們”說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就是說：道，只有天生的君子、聖人甚至“神”，才可以認識它、掌握它、運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絕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經典的傳統和說教，匠心獨具地認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婦”都“能知能行”。他具體地形容“僮僕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他還把“百姓”和“聖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這樣，“百姓日用”就成了檢驗是“道”還是“異端”的標準。他還這樣說：“滿街都是聖人”，“人人君子”，“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王艮的這些觀點，充分體現了小生產者、小市民階層的要求和願望，維護了勞苦大眾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觀點，是具有反封建統治的進步意義的。
二．王艮的“格物說”，構成他講學傳道的思想基礎，具有鮮明的反抗封建壓迫的積極意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說，始見於《禮記·大學》。前人說“格物”就是“窮理”，也有人說“格物”就是“格心”。他們分別說，“通過格物的方法，達到窮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對於“格物”，卻與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獨特的見解。他創立了自己的“格物說”，因泰州地處淮南，故明末清初碩儒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著《明儒學案》62卷，一生著作多達60餘種）稱王艮的格物說為“淮南格物”。王艮對“格物”是怎么說的呢？他說：“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來未有定論”。他認為“格，如格式之格，即後挈矩之謂”。“挈矩”，意為度量。他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挈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這就是說：“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這番話，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正已”就是“正身”。正身應人人平等，包括統治階級在內，概莫能外。這樣的觀點，與那些封建統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們卻可以為所欲為的觀點有天淵之別。王艮的這種尊重人、重視人的價值觀的思想觀點，正是平民哲學、布衣學者恰好的表現，是維護勞動人民利益的“絕唱”。
三．王艮的“明哲保身”說，是他與封建統治者消極、不合作的體現，起到了反抗封建統治政治壓迫的積極作用。王艮主張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他說：要“以身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則道尊”。王艮的這些觀點，是他的“淮南格物”論的延伸，都是“以身為本”思想的體現。黃宗羲以為王艮的“安身”說，不免開了“臨難苟免”之嫌。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處、進、退、隱、見等策略，形似消極，實質是以退自保、以退求進的一種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種反映社會悲劇矛盾（既有變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尋求政治解脫或出路的吶喊和辯解。
四．王艮對於社會政治類型作出“三種景象”的區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他十分憧憬、嚮往“羲皇”、“三代”聖世，深惡痛絕“五伯”社會。鋒芒所指，不言自明，矛頭直指當時的專制社會。他在《王道論》里這樣描繪當時的社會：“今天下田制不定，而遊民眾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為非，不可得也”。他明確地主張：重德輕刑，施行仁政；予民教養，讓民參政；均分土地，使民樂業。他說：“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蓋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後用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為濟困扶貧，共同求富，王艮還在垂暮之年（逝世前兩年），親自起草《均分草盪議》並帶頭踐議，將多餘的草盪無償劃分給貧民。這樣的具有反封建獨占的平均主義、小私有觀點和行動，在“田連阡陌”、“一人口插幾張匙”的封建地主眼裡，把它視為“異教旁門”、大逆不道，而廣大勞苦大眾則是衷心地擁護和愛戴他的。
五．王艮的“以孝悌為本”的“孝悌觀”，既繼承了中國相傳數千年優良傳統，又突破了“五經傳注”的倫理傳統，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王艮自稱學的是“總經”（“五經”乃中國傳統的經典，“總經”卻人所未聞）。這就是說，他學的東西為人所未學，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見。他說：“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又說：“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悌其心，其理自識”。在這裡，王艮把事親和從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認為大家對父母孝、對兄長悌，犯上作亂的人就沒有了，社會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張的“孝”和“悌”，不是絕對盲從，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所選擇。他說：“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這就是說：對的，當然要尊敬從命；不對的，怎么辦呢？他說：“所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覆思繹”。這些都說明王艮不僅能真心誠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絕不是“愚孝”、“盲從”，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糾正他們的一些錯誤的東西。因此說，王艮的“孝悌觀”和傳統的“孝”和“悌”是有原則區別的。
六．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學風以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學習和教學態度，也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心學異同
王陽明一．王守仁主張“心為天地萬物的主宰”，王艮卻突破了王學的思想框框，認為“身為天地萬物之本”。
“心”和“身”，雖為一字之異，卻反映了以精神性為主體還是以物質性為主體的差別。
二．王守仁主張“吾心”是“天理”，是衡量是非的標準。“心”，必須“止於至善”，就是正人之“心”，去除“物慾”，就是去惡從善。這還沒有擺脫“存天理、滅人慾”的窠臼。而王艮卻主張“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這兩種不同的正“心”觀，也就是“格物”觀，一種反映了統治者以“正人”為能事的本質；另一種，則是代表平民、布衣利益，主張人人平等，包括統治階級在內，必須首先端正自己的行為。王艮的思想顯然屬於後者。
三．王守仁主張“致良知”，“唯聖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婦不能致， 愚所由分也”。王艮卻主張：“愚夫、愚婦與之能行便是道”。上述二者，一位把聖人安置到神壇上，視百姓如群氓；一位卻把聖人從神壇的位置上拉了下來，放到同百姓等同的地位。王艮思想的階級屬性是何等的鮮明！
毋庸諱言，王艮雖自立門戶，創立泰州學派，但在從學王守仁之後，利用了王學的某些範疇，加以改造、發揮，相得益彰，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如王艮把他的格物說與王守仁的良知說結合起來，提出了“復初說”，說：“知不善之動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動而復之，乃所謂‘致良知’，以復其初也”，就是一例。因而，可以說王艮之學，既和王學有一定聯繫，又和王學有著本質的區別。
學派著述
王艮《王心齋先生全集》、《王東崖遺集》、《韓樂吾集》。
李贄《初潭集》、《焚書》、《續焚書》、《藏書》等
何心隱《四書究正註解》、《聚和堂日新記》、《何心隱集》
發展過程
泰州學派的形成、發展過程，可大體歸納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王艮開門授徒，逐漸形成泰州學派，為開創時期；
第二階段，經過王艮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王棟、王襞、何心隱等的闡述、繼承和傳播、發展，為泰州學派的興盛時期；
第三階段，再經過四傳、五傳，以李贄為代表的思想、文藝領域，以徐光啟為代表的科學領域，掀起早期啟蒙思潮，為泰州學派的頂峰時期。
歷史影響
泰州學派在當時的影響超過了王守仁後學的各個學派。《明史-王艮傳》說： 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之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駕師說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於二氏。 《王畿傳》也說：泰州王艮亦受業守仁，門徒之盛，與畿相埒。王艮作為一名布衣之士，在學術上能夠超過王門弟子中的官僚士大夫，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保持了平民的性格和特色，始終沒有割斷與下層民眾的聯繫，就象王守仁所說， 圭角未融.另外，他能夠兼收並取，不拘師說，沒有正統儒學的嚴格道統觀念，更不堅持門戶之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 東西南北之人.亦儒亦釋亦道，使他能夠具有很開闊的思想眼界，從而創立了自己獨具風格的學派。如他認為，朱、陸之爭並無是非可分： 昔者，陸子以簡易為是而以朱子多識窮理為非，朱子以多識窮理為是而以陸子簡易為非。嗚呼，人生之間，孰知其是與非而從之乎？王艮的見識是很高明的。本來，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同一個問題，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然而在最高層次的思想上，無論哪家哪派都會殊途同歸，匯合到一個共同點上。
因此，簡單地劃分不同視野的對錯，這本身就是不對的。正因為王艮能夠不拘師說，不具成見，才能 往往駕師說上之 ，形成自己的學術思想的特點。
王艮創立的泰州學派不僅在當時影響很大，弟子遍天下，而且流傳的時間也很長， 綿綿數百年不絕。袁承業在《明儒王心齋先生師承弟子表》的《序言》中說： 心齋先生毅然崛起於草莽魚鹽之中，以道統自任，一時天下之士，率翕然從之，風動宇內，綿綿數百年不絕。 該表著錄自王艮至其五傳弟子總計四百八十七人，其中以進士為官者十八人，以貢仕為官者二十三人；載入《明史》者二十餘人；編入《明儒學案》者三十餘人， 上自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無之.按地區來分，江西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七人，湖北十一人，山東七人，四川三人，北直（河北）、河南、陝西、廣東各一人，江蘇本省百數十人。從以上的不完全的統計中，可以看出，一是泰州學派的傳授對象十分廣泛，但仍以下層民眾為主；二是泰州學派並非囿於一隅的地方性學派，而是以長江中下游，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和贛水流域等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為主。
泰州學派的影響之大，並不是由於它宣傳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而是因為它貫串了平民意識，提出了與正統儒學不同的 異端 思想，從而在下層民眾中獲得了眾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
泰州學派的平民性格使得它很少有官僚士大夫階層的猶豫和顧忌，而表現出鮮明的戰鬥風格，李贄稱讚王艮是個有 氣骨 的人，是 真英雄，他的後學也都是 英雄.比如王艮的學生徐樾， 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 徐樾的學生顏鈞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 ；顏鈞的學生羅汝芳雖得免於難 ，但終被張居正所排斥；而何心隱以布衣倡道 ，又遭到統治集團的殺害。何心隱之後，又有錢懷蘇，程學顏， 一代高似一代.李贄感慨道： 蓋英雄之士，不可免於世而可以進於道.至於李贄本人，更是威武不能屈的堅強之士，他的 叛逆 精神和 異端 思想可稱得上是泰州學派的精華。
當然，在這裡我們也必須提及黃宗羲對泰州學派的批評。黃宗羲是從正統儒學的立場，以王守仁的 良知 說為標準來進行批評的，因此相當尖銳。
他指責王艮違背了王守仁心學的宗旨，使得 末流蔓衍，浸為小人之無忌憚.在《泰州學案-序》中，他這樣批評道：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鈞、何心隱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公曰： 心隱輩坐在利慾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為非其聰明，正其學術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在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黃宗羲的批評自有他的標準和道理，然而從所謂 掀翻在地 ，我們正可以看清泰州學派的叛逆性格。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泰州學派的風貌，我們還應了解幾位重要人物。
傳人
1．王棟與王襞。王棟（1503——1581），字隆吉，號一庵，泰州姜堰鎮人。王艮的族弟。曾師事王艮，得家學之傳。先後任縣訓導、教諭、州學正。開門授徒，主持過泰州安定書院。王襞（1515——1587），字宗順，號東崖。王艮的次子。九歲起，隨父至會稽，遊學於王守仁門下。守仁命襞師事王畿等，先後留越中近二十年，結交多巨儒碩士。王守仁死後，王艮回到家鄉開門授徒，王襞成為其父的得力助手。王艮逝世後，他繼承父業開門授徒，並先後在各地（包括泰州崇儒祠）講學，“海內回響者，恍若心齋在焉”。襞還忠實地遵循父親的囑咐，不事舉子業，終身不仕。王棟、王襞是王艮的左右手，他們在繼承、發展王艮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王艮、王棟、王襞，人們稱為“淮南王氏三賢”或“淮南三王”。
2．徐樾（？——1551）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進士。先後任禮部侍郎、雲南布政使。嘉靖七年、十年、十八年徐樾三次在王艮門下受業。王艮謂其內人曰：“彼五子（指王艮的五個兒子）乃爾所生，是兒（指徐）乃我所生”（蓋指傳道之得人）。王艮在考察徐樾前後達十一年以後，乃於逝世前授徐以“大成之學”（經過改造了的、平民能夠接受的孔孟之道）。王艮的次子王襞稱：徐為其父“高第弟子，於父之學，得之最深“。據說，徐受業王艮門下後，曾有過辭官的意願。後來，徐任雲南布政使時，中土司詐降計，戰死於沅江城下。
3．顏鈞（1504——1596），字子和，號山農。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人。從學徐樾三年，後又經徐介紹卒業於王艮門下。因而，顏亦得“泰州之真傳”，顏本人也以“泰州正傳”自居。顏在家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萃和會”，集自家、本族、同鄉老壯男女近七百人，“講耕讀孝悌之學”，“士農工商皆日出作業，晚皆聚宿會堂”。在泰州學成之後，立即到江西南昌，招徠一千多名參加科場考試的學子，向他們宣講“大成之道”。顏鈞的種種言行，當道者驚恐萬狀。南京左都御使耿定向誘騙顏至太平府講學將顏逮捕，“笞臀五十，不哀折，亦不轉側”，幾被打死。顏被關在南京獄中，因無法定罪，難以重處，只得誣以“盜賣官船”罪，坐牢三年。顏出獄時年六十六，到九十三高齡病故，歷時近三十年，堅持傳道講學，受盡人間顛沛流離之苦。此前，顏曾專程從江西至安豐場，為其師王艮守墓三年。當他聽到老師徐樾戰死的訊息後，又孤身前往雲南，輾轉數年，終於尋得徐的碎骸，歸而衤付 葬於安豐場徐師王艮的墓側。
4．羅汝芳（1515——1588），字維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在南昌聽顏鈞講學時拜顏為師，為顏的得意門生。羅中進士後，不參加殿試和入朝做官，週遊四方多年。以後，羅任過知縣、刑部主事、知府、參政等，因在北京廣濟寺講學，觸怒張居正，被勒令解官歸里。羅對其師顏鈞非常崇敬，顏被捕入獄，羅朝夕侍奉，且“揭詞”鳴冤，變賣家產和募捐為顏“補贓”，終於營救顏出獄。
5．何心隱（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拜顏鈞為師。郡試中第一名。他本可以沿著這條坦道進入康莊的仕途；但他接受了泰州學派的思想，“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拜顏鈞為師，從此走上了“反封建鬥士”的人生旅途，成為封建專制下的“叛逆”和“掀翻天地”的大無畏者。他學習其師顏鈞在家鄉辦“萃和會”的舉措，也在自己的家鄉辦起了“聚和堂”（聚，通“萃”；堂和會，義相近），進行理想社會的實驗。何在聚和堂里，獻出家財，“捐千金，購義田，儲公廩”，並且“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族內子弟宿於祠、聚於祠、食於祠，過集體生活，享受平等待遇。“學成之後，冠婚衣食，皆在祠內酌處”。鰥寡孤獨失所者，皆有所養。何心隱理想社會的實驗，不僅打亂了封建等級秩序，而長期下去必然危及統治者地位的穩固。因此，縣官以妨礙公務、誣衊朝廷命官罪將何逮捕入獄，判絞罪，後改為充軍。不久，被友人程學顏營救出獄。以後，程學顏入京供職，何亦隨程進京。在京師何結識了顏鈞的另一個弟子羅汝芳和耿定向等重要人物，並通過耿的關係與張居正（時任國子監司業）會見於顯靈宮。何、居二人見面，觀點、情緒尖銳對立。事後何預感地說：張這個人“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在北京，何還策劃計殺奸相嚴嵩，不成，改名易姓（將梁汝元改為何心隱）南避，飄泊講學近二十年。這時，萬曆帝起用張居正為相，張為挽救明王朝的危亡，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他對人民也實行了嚴厲的統治，如毀天下書院，禁聚徒講學；下令“得盜即斬”；推行稅役合併為“一條鞭法”等。對於張的這些措施，何心隱大加反對，聲言要入都“持正義，逐江陵（張居正，江陵人）去位，一新時局”。張、何的衝突達到白熱化。何被統治者稱為“妖人”、“逆犯”、“盜犯”、“奸犯”，張示意四處緝拿何。萬曆七年（1579年），何62歲。他在祁門學生胡時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獄中。見巡撫，何“坐不肯跪”，“擇健卒笞之百餘，乾笑而已”。何寧死不屈，終被杖斃獄中，肆屍都市。在何被捕期間，泰州學派許多重要人物對其進行奔波營救：有的為他辯冤，有的變賣家產營救，有的願捨身替死，特別是何的學生胡時和從祁門一路陪同押解到武昌，死後為之收殮屍骨，並遵遺言將何與其好友、以前的救命恩人程學顏合葬。
6．焦竑（1540——1620），字弱侯，號澹園，南京人。高中進士第一。師事王襞、羅汝芳，“尤篤信卓吾（李贄）之學”，是明代晚期的著名學者，以博學多才稱著於世。參加主持會試時，曾慧眼擢選大科學家徐光啟於“落榜生”中。享年八十。
李贄7．李贄（1527——1602），號卓吾，又自稱溫陵居士……，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本姓林，因三世
祖被統治者殺害，族人改姓李。李贄在考中舉人後就不再赴考。在南京，李拜來此講學的王襞為師。李在五十三歲時就棄雲南姚安知府（四品）官職歸隱。他為官清正廉明，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在他為官期間病餓而死。李贄發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直截了當地提出“穿衣吃飯是人倫物理”和“人即道”、“人必自私”的命題。泰州學派的思想，發展到李贄，進入了更全面、更成熟、更系統、也更激進的階段，亦即頂峰階段。李贄一生反對封建道學，他提出了一系列與傳統觀點相背離的思想和主張，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一個頗帶傳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卓文君為善擇佳偶，以司馬光論桑弘羊欺（漢）武帝為可笑，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他針對尊孔派的“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的說教，諷刺地說：“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孔子而後足也”，他說：《論語》、《孟子》等書，是孔孟的“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前遺後”的東西。他把官吏比作老虎、娼妓，說：“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者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滿朝奸臣，不如一娼”。他說：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是“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李贄一生的著作，數量十分巨大，達幾十種之多。其代表作有《藏書》68卷；《續藏書》27卷；《焚書》6卷；《續焚書》5卷。對於李贄的言論和著作，統治者恨之入骨，罵他為“狂誕悖戾”、“剌謬不經”、“左道惑眾”、“不知尊孔子家法”，是“人妖”、“妖怪之物”、“異端之尤”、“猖狂無忌憚的小人”；不僅如此，他們還對李極盡了迫害之能事：以“大壞風化”之名，驅逐他出境（麻城），拆毀他寓居多年的芝佛院。好心的人勸李避走，李毫無怯意。說：“若要我求庇於人，雖死不為也……蓋人總有一死，無兩個死也”。“欲以法治我則可，欲以此嚇我他去則不可……若我去告饒，則不成李卓老矣……故我可殺不可去，我頭可斷而身不可辱”。爭鬥到最後，最高統治者————萬曆帝親自批示：“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拿治罪”。萬曆三十年（1602年）李贄七十六歲。他帶著不支的身體，跋涉數千里、冒著大風雪投奔家居北通州的、生死與共的摯友馬經綸家（馬字誠所，官御使，因觸怒萬曆帝，被貶斥為民，回北通州家居）。李這時心力交瘁，本想在好友處平靜地了卻此生（他在去世前一月，寫下了《李卓吾先生遺言》），但是他終於在這年的三月間被捕了。大金吾審訊時，衰弱不堪的李贄，由“侍者掖而入，臥於階上”。金吾問：“若何以妄著書？”李答：“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表現得一點也不屈服。由於不堪侮辱，李贄在獄中趁給他理髮之機，奪剃刀自刎，次日，這位向舊營壘衝鋒陷陣的勇士才氣絕。馬經綸依李遺言，把他安葬在北通州北門外，墓前立了一塊一丈多高的石碑，並遵囑請焦漪園書寫墓碑。李贄生前死後，統治者還先後下令將他的著作“盡行燒毀，不得存留”；結果是“卓吾死而書愈重”，他的思想和著作，像一顆劃破黑壓壓長空的光燦明星。
8．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海若，江西臨川人。進士。任過知縣。師事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羅汝芳。他的作品十分豐富，除創作西戈劇《牡丹亭》這一千古名篇外，還留下200多首詩和幾百篇文章。
9．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六休，湖北公安人。二十四歲中進士。先後任過知縣、教授、助教、禮部主事、吏部郎官等。他和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學家，世稱“公安三袁”或“公安派”。在公安三袁中，以袁宏道的成就最高。袁宏道是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焦 的學生，又自稱是李贄的弟子。公安三袁以反對嘉靖年間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的復古主義（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稱著於世。
10．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萬曆年間徐光啟參加順天會試，羅汝芳的學生焦 任副主考。焦在落卷中得徐光啟卷，閱而奇之，拍案嘆曰：“此名世大儒無疑也”。毅然將名落孫山的徐光啟拔至第一名。七年後，徐又高中進士，選庶吉士（進士中之優者）。歷任翰林院檢討、詹事兼河南監察御使、禮部主侍郎（督領修歷事）、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等職。徐在我國首先提出學習“西學”、“會通中西”以求富國強兵的主張。他是開向西方學習風氣之先的第一人。他的著述和翻譯作品很多，主要有《農政全書》60卷，並與義大利人利瑪竇合譯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等。同徐光啟一起學習、研究西洋科學的還有李之藻、王征、李天經等。徐光啟提出的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的主張，較清代思想家、文學家魏沅（遵林則徐囑，編《海國圖志》）提出的“師夷之長以制夷”的思想，早兩百多年。
代表人物
• 王泰州
• 何心隱
• 李卓吾
• 顏山農
紀念館試開館
崇儒祠2013年4月5日，江蘇省“泰州學派”紀念館試開館儀式在泰州市崇儒祠舉行，旨意傳承和保護泰州優秀傳統文化。
“泰州學派紀念館”設在崇儒祠內。王艮去世後，為了祭祀緬懷這位思想上貼近下層百姓，代表平民利益要求的儒家學者，泰州人捐資建立了專門崇祀王艮的祠堂，明萬曆四年建成，取名崇儒祠。這座祠堂，歷經四百年之久，保存較為完好，屬於明代古建築群。這種較大規模的、原汁原味的明代祠堂江蘇省內很少見，早年被江蘇省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