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戎[文學家]

西戎[文學家]

西戎(1922年12月1日-2001),原名席誠正,一九二二年生於山西省蒲縣。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一九四零年冬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附設幹部班學習,1944年畢業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一九四二年開始發表作品。歷任保德縣第四區抗日聯合會文化部長、《晉綏大眾報》編輯科長、中央文學研究所學員、《川西農民報》編輯部主任、《川西文藝》主編、山西省文聯副主席,《火花》、《汾水》主編。是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四屆理事,中國作家協會山西分會主席、名譽主席,山西人大常委會第六、七屆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屆名譽委員。1992年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其“人民作家”榮譽稱號。著有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合作),短篇小說集《宋老大進城》,散文集《寄語文學青年》,電影文學劇本《叔伯兄弟》、《撲不滅的火焰》(合作)、《黃土坡的婆姨們》等。一九七九年,西戎又選出以往發表過的部分短篇,輯成《宋老大進城》一書出版。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西戎作品西戎作品
作家西戎原名席誠正,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的故鄉山西省蒲縣西坡村有三四個青年離家尋找出路,唯有席誠正一人投身中國共產黨。席誠正的“席”,與西坡村的“西”諧音,所以席誠正以西戎為筆名。西戎十分關心家鄉的文化建設,於1989年秋季專程回蒲縣舉辦創作講座,以提高家鄉文學愛好者的創作水平。他還經常借本縣東嶽廟會期間回家鄉,為廟會題聯、作詩、書法,以繁榮蒲縣文化。

西戎1935年於蒲縣高等國小畢業後,考入臨汾省立第六中學,因家中變故輟學放羊。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了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1938年4月參加蒲縣犧盟會工作團,從事抗日宣傳活動。隨後轉入新軍決死二縱隊所屬呂梁劇社,以文藝演出活動宣傳抗日。1940年5月加人中國共產黨,12月隨劇社赴延安,在魯藝附設的部隊藝術幹部訓練班和部隊藝術學校學習。1942年派到八路軍一二O師劇社編輯股任幹事,開始文藝創作,寫出第一篇小說《我掉了隊後》。1942年秋天,在晉綏根據地文化工作隊,從事文藝宣傳工作。

1944年參加晉綏邊區紀念抗日七周年“七七"文藝獎徵集活動,與人合作編寫的秧歌劇《王德鎖減租》獲甲等獎。同年8月調《晉綏大眾報》任編輯。1945年6月與馬烽合著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在《晉綏大眾報》連載。並印刷成書向國內外發行,影響深遠。除此還創作了一批小說、散文、劇本等。1949年4月任《晉南日報》記者,在北京參加第一次文代會。年底隨軍南下在四川成都創建《川西日報》,任編委兼副刊主編。隨後又調《川西農民報》社任社長兼總編輯。1952年調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創作輔導組任副組長,從事專業創作,有《糾紛》、《麥收》、《宋老大進城》等作品,1955年調回山西任省文聯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作協山西分會副主席、《火花》雜誌主編,業餘創作了《燈芯絨》、《賴大嫂》等一批優秀小說。文革時期受到迫害曾下放到運城西膏腴大隊勞動。1975年恢復工作,任《汾水》雜誌主編。文革後歷任中國作協全國委員會名譽委員、山西作協名譽主席、省老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山西作協主席、省文聯副主席以及山西省人大常務委員等職務。在此期間創作有《春牛媽》、《在住招待所的日子裡》等小說和《叔伯兄弟》等電影劇本以及大量散文。1992年被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稱號,1993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4年離休。離休後筆耕不輟,2001年1月6日病逝於太原,享年79歲。

少年時期

西戎6歲時入初級國小讀書,作文成績突出,除完成課業外,喜歡聽書場說書人說書,愛看戲劇,這對於他後來走上文藝創作道路有著一定的影響。1933年9月,西戎考取了蒲縣縣立第一高等國小,住在縣城當教師的堂兄家就讀。堂兄是一位曾在太原上大學時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青年,在他的影響下,西戎課餘閱讀了大量魯迅等現代作家的作品和《水滸傳》、《西遊記》等古典小說。魯迅關於故鄉的描述,尤其是《社戲》中的情景描寫,深刻地感染了西戎;而古典小說中關於人物性格的刻劃,讓西戎領略到了文學的魅力。兩年後他高小畢業,考中了設在臨汾的省立六中,卻因家境窘困,無法再入學讀書,成了一個放羊娃。

1937年7月,抗日戰爭開始,由作家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到蒲縣宣傳抗日,對西戎產生了極大影響。不久,16歲的西戎參加了抗日救亡團體犧盟會,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於他有文藝特長,被分配作文藝宣傳工作,半年後轉入呂梁劇社。1939年底,西戎隨呂梁劇社到了延安,進行短期業務學習。他們駐在魯迅藝術學院所在地橋兒溝,於是,能夠旁聽魯藝的課,並接受魯藝老師的輔導;能夠觀看魯藝等文藝單位的演出和電影,這對西戎來說,是一次開闊視野、增長知識的機會。只是這次機會僅有五個月,之後就回到晉西北,繼續從事文藝活動,並經歷了反掃蕩戰鬥。1940年冬季,共產黨的上級組織再一次安排呂梁劇社赴延安學習。這次學習,在西戎的人生與創作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輝煌時期

1949年7月,西戎赴北京出席了中國國內第一次文代會,之後,即隨解放大軍參加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戰鬥,年底去了四川成都,籌建《川西日報》,任編委兼副刊主編;一年後又調任《川西農民報》總編輯。他用多年辦《晉綏大眾報》的經驗來辦《川西農民報》,把報紙辦得通俗易懂,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後來歸隊到了四川省文聯,任創作部長兼《川西文藝》主編、《川西說唱報》社長,培養和發現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學新人。繁忙的工作之餘,他仍然擠時間寫作,有小說《查夜》、《秋收季節》(與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記》(與陳謙合作)以及幾篇散文、評論問世。但是,他感覺由於生活環境不同於山西老家,語言不同,很難得心應手地體驗生活並寫作,因此而陷入苦惱中。他把這種苦惱寫信告訴了在北京的老戰友馬烽,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把他的情況轉告了時任中央文學研究所負責人的丁玲。丁玲直接找了中宣部,於1952年11月把西戎從四川調到北京,任中央文學研究所創作輔導組副組長,主要是從事創作。第二年初夏,他回到了山西汾陽縣深入生活,兼任縣委副書記,在賈家莊村蹲點搞合作化擴社試點工作。

通過深入生活,西戎寫出了一系列成功的短篇小說,包括:《糾紛》、《一個年輕人》、《麥收》、《宋老大進城》、《蓋馬棚》、《行醫事件》等。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創作中,占有著重要地位。從內容上看,涉及到了許多農村的重大問題,是建國初期中國農村生活的真實寫照,比如《糾紛》表現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一個年輕人》講述的是傳統觀念與新思想之間激烈衝突的故事;《麥收》突出了如何處理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進城》表現的是實現農業合作化後農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變化;《蓋馬棚》和《行醫事件》則反映出幹部在農村工作中需要改進的作風問題。

《山藥蛋派與三晉文化》

通過這次深入生活,西戎感覺到繼續在北京工作,與自己熟悉的山西農村畢竟有距離。於是,1955年他回到了山西,任省文聯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山西分會副主席,兼《火花》文學刊物主編。這段時期西戎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火花》的編輯工作上。從1956年初籌辦、10月出版創刊號,到1966年7月停刊,在十餘年的時間裡,他盡職盡責,廣泛組織稿件,除了對準備發表的作品認真審閱、修改外,還閱讀大量自然來稿,從中發現有潛力的文學人才。對於許多來編輯部的青年作者,他總是耐心輔導。在他和編輯部全體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發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達到12萬份,成為中國有很大影響的文學雜誌之一。《火花》辦刊十年,為推動中國農村題材小說的創作,推動山西的文學創作,培養青年作者,尤其是對於形成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藥蛋派”,都做出了突出貢獻。

在完成刊物編輯工作的基礎上,西戎選擇了永濟、運城等地作為下鄉體驗生活的地方,獲取創作素材,陸續寫出了小說《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親家》、《女婿》、《兩澗之間》、《一頭騾子的故事》、《燈芯絨》、《冬日的夜晚》、《賴大嫂》、《春播序曲》、《平凡的崗位》、《豐產記》等;獨幕話劇《圈套》,電影文學劇本《興業春秋》(與李逸民合作),多幕話劇劇本《青春的光彩》和長篇報告文學《在榮譽面前——植棉能手吳吉昌受獎記》等一批優秀作品。

1962年,西戎發表了短篇小說《賴大嫂》。這篇小說既給他帶來過榮譽,也帶來了無窮的煩惱。小說通過賴大嫂三次養豬的經驗,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複雜的人民內部矛盾,批判了自私自利思想和損公肥私的個人主義,提出了如何更好地發展農村經濟的問題。作品是西戎長期深入生活,感受到農民固有的小農意識在新時代的表現,了解到中國的政策與農民勞動生產積極性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密切關係而創作的,所提問題尖銳,人物形象真實生動。因此,發表後受到讀者的喜愛,也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中國作協於當年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上,對這篇小說作了充分肯定,作為“寫中間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廣。然而,到了1964年,文藝界的“左傾”思潮盛行,中國全面開展了對“中間人物論”的批判,西戎的《賴大嫂》成了“中間人物論”的“黑樣板”,認為是塑造了落後的人物形象,調和了階級鬥爭,被打成“毒草”。到了“文革”中,《賴大嫂》更成為西戎的一大罪狀,遭受了批判。

主要作品

作為“山西派”的一位重要成員,西戎既十分看重文學的教育作用,也“深知文藝作品離開了生活的真實,也就沒有了它真正的藝術生命”。因此,他基本上是從自己親身經歷的生活中發現有積極意義的題材,提煉出富有現實針對性的主題思想。在過去的年代裡,他沒有對“左”的一套做過激的讚頌和對“階級鬥爭”做放大式的渲染。他的作品重點在於表現由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中,農民與基層幹部在思想觀念、意識作風和道德風尚方面發生的變化和舊思想、舊習慣的克服過程。

在以農村幹部為主角的作品中,西戎更多關注的是思想作風問題。主觀、粗暴、自負;不善啟發民眾,單憑行政命令的生硬做法;狹隘的本位主義;循私情不講原則……分別在《冬日的夜晚》《蓋馬棚》《老好乾部》等小說中成了嘲弄和批評的對象。《行醫事件》則更是透過官僚主義現象,對極左觀念在看待家庭成份和中醫偏方問題上的危害進行了抨擊。《豐產記》展示了某農業社幹部們在種“金皇后”玉米過程中經歷的思想鬥爭,突出表明,搞生產不能只迎合上級的高產號召,不能不考慮“一個社有一個社的實際情形”而光“憑幹勁”蠻幹。寫於一九六三的這篇小說所顯示的求實思想,無疑是對早幾年發生的“大躍進”狂熱的反思。

農民民眾在建國後對新生活的追求及其歡樂的心情,常常被西戎藉助尋常的生活場景展現出來。這些是西戎最為受人稱道的作品。如:婦女們對同工同酬的據理力爭,透露出掙脫封建思想羈絆,解放婦女生產力的時代氣息(《糾紛》);在充滿生活情趣的氛圍里,為了扯一塊“厚墩墩、紅艷艷”的布料,夫妻、親家、子女之間,演出了動人的喜劇(《燈芯絨》);《宋老大進城》寫得尤為精彩。一個趕車的老農民,受農業社委託,進城賣了麥子,再把添置的一些生產資料拉回來,事情不多,也不大,但是,一個為集體力量的強大而自豪,為新生活的美好而陶醉,樂觀實朗、樂於助人、愛管閒事、多嘴多舌、幽默風趣的人物形象卻站立起來了。

一九六二年四月《賴大嫂》問世,八月,該篇在中國作協召開的大連會議上因其勇寫人民內部矛盾、“中間人物”而備受讚揚。但很快又受到極“左”文藝思潮的批判。

這篇小說在人物塑造和思想內涵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賴大嫂這個唯利是圖、“無利不早起”、損公利己、撒潑耍賴的落後婦女典型,已為公眾所承認。通過這個人物,作家在鞭撻自私心理的同時,也涉及到了政策多變的弊病,指出了調整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的關係問題。賴大嫂兩次養豬流產,固然有她私心重、怕吃虧的原因,但是,她用不信任的口氣對隊長說的話也發人深思:“鬼才信你們所說的話,到時候豬餵肥了,賣了錢要交公,還不是白白操勞一場!”政策若不兌現,怎能取信於民?只講集體利益,不顧及民眾個人利益的需要時,一個人的私心非但不會消失,反而會更加極端地表現出來,賴大嫂正是如此。最後使賴大嫂“慚愧地”笑著又養豬時,促使她轉變的不是幹部講大道理,而是事實:立柱媽賣掉一口大肥豬,給兒子娶媳婦所需置辦的零碎東西“一下子就應有盡有”了。

由於注重表現農民改變舊思想、舊習慣,由舊到新的轉變過程,並考慮到農民讀者的欣賞口味,西戎的短篇故事完整,來龍去脈清晰明了。但有時因交代事件過程過多而顯得冗悶。

一些反映農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作品(如《麥收》、《在前進的路上》等),促使農民最終轉變的原因,不是單于遭到破產,就是富農的被揭露,這就顯得簡單化、公式化了。這說明,西戎在那個時代同樣不能不受到當時創作思潮的影響。

作品特點

西戎小說的語言自然洗鍊,清新活潑,對話個性化,善於選用鄉諺、歇後語,使小說很具北方農村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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