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帝過程
袁世凱12月11日上午9時，舉行解決國體總開票。各省國民代表共1993人，贊成君主立憲票正好1993張，沒有一票反對，也沒有一張廢票。各省的推戴書上一致寫著：“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當場楊度和孫毓筠提議說：“本院前由各省委託為總代表，尤應以總代表名義恭上推戴書。”秘書長拿出準備好的推戴書當眾朗讀，要求袁世凱“俯順輿情，登大寶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經綸六合”。參政全體起立，一致通過。11點半，在歡呼聲中散會。
當天中午，袁世凱接到推戴書，立即發回，並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約法內載民國之主權，本於國民之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討論之餘地。”“惟推戴一舉，無任惶駭。本大總統從政垂三十年，……上無裨於國計，下無濟於生民，追懷故君，已多慚疚，今若驟躋大位，於心何安此於道德不能無慚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譽無可自解者也……望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等熟籌審慮，另行推戴，以固國基。”
下午5點，參政院再次開會，孫毓筠等提議說，此事既屬全國一致，元首亦未便過拂輿情，理應由本院以總代表名義呈遞第二次推戴書。眾贊成。
秘書廳僅用15分鐘就擬成2600餘字長文，參政院繼續開會，眾人對推戴書均無異議，乃於當晚進呈給袁。在這個推戴書里，稱頌袁有經武、匡國、開化、靖難、定亂、交鄰等六大“功烈”。文中說：“前此之宣誓，有發揚共和之願言，此特民國元首循例之詞，僅屬當時就職儀文之一。當日之誓詞根於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於民國之國體。國體實定於國民之意向，元首當視乎民意為從違。民意共和，則誓詞隨國體而有效；民意君憲，則誓詞亦隨國體力變遷。今日者，國民厭棄共和，趨向君憲，則是民意已改，國體已變，民國元首之地位已不復保存，民國元首之誓詞當然消滅。凡此皆國民之所自為，固於皇帝渺不相涉者也。”固請袁世凱稱帝。
12日一早，袁世凱申令說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但億兆推戴，責任重大，應如何厚利民生，應如何振興國勢，應如何刷新政治，躋進文明，種種措置，豈於薄德鮮能所克負荷！前次掬誠陳述，本非故為謙讓，實因惴惕文縈，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子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為了“救國救民”，只好當皇帝了。
政治主張
1915年12月，在國會、高校、民眾請願團、籌安會和各省國民代表的推戴下，準備建立君主立憲制。袁世凱多次揖讓，最終接受皇帝之尊號，準備成立中華帝國，打算1916年為洪憲元年，行君主立憲政體，把總統府改為新華宮，並擬定《新皇室規範》，其中包括“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並擔任重要政治官員；永廢太監製度；永廢宮女採選制度；永廢各方進呈貢品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袁世凱稱帝，推行君主立憲制，帝號“洪憲”。學界不有新論指出，袁世凱改元“洪憲”，即弘揚憲法之意。[42]從頒布的“新皇室規範”中可以看出一些“新”內容，比如某些對於皇權的監督機制和法律：自親王以下至於宗室，犯法治罪與庶民一律；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並擔任重要政府官員；永廢太監製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等等。
“袁世凱很清楚，過去的君主專制制度已經持續不下去了。他本人也曾是晚清立憲派的領袖人物，並在天津試點推行普選，產生議會。”袁世凱研究專家、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劉路生表示，袁世凱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制度建設構想，歷史給他的時間太短了。民國初年紛爭不已，讓他忙於應付，根本來不及著力於此。
但劉路生同時又認為，以袁世凱的個性，他應該也不會願意成為一位“虛君”。有人揣測，袁可能是想選擇日本或德國式的君主制。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自幼起即隨袁世凱去朝鮮及山東、直隸各地，並曾留學德國，對德國的強大和君主制印象十分深刻。
人物結局
12月25日，表面支持帝制的蔡鍔和唐繼堯在雲南宣布起義，發動護國戰爭，討伐袁世凱。貴州、廣西相繼回響，3月份袁世凱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起用段祺瑞為國務卿兼陸軍總長，企圖依靠段團結北洋勢力，壓制南方起義力量，但起義各省沒有停止軍事行動。5月下旬袁世凱憂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時年57歲。同年8月24日正式歸葬於河南安陽市。後世評價
事實上，許多知名人士和歷史學家通過對袁世凱的了解和研究，對袁世凱冷靜分析、客觀評價，採取了有褒有貶的評價方式。這些評價的共同點是：袁世凱本質上是擅長權術的舊派人物，同時也是愛國者和民族主義者，對中國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貢獻，而他最大的敗筆在於稱帝。袁世凱的英文秘書、著名外交家顧維鈞旅居美國時所撰回憶錄如是評價袁世凱：“袁世凱是軍人出身，曾任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總辦，僚屬中也有像唐紹儀先生那樣受過新式教育的秘書和顧問，但他完全屬於舊派。和頑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當維新，甚至有些自由主義的思想，但對事物的看法則是舊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創練新軍和任直隸總督知名，是個實幹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領袖人物。但不知為何他卻不喜歡旅行，從未到過長江以南。他為人精明，長於應付各種人物，但從未想過把才能套用在治理國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這一方面。”[65]此外顧維鈞通過自己在外交談判中的親身經歷以及對袁世凱的觀察，指出袁世凱“是一個愛國者，即他在處理對外關係中，特別是對日關係中，唯恐喪失中國的主權。”
加拿大華人歷史學家陳志讓認為“袁世凱公開的目標就是要創建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如果這意味著無視共和國的民主原則的話，那么，他正是準備往此方向發展。袁世凱構想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由他統一的強國的願望，是他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本質的反映”，同時又說：“如果他在1911年結束其政治生涯，也許我們對他的評價還不至於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實而言，他既不能作為一個政治家、也不能作為一個誠實正直的人而受到我們的尊敬。甚至袁世凱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敗，這就是一個鐵腕人物的結局。”
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評價袁世凱說，“雖然袁有個人野心，也熱望貫徹他自己在中國政體應該如何組織這個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但他還不是極端利己主義者，不要求別人屈從和諂媚。他冷酷無情，為了政治目的殺人如草菅。而他個人的種種工作聯繫卻是親切、隨和的。他重視下屬在政治上對他的忠誠，但並不鼓勵對他個人的廣泛崇拜。作為總統，他的種種過分行為，與其說是由於自我誇大引起的，還不如說是由於嚴格的官僚政治的觀點引起的。”[67]至於袁世凱為何遲遲不能認識到決定稱帝是一件無益的事，這“既可以歸咎於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歸咎於頑固堅持對中國國情的獨特分析，兩者都一樣恰當。”
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袁世凱是一個“‘治世能臣，亂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評價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務一把抓。事必躬親。其為人也，雖乏遠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產。雖妻妾眾多，然並不沉湎於酒色。對詩詞歌賦，他也頗能哼兩句，但不搔首弄姿，以詠吟自傲；更無玩物喪志的惡習，收藏甚么骨董字畫，品簫吹笛，風流自賞。平生所好，唯抓權秉政；縱橫捭闔，他確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動物，對政敵的鬥爭，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讓。”唐德剛寫道：“袁世凱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衛晚年之做漢奸，異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契機只在一念之間。悲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