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啟蒙
1910年8月1日，（農曆庚戍年六月二十四日）蕭先生出生於萍鄉市上栗縣（現）彭高鎮彭高村尚鶴嶺。父親蕭頌琴（譜名：鴻敏）鄉村蒙館塾師；在本村開辦了上一個“尋樂書舍”蒙學館。幼時，他就隨父在本村“尋樂書舍”接受啟蒙教育，有超常的求學欲和過人的記憶力。《弟子規》、《幼學》等，常常父親未教他已經能背誦。父親驚問：你哪學得來的？他說我是在您教室窗戶下聽來的。父親嘆說：“老五是塊讀書的料喔！”為了礪煉他，父親將他轉送鄰村村塾接受教育。為了更好地培養這個讀書苗子，1922年，父親又送他去六十里路開外的蘆溪凌雲書院（高等國小）就讀，接受現代教育。 1924年，報考萍鄉中學，因沒有國小畢業證而受阻考場之外，同村有族人名叫蕭喜元已考入萍鄉中學，他有一紙國小畢業證。為了兒子讀書，父親借了蕭喜元的國小畢業證，在“喜”字下添了“加”成嘉，“元”字添了“白”和“斗”成魁。從此，他以“蕭嘉魁”的名字步入學海生涯。1924年秋季入萍鄉縣立中學讀書。
1925——1926年，北伐戰爭暴發，學校停課1年。期間，受高年級同學蕭保璜（蕭嘉魁堂兄之子）、董師故、陳鐵錚（孔原）（以上眾人都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等的影響，以發傳單、演活報劇的形式下農村、走工礦積極參加北伐宣傳活動。
1928年春，從萍鄉中學畢業。同年暑期開始，經人推薦在本縣赤山國小任教。
1931年暑期離開赤山國小，受聘於凌雲國小，被董事會推選為該校校長。
1932年春節後，經濟上得到親戚的援助，赴天津求學。求學途中，過武漢在徐家棚稍事逗留，聽親戚告知：堂侄蕭保璜（中國共產黨早期報人）在上海龍華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年輕的蕭先生出於義憤，發誓今生不與國民黨政府有任何合作。
1932年夏考入天津北洋工學院附屬高中。
清華求學
1934年蕭先生赴北平，在萍鄉會館接識中共早期黨員吳繼周。萍鄉會館在北京宣南大吉片胡同，福慶寺附近，是維新志士文廷式置的舊邸，因他是萍鄉人，後來此邸就用作萍鄉會館。來往京城的學子，大多在此寄身。蕭先生在津讀書，來往就住在會館。恰巧與同鄉吳繼周同房寄宿。在交往中，混得面兒熟。兩人都是青春年少，聚在文廷式舊邸，睹“屋”思主，當然就有很多變法維新的話題。1934年春，蕭吳又在會館會面，吳知道蕭即將完成中等學校學業，鼓勵他報考清華大學，蕭面對清華高昂的學費面有難色，此時，蕭身上只有從家裡帶來的7塊大洋，如果交報名費要花去一塊，還要買些相關報考複習書籍，身上只剩5塊大洋，這5塊大洋還得熬過在天津的幾個月……怎的叫人不汗顏！吳是富家子弟，此時已經是中共地下黨員，極富同情心的，便叫他報考“清寒公費生”，並且允諾如果來北平應考，給予他一些生活上的幫助。
蕭先生聽了吳繼周的鼓勵，果然報考了清華的“清寒公費生”。當時，蕭知道要考英語，由於早期接受教育的不同，吳知道蕭的英語不好，在報考以後，分手時，還特意叮囑他要在英語上下功夫。距離考試只有三個月，蕭先生回到天津學校，猛攻英語過關，到考試結束，吳繼周驚喜地看到，蕭嘉魁的大名居然高居榜首。
蕭嘉魁是以第二名的成績錄取為“清華大學土木工建築工程系”。
提起報考早年清華大學“清寒公費生”的舊事，原中山大學教授王正憲先生在一篇回憶錄中說：“1935年考生4000名餘人，但只錄取三百名，級友蕭喜魁還鄭重其實地說：‘別以為每13人可考取1人，因為被錄取考生的分數必須超過3700名考生的得分，而這3700人絕非都是等閒之輩。’回憶當時還有一種‘清寒公費生’1、報名應考這一公費生者可列第一個四分之一（即前75名）之內，則每年可領取240元獎學金或助學金（大洋）。但如果達不到這一標準，則不能退作自費生。因此，敢於報考清寒公費生的同學（如同級蕭嘉魁）更是令人佩服……”
為了考清華的“清寒公費生”，他複習功課常常通宵達旦。這年春天，北方天氣十分寒冷，一襲舊棉袍，一雙棉布鞋，感冒了，也就硬扛，扛到最後，學業上去了，身體卻每況愈下。咳嗽著進考場，為怕影響他人他甚至強忍住咳嗽到每場考完。這一考，注定他有一喜一憂，同年入學體檢，校方查出他患有初期肺結核，必須休學。為保學籍事，他叩求馮友蘭、吳有訓等教授，經眾議，校方決定保留學籍及一切學生待遇。
回到萍鄉老家，年歲輕輕，帶著病體，面對年邁雙親，他甚至不敢告訴實情。聽醫生說，堅持爬山，呼吸清鮮空氣肺病就可痊癒。為了學業，他每天清晨聞聽雞叫就起床，去登攀老屋後面的尚鶴嶺。身體鍛鍊，兼之少量的藥物治療，一年下來，蕭先生的身體漸漸康復。
1935年，他病癒重返清華。可是醫生說，土木工程有一道掰金工，勞動強度太大，對患過肺病的人來說弄不好又是一場惡夢。醫生勸他改換專業。要知道清華的土木工程系，就是在今天，那是全國近千萬考生中極少人才能做成的美夢。蕭先生心中不情願，但是還是遵從醫生和校方的決定，改學政治經濟學，投入陳岱孫帳下研習經濟學。
進入清華大學的學生，作為中國頂尖級大學的學生，從來就有一個科學救國的使命感和自豪感。1935年，北平雖未淪陷，但日本人的飛機常常不請自到，飛弦在頭頂，嗡嗡的聲音，吵擾在耳邊，像蚊子一樣讓本以清寧的課堂，徒添了幾份惱人的嘈雜。白天，日本憲兵也常常闖入街道，橫衝直撞，故意滋事，毆打市民的事經常發生。目睹日本軍人的暴行，正能不激起知識份子的愛國之心？1935年12月6日，12月9日，蕭先生在契友吳繼周等的影響下，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進步學生愛國運動。至今人們還記得“12.9”運動的那份告全國同學書中的這一句話：“華北之大，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儘管那次學運，蕭先生出於義憤衝鋒陷陣，可是在後來的歲月中，卻從不在人前提起。
他的契友，後來也是他的妻舅吳繼周，1936年5月至1937年蘆溝橋事變暴發，一直擔任中共地下黨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二人朝夕相處，對吳的這些活動蕭嘉魁竟絲毫也沒覺察出來。吳當時儘管也鼓動他參加一些愛國學生活動，卻始終也沒準備把他拉入共產黨內。在吳的眼中這位蕭嘉魁就是一個讀死書的人。他是個好人，是個可靠的人。吳在離開清華，即將奔赴抗日前線的前夕，對他的好友姚向群囑託：“你幫我做個月佬，將我妹妹純周許給蕭嘉魁，如果他同意我就放心了！”
1937年，蘆溝橋“七.七”事變暴發，日本侵略軍占略北平，情況緊急，學校被迫停課，清華師生紛紛撤離。蕭嘉魁從門頭溝坐火車到保定，再從保定坐火車到漢口，渡江後坐火車從株洲回到萍鄉。同年，接到學校通知：在長沙成立了臨時大學，立即應召趕赴長沙。不久又隨校遷雲南昆明。
也就是在回鄉的短暫時間裡，那一年他年滿27，年齡已不小了。家裡老人有心要為他撮合一門親事，他的大姊來說，她們家鄰居霍家托人來說合，欲將他們家在北平某大學讀書的女兒許給蕭嘉魁。霍家是當地巨富，承諾：如果蕭家同意，將用重金陪嫁，並且以100石租子的田產相隨。蕭嘉魁聽後，笑而不答，此時他已答應吳繼周，叫他一心一意去乾他的大事，“你妹妹就放心交給我好了！”蕭嘉魁對朋友一諾千金，1940年，大學畢業後即回萍鄉老家與吳純周完婚。
美國留學
1938年，在敵機輪番轟炸聲中，蕭嘉魁隨校到達蒙自的西南聯大繼續學業。1939年在昆明完成學業，獲法學學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1941年長子紹展在萍鄉出生。產後兩個月，妻吳純周攜幼子赴昆明與蕭嘉魁團聚。戰爭年代，冒著炮火硝煙，一個柔弱的女子懷抱嬰兒，行程達千里，一路上常見汽車翻下山溝起火，象烏龜倒翻四輪朝天……軍人、平民死傷無數，橫陳路邊……她就是從這地獄般的境地走了過來。
1942年，蕭嘉魁以助教身份登講台開課，破除了清華大學助教不能登講台授課的舊規。好奇的朱自清一次走到他授課的窗外聽了一會，被他的講義吸引，對他深懷好感，向他的導師陳岱孫豎起大拇指說：“陳先生的高足蕭嘉魁了不起。”
那時，國家處在抗日戰爭最困難時期，大學教工生活都十分困難。蕭嘉魁一個年輕教師，且又拖家帶口，為解決家計，他兼任昆明茶場會計，結束茶場從不做賬的歷史，為茶場立了資金投入、生產出納、和成本利潤等會計科目。後因教學工作太忙，從茶場辭職。改任中國科學院工程研究所周子敬所長開辦的煉鋼廠（昆明鋼廠）會計。
1944年次子，紹博在昆明出生。
1945年，抗戰勝利，聯大北遷，隨校返回北平清華。
1946年底，經考試，獲第二名。清華大學選泒其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留學。關於赴美留學，他在本人的自傳里寫道：“1947年1月初，我乘美國船戈登號離滬，經過13天多橫越太平洋至美國舊金山，鏇搭火車經洛杉磯、芝加哥至紐約。恰好是1月底，當即往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經濟學系辦好入學手續。”2月初即進入緊張的學習和研究課程。在哥大研究院，他主修經濟理論，兼修統計學，同時還對美式會計學進行深入學習和鑽研。課程很多，研究任務很重。為了不虛此行，真正取到西方已開發國家經濟管理的“真經”將來回國服務，蕭先生利用假期赴華盛頓美國商務部學習國民收入的估算方法。
1948年，他撰寫的碩士論文《凱恩斯經濟思想詮釋》（英文稿）獲導師高度評價，被校方定為後補博士生。
1949年，通過碩士論文，通過考試認定繼續研讀博士學位。
這年暑期，經唐敖慶介紹接識楊振寧。一天午後，唐敖慶來叩門，高聲叫他：“老蕭，把書放下，楊振寧來了！”楊振寧買了一輛二手車，找到好友唐敖慶邀他出去玩。蕭嘉魁來美國快三年了，除了本校的中國同學，外校的，他一概沒有接觸。楊振寧他不認識，便有點猶豫。
唐敖慶對楊說，我還有一個好友蕭嘉魁……
楊說，西南聯大時就聽說過他。說道起來早就是校友，風流倜儻的楊振寧來請他，楊開車，於是三個人從紐約出發。車駛上高等級公路，往華盛頓方向開去，一路風光，就近遊了三天，看了幾所美國大學，哈佛、耶魯、加州理工、霍普金森等世界知名大學，蕭先生對同行感動地說：“中國要是有幾所這樣的大學就好了！”
同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當天，訊息傳到美國紐約，愛國的留學生爭相傳告，倍受鼓舞，哥大中國大留學生聯合會，組織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野餐會。這次野餐會在紐約中央公園舉行，蕭嘉魁、徐光憲、何茲全、汪明禹、劉靜和等一幫學人，圍坐一圈，或吃或笑。有人還特意做了一塊大大的“勝利酒家”的牌子放在中間，喜悅之情溢於言表。1949年10月,他和其他進步中國留美學生組織在紐約國際學生公寓舉辦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並向聯合國發了簽名通電，要求接納新中國代表參加聯合國大會，驅逐國民黨政府的代表。
歸國報效
1950年，接清華大學導師陳岱孫的電報，同時也得到老友蔣南翔、吳繼周的信讓他立即回國服務。接到家中的電文，他毅然放棄了哥倫比亞大學繼續的博士學業，決心回國服務。
“1950年1月28日，我乘英國船瑪麗號由紐約越大西洋，於2月2日到英國南安普頓，2月10號改乘英國船廣東號離開南開普頓，於3月13日到達香港。在港候船後，3月下旬乘英國船岳陽號離港。”這是多少年以後，蕭先生應清華大學之約寫的回國經過。此次同行的有好友同窗王旭莊（復旦大學教授）、張伯平（武漢大學教授），三人同伴，路途艱苦自不怠言，只是此時他們都歸心似箭。蕭先生因掛念江西萍鄉老家的八旬老母，每到一地首先就是趕緊找電報局向家裡發電報報平安。
歷時兩個多月回到祖國，到老家看望老母及親人，只有短短三天，4月初，回到北京清華大學繼續任教。回到祖國，他想到更多的是祖國當發展經濟為要事。此時他抱定的報國之心，就是搞好學術研究，教好書，育英才。可是當年的政治空氣，正是世界冷戰情緒達到空前高潮的年代，蕭嘉魁回到祖國，一方面受到政府優待，另一方面因他是從美國求學歸來，同時也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牽累。
1950年11月28日,美國人奧斯汀代表美國政府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言稱：提到有一萬個中國學生，曾在美國受過大學教育，並列舉美國在中國辦了許多學校醫院等，來證實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情誼”。出於當年政治的需要，【新華社訊】中國留美學生五百餘人發表對於奧斯汀無恥演說的聲明。
蕭嘉魁參加了旅美留學500學者的簽名。
1950年，美國政府以維護台海局勢為由駐軍台灣，抗美援朝戰爭爆發，蕭嘉魁參加了清華大學教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聲明，按當時的排名，蕭先生排在陳岱孫之後的第二位。
同年，又以清華工會會員名義發起“反對收聽美國之音廣播”的運動。
初回國，他對新中國是抱著滿腔的熱情，對這些教學科研之外的活動，雖然有些困惑，但開頭他是積極的。並且從那時開始還萌生了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念頭。
為了改造自己“資本主義經濟學”那一套，適應社會主義的教學方式，他開始自學研究《資本論》，他讀英譯本，因為要向學生上課，那時國內用的是王亞南的譯本。他又認真地研讀漢語譯本，就發現其中有多處翻譯錯誤，他拿著英譯本和王的漢譯本，直接找到王亞南，跟王亞南較真。王說：這是我年輕時翻譯的，錯在哪裡，現在我也顧不得了。
後來，在課堂上，他就丟開漢譯本，用英語給學生講《資本論》。
有人評價，蕭先生為人：在人們普遍認為應該積極上前的時機，他卻表現平淡低調；在人們普遍認為應該冷靜旁觀的時候，他往往會出人意外地積極向前。
這一點，從兩件發生在他身上的小事可以看出來。
第一件事：當年的“12.9愛國學生運動”，他積極投身其中，敢沖敢幹的表現被當時中共地下黨人認為是可信賴可依靠的對象。
第二件事：歸國不久，周總理接見歸國留學生，在場所有的人都湧上前去爭相與周總理握手。接見下來，有人問他：去跟周總理握手了沒有？他坦誠地說：“沒有！那么多人都去握手，總理只有一個，每個人滿足一次，可總理就要多少次？給總理添加多大的負擔！”
他用一雙統計學嚴謹的目光看待一切，結果殘酷的現實並不是像他想的那樣。
1951年春，作為歸國留學生，中央號召歸國留學生參加“西北土改參觀團活動”。有人跟他私語，說這是共產黨對我們這批喝洋墨水的人不信任……蕭嘉魁對這話不以為然，他說，我是農民的兒子，又是搞統計學的，調查問卷，搞清事實，是我的天職，讓我深入基層，正好向農民問卷調查我國的農村經濟基礎的實情。
他積極報名參加“參觀團”活動，由團長習仲勛率領去陝西、甘肅等地參觀考察當地農村的土地改革。隨團到了甘肅定西，向當地的農民做了一番仔細的調查問卷，並且寫了一份調研報告交給院系領導。
1952年秋，蕭嘉魁被評定為副教授。這一年，院系調整，清華大學被定為理工大學，經濟學系從清華大學結束，他被安排在北京鐵道學院任教。兼任運輸經濟系副主任和統計教研室主任，其間，他被聘為國家對外貿易部顧問。他多次向中共黨組織提出申請，強烈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
1956年被評為教授。回國頭幾年，他在工作中投入了極大的熱情。1956年《工業企業和鐵路流動資金周轉周期的分析》一書完稿，1957年正式出版。
調任內蒙
時間進入1957年，春天，北京城內十分寒冷，所謂反右拉開了序幕，校園內到處可見的大字報，讓他嗅覺出政治的寒冷比自然界的寒冷更加可怕。從來在書齋安座如山的蕭嘉魁，這時陷於極大苦悶和不安。經常一個人獨坐發獃，讓家人感覺他就像一個已負高壓的氧氣罐，隨時都有爆發的危險。
這時，在南京身居黨內要職的吳繼周，也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怕他出事，某個星期六，他從南京飛北京，住到妹妹家。
晚餐，麵條還沒有煮熟，兩人就發生了爭吵，蕭嘉魁說：“老師不能正常上課，學生不上課都去大辯論、大字報……哪裡有一張安靜的書桌！”
吳濟周給蕭嘉魁做思想工作，說這是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是個過程。
“當年跟著你們地下黨搞‘12.9’運動,回響全國的口號就是‘華北之大，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那時，跟著你們死心踏地乾，就是衝著你們這個口號，現在到好……”
兩個朋友，他們從青年求學就在一起，又經歷過“12.9”運動的患難.作為同窗、朋友，親人此時說話當然也就沒有隔膜。吳繼周作為中共早期黨員，當年學運的負責人，他最了解蕭嘉魁這樣一批學者，人生生活要求並不高，只要有一張可供用心的書桌就足夠了。這一生，書桌對於他們來說就是唯一的領地，這塊領地有他的人生的尊嚴和安慰。這張書桌，放在任何地方他都是安靜的平和的，一旦，沒有了這張書桌，他就會不安、不平、最後會像火山一樣噴發怒火。在如今這年代，他不出事就不出事，出事就會出大事。
吳繼周是來給他潑冷水的。兩人見面以爭吵開始，到最後，蕭嘉魁心平氣和把他送出書齋。為了讓他平安渡過危險期，吳繼周在那段時間，一到星期六下午下班就直奔飛機場上北京。
他的努力達到了一定的效果，最終蕭嘉魁沒有被打成右派。1958年開春，高教部一紙調令蕭嘉魁調到內蒙古財經學院任教授。這也就是那場運動對他的“情緒化”表現的逞罰。
來到內蒙古，好在還讓他給學生講課，讓他在統計學上發揮作用，他還擔任該校的計畫統計系副主任和統計教研室主任。
輾轉天津
1962年，中國經濟經歷三年困難又出現了好的轉機，政治生活也隨著國民經濟的好轉而暫呈祥和。這時中央高層有人想起蕭嘉魁，問他現在在哪裡？報告說，在內蒙。1963年春，他奉調到天津財經學院任教。天津是他少小求學的地方，是他的第二故鄉，跟北京比起來，他更願意住在天津。在那個年代，“不是東風壓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政治上沒有調和的餘地。”北京的大學校園政治氣氛是絕對要高於學術氣氛，不意間就會捲起一陣政治風浪來。
天津對於他來說是避風港。
相對於北京和內蒙，他又有了一張“安靜的書桌”。可是“安靜的書桌”沒讓他坐太久，又一場“文化大革命”運動席捲全國。
紅衛兵抄家，批鬥，天津相對於其他地方雖然要好很多，但是對他的學術的徹底否定，讓他絕望至極。
跟他一道回國，在上海復旦大學擔任教授的王旭莊，被紅衛兵拉出去批鬥，活活地被打死在會場。聽到朋友的噩耗，他十分悲憤和震驚，當年，王旭莊可是學有專功，是抱著一腔對新中國的熱愛，和懷著科學強國希望回來的，這是怎么了？
他很痛苦……
不久，他被下放河北農村勞動改造。
在這兒雖然沒有了書桌，但是讓他有了回到萍鄉老家的感覺，農舍、田園、牛、羊……他憶起1934年因病休學在老家的短暫時光，就是那段時間的鍛鍊，與大自然的親近，親情的安撫，讓他烣復了病體，踏上萬里求學之路……自從老母去逝，現在他已經有十幾年沒有回去了。
他想念故鄉，但是又擔心因自己而連累故鄉的親人。
感慨系之
1978年，蕭嘉魁因學術會議，假道回了一趟萍鄉老家。他的兄長，大姊都先後去逝，現在他是家中唯一的長者。子侄們聽說五叔回來，立即圍攏過來。多年來，他惦記老家的子侄，其實老家的子侄也十分惦記著他。家鄉仍然是這么貧窮，子侄中有很多人雖然正在壯年，卻因常年艱苦的勞動，體力嚴重透支，患有多種疾病……那時，文革剛剛結束，經歷十年的窩裡鬥，對中國經濟的現狀和前景，他看過了城市，再看鄉村，親眼看一看最基層的生活狀況，和聽一聽親人的聲音。
面對圍攏過來的子侄，讓他想起當年他離開家鄉去北京求學的情景，那時，全村的人都圍在他的身邊，他走一程，家人跟隨著往前送一程，十里相送，所過之處，沿路的人家都放鞭爆迎送，他是第一個考取“清寒公費生”的貧家子弟，按照當時的獎學金標準清華每年給240元（銀元），江西省教育廳給予100元（銀元）的獎學金。四年下來，共獲1360元（銀元）。他的侄子蕭紹松談起此事，籌算了一下如果按今日的市價兌換，當是136000元人民幣。按四年大學本科計算，每月月供2800元(人民幣)。從他的身上，讓許多貧家子弟看到榜樣和希望。家鄉人給予他極大的榮耀和鼓舞，在他的內心化著勤奮讀書的動力……從萍鄉外出求學，天津、北平、長沙、雲南、萬里雲山，輾轉美國，雖然取得了在美國繼續博士的學籍，但是，為了報效祖國和家鄉，他毅然放棄了在美國的優良學習環境和美好前程……就在他垂暮之年，他的舊時同窗，世界著名經濟學家，聯合國高級專員桑恆康博士回國，在北京向高層詢問起蕭嘉魁，人說，他年事已高，行動不便，桑恆康說：“他是我的學兄，當然是我去天津看他。”兩人見面，桑恆康說：“當年你要是選擇留在美國，肯定會比我的學術成就還大！”
回到祖國，幾十年下來，自己為祖國、家鄉和親人又做了些什麼？他總是以深深的自責來看待在他身上發生的一切。
正是基於這一點，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做著讓青壯年都感到吃力的一件大事：為構建中國因文革而漸趨消忘的統計學事業，他全身心地投入翻譯聯合國統計局編的《國民經濟核算》和《投於產出表和分析》這兩本書。
1983年，他以七十四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那是對他多年來任勞任怨地工作，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一種結論。
蕭嘉魁以及他們那一批早期歸國學者，除極少數人以外，經歷那場浩劫誰不是遍體麟傷？作為一個愛國的學者，他沒有因傷痛而呻吟，當年那顆科學報國的心還是那么強烈那么飽滿那么滾燙。
希望祖國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有飯吃，有衣穿，娃娃有學上，生病有錢治。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線，是蕭先生畢生關注的。
早年，以他的個人能力關照不了更多，他便將自己的心眼放在老家的子侄們身上，供他們上學，他們中誰生了病，雖然遠離千里之外，只要獲知真情，他都會極盡所能地給予幫助。蕭紹松說：“那一年，我患了肺結核，沒有錢治病，情緒很低落，叔父後來知道了，從他下放的河北農村給我寄來了六十塊錢，囑我快快把病治好！……”要知道，叔父下放農村，每月只有17塊錢的生活費。每月買一支牙膏，肥皂，如下就是5、6塊錢的生活費，除此，叔父再沒有其它花銷。
自打回國，他的教務工資和早期歸國留學專家津貼，加起來也就200來塊錢，在當年可是高薪。就是這樣兩塊讓人看起來讓人眼饞的“高薪”，也常常被視著思想改造的成分，一到普遍調資，或是遇到政治運動，他就首先寫書面申請，不但不要求加薪，還要主動要求下調……
回國之初，國民經濟正處在恢復階段，想到國家的暫時困難，自己拿這么多錢，花也花不完。為什麼花不完？對於清貧日子過習慣的人，他和家人花銷不大。他對家裡的收入和支出，尤其是支出都是嚴格控制的。對子女要求非常嚴格，餐桌上，一盆花生米，一次只許夾一粒；上學，夏天天熱消暑，一支冰棒，也要回家來向媽媽報賬。至今他們家幾十年的日開支、月開支的小賬本都完整地堆放在書房的櫥下。
主動要求降薪，要說開頭是一種自覺行為，到後來就成了貫例。直到他1997年辭世，他的月工資還在1000多塊錢。
他自己省吃儉用，把省下來的錢用來支助萍鄉老家的子侄和一些孤兒寡母，此外，在他逝世後親屬清理遺物，發現有捐助唐山大地震以及歷次愛國運動的捐款票據……
籍此蕭紹松曾撰輓聯紀念五叔：
水木清華地
潤物無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