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據《南史》卷五一《梁宗室傳》，蕭懿之父蕭順之，南齊太祖蕭道成（479～482在位）的族弟，歷任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等宮廷要職。生子十人：蕭懿、蕭敷（永陽昭王）、蕭衍（梁武帝）、蕭暢（衡陽宣王）、蕭融（桂陽簡王）、蕭宏（臨川靜惠王）、蕭秀（安成康王）、蕭偉（南平元襄王）、蕭憺（始興忠武王）、蕭恢（鄱陽忠烈王）。武帝即位後，尊蕭順之為“文皇帝”。長子蕭懿，字元達，南齊著名將領，早年襲爵臨湘縣侯；歷任晉陵太守、梁南秦二州刺史、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尚書吏部郎（中書令）等職，稱得上是朝廷重臣。後受南齊東昏侯蕭寶卷（498～501在位）忌害；危急關頭仍竭盡忠誠，拒絕叛逃流亡的建議，昂然聲稱：“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耶”，與弟蕭融一起服毒，死得極其從容。南齊和帝中興元年（501），追贈蕭懿司徒、太傅銜；梁武帝天監元年（502）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諡號為“宣武”。
據《梁書》、《南史》的記載，蕭懿至少有九個兒子，長子至五子為蕭業（字靜曠，事見《梁書》卷二三《長沙嗣王業傳》）、蕭藻（字靖藝，與蕭業同傳）、蕭猷（謚“靈”，事見《南史》卷五一《梁宗室傳》上）、蕭朗（字靖徹，與蕭猷同傳）、蕭明（字靖通，與蕭猷同傳），第九子為蕭象（字世翼，與蕭猷同傳）；第六、七、八三子名號、事跡不詳。《新唐書》卷七一《宰相世系表》稱蕭懿七子，恐怕有誤。
由上所知，蕭吉的祖父蕭懿是梁武帝的長兄，南齊一代名將；其父是蕭懿九子之一（很可能是第六、七、八子之一）。據江蘇丹陽《開沙蕭氏族譜》，蕭順之是西漢丞相蕭何的第二十五世孫，則蕭吉當為蕭何的第二十八世孫。蕭吉與他叔伯父、從兄弟之間的交往關係不明，文獻上未作任何記載。
生平事跡
蕭吉的生年無確切記載，估計生於梁武帝（502～549在位）中期，公元520年～530年左右。據《北史》本傳：“江陵覆亡，歸於魏，為儀同。”梁都江陵陷落於北朝西魏恭帝二年（555）；《隋書》本傳所謂“江陵陷，遂歸於周，為儀同”的記載，在“歸於魏”或“歸於周”的時間上略有偏差，應以《北史》為準（《通志》亦同於《北史》）。“儀同”，儀同三司的略稱，謂同三公之儀制，始於東漢。魏晉時代，武官凡將軍開府者，稱“開府儀同三司”；文官光祿大夫以上，亦並得儀同三司。“儀同”是一種“散官”，即官職等級的稱號，與職事官（實官）所任職務的稱號相對而言；徑稱“儀同”，包含某種榮譽性質，由“崇官盛德，罷劇就閒者居之。”西魏仿《周禮》設官，廢尚書省以下諸司；儀同三司位居從一品，是很高的榮譽銜。“蕭氏定著二房，一曰皇舅房，二曰齊梁房”，蕭吉是梁武帝齊梁房的嫡系，在梁朝時已有相當高的政治地位。
恭帝三年十二月，西魏禪位於北周（557～581），蕭吉繼續在朝廷任職，位望通顯，並有專折議事之權。《北史》本傳稱：“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北周宣帝宇文贇（578～579在位）是一個極端荒唐的昏君。《周書》卷七《宣帝紀》對他口誅筆伐：“昏虐君臨，奸回肆毒；善無小而必棄，惡無大而弗為。窮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如此德行的皇帝，當然不會接受“勝國舊臣”蕭吉的勸諫。附帶指出，與蕭吉同時的庾信入仕北周后常有鄉關之思，因作《哀江南賦》以寄其意，自傷欲歸不得。而蕭吉對故土好像沒有這樣深厚的感情。
周宣帝在位兩年，一病嗚呼，年僅22歲；其子宇文闡即位，是為周靜帝（579～581在位）。靜帝是一個7歲的娃娃，軍政大權完全掌握在外戚楊堅手中。僅僅兩年，楊堅就取宇文氏而代之，建立了隋朝，蕭吉從此又成了隋朝的文臣。《北史》本傳：“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上儀同”，即“上儀同三司”。隋朝的“儀同”級別低於北朝，為正五品，“上儀同”為從四品。隋朝開國，“進”蕭吉為上儀同，至少在名義上是擢升了，或許這也是考慮到他在周宣帝時曾有清流搏擊的表現。“本官太常”，為蕭吉擔任的實官。職掌類似《周禮》春官小宗伯，包括正三品的太常卿，正四品的太常少卿，下有主簿、博士、太祝、奉禮郎、協律郎、兩京郊祀署等職，具體負責陵廟、群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等禮儀事務；該職一向“以忠謹孝慎者居之”。蕭吉在太常任內考定“古今陰陽書”，屬於本職正辦。按“古今陰陽書”，不是指一部專著，而應是指此前流傳下來的各種陰陽類文獻，如《雜陰陽》、《泰一陰陽》、《黃帝陰陽》、《黃帝諸子論陰陽》、《諸王子論陰陽》、《太元陰陽》、《三典陰陽談論》、《陰陽遁甲》、《陰陽婚嫁書》、《嫁娶陰陽圖》等。但其“考定”的成果，則與我們看到的這部《五行大義》的內容有直接關聯。關於這一點，下面還將作詳細說明。
蕭吉入隋後一段時間內政治上不太順利。《北史》本傳說：“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郁不得志。”“性孤峭”不是主要原因，“與楊素不協”才是問題的關鍵。楊素是隋朝元勛，不會看得起三易其主的蕭吉；在一貫負手向天的楊素麵前，蕭吉也不能不覺得氣短，因此，只能閉門讀書，以求一逞。不過，蕭吉“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的特長，終於為他提供了機會。他發現隋文帝“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跡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594），蕭吉上文帝書，投其所好，大談符命徵祥，顯然是蕭吉“考定古今陰陽書”所獲心得的一部分。全文如下：
開皇十四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
上書中有許多文句或文意復見於今本《五行大義》，如“辛德在丙”、“酉德在寅”、“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之說，見於《五行大義》卷二“第七論德”關於“十德”的論述；“行年，與歲合德”之說，見於卷五“第二十三論諸人”之二“論人游年年立”關於“年立即是行年”的論述；“甲寅、乙卯天地合”之說，見於卷二“第八論合”關於“五合”的論述。《樂汁圖徵》，即今本卷三所引之《樂緯·汁圖徵》篇，《隋書·經籍志》有《樂緯》三卷，宋均注，已佚。本傳所引與《五行大義》所引，同為該書之佚文。《陰陽書》或為專書，或為同類文獻之泛稱，難以確定，今本卷二有《季氏陰陽說》。《洪範傳》即劉向所著《尚書洪範五行傳論》，今本卷五引為《洪範五行傳》。《靈寶經》不知為何書，也不見於今本《五行大義》。《通志略》藝文略第五道家類著錄有《靈寶經目序》一卷（陸修靜撰）、《靈寶度人經》一卷（作者不詳）、《靈寶五星秘授經》一卷（作者不詳）、《靈寶玄微妙經》一卷（作者不詳）等，都可略稱為《靈寶經》。道教教派中也有一個創建於東晉末年的“靈寶派”。安帝隆安年間（402年左右），葛洪族孫葛巢甫附會引申，作《靈寶經》三十餘卷，並臚列了一個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雲及其後嗣的傳經系統。至南朝劉宋時，陸修靜進一步增修，創製了靈寶派齋醮科儀書一百餘卷。從蕭吉的學問修養和知識系統來看，他引證的如是這類著作也並不奇怪。
由於這份上書與《五行大義》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此日本學者中村璋八推測，蕭吉向文帝的上書很可能就是《五行大義》，而上書之年的594年，也就是《五行大義》的創作之年。蕭吉“考定古今陰陽書”導致了594年的上書，而且上書與《五行大義》確實也存在著一定的聯繫，但若以上書等同於《五行大義》，或以594年為成書之年，其理由還有待商榷。
上書頌揚帝、後與日月歲命合德，不僅是對帝、後個人的捧場喝彩，更重要的是論證統一王朝所擁有的最高的合法性基礎。“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蕭吉的周密推理、廣徵博引，比一般俗人的妄稱濫冒高明得多，自然深得帝心，因此 “上覽之悅，賜物五百段”；雖遠不夠豐厚（當時文帝出手豪闊，賞賜動輒千段、數千段），但已表示了皇帝初步的信任，對蕭吉政治地位的改善，無疑具有重大意義。從上書內容所及也可以看出，蕭吉面壁十年，“考定古今陰陽書”，在陰陽術數領域內成績斐然，已能融會貫通，有了很深的造詣。《五行大義》資料的積累和初稿的編撰，很可能就開始於這一時期（584～594），何時完成則難以估計。不過，《五行大義》既不避“堅”諱，也不避“廣”諱，至少可以說明594年所上之書不是《五行大義》，最多只是《五行大義》的一些節錄。《五行大義》作為一部完整的著作，其閱讀對象肯定不是隋朝的皇帝。已入老境的蕭吉憑靠在當時已經算不得顯學的陰陽術數、五行終始之說，畢竟當不成“帝師”，隋文帝晚年深信的是佛道鬼神；對於蕭吉來說，他總結考定歷代陰陽五行學說，與當下的功利需求似乎沒有直接的關係。
根據記載，蕭吉直接參與了隋朝宮廷圍繞著皇位繼承而展開的激烈較量。
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
房陵王，楊勇死後追封的爵號，此時雖居太子位，但已出現了繼承危機。
文帝“恩寵始衰，漸生疑阻”，獨孤皇后、楊素也已達成了聯手推動廢立的默契。《隋書》卷四五《楊勇傳》稱太子對種種於己不利的危險跡象頗有察覺，但只是“憂懼，計無所出”。他召新豐人王輔賢占候（造諸厭勝），在後園建造屋宇卑陋的庶人村等等，在政治上得不償失，反落下心存怨望的口實。他對文帝報告說“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也表現出心亂如麻的精神狀態。蕭吉主持的“東宮趕鬼”，是一出鬧劇，使太子的形象大受損害。本傳稱蕭吉：“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
蕭吉又奉文帝之命參與了隋宮廷幾次喪葬典禮的安排。文帝對他的意見雖很器重，但並非言聽計從。本傳：
及獻皇后崩（按，仁壽二年，602年），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雲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雲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
能說出“吉凶由人，不在於地”的話的皇帝，畢竟不是昏君。短短數語，雖然緩緩道來，其實暗藏深意，語氣相當嚴厲。表態之後，“竟從吉言”，既說明文帝通情達理，不拂老臣的面子，又表明對“卜擇葬所”之類“遊戲”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手腕非常高明。蕭吉知道文帝雖然對自己假以辭色，但十分勉強，因此一直到次月，還試圖用一些神奇的旁證來加深文帝對皇后墓地風水的印象。他呈一奏表，稱：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並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
蕭吉編出這番“神話”，用心可謂良苦。
皇后墓地建好以後，文帝準備親自送殯。蕭吉上奏勸諫：
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按，《通志》作“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
這一次文帝不再掩飾己意，而是很乾脆地拒絕了蕭吉的建議。風水既然好得無以復加，文帝親自為甘苦與共的結髮原配送葬又有何不可？於情於禮，蕭吉的看法都不免離譜。但實際上，蕭吉卻另有難以直抒胸臆的苦衷。《北史》本傳稱蕭吉退出宮廷後，對他的族人蕭平仲說了一段很值得捉摸的話：
皇太子（按，楊廣）遣宇文左率（按，宇文述，時任左衛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紿雲“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此番剖陳說明了幾點，一，蕭吉與楊廣之間早有默契。太子廢立完成於開皇二十年（600）十一月，據蕭吉自稱，他在這之前就已經很深地捲入了這場宮廷劇變的醞釀，且屬於晉王一黨。二，仁壽二年（602）蕭吉奉文帝之命為獨孤皇后卜擇墓所，所謂“歷筮山原⋯⋯具圖而奏之”云云，實際是在借花獻佛。蕭吉受已立為太子的楊廣的密托，選擇一塊務必使他“早立”的葬母之地，代價是楊廣即帝位之後，當以富貴相報”。蕭吉所選墓地的風水，保證楊廣四年以後可登大寶。三，蕭吉此前力勸文帝不必親自為皇后送葬的真實理由，原來並不是什麼“本命辛酉”，而是因為皇后墓地風水的氣運已經應驗，文帝如臨喪，顯示的將是葬隋之兆！楊廣立儲兩年，真面目逐漸顯露，已令眾多竭誠擁立者心寒，蕭吉所說“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反映的可能也是這一上當以後的恍然大悟。四，蕭吉關於皇后墓地風水之利，可保隋朝國運“卜年二千，卜世二百”的評語，是文帝同意按圖建墓的理由。蕭吉親自揭穿了這一評語的秘密，原來那是“紿雲”，也就是矇騙皇帝的假話。“二千”，可拆為“二丿十”，合觀即為“三十”二字；“世二百”，《隋書》謂“三十二運”，《北史》、《通志》謂“取世二運”，《通鑑》引為“取世二傳”，因“世”可拆為“卅”，“二百”也可拆為“三十二”。蕭吉以拆字法自我營造了一個高明的“預言者”的形象，雖然不能不說是相當的勉強。 楊廣即位後（605），蕭吉官升一級，“拜太府少卿（按，正四品），加位開府”。
在這之後一年左右，蕭吉在任上去世，時間估計在公元606年前後。這樣，蕭吉享年約在75歲上下。在他死後，皇帝對他又有所表彰。在今本《五行大義》的自序中，記錄了他的最後官銜為“上儀同三司城陽郡開國公”，按官品為從一品，這顯然是屬於“哀榮”的追封，而非實授。由此也可見出蕭吉在煬帝心目中的真實地位。
蕭吉的一生，身經四朝十五帝，有著罕見的豐富閱歷。青年時昂首為齊梁宗室子弟；中年易幟入仕北朝，鋒芒不減；老年時卻偃首低眉成了隋帝的忠臣與弄臣，與聞密謀，充當鼓手。雖然頭腦可能一直很清醒，亦為自己留下了申辯的餘地，但終究有虧清譽。在很多方面，寫了《五行大義》的蕭吉都頗似西漢末年寫了《五行傳》的劉歆。
主要作品
在蕭吉本傳中，著錄了蕭吉八部“並行於世”的著作，它們是：《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十二卷，《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板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這八部著作都已亡佚。現根據有關目錄對其內容作大致的推測。
一，《金海》三十卷。
《隋志》兵部：“《金海》三十卷，蕭吉撰”；《舊唐志》兵書：“《金海》四十七卷，蕭吉注”；《新唐志》兵書類：“蕭吉《金海》，四十七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金海》卅七卷，隋蕭吉撰”。著錄的卷數互有差異，亦有“注”“撰”之別，但基本上可以確定其真實性。據各目錄分類可知，《金海》是一部以陰陽五行學說為依據的兵法專書。順便指出，蕭吉雖懂兵法，但是否曾注《孫子》，則無確證。
二，《相經要錄》一卷。
《隋志》五行部：“《相經要錄》二卷，蕭吉撰”；《通志略·藝文略》五行三：“《相經要錄》三卷，蕭吉撰”。“相”類文獻始見於《漢書·藝文志》，如《武禁相衣器》、《神農教田相土耕種》、《種樹臧果相蠶》、《相人》、《相寶劍》、《相六畜》等。蕭吉在《五行大義》卷三，“第十四論雜配”一節中也提到並引用過《相經》中的文字，因此這部《相經要錄》的內容肯定不是在討論器、物的形制，而是集中在人的關係方面。
三，《宅經》八卷。
《舊唐志》五行部緊接“《五行記》五卷，蕭吉撰”下，有“《五姓宅經》二卷”；《新唐志》五行類亦於“蕭吉《五行記》五卷”下，有“又《五姓宅經》二十卷”；《通志略·藝文略》五行四：“《五姓宅經》一卷，蕭吉撰。”雖然卷數不同，但都冠有“五姓”二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術數類二，有《宅經》二卷，《提要》：
舊本題曰《黃帝宅經》。案《漢志》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隋志》有《宅吉凶論》三卷，《相宅圖》八卷；《舊唐志》有《五姓宅經》二卷。⋯⋯考書中稱黃帝二《宅經》，及《淮南子》、李淳風、呂才等《宅經》二十有九種，則作書之時本不偽稱黃帝。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引譚廷獻《復堂日記》五云：“中有避唐諱及‘位至台省，高道齊人’云云，蓋唐人書。”此《宅經》可以肯定不是蕭吉所撰之《五姓宅經》，但內容應大同小異，都是以陰陽之理來判斷家宅方位的優劣。
四，《葬經》六卷。
《舊唐志》有“《葬經》八卷，又十卷，又二卷，蕭吉撰。”同名書現存數種，《藝文略》五行四有“《葬經》八卷，又十卷”，作者不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葬書的源流和卜葬的技法有非常詳細的說明，可以參考。蕭吉本傳中也曾提及蕭吉對葬法的造詣。
五，《樂譜》十二卷。
《隋志》樂部：“《樂論》一卷，衛尉少卿蕭吉撰。”又：“《樂譜集》二十卷，蕭吉撰。”《舊唐志》樂部：“《樂譜集解》二十卷，蕭吉撰。”《新唐志》樂類：“蕭吉《樂譜集解》二十卷。”《藝文略》樂類第三：“《樂論》一卷，蕭吉。”《隋書》卷七八，《萬寶常傳》：“開皇之世，有鄭訳、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世所用。”《隋書》律曆志上徵引了蕭吉《樂譜》四段文字，亦見於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卷三一“經編樂類”所收“隋蕭吉撰《樂譜集解》一卷”中。以上幾種書為同一類著作，都是討論南北朝以來音律學上的各種問題。南朝蕭梁時代，音律學的研究曾經達到了很高的水準，梁武帝就著有《樂社大義》十卷、《樂論》三卷等。蕭吉的著作可能是對南朝音律學的某種總結。
六，《帝王養生方》二卷。
《隋志》醫方部：“《帝王養生要方》二卷，蕭吉撰。”《隋志》以後已不見著錄。
七，《相手板要決》一卷。
《隋志》五行部有“《相手板經》六卷”，無作者；《藝文略》五行三同。《隋志》於此書下附記：“梁《相手板經》、《受版圖》、韋氏《相板印法指略鈔》、魏徵東將軍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 手板（版），即笏板。臣見國君時用以記錄國君口頭命令和旨意的細長木板。根據手板（用白直檀、刺、榆、桑製成）的長短、寬窄、厚薄、形狀、紋理來預卜吉凶、富貴、災禍的方法，據說出於漢朝蕭何，到六朝時逐漸發展成一套成系統的理論。《說郛》（宛委山堂本）卷九七有《相手版經》一卷（作者闕名），收錄了其中的七段佚文。蕭吉所作《要決》，估計也是對這一制度和技術的總結。
八，《太一立成》一卷。
《隋志》五行部有“《太一飛鳥立成》一卷”，無作者，可能即為蕭吉所著。《隋志》中有大量“立成”類著作，如《九州行纂立成法》、《三元九宮立成》、《遁甲立成》、《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等；顧名思義，“立成”應為“要略”、“簡說”之類。全書的內容、體例已難以窺知。
以上是本傳中提及的八部著作。雖然已經全部亡佚，卻說明蕭吉學問所涉獵，除陰陽五行外，還包括了兵法、相學（相人、相手板、相宅、相墓）、音律、醫藥等廣闊的範圍，本傳贊其為“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之人，確非妄語。另外，《宋志》兵部，有“《孫子》三卷，蕭吉注”（原註：“或題曹蕭注”）；《通志略·藝文略》兵家，有“《孫子兵法》一卷，蕭吉注”；《藝文略》五行類，有“《洪範五行訊息訣》一卷，蕭吉撰”，等，未見傳世。
蕭吉最重要的著作當然就是《五行大義》。
但該書未著錄於《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和《文獻通考》，卻以“《五行記》”之另名，見之於《舊唐書·經籍志》（以下簡稱《舊唐志》）、《新唐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新唐志》）中；《宋史·藝文志》（以下簡稱《宋志》）正式稱為《五行大義》（《宋志》五行部著錄時作者為“蕭古”。按，“古”當為“吉”之筆誤）。這似乎說明《五行大義》具有未定稿的性質，當時並未確定正式的書名，流傳的範圍也相當有限，以至於643年李延壽撰《北史》、656年魏徵等撰《隋書》時，尚不知（或忽略了）蕭吉著有此書。另外，該書未定稿的性質，在目錄的用語上也表現出來。如：
第一，釋名，就此分為二段
第三，論數，就此分為五段
第四，論相生，就此分為三段
第六，論相雜，就此分為三段
第十四，論雜配，就此分為六段
第二十三，論諸人，就此分為二段
第二十四，論禽蟲，就此分為二段
“就此分為”幾段云云，顯然不應在一部已經殺青的正式著作的目錄上出現。據此，筆者判斷今本《五行大義》是一部尚未最後寫定的“未定稿”。
《五行大義》一書在唐、宋時曾在一定範圍內流傳過。《舊唐志》、《新唐志》著錄了“蕭吉《五行記》五卷”，即是其證。《舊唐書》成書於後晉天福五年至開運二年間（940～945）；《新唐志》成書於北宋嘉祐五年（1060）。此《五行記》無疑就是《五行大義》。《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四”，會昌二年（842）正月，檢校左僕射太常卿王起、廣文博士盧就等獻議：
伏惟九宮所稱之神，即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鹹池、太陰、天一者也。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嵩《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
此文又見王溥《唐會要》卷十“九宮壇”條。
蕭嵩，或為“蕭吉”之筆誤。據《舊唐書》卷九九本傳，蕭嵩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兒女親家，因大破吐蕃，官拜河西節度使，兼任中書令，加集賢殿學士知院士，兼修國史，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與蕭吉的身份完全不同。並且輩份也不對。按《開沙蕭氏族譜》的世系記錄，蕭吉是蕭何第二十八世孫，蕭嵩則是第三十三世孫，尚在蕭吉六世以下。王應麟編《玉海》時就糾正了這一筆誤。卷六二《黃帝九宮經》條：
《隋志》一卷（又三卷）。《唐會要》會昌二年，王起等奏，案《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
以上關於“九宮”的引文散見於今本《五行大義》卷五“第二十論諸神”一節。
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二二“時序部七”，夏中：
《五行大義論》曰：未者，昧也。陰氣已長，萬物稍衰，其體曖昧於未。又時物向成，皆有氣味也。
引文見於今本《五行大義》卷一“第一釋名”之二，“論支幹名”。其文為：
未者，昧也。陰氣已長，萬物稍衰，體曖昧也，故曰：“曖昧於未”。《三禮義宗》云：“時物向成，皆有氣味”。
《太平御覽》卷二二“時序部七”，夏中： 《五行體性論》云：土在四時之中，處季夏之末，陽衰陰長。居位之中，總於四德（謂金、木、水、火），積塵成實。氣則有間，故水或成實，所能持也。故土以含散持實為體，稼穡為性。又曰：土苞四德，故其體兼虛實也。 引文見於今本《五行大義》卷一“第二辨體性”：
土在四時之中，處季夏之末，陽衰陰長。居位之中，總於四行，積塵成實。積則有間，有間故含容，成實固能持。故土以含散持實為體，稼穡為性。
土苞四德，故其體能兼虛實。
《太平御覽》卷二五“時序部十”，立秋：
《五行休王論》曰：立秋，坤王兌相，乾胎坎沒，艮死震囚，巽廢離休。
《太平御覽》卷二八“時序部十三”，立冬：
《五行休王論》曰：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沒，巽死離囚，坤廢兌休。
兩段引文均見於今本《五行大義》卷二“第四論相生”之三，“論四時休王”。
《太平御覽》所引《五行大義論》，可能就是《五行大義》在宋代的一個流行本；與今本字句雖略有差異，但應即為蕭吉所著之同一書。這也說明《五行大義》在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太平御覽》成書於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尚流傳於一定範圍之內。同時，這個版本也可能就是元朝脫脫、阿魯圖等人於1343～1345年間修撰《宋志》時著錄的那個本子。但稍早於脫脫等的馬端臨在元代中期編著《文獻通考》時（馬氏自序完成於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卻未提到《五行大義》，則說明原書已經在983年以後散佚。《宋志》的著錄僅是存其書目而已。《宋志》的著錄是中國正史中對該書的最後一次著錄。在這之後，《五行大義》就從中國藏書家的藏書目錄上消失了；一直到清嘉慶九年（1804），才由德清許宗彥根據日本林述齋《佚存叢書》所收之《五行大義》翻刻回來。一個亡佚、復歸的間隔，竟長達460年！不過，湮逝的歲月也成就了《五行大義》的特殊地位：書中引用的文獻許多已成佚書，引用的語句許多已成佚文。蕭吉無意中為中國傳統文化保留了一份珍貴的遺產。
史料記載
《 隋書·蕭吉傳 》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陷，遂歸於周，為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郁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跡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
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巉，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於時至寒，有楎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
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雲“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雲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雲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並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紿雲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托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余，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
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