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人物簡介
蕭公權（1897-1981）蕭公權，字恭甫，號跡園，江西省泰和人。
幼年就讀於私塾。1915年入上海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學習。1918年考入清華學校高等科。五四運動中曾參與創辦《民鍾日報》。
1920年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密蘇里大學、康奈爾大學，主修政治哲學，1926年獲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1926年回國後至1948年，歷任或兼任南方、國民、南開、東北、燕京、清華、北京、四川、光華、華西等大學教授，講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課程。他是“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
1948年秋赴台，任台灣大學教授。1949年9月離台赴美，任華盛頓大學遠東和蘇聯研究所客座教授，1968年退休，1981年辭世。
蕭公權先生才為世出，生於憂患，學於域外，執鞭中土，終老異鄉，乃近百年來文化變局中立定腳根，深入西方學術領城，然後心平氣和地在中西新舊各種學問之間，加以折衷調和、錘鑄涵融，自成一家之言的中國人文學者，在中國政治學與憲政研究領域留下巨大的足跡與影響。
蕭公權畢生從事政治學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為政治學在中國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其全部著作由汪榮祖教授編為9卷本《蕭公權全集》。
學生時代
蕭公權一生任教於國內外大學，裁成弟子甚多，在人文學術研究上也獲得了世界學壇一致的推崇。他的一生可以很明確地劃分為兩個時期：
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到民國十五年（1926）是蕭公權的學生時代。在這二十四年中，他從家鄉私塾舊式教育開始，直到青年會中學、清華學校、美國密蘇里大學，以至康乃爾大學哲學系完成博士學位。
在蕭公權學思歷程中，清華人文教育對他影響深遠。這一段時間在中西新舊學問之間的涵詠培育，奠定了他畢生治學的紮實基礎，也是他教育事業的內在能源。
教授時代
從1926到1968是蕭公權的教學時代。在這四十二年之中，先後或同時任教於國內十二所大學：國民、南方、南開、東北、燕京、清華、北京、四川、光華、華西、政治、台灣等大學，以及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人物著作
蕭公權先生著作蕭公權先生的著述有：博士論文《政治多元論》，經愷德林教授(George E．G．Catlin)介紹，由倫敦著名出版社出版，並列為“國際心理學哲學及科學方法叢書”之一；《憲政與民主》為其自1932年移講清華大學起，1948年去國前為止，撰寫了一系列分別發表於國內的著名報章與雜誌上的政論文字，凡二十二篇；《中國政治思想史》，被教育部審定為“部定大學用書”；《中國鄉村》（英文），獲美國學術團體協會“人文學術獎”；《問學諫往錄》，回憶錄；《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英文）。其著述經其弟子汪榮祖先生輯成《蕭公權全集》，計九冊。
《中國政治思想史》是蕭先生的代表作，傳播廣泛，常被用作大學的教材和主要參考書。
全書從先秦年間講述到民國初年，按政治思想的歷史背景，共分三部分：1）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2）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3）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
蕭先生遊走于于中西文化之間，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進行了全面深入獨到的研究，對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既見異同，又論優劣，條分縷析，脈絡清楚，既是思想史作品，又是政治分析論述，全書娓娓道來，頗見功力，已成為中國政治思想學界的經典，是在學術領域梳理和批評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系統性奠基著作。
縱觀中國政治，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漢至清末，以君道為中心，“專制政體理論之精確完備，世未有逾中國者。”（見蕭著下冊，第九四七頁）按蕭公權的看法，這二千餘年，中國政治體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襲而少創造”。
對於部分國人津津樂道的中國固有“民本”思想，蕭先生以他所受的嚴謹的學術訓練，指出了它與民主的區別。公權先生說："孟子民貴之說，與近代之民權有別，未可混同。簡言之，民權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觀念。故人民不只為政治之目的，國家之主體，必須具有自動參預國政之權利。以此衡量，則孟子貴民，不過由民享以達於民有，民治之原則與制度皆為其所未聞。"（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表面上看，民主只是比民本多一"民治"而已，似乎民本與民主很接近。其實，細較之下，兩者完全不同。從政治的角度而言，"民治"的權利居於核心地位。所謂"民治"，就是由民眾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物。
蕭先生並不局限於學院高牆內研究政治思想，他也積極投入現實的政治論爭，並用自己堅實的學養用平易的語言為民主自由背書：蕭公權通過有說服力的分析，不贊成當年國府所劃定的中國政治發展須經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而主張立即實施憲政。
蕭公權特別清楚地論述了：憲政本身就是訓政的過程。不能在憲政之外求訓政：“我再確切的聲明，我對於張（佛泉）胡（適）兩先生隨時可以開始憲政的意見是同情的。我認為除實行憲政外，別無其他訓練憲政能力的方法。我們不能再蹈襲前人“訓政論”的錯誤。然而我們也不要輕視了我國人民的弱點。我們雖不可於實行憲政之外求訓政，卻必須於實行憲政之中努力“養成民治氣質”，知識階級應時時注意提高自己“參加政治的資格，以為一般後進民眾的先趨和榜樣”。（《憲政的條件》）“什麼是民主？我們簡單的答覆是：人民有說話的機會，有聽到一切言論和訊息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選舉生活途徑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選舉政府和政策的機會，——而且這些機會，不待將來，此時此地，便可得著，便可利用——這就是腳踏實地的起碼民主。假使這種起碼的民主尚且辦不到，卻明唱玄虛的高調，暗用武斷的方法，那決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賊。”（《說民主》）
從早年起，蕭公權就對政治多元論下有很大功夫，並也卓有建樹。他指出該理論把有關個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的憲法保障這一古老的觀念置於更廣泛、積極而堅實的基礎之上，這是一元論者應該吸收的重要政治理念。雖然蕭討論的政治多元論後後來的政治學者達爾（Robert A. Dahl）不同。但在筆者看來，蕭氏的更古典的略帶張力的政治多元論述，更具有理論力量。
蕭寫作《政治多元論》固然與當時美國學術與政治熱點相關，當時政治多元論恰好是美國政治理論界的重要話題，同時對於這位生於清末民初，曾熱心閱讀《民報》，並親身參與五四運動的沉思型青年，用政治多元論來對比觀照中國的現實政治，顯然是富於挑戰性的課題。
這種政治多元性對於緩解在美國憲法基地上的政治一元論，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契機，對蕭公權本人思想中的某種黑格爾色彩，是一種平衡。
學術思想
蕭公權先生既是二十世紀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同時又是一位穩健的“老派”人物，他不贊成“打倒孔家店”，主張把孔子的思想與專制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區別對待；他認為傳統蒙學雖有戕害人性的一面，卻也未始不是一種基本功的有效訓練；他認為“新文化”對舊式家庭的攻擊過於偏頗，因為“新家庭不儘是天堂，舊家庭也不純是地獄”。當代台灣學者林谷芳嘗言：“知識分子的一個角色就是拉車與剎車。社會太保守，你要把它往前拉。太冒進，就要幫它剎車。”蕭先生在那個急遽變化的時代所承擔的，主要是一個剎車者的角色。
從外部觀察，蕭公權的學術世界，呈現以下幾個特徵：一、中西文化的折衷；二、舊學與新知的貫通；三、情感與理智的交融。這三大特徵與蕭氏所處的歷史背景有密切關係。而蕭氏思想的內部特徵，則有三個突出的方面：對道德優先性的肯定、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取向，以及對民族文化生命的關懷。這三個方面都與近代中國人文學術的發展息息相關，而蕭氏的歷史地位，也由此益為彰顯。
從學術立場來看，蕭氏畢生關切的問題，正是中國歷史的變與常，他正是站在這一個基本關切點之上，來從事對中西文化的折衷與融會。在這種舊學與新知的融會，以及中西文化的折衷之中，蕭氏在近代中國人文學術史上，樹立了一個“治道征前史，多方論折中。人如秋水淡，詩與夕陽紅”的典範與人格，永為後世所緬懷追念。
蕭公權的學術生涯雖然是研究、傳播和發展在西方成長起來的政治思想，但他也賦有很深的國學修養，這不僅表現在他嘔心瀝血的著作《中國政治思想史》等有關中國政治源流的開創性研究，同時也表現在他的中國格律詩的造詣中。他寫了大量詩作，常與吳宓唱和。僅在在成都的幾年，他就寫了九百多首詩。
抗戰年間在成都的燕京大學，有所謂“四大名旦”：陳寅恪，蕭公權，吳宓，李方桂。這幾位教授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吟詩作賦，酬唱應和，是為一時佳話。這種人文景觀，幾成絕響，很難復現於後世了。
民國人物（八）
| 中華民國是從清朝滅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期間的國家名稱和年號，成立於1912年的民主共和國，為二戰主要戰勝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