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革命
父親蔡錫成是清末秀才，母親王金芝主持家務。家庭有五弟兄，五姊妹，蔡濤排行第三。他童年時代，聰明活潑，酷愛讀書，能言善講，喜歡彈唱。特別是他性情直爽，不信迷信，又能見義勇為。他在酉陽縣城讀書時，大洪水淹沒了酉陽全城，他奮不顧身地到滾滾洪流中去搶救民眾的生命財產，民眾十分感謝。1923年國小畢業後，蔡濤考入酉秀黔彭聯立中學學習。後因聯立中學停辦，他又從酉陽轉學到龍潭四川省立第五中學讀書。當時，五四愛國浪潮席捲全國，師生員工積極回響，大批愛國進步書刊在省五中廣為流傳。蔡濤的心靈也深受革命思想的薰陶，嚮往光明，積極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行列。當時，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兵匪交錯，官府不仁，民不聊生，更使蔡濤內心裡產生了“均貧富、鋤強權”的信念，立志外出尋求革命真理，解救百姓脫離苦海。
1926年，蔡濤與同學吳瑞生(又名吳自強)千里跋涉赴重慶讀書，考入劉湘的軍事學校，謀求在軍事上有所造詣，以便借用武力，剷除世上的不平。不久，蔡濤又覺得這所軍校是劉湘企圖當“四川王”而培訓走卒的地方，在這裡實現自己的抱負是不可能的。因此，棄武從文，離開了這所軍校，考入了川東師範學校。當時，正是國共兩黨合作時期，重慶的工人、學生以及其他各階層愛國人士，在中共重慶地委(即四川省委)的領導下，反帝、反封建的浪潮進一步深入開展，川東師範學校充滿著革命的歡樂氣氛，便成了重慶學運的指揮中心。這時，年輕的蔡濤充滿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並先後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
1927年3月，盤據川東的軍閥劉湘和王陵基，在國民黨右派的策劃下，露出了反革命的猙獰面目，公然在四川製造了大量屠殺共產黨人、空前殘酷的重慶三三一慘案。蔡濤也遭到逮捕，但他機智地騙過敵人，不久獲釋。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年邁的父親擔心著蔡濤的安全，從邊遠的山區多次發來書信，叫他順從父命，回家就業。國家、民族和人民苦難的砝碼，在蔡濤心靈的天平上超過了父母兄弟的天倫之情的重量。他在回信中安慰父親及家人多多保重身體之外，還表達了不達到革命的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
1928年春，蔡濤已被敵人注意，組織上從重慶調他到川南自貢地區工作，任團自貢特支委員。這時他化名戴永昌，在貢井國小以教書為掩護，積極在富順縣發展團員，建立團支部，為自貢黨組織開闢了活動據點。同時，他和一批進步青年一道，組織了“南華新劇社”，用戲劇藝術形式進行宣傳活動。蔡濤是劇社的領導人之一，也是主要的演員之一。他們演出了《棠棣之花》、《湘纍》、《兩父女》等富有革命意義的戲劇，教育和啟發了民眾的政治覺悟，使一批又一批青年擁護革命，參加到革命的行列里，劇社被社會人士譽為“革命的火花”。
1929年初，蔡濤任中共川南特委委員、宣傳部長。這時，自貢黨組織經費十分拮据，他化裝成學生，帶著行李，以外出考學為名，到自貢去找任川南警備司令的堂兄蔡玉龍，要求接濟路費。蔡玉龍給蔡濤大洋200多元。後來，蔡濤把這些錢全部交給了黨組織，充作革命活動的經費。
不久，蔡濤任川南特委組織部長、團宜賓中心縣委書記。他積極在宜賓地區的學生、碼頭、工人、婦女、店員、黃包車工人中，領導罷工、罷課的鬥爭。同年夏，川南黨、團、工會合併成立了“川南行動委員會”，蔡濤去自貢向“行委”匯報工作，並參加了自貢總工會的成立大會。會後，他在回去的途中高呼口號，引起了警、軍的嚴密注視。在次日大圍捕中，蔡濤再次被捕。蔡玉龍得知訊息後，又氣又惱，隨即親自提審蔡濤。在審訊中，蔡玉龍除敘以弟兄之情外，叫蔡濤寫個反共聲明，並以川南警備司令部“副官”相許，一一都被蔡濤拒絕。後又將蔡濤押去工人區，要他指認誰是共產黨員和罷工骨幹，蔡濤守口如瓶，敵人一無所得。蔡玉龍又採取了另一手段，在貢井草市壩設了一個假刑場，將蔡濤押去跪在地上，把鋼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令其交待共產黨員和罷工領導人。蔡濤視死如歸，面不改色地說：“由你們殺吧，共產黨人是殺不完的!”敵人的詭計又遭失敗了。軟的、硬的辦法都施過了，蔡玉龍又把蔡濤帶到自己的住室，又以家庭弟兄的情分勸道：“筠弟，你大哥殺了你，對不起蔡氏祖宗。只要你迷途識返，不再跟共產黨跑，我送你出國留學。憑你的才幹，將來定成大器，光耀蔡氏門庭……”面對這些甜言蜜語，蔡濤大義凜然地答道：“人各有志，海珊哥(海珊是蔡玉龍的別名)的深情厚意，兄弟實在不能接受。”蔡玉龍只好將他轉送到自貢地方法院監禁。不久，在黨組織利用各種關係的營救下，法院也趁機給蔡玉龍一個順水人情，同意取保釋放出獄。
1930年春，蔡濤去重慶出席了團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團省委委員。1931年3月26日，中共宜賓縣委召開一次為期三天的行動委員會擴大會議，聽省委巡視員苟良戈(原川南特委書記)傳達黨中央關於糾正李立三“左”傾錯誤的報告，並研究深入發動民眾，繼續開展工農運動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宜賓縣委書記孔方興、團宜賓縣委書記蔡濤、秘書沈玉琪、委員黃大舜，以及宜賓城鄉一些黨、團組織的負責人。為了避免敵人的監視，會址從城北真武山改在北操場的一家茶館。可是，這個茶館正是宜賓諜查隊長楊紹林的爪牙所開設，楊紹林得到密報後，即帶人去抓。這時，宜賓“行委”擴大會議已結束，開會人員相繼離開茶館，只剩下苟良戈、孔方興、蔡濤、沈玉琪、黃大舜和閔南軒等人。當楊紹林所帶領的便衣諜查隊已出現在茶館門前時，蔡濤知道出事了，帶頭衝出門去，牽制敵人，讓其他同志脫身。他奮不顧身從門前衝出，其餘同志也從後門往山上逃跑。終因敵多我寡，蔡濤還未衝出大門多遠就被捕了，其他除閔南軒一人在混亂中逃脫外，苟良戈、孔方興、沈玉琪、黃大舜同時被捕。
當時，宜賓城防司令劉文彩得知所捕五人均系共產黨骨幹，先以高官厚祿引誘，想從他們身上追尋共產黨活動和領導人的情況，夢想一網打盡。但蔡濤等無一人低頭，後施以酷刑，也沒有一人屈服。這時，蔡玉龍聞訊來電營救蔡濤，再次誘勸他反共。但是，蔡濤為革命殉難的決心堅如磐石，絕不苟且偷生，無論是勸說、利誘，還是嚴刑拷打，總是以斥責相對。敵人黔驢技窮，決定把蔡濤等五人殺害。
英勇犧牲
1931年4月7日，天府之國的宜賓，陰霾陣陣，殺氣騰騰。在國民黨宜賓城防司令劉文彩的指使下，劊子手們荷槍實彈，押著蔡濤等五個英俊青年。他們個個面不改色，神采奕奕，一邊與流著眼淚前來告別的民眾，微笑點頭致意，一邊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並高呼“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蔡濤還發表了臨刑演說，憤怒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後，與四位難友從容就義，時年僅2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