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
最初出自《東觀漢記》及范曄《後漢書》記載。
蔡倫簡介

據《後漢書·蔡倫傳》記載,蔡倫主管尚方期間,曾“監作秘劃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近代考古發掘的實物也證明確實如此。尚方令本來是少府屬官,主管刀劍等各種宮廷御用器具的製造,與中常侍高位根本不相稱,但蔡倫盡力討好,凡是帝、後喜歡的器物,都在尚方精製。鄧後喜歡文史和紙墨,曾令各州郡歲貢紙墨。蔡倫也正因此而成為促進東漢造紙術發展的關鍵人物。由於職務上的關係,蔡倫得以有觀察、接觸生產實踐的條件。每有空閒,他就閉門謝客,親自到作坊進行技術調查,學習和總結工匠們多年積累的豐富經驗,再加上他自己的聰穎創新,對發展當時的金屬冶煉、鑄造、鍛造及機械製造工藝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如當時的鋼刀製造以炒鐵為料,經多次鍛打而百鍊成鋼。當時所製造的器物在質量、性能及外觀上確實是精工製造,堪為後世仿效。 但是。蔡倫對工藝技術最突出的貢獻還是在造紙方面,大致可從三個角度來評述。第一:組織並推廣了高級麻紙的生產和精工細作,促進了造紙術的發展。第二:促進皮紙生產在東漢創始並發展興旺。第三:因受命於鄧太后監典內廷所藏經傳的校訂和抄寫工作而形成了大規模用紙高潮,使紙本書籍成為傳播文化的最有力工具。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四大發明”(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之一,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項十分寶貴的貢獻,大大促進了世界科學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深刻地影響著世界歷史的進程。
關於蔡倫故居,至今可以找到最早的記載資料是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耒水》一文:“耒陽,舊縣也......西北徑蔡州,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南朝宋盛弘《荊州記》載:“耒陽縣北百步許蔡倫宅......縣人今多造紙,蓋蔡倫之遺業焉。”
原文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即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發明、創造)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
翻譯

蔡倫早年和他手下一個叫張紙的宦官到白水槐溝河為張父祝壽,發現小孩子們用木桿挑著水面上的漚變物嬉鬧,當他看到那漚變物一離開水面,迅即變乾,用手摩擦,質地柔韌輕薄,可用來書寫文字,第二天回到宮中,又用黑色顏料在每塊漚變物上寫了一個字,讓皇帝察看,皇帝甚為高興,就派蔡倫重返槐溝河,借居張紙家,到處揀麻、布、棉絮、樹皮等一類漚物,挖池漚制,經打漿、攪混、沉澱、反覆試驗,終於製造出了理想地書寫材料,因為這個創造是在張紙地家鄉發現的,就把這種書寫物起名叫“紙”,俗稱“紙張”,至今這一帶還有蔡倫當年造紙的遺址。
爭議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即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發明、創造)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因此,後來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據以尊東漢時代的蔡倫是紙的發明者,把他向漢和帝劉肇獻紙的公元105年,作為紙的誕生年份。
紙不是蔡倫所造在史籍里,早在蔡倫以前,也有一些關於紙的記載。如《三輔舊事》上曾說:衛太子劉據鼻子很大,漢武帝不喜歡他。江充給他出了個主意,教他再去見武帝時“當持紙蔽其鼻”。太子聽從了江充的話,用紙將鼻子掩蓋住,進宮去見壏帝。漢武帝大怒。此事發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漢書·趙皇后傳》記載:漢武寵妃趙飛燕的妹妹趙昭儀要害死後宮女官曹偉能,就派人送去毒藥和一封“赫蹄書”,逼曹偉能自殺。據東漢人應劭解釋,“赫蹄”即“薄小紙也”(後來稱為絲棉紙)。再如《後漢書·賈逵傳》說,公元76年漢章帝令賈逵選二十人教以《左氏傳》,並“給簡、紙經傳各一通”。以上有關紙的文獻記載,都早於公元105年,即蔡倫向漢和帝獻紙那一年。
持否定造紙術是蔡倫發明的同志認為,”發明造紙術的是西漢勞動人民。東漢勞動人民在繼承西漢造紙技術後,又有所改進、發展和提高。至和帝時,尚方令(職掌管理皇室工場、負責監造各種器械)蔡倫組織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監製出一批精工於前世的良紙,於元興元年奏上,經推廣後,‘自是天下莫不從用焉’。”這是爭論中的一種意見。
另一種意見則堅持認為,蔡倫是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理由是“根據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中有關紙的解釋,在蔡倫之前古代文獻中所提到的紙,都是絲質纖維所造的,實際上不是紙,只是漂絲的副產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張中國式的植物纖維紙,一般都要經過剪下、漚煮、打漿、懸浮、抄造、定型乾燥等基本操作。而灞橋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理由是”從外觀看,其紙腩鬆弛,紙面粗糙,厚薄相差懸殊。經過實體顯微鏡和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發現絕大多數纖維和纖維束都較長,說明它的切斷程度較差,是由纖維自然堆積而成,沒有經過剪下、打漿等造紙的基本操作過程,不能算真正的紙。或許只是漚過的紡織品下腳料,如亂麻。線頭等 纖維的堆積物,由於長年墊襯在古墓的銅鏡之下,受鏡身重量的壓力而形成的片狀。此外,其餘幾種所謂西漢古紙,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過是約紙的雛形。蔡倫及其工匠們在前人漂絮和製造雛形紙的基礎上總結提高,從原料和工藝上把紙的生產抽調到一個獨立行業的階段,用於書寫。誠然,“蔡倫紙”不會是蔡倫一手製作,但沒有他的“造意”,單憑尚方工匠也製造不出這種植物纖維紙來。因此,即使在雛形紙出土的今天,把蔡倫評作為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確的,是有充分歷史根據的。
另外,《後漢書》中有關蔡倫造紙的記載主要取自劉珍的《東觀漢記》。劉珍和蔡倫是同時代的人,應為可信。從記載中可知,蔡侯紙既能進貢皇帝,又能代替縑帛用作書寫,紙質必定達到一定水平。
有些學者還認為,灞橋紙是不是西漢的產品,也值得進一步考證。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時代未能確切查明以前,很難對古紙的生產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學判斷。何況該墓葬有擾土層,曾受外來干擾,不能排除後代人夾帶進來的可能性;同是漢墓的長馬王堆,若無其事那樣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豐富,但除了千百根簡策和絲織古紙帛畫,並無一片麻紙。有的研究者還從出土的灞橋紙上辨認出上面留有與正楷體相仿的字跡,酷似新疆出土的東晉寫本《三國志·孫權傳》上的字型,據此認為灞橋紙可能是晉代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