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花池歷史
蓮池書院蓮花池成為當時達官貴人云集的場所。到了清代，才修建出蓮池書院的初貌，當時書院人才濟濟，揚名天下。爾後又被修建成為皇帝行宮，至此達到極盛。蓮池書院中山水樓台參差錯落，形成了著名的“蓮池十二景”。園內瓊樓與各上的奇花珍卉、先秦零售雕刻陪襯著畫舫樓船，芙蕖香荷，盡托于山山水水之間，儼然一幅寫意的中國山水畫，因此書院博得了“城市蓬萊”的美稱。其中以傳說中老木匠以“蓮葉托桃”揭露慈禧賣國醜行的傳說最為人熟知。在20世紀初，英法德意四國侵略軍侵入保定，將當時造價千萬的古園中的珍貴文物搶劫一空。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它才在人民政府的修繕後恢復了昔日的光彩。
蓮池書院古蓮花池，地處保定市內鬧市區，正門坐南朝北。總面積為2.4萬平方米，其中池水面積7900平方米。池水以中心島為界分為南北兩塘，蜿蜒曲折的東西二渠將兩塘溝通一體。南塘呈半月形，外圍峭壁環峙，松柏滴翠。北塘呈不規則矩形，四周玉石堆岸，楊柳垂絲。水心亭居其中。蓮池自古就環水置景，以水為勝，因荷得名。園中諸景建制小巧玲瓏，優雅別致，拙中見巧，朴中有奇，匯集了中國南北古建築園林風格的精華。蓮池實為我國北方古代園林明珠，前人曾用“幾疑城市有蓬萊”形容她。
古蓮池初名雪香園，為元代汝南王張柔開鑿，約建於公元1227年至1234年。公元1284年被地震震毀，僅存深池清水，繁茂荷花，明代以後的志書，就把它隨俗稱為“蓮花池”。明朝後期，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整修擴建。知府查志隆把蓮池作為一面“水鑒”，並令增建一門，上懸“水鑒公署”四字橫匾，以激人勵己：秉政應鑒之碧水蒼天。從此，蓮池成了達官貴人云集的場所，“水鑒公署”也成了蓮池的別稱。到了清代，興建了蓮池書院，一時間人才濟濟，揚名中外。蓮池又闢為皇帝的行宮，皇帝多次出遊駐蹕。古蓮池幾經修建，達到了極盛。園內瓊樓玉閣，典籍文物，珠璣珍玩，以及奇花異卉，仙禽靈獸，畫舫樓船，芙蕖香荷，盡托于山山水水之間，交織成畫，交織成詩。山、水、樓、台、亭、堂、廡、榭參差錯落，組成了著名的蓮池十二景，博得了“城市蓬萊”的美稱。
1900年10月，英、法、德、意四國侵略軍侵入保定，縱兵大搶三天，造價千百萬兩白銀的蓮池古園，珍貴文物被搶劫一空，亭、台、樓、閣化為灰燼，一片斷壁殘瓦。浩劫以後，雖經修整，卻難以恢復原貌。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屢經修繕，蓮池才逐漸恢復了嫵媚絢麗的風光。
君子長生館，緊鄰北塘西岸，半面建在水上。它典雅潔淨，超凡脫俗，好似水中宮廳。正門高懸“君子長生館”匾額，寓意君子之德，如池中出淤泥而不染、歷久繁茂的蓮花，與世長存。該館為歇山五脊廡殿式建築，面闊五間，進深二間，四周廡廊環抱。隔扇門窗均為步步錦圖案，蘇式彩繪雕樑畫棟，十分精美。正間前面突出有羅鍋脊抱廈三間，抱廈之外有平台建於水上。館南北有配房，一稱小方壺，一稱小蓬萊，益增其古色古香、優雅清幽之氛圍。
蓮池園藏石刻可謂一大景觀。僅北塘北側的碑刻長廊，就長達33米，嵌有三段82方碑刻。這裡有一段藝林翰墨佳話。清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直隸總督那彥成將珍藏的褚遂良《千字文》、顏真卿《千福碑》、懷素《自敘帖》、米芾《虹縣詩》、趙孟頫《蜀山圖歌》、董其昌《雲隱山房題記》、《書李白詩》等七種真跡和舊帖，鐫刻在38方石頭上，定名為《蓮池書院法帖》，贈送給蓮池書院，為蓮池碑刻的發端。迄今，遊人仍可欣賞這些格調高逸、技法超絕的書法瑰寶的永恆之美。
蓮池不僅以“林泉幽邃，雲物蒼然”聞名，更因與蓮池書院同處一址而名聲大震。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在蓮池北部建直隸省最高學府蓮池書院。書院院長多為學識淵博之士，如章學誠、祁韻士、張裕釗、吳汝綸等，開設西文（英語）、東文（日語）學堂，招收外籍留學生，聘請外籍教師等。使學院“聲播四方”，吸引著“四方賢雋擔簦負笈受業門下者，趾踵相接”，培養出一批經世致用的人才。1952年11月22日，毛澤東主席曾蒞臨蓮池故地重遊，他說：“蓮池之所以有名，關鍵是蓮池書院有名，蓮池書院在清末可稱為全國書院之冠”。
蓮池書院自開辦伊始即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特別是乾隆帝，曾三次“幸臨”書院，並賜匾題詩勉勵師生。蓮池書院一時間名滿天下，蓮池書院以大儒碩學為師，成為“全國書院之冠，京南第一學府”。鼎盛時期的蓮池書院與湖南嶽麓書院南北交相輝映。汪師韓、章學誠、黃彭年、何秋濤、王振綱、張裕釗、吳汝綸等眾多學冠天下的宗師大家，劉春霖、王發桂、胡景桂、王樹彤、孟慶榮、傅增湘、馮國璋等一大批彪炳後世的高徒學子，精彩演繹了蓮池的歷史輝煌，使這裡成為長達兩個世紀的重大政治活動場所和直隸文化教育中心。
蓮池書院當時藏書頗多，萬卷樓中最多時曾達到3萬餘卷，眾多藏書對在此修業的學生頗有幫助。此外，還有《蓮池書院法帖》刻石38方，這是一部珍貴的書院“石籍”，其書法格調高逸，技藝超絕，至今保存完好。
書院開設西文（英語）、東文（日語）學堂，招收外籍留學生，聘請外籍教師。張裕釗與日本留學生宮島大八的師徒之情同樣是書院一大亮點。古蓮花池幽靜的西小院內，有一座黑玉石的“張裕釗宮島大八師生紀念碑”，正面碑文為日本著名書法家、張氏書法的第三代傳人上條信山所書；橫額“誼深學海”是中國著名書法家啟功的題字。1887年，19歲的日本留學生宮島大八慕名求學，一番周折之後，終於拜在張裕釗門下。宮島大八成為蓮池書院招收的第一位日本留學生。師徒相伴共8年時間，直到1894年張裕釗辭世。8年間，宮島大八隨其學經學、訓詁、書法，日夜相隨筆墨之間，除了古文儒學受益匪淺，還得張裕釗碑學派書法真傳，回到日本後繼續潛心研習，成為日本書法界大家，且自成流派。不僅如此，宮島大八還在家中開設私塾教中文，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弘揚國學，其著作《急就篇》是戰前日本中國語教育的經典。
特色
古園特色：法帖、碑刻
清康熙、乾隆兩朝大力營造宮苑，到乾隆時達到極盛。乾隆曾在這裡召見直隸總督署官員，賜“御書明職”，君臣吟詩和唱，留下大量石刻、碑刻。
法帖是指篆刻在石板或木板上面的書法名家的範本，包括拓本和印刷本。《蓮池書院法帖》是歷代叢帖囊括六家八種的墨跡。楮遂良《千字文》的清挺豐艷、顏真卿《千福碑》的壯懷激烈、懷素《自敘帖》的龍蛇飛動、米芾《虹縣詩》的超逸豪放、趙孟頫《蜀山圖歌》的嫻靜妍美。以及董其昌《雲隱山房題記》、李白《詩二首》和羅漢贊《性靈飄逸》。嘉慶十八年(1813年)，滿洲貴族和進士出身的那彥成將家中珍藏的真跡舊拓鐫刻於石，定名為《蓮池書院法帖》，贈給蓮池書院，使法帖拓印傳播和刻石一直流傳至今。
“蓮池書院法帖與涿州快雪堂法帖和正定秋碧堂法帖並稱為燕趙三大法帖，那兩種基本上沒有原刻留存下來”。
《蓮池書院法帖》包括當代的刻石38方，這是一部珍貴的書院“石籍”。古蓮池共收藏曆代碑石一百四十多方,主要分布在東碑廊、西碑廊、北碑廊、水東樓南以及六幢亭。其中一部分屬於園中舊藏,另一部分是從外邊移入院中的。
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刻於740年，被公認為蓮池現存碑刻中年代最早、藝術價值最高的。此碑原存於易縣，乾隆時期，直隸總督方觀承將其轉移至保定。書丹並篆額者蘇靈芝被歐陽修譽為唐代寫碑手。蘇靈芝此碑寫得“筆墨婉暢、剛柔相濟、結構精嚴”為人欣賞。《石墨鐫華》、《授業堂金石跋》、《金石萃編》等金石學著作均有記載。
有蘇靈芝書寫的唐田琬德政碑，也有清最末一名狀元劉春霖書寫的重修古蓮池公園碑記。據介紹，蓮池舊藏中，除了蓮池書院法帖外，清帝御製碑、御筆碑最多，還有修葺蓮池和蓮池書院的碑記等等，這部分是蓮池碑刻的基本藏品。
如：《蓮花池修建書院増置使館碑記》《嘉慶賜直隸總督溫承惠碑》《蓮花池修建書院増置使館碑記》《嘉慶賜直隸總督溫承惠碑》《蓮池書院増修講舍記》《嘉慶賜直隸布政使方受疇碑》《萬卷樓藏書碑記》等,蓮池碑刻中有康熙、乾隆、嘉慶和道光4位清帝的，其中乾隆御製碑最多4通，都是賜給直隸總督的。園藏石刻中有唐代草聖懷素的“自敘帖” ，筆走龍蛇、氣勢磅礴；顏真卿的“多寶塔” 渾厚雄勁；王羲之的墨跡魚躍龍門、虎臥鳳闕；王陽明的“夜宿天池” 蒼勁有力、瀟灑；以及清朝康熙皇帝手筆“龍飛”題字,真可謂墨寶薈萃，墨香飄逸。
蓮池內最著名的還有1962年在保定北郊發掘出土的兩座西夏文刻寫的經幢。結構像漢字的西夏文字共有6000多字，兩座經幢上的文字共有2000多個，是有確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字。在此之前，一般認為由党項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在歷史上存在了190年，其通用的西夏文只延用到元朝末年，1345年刻於居庸關的西夏文經是現存最晚的西夏文，但蓮池內這兩座建於1502年的經幢，證明西夏文明時期，在保定仍有党項人的後裔延用，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民族的生命是何等頑強
名師大儒薈萃
蓮池書院作為最高文化教育中心，統治者及其重視它。大儒名士無不以主將於蓮池書院為榮，莘莘學子對它仰慕影從。
所謂院長（習稱“山長”）是書院的組織者和行政領導，把握著書院的辦學方向。多數直隸總督能為蓮池書院選聘“經學博洽，德行善美”的學識淵博文化名人，擔任院長、教授、主講者，有不少直隸總督和地方官員還能夠親自來蓮池書院授課。
據史料記載可以考證的院長有：張敘、汪韓門、章學成、黃彭年、何秋濤、王振綱、張裕釗、吳汝綸等。
張敘：今江蘇太滄縣人，雍正時舉人。他精通經術，著作有《易貫》、《詩貫》、《孝經精義後錄》、《或問餘論》、《蓮池行宮十二景圖》有他的題詠，是一個“經明行修”的標準院長。
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祁韻士在乾隆時期先後主講於蓮池書院，章氏曾官國子監典籍，兼通文史、地誌、考據諸學，著作有《文史通義》、《實齋文鈔》、《章氏遺書》等傳世，是我國清代著名的史學家，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教學上都碩果纍纍。
祁韻士曾官翰編修太子中允戶部主事，精於治史，長於地域、中西交通之學，遺著亦甚豐。同時進士出身的李嘉端、賀濤、王振剛勤於教學，精於治學，因此，生員科考及第甚多。
黃彭年，字子壽，貴州人。他曾兩次任蓮池書院院長，博學多能，詩文兼擅，書畫並長，頗負名望。他對書院的貢獻主要有擴建校舍增圖書，明立章程嚴定課程，還努力改進書院課藝內容和形式。黃彭年苦心經營，卓有成效，而且受總督李鴻章之聘，率師生參與編纂《畿輔通志》。
張裕釗：字濂卿，湖北武昌人，道光舉人。他與薛福成、黎庶昌、吳汝綸並稱“曾門四弟子”。曾國藩尤善之文常言：“吾門人可期有成者，為張裕釗、吳汝綸兩生耳”。張裕釗對書院的貢獻主要有：
第一、講授古學，為直隸省培養出一批文學之士。
他在蓮池書院講學的成果，可從他學生的作品集《學古堂文集首卷》中反映出來。
第二、首開接待外國訪問學者和招收外國留學生的風氣。
日本宮島誠一派他兒子宮島勖齋慕名渡海前來拜訪學習，追隨張氏學習八年，成為日本一代學者宗師，回國後創辦了善鄰書院。日本漢學家岡千仞來華訪學時也曾向張氏請教，他開創了招收外國留學生的先例，對促進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友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三、引導學生學習書法藝術。
張氏書法融古代書法之長，吸收隸體筆法，自成一家，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南宮縣學碑》是張裕釗任蓮池書院院長時作的。南宮碑的拓本風行海內外，許多書法家、金石家、收藏家視為珍寶，形成了一個以“南宮碑”為主的書法流派，並遠播海外。
吳汝綸：字摯甫，同治進士，先後為曾國藩和李鴻章的幕僚。他學貫古今，通達時變，曾以古文家和教育家聞名於世。吳汝綸一生從事的最主要的教育活動就是主講於蓮池書院。光緒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889 ---1903)他任蓮池書院最後一任院長，而且是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任院長。對書院的貢獻主要有：
一、繼續開辦古學堂，培養出了一大批文學辭章之士，使桐城文派在直隸有了強大的陣容。
二、他提倡新學，變法自強，主張廢除科舉並從辦外文學堂入手創辦西文堂和東文堂。吳汝綸著作頗豐:《易說》、《詩說》、《深州風土記》、《尚書故》、《桐城吳先生文集》、《桐城吳先生全集》等等。特別是1902年赴日本考察學制拜訪了日本文化界知名人士，彙編成《東遊叢錄》四卷，成為我國第一部考查和研究外國教育制度的著作。
張裕釗、吳汝綸兩位院長師出同門,又是忘年的摯友,先後掌學將近二十年。他們教風既同、一脈相承,在保持學術研究的同時又展開古文創作,面向西學,體現了歷史的進步。
名徒輩出作育人才
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名師在書院講學，提高了書院的教學質量，擴大了書院的影響，聲譽在全國眾多官辦書院中名列前茅。以至於前來學習者不絕如縷，形成了“恢宏教化，聲播四方”的局面，造就了一大批封建官僚，也培養出了一大批文人學者。
據保定府志記載，其修業者“彪炳於仕途、議院、學校者，不可屈指數”，北洋軍閥總統馮國璋是直隸河間人，他於1885年至1888年在蓮池書院讀書。任府、州、縣官者也則舉不勝舉，王發桂、 胡景桂、 賀濤、劉若曾、馮國璋等等。
王發桂是道光進士，嘉慶年間曾就讀於蓮池書院，歷任工、兵 、刑 、禮四部侍郎，通政司使。他和官至按察使的胡景桂等人出自黃彭年、張裕釗、吳汝綸門下，皆為直隸名士。
同治進士蘇維垣擔任四川知縣，以清廉著稱於世。他死於所任，發柩回籍時，萬民致祭，當時有一聯道“一死有餘哀，兩袖清風滿船明月；九州多飲恨，七十老母三歲孤兒”讀來叫人感動流涕。
還有成為一代學者名流的王樹楠、傅增湘 、高步瀛等人。晚清最後一個科舉狀元劉春霖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他高中秀才後曾在蓮池書院學習長達十年，學習了語言文學、史學、詩詞格律、世界各國政治及英語、日語為他殿試一舉奪魁打下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