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地名
蒲姑傳說
在山東璺興縣東北，一作薄姑，本殷周間諸侯。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其郡於蒲姑。《左傳昭公九年》詹桓伯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漢書地理志》、殷末有蒲姑氏，為諸侯，至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左傳》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周書·蔡仲之命》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徙都蒲姑
齊胡公所徙都的蒲（音bò）姑，一作亳姑，薄姑，其在山東博興歷無疑義。蒲姑之名，最早見於典籍者，乃《左傳·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晉鹹寧五年（279）發現的《竹書紀年》有“太戊，五十八年，城蒲姑”的記載。蒲姑，《辭源》釋為：“地名，今山東博興縣東北有蒲姑城。”《辭海》釋為：“在山東博興縣東南。”《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釋為：“在山東博興縣東北。”《中國歷史大辭典》釋為：“蒲姑城，在今博興東南。”之所以眾說不一，一是依據的史料不一，二是確有二城。一位於今博興城東北6公里的賢城附近，遺址面積100萬平方米，《括地誌》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其“六十里”有誤，正如清代大學問家姚鼐在評說天下地誌之非時所言：“余嘗病天下地誌謬誤，非特妄引古記，至紀今時山川、道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令人憤嘆！”經後人考證，應為“十六里”之誤。舊《博興縣誌》載：“奄城《通志》在東北十里。《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其君與蒲姑，即此地。俗名嫌城，今為賢城。”二位於今博興城東南近8公里的寨卞村北，遺址面積20萬平方米，《續山東考古錄》載：“蒲姑國城在東南十五里，今柳橋”，“周齊胡公遷都於此”。經20世紀80年代山東省考古研究所2次探考，於1993年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1世紀初又進行了探考，並據文獻記載和科學調查，考定此處為殷商時期蒲姑國故城。因此，似以《辭海》等所說為是。蒲姑歷史上的代遞，最早的記載見與《左傳·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齊國大夫晏嬰對齊景公言：“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這是關於齊國疆域全部或大部分在周代以前歷史沿革的最系統的文字記載。之後，所有史籍方誌有關此類記敘，皆源於此。
齊胡公遷都於蒲姑的時間，是周夷王之時。究系何年，眾說紛紜。據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考證，周夷王當政為公元前885—878年，期間，齊胡公遷都於蒲姑，遷都原因，史無明確記載，後多推斷為避紀國的威脅，此僅一說。筆者1990年初發表於《惠民大眾》報的《蒲姑曾為齊國都》小文曾認為：“周初，姜姓貴族雖然進駐東方，封國建邦，但是他們還是念念不忘西方故鄉，也是這一心理使姜太公沒有在蒲姑原都建都，而是把營丘作為駐都。這時的齊胡公既感到西歸無望又繼續面臨紀國威脅的情況下，於是就把國都由營丘遷到了蒲姑故都。”
蒲姑為齊國都究竟多少年呢？假設齊胡公自周夷王當政最後幾年徙都蒲姑，那么周夷王當政自公元前885—878年，齊獻公元年乃公元前859年，也就是說蒲姑作為齊國都約20年左右。
據《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蒲姑，都治臨淄。”從此段史料很可以看出，姜山乃哀公的同母弟，與胡公姜靜非一母同胞，姜靜亦非嫡出，否則，直書“靜弟山怨胡公”即可。雖應按嫡長子繼承制，但周夷王烹哀公，不立當時幼小的齊癸公嫡子姜山，而立庶子姜靜，埋下了“怨”根。齊胡公徙都後，又失去對敵對勢力的控制，任其在營丘坐大，20年後，終招致殺身之禍。據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載：“（姜山）其黨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姜山自立為獻公。正如宋人歐陽修在《春秋論》中所云：“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此時周厲王當政（公元前877—841），“暴虐侈傲”，眾叛親離，“諸侯不朝”，“諸侯恣行”，周厲王自顧尚不暇，對於發生在齊國的叛事，實在是鞭長莫及了，只得任其成為事實。齊獻公雖然接受了胡公的教訓，但未能斬草除根，即位後馬上將胡公的兒子全部逐出齊國，遷都於臨淄。於是，蒲姑作為齊國都的歷史就結束了，臨淄則成為齊國的都城。
營丘是齊建國初的都城，其地望究竟在什麼地方？大體有四說：壽光說，博興說，昌樂說，臨淄說。眾說都引經據典，然似都不能“證”服對方，在沒有出土文物考證之前，今多暫從臨淄說。《史記》作者司馬遷曾親臨齊國故地，“吾適齊，自秦山屬之琅岈，北被于海，膏壤千里”，應對齊地有相應的了解。但其只說齊獻公“因徙蒲姑，都治臨淄。”不言復都營丘，更名臨淄。此雖是司馬遷“春秋之義，信以傳真，疑以傳疑”使然，但也留下了千古之謎，致使後人至今尚不能得其確解。
都城是政治統治的中心，也是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城址選擇應：平原廣闊、水陸交通便利、水源豐富、地形高低適中、氣候溫和、物產豐富。《管子·乘馬》曾說：“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才，就地利。”那么都城的遷徙則或是原選址不當；或是疆域的擴大；或是為了爭取更有利的地理條件，繼續向前發展；或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需要。歷史上遷都之舉常有，商朝初期“自契至湯，八遷。”也就是說，商傳14世之間，8次遷徙國都，湯從商丘徙居亳（山東曹縣）是為滅夏作準備。自湯至盤庚，又5次徙都，據《史記·殷本紀》載：“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集解：孔安國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集解：孔安國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憂愁，相與怨其上也”）。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免，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由上文看可得知，盤庚遷都是政治上的需要。周朝也曾幾徙其都，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文末寫道：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罰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稱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西周末年，由於犬戎殺幽王，周平王為避強敵遷都洛邑。秦國也有9次遷都，最後定都鹹陽。《史記·秦本紀》載“（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作為鹹陽，築冀闕，秦徙都之。”秦由櫟陽遷都鹹陽，是為有利於秦國東出函谷關與六國爭鋒。從以上時期的背景史料對比來看，可以窺出齊自營丘徙都蒲姑再遷臨淄的原因來，一遷是為避強敵，再遷是爭權與民怨。從司馬遷習用筆法來看，殷“復居成湯之故居”，周“復都豐、鎬”，若營丘即臨淄，還是前面所談，直書“復都營丘”即可，而不必多費筆墨寫成“因徙蒲姑，都治臨淄”。此一課題，尚大由繼續探究之必要。
在中國學術文化史上，清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時期，乾嘉學者對中國有史以來的全部學術文化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理與總結，以考證治史是其最大特點。官至兵部尚書的張照（1691—1745），曾奉乾隆帝“考訂前史而重刊之，以嘉惠後學”之命，對《史記》進行了整理與考證，並呈御覽。關於《史記·齊太公世家》中：“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都蒲姑，都治臨淄。”張照的考證如下：
按《毛詩疏》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毛傳》云：“蓋去蒲姑而遷於臨淄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詞，其當有依約而言也。《史記》云：“獻公徙都蒲姑，都治臨淄。”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
該“考證”談到，去蒲姑而遷於臨淄，是因為“齊居逼隘”，“逼隘”之意乃狹窄。可見西漢初古人也早已對遷都之因給予探討，並從城市地理學方面找出了原因。前面曾提到博興有二蒲姑城，一在博興東北，遺址有100萬平方米，乃遷奄君之處，一在博興東南，遺址有20萬平方米。東北遷奄之城不吉利，或已廢圮;東南胡公所居之城，南北長400米，東西長500米。為避強敵暫棲身尚可，長久持續發展確實“逼隘”。此遷都因“逼隘”一說，不見今人論者所注意及記錄，故不憚其煩，抄錄於此，聊備一說。“考證”中談到《毛詩疏》曰，“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源自《詩經·大雅·烝民》，是周宣王派大臣仲山甫去齊地築城，臨行時尹吉甫所作贈詩。朱熹《詩集傳》也以為“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宋文學家王質《詩總聞》考為：“據《史記·齊世家》：齊厲公暴虐，齊人殺厲公及胡公諸子等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築城之命，疑在斯時，蓋出定齊亂也。”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程俊英《詩經譯註》也認為“此說近是”。相信徙都蒲姑後，築齊都城於臨淄（清人龔自珍有“仲山甫以王命城營丘”一說），其淵源應與仲山甫有相當關係。齊遷都一事，也曾被熟讀《史記》的蘇軾所關注，被《宋史》譽為“博通經史”的蘇東坡，著有研究徙都的《論周東遷》一文，他認為“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他還舉例說：“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都；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蘇東坡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對解讀齊遷臨淄有所啟發。姜山能率營丘人弒兄奪位，不畏紀國，敢於遷都臨淄，若非強盛是做不到的。齊遷臨淄“復振”，奠定了齊霸業之國基，相信讀者不以此說為謬吧。惟“考證”中“獻公當夷王之時”有誤，張照是將“胡公徙都蒲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弟怨胡公……是為獻公”句中的“而當周夷王之時”應上讀而下讀，誤為周夷王之時。縱觀《史記·齊太公世家》全文，從齊武公有明確紀年推起，齊獻公應為周厲王之時，也即獻公元年乃公元前859年。
2，國名
殷商時東夷一帶的諸侯國蒲姑，嬴姓，殷諸侯國，蒲姑城，在今山東臨淄 西北五十里。大彭，為殷諸侯，其地望在今江蘇徐州一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