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與袁可立
2017年4月16日 鄭州日報
♣ 宋宗祧
提起董其昌，可謂大名鼎鼎。他是中國古代頗有影響的書畫家之一。《畫史繪要》這樣評價他：“董其昌山水樹石，煙雲流潤，神氣俱足，而出於儒雅之筆，風流蘊藉，為本朝第一。”
董其昌於人事也極其精明。他35歲走上仕途，官至禮部尚書，80歲告老還鄉，亦官亦隱45年，既在讀書人中留下了謙遜超邁的形象，又攀上了官宦權勢的高峰。
袁可立就不一樣了，茫然不知者甚多。其實，歷史就是這樣弔詭，該青史留名的反而默默無聞。
然而，董其昌與袁可立卻有奇緣。
據清王椷的《秋燈叢話》：董其昌是江南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區）人，雖然少年時就才華橫溢，然而科舉卻連連落榜。一天晚上，董其昌夢見了一位神人，他對董其昌說：“你要等到袁可立和你同考，才能上榜。”董其昌夢醒後覺得非常奇怪，可是在華亭縣查訪不到名叫“袁可立”的人。
後來，董其昌離開家鄉出外閒遊，來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睢陽。在一個村塾里休息時，被一個容貌奇特的少年所吸引，便好奇地打聽他的名字。塾師說：“他是袁家的孩子，名叫可立。”董其昌一聽又驚又喜，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當董其昌知道袁家無力供袁可立讀書後，就將袁可立帶回華亭，同窗共讀。後來，兩人在萬曆十七年（1589年）的會試中雙雙摺桂。
之後，董其昌與袁可立就成了多舛命運“共同體”：萬曆中二人都遭貶回籍，又都在泰昌帝登基後重新起用。在魏忠賢橫行的天啟末年，兩人都受到排擠和迫害。董是“深自引遠，請告歸”；袁是“璫（魏忠賢）以可立有意遠己，於是加尚書銜，致仕”。真像綁在一條繩上的螞蚱。
袁可立中舉後，先是任蘇州府推官，平反冤獄，繼而回京，處斬弄臣，人稱袁青天、鐵面御史。後慷慨建言，觸怒龍顏，被罷官26年。泰昌元年（1620年），袁可立復出。天啟二年（1622年）三月，遼東起兵禍，袁可立上書條陳平遼方略，出鎮登萊（治所在今山東蓬萊）。在袁可立的精心籌劃下，後金四衛空其三，沿海四百餘里之地盡棄之而不敢據。
天啟四年五月，袁可立作《海市詩》。董其昌將它書寫下來，並在尾跋中稱頌“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書之”等語。年紀大的董其昌為何稱“弟”？那是因為在董其昌眼裡，袁可立太高大了。此刻石現保存在山東蓬萊閣避風亭內。
因忤逆魏忠賢，袁可立回朝再遭罷官。之後，遼東一線又危如累卵。
崇禎六年（1633年）十月，袁可立病重，董其昌作《疏林遠岫圖》贈。遺憾的是，袁可立於畫到之前四天去世，沒有見到這幅佳作。
董其昌親自將袁可立病逝的噩耗報告崇禎皇帝。帝遣使至睢陽代祭，首輔孔貞運親為墓銘。兩年後，81歲高齡的董其昌寫下了《兵部左侍郎節寰袁公行狀四冊》，說：“雖天涯契闊，合併恆難。要以風義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董其昌還作《題袁可立像》，稱讚袁可立“忠誠乾國，正直立朝”。
“知公者宜莫如昌。”這話很對，最了解袁可立的確實是董其昌。但是，上面我們看到的基本全是董其昌“愛慕”“敬重”袁可立的情況，沒有袁可立對董的片言隻語，頗似“剃頭挑子一頭熱”。
其中定有蹊蹺。
說穿了，董其昌和袁可立的關係，同窗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冬粉和偶像的關係。袁一身正氣，大義凜然，不怒自威，領袖范兒十足；董高山仰止，經常尾隨袁後，口稱“小弟”。
其實，崇拜袁可立的人多去了。如：泰昌皇帝朱常洛，天啟皇帝朱由校，首輔孔貞運，大學士孫承宗，左都御史高攀龍，大學士黃道周，狀元、翰林院修撰劉理順，禮部侍郎錢謙益，明“四大家”之一的陳繼儒，書法大家王鐸……他們都對袁可立評價超高。
這說明袁可立在當時確實是一個鶴立雞群影響很大、威望很高的“超級明星”。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英雄，清朝編寫的《明史》卻把他禁止了。正如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徐建順所說：“可能是因為袁可立曾策反努爾哈赤的女婿，引起家族大亂，並大敗努爾哈赤，這對於清朝皇室是很丟臉的事吧，所以歷史就被修改了。”
首輔孔貞運在《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中說：“使天假數年，則公將奮謀決策，焚冒頓之虎落，犁老上之龍庭，以抒我皇上東顧之憂。而今已矣，惜哉！”
歷史沒有假設。袁可立死後十六年，明亡。孔貞運的哀鳴告訴我們，一柱擎天。袁可立之後，大明再無袁可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