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廬對原文
草廬對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慧型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草廬對譯文
譯文：
諸葛亮親自在田地中耕種，喜愛吟唱《梁父吟》。他身高八尺，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樂毅，當時的人都不承認這件事。只有博陵崔州平，潁川的徐庶與諸葛亮友善，說是確實這樣。
當時先主劉備駐紮在新野。徐庶拜見劉備，劉備很器重他，徐庶對劉備說：“諸葛孔明，是臥龍，將軍是否願意見他？”劉備說：“你和他一起來。”徐庶說：“這個人你可以到他那裡去拜訪，但不可以委屈他，召他上門來，將軍應該親自去拜訪他。”
草廬對發生地—南陽諸葛廬因此劉備就去拜訪諸葛亮，總共去了三次，才見到。於是劉備叫旁邊的人避開，說：“漢朝的統治崩潰，董卓、曹操先後專權，皇室遭難出奔。我不能衡量自己的德行能否服人，估計自己的力量能否勝人，想要為天下人伸張正義，然而智謀淺短、辦法很少，就因此失敗，弄到今天這個局面。然而我的志向到現在還沒有罷休，我應當怎么辦呢？”
諸葛亮回答道：“自董卓篡權以來，中土各地豪傑紛紛起兵，占據州郡的數不勝數。曹操與袁紹相比，名聲小，兵力少，但是曹操能夠戰勝袁紹，從弱小變為強大，不僅是時機好，而且也是人的謀劃得當。現在曹操已擁有百萬大軍，挾制皇帝來號令諸侯，這的確不能與他較量。孫權占據江東，已經經歷了三代，地勢險要，民眾歸附，有才能的人被他重用，孫權這方面只可以以他為外援，而不可謀取他。荊州的北面控制漢、沔二水，一直到南海的物資都能得到，東面連線吳郡和會稽郡，西邊連通巴、蜀二郡，這是兵家必爭的地方，但是他的主人劉表不能守住，這地方大概是老天用來資助將軍的，將軍難道沒有占領的意思嗎？益州有險要的關塞，有廣闊肥沃的土地，是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饒，形勢險固的地方，漢高祖憑著這個地方而成就帝王業績的。益州牧劉璋昏庸懦弱，張魯在北面占據漢中，人民興旺富裕、國家強盛，但他不知道愛惜人民。有智謀才能的人都想得到賢明的君主。將軍您既然是漢朝皇帝的後代，威信和義氣聞名於天下，廣泛地羅致英雄，想得到賢能的人如同口渴一般，如果占據了荊州、益州，憑藉兩州險要的地勢，西面和各族和好，南面安撫各族，對外跟孫權結成聯盟，對內改善國家政治；天下形勢如果發生了變化，就派一名上等的將軍率領荊州的軍隊向南陽、洛陽進軍，將軍您親自率領益州的軍隊出擊秦川，老百姓誰敢不用竹籃盛著飯食，用壺裝著酒來歡迎您呢？如果真的做到這樣，那么漢朝的政權就可以復興了。”
歷史和社會背景
歷史背景
南陽諸葛廬官渡大戰以後，劉備逃到荊州，投奔劉表。劉表撥給他一些人馬，讓他駐在新野（今河南新野縣）。劉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人，因為自己的抱負沒有能夠實現，心裡總是悶悶不樂。他想尋找個好助手。他打聽到襄陽地方有個名士叫司馬徽，就特地去拜訪。司馬徽說：“這一帶有臥龍，還有鳳雛（chú），您能請到其中一位，就可以平定天下了。”司馬徽告訴劉備：臥龍名叫諸葛亮，字孔明；鳳雛名叫龐統，字士元。徐庶也是當地一位名士，因為聽到劉備正在招請人才，特地來投奔他。劉備很高興，就把徐庶留在部下當謀士。徐庶說：“我有個老朋友諸葛孔明，人們稱他臥龍，將軍是不是願意見見他呢？”劉備聽了徐庶的介紹，說：“既然您跟他這樣熟悉，就請您辛苦一趟，把他請來吧！”徐庶搖搖頭說：“這可不行。像這樣的人，一定得將軍親自去請他，才能表示您的誠意。”
劉備先後聽到司馬徽、徐庶這樣推重諸葛亮，知道諸葛亮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就帶著關羽、張飛，一起到隆中去找諸葛亮。三顧茅廬後，諸葛亮終於被劉備的誠意感動了，就在自己的草屋裡接待劉備。諸葛亮看到劉備這樣虛心請教，也就推心置腹地跟劉備談了自己的主張。他說：“現在曹操已經戰勝袁紹，擁有一百萬兵力，而且他又挾持天子發號施令。這就不能光憑武力和他爭勝負了。孫權占據江東一帶，已經三代。江東地勢險要，現在百姓歸附他，還有一批有才能的人為他效力。看來，也只能和他聯合，不能打他的主意。”
接著，諸葛亮分析了荊州和益州（今四川、雲南和陝西、甘肅、湖北、貴州的一部）的形勢，認為荊州是一個軍事要地，可是劉表是守不住這塊地方的。益州土地肥沃廣闊，向來稱為“天府之國”，可是那裡的主人劉璋也是個懦弱無能的人，大家都對他不滿意。最後，他說：“將軍是皇室的後代，天下聞名，如果您能占領荊、益兩州的地方，對外聯合孫權，對內整頓內政，一旦有機會，就可以從荊州、益州兩路進軍，攻擊曹操。到那時，有誰不歡迎將軍呢。能夠這樣，功業就可以成就，漢室也可以恢復了。”劉備聽了諸葛亮這一番精闢透徹的分析，思想豁然開朗。他覺得諸葛亮人才難得，於是懇切地請諸葛亮出山，幫助他完成興復漢室的大業。諸葛亮遂出山輔佐劉備。後來，人們把這件事稱作“三顧茅廬”，把諸葛亮這番談話稱作“草廬對”。
社會背景
東漢末年，由於東漢王朝的殘酷壓榨和自然災害的猛烈襲擊，廣大的農民家破人亡，顛沛流離，無以為生，被迫鋌而走險。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在張角兄弟的領導下，爆發了著名的黃巾起義。起義軍用黃巾裹頭，呼喊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義軍到處，“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回響，京師震動”。川黃巾起義的浪潮迅速席捲了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沉重地打擊了東漢豪強地主的反動統治。面臨滅頂之災的東漢王朝為了維護風雨飄搖的統治，急忙調兵遣將，向農民起義軍瘋狂反撲;各地的豪強勢力也趁此機會招兵買馬，加入鎮壓農民起義軍的行列。
經過黃巾起義沉重打擊，東漢王朝已經是奄奄一息，名存實亡了。而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豪傑並起，跨州聯郡者不可勝數。”各地的軍閥勢力紛紛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經過十多年的火拚廝殺，公孫瓚占據幽州;公孫度占據遼東;袁紹占據冀州、青州、并州;袁術占據揚州;曹操占據充、豫二州;劉表占據荊州;孫策、孫權占據江東;韓遂、馬騰占據涼州;劉焉、劉璋父子占據益州，唯獨劉備沒有固定的地盤，率領部隊輾轉四方，先後依附於公孫瓚、曹操、袁紹、劉表等。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漢獻帝到許都，政治上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圖的有利地位。並先後率軍消滅了呂布、袁術、袁紹等割據勢力，占領了冀、幽、青、並等州，平定了北方，大有一舉平定南方，一統華夏的趨勢。
南陽諸葛廬諸葛亮出身名門氏族，少時就才華橫溢，超群出眾。史稱其“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諸葛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諸葛亮就是在東漢末年的戰亂年代出生成長起來的，他親眼目睹了戰亂給百姓造成的家破人亡的痛苦。特別是諸葛亮隨同叔父諸葛玄南下過程中，沿途那種“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淒涼悲慘景象，更是在年青諸葛亮的心靈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時也為後來諸葛亮立志消除分裂割據，統一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礎。公元197年諸葛玄病逝，年方十七歲的諸葛亮就開始了獨立生活，“躬耕隴畝”於河南南陽城西的臥龍崗。在臥龍崗，諸葛亮度過了十個寒暑春秋。
諸葛亮高臥臥龍崗，“躬耕隴畝”的十年，過的也並非是與那種世隔絕的世外桃源生活。在臥龍崗，諸葛亮認真研讀史籍，總結歷代興亡的經驗教訓；密切注意當時的政治形勢，冷靜地觀察與分析各個政治集團實力的消長和鬥爭的成敗。並且經常與當地及因避戰禍而流亡到荊州的名士司馬徽、徐庶、石廣元、孟公威等人縱論時局變換，交換政見，暢談未來。
他最佩服春秋時期齊國的名相管仲和戰國時期燕國的名將樂毅，並“每自比於管仲、樂毅”，立志要象管仲、樂毅那樣，乾一番有益於天下統一的事業。為此，諸葛亮高臥臥龍崗，靜觀天下風雲變幻，等待時機，期遇明主，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偉抱負。
怎樣才能夠實現自己的鴻鵠之志呢?綜觀其時軍閥混戰的結果，到赤壁戰前，只剩下了曹操、孫權、劉備、劉表、劉璋、公孫度、韓遂、馬騰等人。那么，為什麼諸葛亮不投靠已經平定了北方，並“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或是已“據有江東，已歷三世”的孫權，而要為四處奔走，無固定的地盤的劉備出謀劃策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雖然曹操實力最強，政治上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有利地位。但諸葛亮深知，曹操的手下有荀彧、郭嘉等一批賢才謀士，如投其帳下，難以其施展才能。同時東漢王朝雖已名存實亡，但在漢末士人中仍有較大的影響。在許多漢末士人的眼中，曹操名為漢承相實為漢賊。道不同不相為謀，諸葛亮自然不肯為其出謀劃策。
2．孫權雖據有江東之地已歷三世，但其缺乏統一天下的雄心，而諸葛亮志在結束分裂割據，完成統一大業。況且孫權承繼父兄基業，屬下早已有張昭、周瑜等一批元老重臣。諸葛亮深知如到孫權之處，同樣難以施展其蓋世之才。因此，在張昭薦亮於孫權時，諸葛亮不肯留下，人問其故，諸葛亮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
3．劉備在當時雖無立足之地而依附於荊州劉表，但自起兵以來，雖屢經挫敗，壯心不已，為時人所敬重。就連曹操也認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劉備)與操耳。”諸葛亮審時度勢，認為劉備可以奪取荊州、益州作為立國之基，效法高祖劉邦，成就帝業。同時劉備身邊一直缺乏真正的謀略之士，諸葛亮認為自己輔佐劉備，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幹，實現其抱負。因此，當劉備三顧茅廬時，諸葛亮欣然應允出山輔佐劉備。
《草廬對》篇名為歷史正宗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在《進諸葛亮集表》中曰：“時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劉備向諸葛亮徵詢復興漢室大計，諸葛亮向劉備提出占據荊、益兩州，謀取西南各族統治者的支持，聯合孫權對抗曹操，統一全國的建議，即著名的《草廬對策》。這一段《對策》談話，陳壽錄入了《進諸葛亮集表》和《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遺憾的是這兩個集子中有關諸葛亮著作的具體篇目後來散佚了，僅有二十四篇總目，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不過，其它史書仍有記載，沒有給歷史造成損失。
清代學者張澍在編輯《諸葛忠武侯集》時，根據東晉史學家常璩的《華陽志》紀，作了詳盡的說明。澍按：陳壽進集表有雲，刪除重複，以類相從，知二十四篇乃是總目，其詔、表、疏、議、書、教、戒、令、論、記、碑、箋，各從事類相附，不以文體次比也。常璩《華陽志》紀云：《開府作牧》多言用人，則《與杜微書》、《答蔣琬教》、《奘姚伷教》、《稱吳濟教》等文，宜在《開府作牧》篇；《絕盟好議》、《正議》、《答法正書》、《答惜敕書》等文，宜在《權制》篇；《南征詔》、《南征教》、《薦呂凱表》、《諭諫》等文，宜在《南征》篇；《為後帝伐魏詔》、《出師表》、《祁山表》、《街亭自貶疏》等文，宜在《北出》篇；《草廬對》、《上先帝書》、《上事表》、《與步騭書》、《漢嘉金書》等文，宜在《計算》篇…...
由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當初陳壽撰蜀相《諸葛亮集》時，就把劉備三顧草廬時與諸葛亮的對話節錄下來，定名為《草廬對》而列二十四篇內的《計算》篇中。我們今天看到的《諸葛亮集》將《草廬對》列為卷首第一篇，就是中華書局編輯部於1960年8月出版時，依據張澍的《諸葛忠武侯集》並尊依陳壽的原著《諸葛亮集》而整理點校的。
此外，《晉書.陳壽傳》載的蜀相《諸葛亮集》與《蜀志》之二十四篇相同。
歷代史書也都載有《諸葛亮集》，如：《隋志》二十五卷、《唐志》二十四卷、《中興書目》十四卷，《隋書.經籍志》載“梁有諸葛亮兵法五卷”，《宋史.藝文志》載有“諸葛亮行兵法五卷”，明代王士祺集《武侯全書》二十卷，楊時偉以王書蕪累，更撰《諸葛武侯全書》十卷。 清代朱璘輯《諸葛忠武侯集》時，以兼容並蓄的態度，幾乎囊括了後來所保存傳說中的諸葛亮作品，並按文體歸類，條目更加清晰，其中，將《草廬對》列為《諸葛武侯兵法》卷第一之首篇。康熙戊寅年，古虞朱青岩簒輯的《諸葛丞相》也將《草廬對》列為首篇。 總之，從陳壽《進諸葛亮集表》時的“泰始十年（公元275年）”起，至今已有1700多年，在《諸葛亮集》中一直以《草廬對》而定名、而問世的。將諸葛亮的《對策》稱謂《草廬對》是貼切的、符合史實的，是科學的。
戰略思想
三國的管理思想，首先值得總結的是戰略。魏、蜀、吳三方，在戰略思想上各有獨到之處。作為繼春秋戰國之後中國的第二個歷史大動盪時期，縱橫捭闔的你爭我奪，翻雲復雨的聯盟拆解，變化莫測的戰略重組，戰亂蹂躪下的民生困頓，似乎進入了歷史的輪迴。與春秋戰國不同的是，兩漢帝國的參照系和漢代社會形成的獨特背景，使三國的戰略不同於先秦而有了質的提升。如果說，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政治思想乃至社會思想的根基。
諸葛亮那么，漢晉之間的群雄紛爭，則孕育了戰略思想的空前進展。此後中國歷史上的戰略構思和設計，基本上再未能超出三國的模式和框架。《三國演義》作為小說的名氣，與三國時期的謀略思想發達緊密相關。滿族興起創建後金政權時，遠離中原，文化不足，就以《三國演義》作為治國打仗的教材，竟然屢獲奇效。所謂“少
劉備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云云，正是民間口碑對它們的定位。今天，由小說回歸史實，考察這一時期的戰略思想，或許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探討三國戰略對世道人心的影響，挖掘三國戰略的文化積澱及其在國人競爭行為中的觀念濡染，推究本土戰略思想的歷史淵源，則可能更有意義。
諸葛亮的管理思想，首先體現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草廬對“戰略構思上。他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以”草廬對“的方式為劉備描述出一個戰略遠景。這一古文名篇，許多人能夠倒背如流。在中國古代的戰略思想中，“草廬對”具有典範價值。
諸葛亮為劉備描繪的戰略使命，是順著劉備“欲信大義於天下”的興復漢室旗號，寄託重建統一王朝的理想；能夠看得見的願景，是“跨有荊益”造成鼎立之勢；攻守策略，是利用劉表的見識淺薄和魄力不足，先取“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的荊州，占據“用武之國”的地利；再取“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為後盾，呼應四戰之地的荊州；面對北方擁有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誠不可與爭鋒”的曹操，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的孫權，內修政理，外結孫權，待機而起，以宛洛為主攻方向，以秦川為側翼呼應，進取天下。這一構想如果完全實現，確實可以做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所以，這一構思打動了劉備。
任何戰略，都離不開對自身實力和所處情境的分析論證。戰略研究中各種模型，不外是提供一個分析框架而已。”草廬對“在事實論證上，對大局的判斷是符合實際的。曹操已經成為當時最大的勢力而不可主動對抗，東吳已經有了穩固的基礎只能結盟，只有長江中上游的荊州益州由於劉表、劉璋的短見和失策能夠為劉備提供可乘之機，這一分析正是”草廬對“能夠成立的關鍵。即便當代人用SWOT法來套，多數也超不過諸葛亮的水平，這正是”草廬對“的過人之處。但是也要看到，在戰略分析層面，”草廬對“在實力和使命的關係上打了馬虎眼，埋下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伏筆。而”草廬對“的缺陷，恰恰彰顯了諸葛亮的偉大。
草廬對的歷史局限
在《草廬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當時形勢後，又為劉備謀劃了“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建基立業的宏偉藍圖。應該說，諸葛亮在《草廬對》中的形勢分析和提出的戰略決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和可行的，但同時也存在著它的困難和局限，這在後來形勢的發展中逐漸顯現出來，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存在著極大的矛盾。在《草廬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制定了首先奪取劉表的荊州和劉璋控制的益州為根據地，然後“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劉備“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宏偉藍圖。但是，荊州“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聯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占有荊州，向南可威懾江南，進而掃蕩割據江東之地的孫吳；向北可出兵宛、洛，北定中原。因此爭奪荊州，無論是對曹操、劉備、孫權都至關重要。在赤壁戰前，面對來勢洶洶的曹操大軍，唇亡齒寒，共同的利害關係，使劉備、孫權結成抗曹聯盟。赤壁之戰曹操戰敗，退出了對荊州的爭奪，而赤壁戰後，劉備與孫權荊州爭奪的序幕就拉開了。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孫權)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為爭奪荊州地區，吳、蜀不惜兵戎相見。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集團留駐荊州的大將關羽率軍攻打曹魏占領下的樊城，水淹曹操派來援助曹仁的于禁所督七軍，“羽威震華夏”，曹操甚至“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劉備集團勢力的發展，不僅對曹魏集團是一種威脅，對孫吳集團也是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曹操和孫權又暫時結成同盟。孫權趁關羽出兵樊城，後方空虛的時機，命大將呂蒙襲取荊州，斬殺了關羽。
蜀漢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為了奪回荊州，劉備不惜傾巢出動，沿長江而下伐吳。夷陵之戰，蜀軍大敗，劉備的蜀漢再也不能對孫吳構成威脅，這時倒是曹魏對孫吳的威脅更加顯現。於是，孫吳向蜀漢“遣使請和”，蜀漢與孫吳又結成了抗曹聯盟。由此可見，“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之間是存在著極大的矛盾，是有一定條件的。
荊州的失去，使得北伐的基礎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諸葛亮《草廬對》“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的提法，也逐漸了失去了原有的號召力。諸葛亮《草廬對》認為在軍事戰略上要分兩步走：首先利用荊州牧劉表、益州牧劉璋的弱點，不失時機地奪取荊、益二州；然後再以荊州、益州為根據地，等待時機成熟，兩路出兵，對曹魏實施兩面夾擊，以達到逐鹿中原，興復漢室的目的。在以後的一段時間，形勢也正是按照諸葛亮提出戰略決策發展的，劉備集團先後奪取了荊、益二州。此時真可謂萬事俱備，只欠“天下有變”的東風了。
然而，荊州的失去，使得後來諸葛亮北伐時的條件，已異於《草廬對》中提出的北伐戰略條件。失去荊州，使得蜀漢政權處於偏安一隅的窘境，經濟實力大大削弱，軍事上喪失了“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與“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遙相呼應，兩面夾擊曹魏的可能。
儘管諸葛亮後來與孫吳重修盟好，解除了可能來自孫吳方面的威脅。同時諸葛亮對蜀漢政權在政治上加強治理，整頓吏治，舉賢任能，調整了蜀漢集團內部，主要是隨劉備入川的荊州集團和原屬劉璋的益州集團的關係；經濟上則大力獎勵耕戰，務農植谷；軍事上治戎講武，為北伐作準備。經過幾年的勵精圖治，蜀漢出現了“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的局面，訓練出了一支十餘萬人的精兵。為了安定蜀漢的後方，解除北伐的後顧之憂。蜀漢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經過兩年的準備，親率大軍南征，“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迅速平定了南中四郡南夷首領的叛亂。同時，又得以徵收南中地區出產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等物資以給軍國之用；並挑選勁卒萬人編入蜀軍，號曰“飛軍”，加強了蜀漢的軍事實力。但僅管如此，蜀漢與曹魏、孫吳相比，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還是最弱的。
為了完成“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統一天下的大業，諸葛亮從蜀漢建興六年(公元228年)春開始，到蜀漢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病死北伐軍中，七年中先後五次興兵北伐曹魏。以諸葛亮之才，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卻功敗垂成，收效甚微。客觀地講，北伐的失敗，與其北伐時的條件已異於《草廬對》時提出的北伐戰略有關，蜀漢和曹魏兩國力量過於懸殊，蜀漢以一州之力難以蹈復雄據九州之地的曹魏，失敗是必然的。唐代大詩人杜甫對諸葛亮十分崇敬，他在《蜀相》詩中寫道：“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對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深感惋惜。
另類解讀
諸葛亮“三分天下”的言論很合乎劉備的心思。曹操實力雄厚，自不必說，孫權占據江東天險，也是不可動搖了。這不是只有27歲的諸葛亮能看出來的問題，歷經“軍閥混戰”、年紀將近50歲的政治老手劉備焉能不知？劉備當然想成就為第三方勢力，諸葛亮這話是說到他心裡去了。
劉備是個無家可歸的人。劉備前期一直不順，徐州被呂布攻取之後，就投奔了曹操，然後又與董承合謀想推翻曹操，結果被曹操發覺，只得逃奔袁紹，曹操滅袁紹後，劉備又投靠荊州的劉表，荊州降曹後，劉備又被曹兵追的逃往夏口，到劉表的兒子劉琦處安身，可謂顛沛流離，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諸葛亮的戰略很幼稚。請看：“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說的何其輕鬆，卻並沒有實質上的戰略戰術。“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就更是天真的想像了，劉備是“帝室之胄”老百姓就一定熱烈歡迎？就不敢不歡迎？即是這樣，又何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黃巾軍起義呢？理由站不住腳。而且諸葛亮一直想當官。他“躬耕隴畝”，卻“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對劉備很是吹捧：“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完全不是讓劉備在草廬外坐等的姿態了。
劉備急於尋找政治上的出路。劉備為什麼三顧茅廬，你說他求賢若渴也對，說他是在尋找政治上的代言人會更恰當。劉備想稱雄自不必說，然而天下之大卻沒有他的立錐之地，被曹操追的惶惶不可終日，只能寄人籬下。他何嘗不會有奪荊州取益州的心思？這也是明擺著的事，北方都是曹操控制，東南是孫權，他要想稱霸，除了荊益二州也沒別的地方可選了。然而他不能做，那樣就會落下不仁不義的罪名。這下好了，諸葛亮當了替罪羊，“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智慧型之士思得明君”，這是上天的安排，理所應當的事，他們即是這樣的不中用，你不去占領替代他們，天下智慧型之士都會覺得遺憾，劉備焉能不“有意乎”？
劉備自己一直想做皇帝。劉備的口號是興復漢室，然而曹丕稱帝後，劉備便迫不及待的稱帝，這能說是“欲信大義於天下”嗎？既要為天下討公道，為漢室討公道，何以不扶持一個漢室宗親為帝呢？整天嚷著“漢室傾頹，奸臣竊命”，而劉備自己又什麼時候把漢皇帝放在眼裡放在心裡了呢？其原因恐怕就是他自己想做皇帝罷了。也對，誰願意編一輩子的草鞋呀！
《草廬對》的延伸
魯肅的“三分天下大計”
建安五年，魯肅經 周瑜推薦投靠 東吳。孫權約見魯肅後與其合榻對飲並對他說：“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魯肅答：“昔 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 曹操，猶昔 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 黃祖，進伐 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孫權又說：“今盡力—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三國志·吳書·魯肅傳》)。
甘寧的“二分天下大計”
甘寧脫離黃祖投靠孫權後頗受孫權看重，便向孫權獻計：“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 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谷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三國志·吳書·甘寧傳》)。
毛玠版草廬對
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強，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沮授版草廬對
從事沮授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觽，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觽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觽，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
引出爭論
東漢南陽郡是一個大郡，以郡治宛（今河南省南陽市）為中心，其轄區相當於今湖北省襄陽、隨縣以北；河南省欒川、魯山以南；信陽以西；湖北省丹江口市、河南省西峽縣以東的廣大地區。《資治通鑑》（卷五）：“……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今河南伏牛山）之南，漢水以北也”。《釋名·釋州國》：“南陽在中國（國之中心，指京師洛陽）之南，而居陽地（古人以山南水北為陽）”。都確切地指明了南陽郡的地理方位。襄陽在漢代是南郡的屬縣之一，不屬南陽郡。現在的湖北襄陽仍是一個縣，隸屬襄樊市。教科書編著者把南陽郡這樣一個大的古政區，注釋為“在現在的襄陽一帶”，顯然背離了歷史事實，無論如何是講不通的。
據《後漢書·郡國志（四）》：南陽郡，秦置，洛陽南七百里，領37城。宛（注引《荊州記》曰：“郡城周三十六里”。）、冠軍邑、葉、新野、章陵、西鄂、雉、魯陽、堵陽、博望、舞陰邑、比陽、復陽侯國、平氏、棘陽、湖陽邑、隨、育陽邑、涅陽、陰、鄧、山都侯國、酈侯國、穰、朝陽、蔡陽侯國、安眾侯國、筑陽侯國、武當、順陽侯國、成都、襄鄉、南鄉、丹水、析等37城。南陽郡範圍很廣，郡治宛南距襄陽二百餘華里，河南境內的許多漢縣距今襄陽都很遠，把南陽郡說成是“在湖北襄陽一帶”，不僅違背歷史事實，地理方位也與實際不符。儘管注釋使用了“一帶”這樣的模糊用語，恐怕也是“模糊”不了的。
除歷史上的史地文獻外，現代頗有影響的辭書，也都對南陽郡作了實事求是的闡釋。如《辭海》南陽條（2）：“郡名，戰國秦昭王三十五年（272年）置。治所在今宛縣（今河南南陽市）。漢轄境相當今河南省熊耳山以南葉縣、內鄉間和湖北省大洪山以北應山、鄖縣間地。其後漸小，隋初度”。《中國地名大辭典》（1931年版）南陽郡條：“秦置，為今河南舊南陽府湖北舊襄陽府之地。以在南山之南，漢水以北也。漢因之，治宛，即今河南省南陽縣治。”由於漢代南陽郡並不轄有襄陽和漢水以南舊襄陽府的少部地方，故注者接著就指出南陽郡的地理位置。古今史地典籍和辭書並未見有過像教科書那樣的注釋，不知其根據何在？作為國家頒行的通用教材，出現這樣的注釋，使教科書的權威性蒙受損失。建議有關部門重新審定，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加以修正。
世上本無《隆中對》
《草廬對》篇名本無爭議，為歷史正宗。後人（清代以後）在整理諸葛亮文集時，開始用隆中對一名代替草廬對，爭議就是這樣被一些不負責任的人不經意間創造出來的。
草廬對策源於劉備三顧茅廬（南陽諸葛廬）時與諸葛亮對話的內容，既然是在諸葛亮的草廬中形成的對策，本就是草廬對。
“隆中對”在《 三國志》、《晉書》、《蜀志》、《後漢書》和《資治通鑑》等正史中都沒有記載，世上本無隆中對一說，只有關於《草廬對》的記載。“隆中對”一名最早見於清代文集《古文喈風》，充其量不過二、三百年，既缺乏可靠的歷史依據，又不能反映客觀實際，因此，《隆中對》純粹為後人所加，應尊重歷史，還《草廬對》歷史地位與真面目。
隆中對的強勢興起
中國教科書錯誤百出：《 隆中對》應為《 草廬對》
2002 年12 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國中《 語文》課本第六冊上，涉及有兩篇與 諸葛亮相關的古文，一是《 隆中對》，並對篇名註解為“ 隆中：山名，在現在湖北襄樊”。二是《 出師表》，並對《表》中“臣本布衣，躬耕於 南陽”的“ 南陽”註解為“ 南陽，郡名，在現在 湖北襄陽一帶”。此外，該教材彩色插頁中的一面上為 岳飛在南陽書寫的《 出師表》墨跡，下為襄樊“ 古隆中”石牌坊。對此，社會反響強烈，認為：將劉備與 諸葛亮在“ 南陽”“草廬之中”的對話定名為《 隆中對》及相關註解是不準確的，會對學生產生誤導作用；將漢代“南陽”註解為“在現在 湖北襄陽一帶”更是錯誤，違背了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彩頁中將 岳飛的墨跡與襄樊“ 古隆中”組合在一起，也極易使人產生誤解。因為岳飛手書出師表地點在南陽臥龍崗武侯祠內， 岳飛在“跋”中寫道：“紹興戊午秋八月望前，過南陽，謁武侯祠，遇雨，遂宿於祠內。更深秉燭，細觀壁間昔賢所贊先生文祠、詩賦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覺淚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獻茶畢，出紙索字，揮涕走筆，不計工拙，稍舒胸中抑鬱耳。岳飛並識。”
《三國志文類》錄此文時題為《諸葛亮對先主問計》，仍未指出問計地點。但這篇著名的對策，在選進今天的中學語文課本時，題目被定為《隆中對》。很多學者認為，給這篇對策加上這樣一個題目是不妥當的，將諸葛亮的《對策》稱謂《草廬對》是科學的、符合史實的。特別是諸葛亮《前出師表》亦收入高中語文課本，將《隆中對》改名《草廬對》，兩篇文章的對策地點就會統一起來，不致前後矛盾，讓人費解。
史實和史料表明：諸葛草廬、躬耕南陽、岳飛手書等與襄陽隆中無任何聯繫。
風波再起
正當人們對國家頒布的通用教材何以出現如此錯誤問題而百思不得其解時，2003年7 月18 日的襄樊晚報刊發出了本報記者釋喻的文章———《 隆中對“復出”的背後》，該文用五個部分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襄樊方面為使《隆中對》重上 語文教材而五上 北京“做工作”等一系列鮮為人知的內幕。這篇文章刊發後，社會輿論大嘩，人們紛紛向國家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等部門進行反映、質疑，並對有關方面搞不正之風，予以揭露和批評。
問題的解決
上述情況的出現，導致了草廬之爭再度升溫，並使其超出了學術討論的範疇。2003 年10 月12 日～14 日，由河南省社會科學院、鄭州大學、河南大學、 南陽師範學院和 南陽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全國“ 諸葛亮與南陽學術研討會”在南陽召開，與會專家學者分別來自 北京、 上海、 天津、 陝西、 湖北、 山東、 四川、 河北、 江蘇、 甘肅、 湖南及 河南本省的有關大專院校、科研機構和學術團體，共130 餘人，代表們在民主、求實、團結的氣氛中圍繞諸葛亮躬耕地問題、《 草廬對》與《 隆中對》篇目定名、諸葛亮文化現象等學術問題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與會代表普遍認為，草廬故址是在漢水以北的南陽郡，是南陽的社會環境孕育出了一代智星 諸葛亮。大家也 十分關注教科書的修改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