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范曄范曄（公元398—445年），字蔚宗，祖籍順陽（今河南南陽市淅川縣），范家自西晉永嘉之亂後移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市），范曄是南朝劉宋時期的傑出史學家，史學名著《後漢書》的作者。
范曄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為西晉雍州刺史，加左將軍。曾祖范汪入仕東晉，官至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進爵武興縣侯。祖父范寧先後出任臨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晉為中書侍郎，桓玄執政時被廢黜，徙居丹徒。劉裕於京口起兵滅桓玄，控制東晉政府實權後。范泰重新被啟用，出任國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職。他為東陽太守時，因開倉供糧和發兵千人，助劉裕打敗盧循有功，被加官為振武將軍。從此，范泰受到劉裕的信任，屢被升遷，先後擔任侍中、尚書常侍兼司空等職。宋代晉後，拜為金紫光錄大夫散騎常侍，少帝時加位特進。范曄的家庭有著正宗的家學傳統。范汪“博學多通，善談名理”，撰有《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氏家傳》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屬於醫學棋藝的著作《范東陽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錄》一卷等。范寧嘗作《古文尚書舜典》一卷，《尚書注》十卷，《禮雜問》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傳集解》十二卷“其義精審，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的影響，范曄從小好學，再加上天資聰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經史，善寫文章而負盛名。
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414年），范曄十七歲，州刺史徵辟他為主簿。當時，范曄同其父范泰一樣，在政治上是支持劉裕的，故不肯應辟就職。六年後即公元420年，劉裕代晉稱帝，改國號為宋。這一年，二十三歲的范曄應召到劉裕之子彭城王劉義恭的府下為冠軍參軍，後又隨府轉為右軍參軍。此後十餘年，他先後擔任過尚書外兵郎、荊州別駕從事史、秘書監、新蔡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多種職務。
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冬，揚州刺史彭城王劉義康母親王太妃去世。劉義康把故僚們召集到府內幫助料理喪事，范曄也到場了。劉義康的母親死了，范曄實在悲傷不起來。在臨葬前的一天夜晚，輪到他的弟弟范廣淵值班，范曄兄弟倆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裡喝起酒來。醉意朦朧之際，范曄忘記了利害，竟推開窗子，聽輓歌助酒。這件事傳出後，劉義康非常惱怒。幾句讒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曄打發到宣城（今安徽宣城）當太守去了。
這次貶官對范曄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隱痛。范曄雖然生在名門士族，但他本人卻是個妾生的庶子。晉代自“永嘉以來，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楙《野客叢書》卷十五），嫡庶之別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決定了子女們的社會身份。范曄的母親把他生在廁所里，並且碰傷了他的前額，因而落下個小字為“磚”。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學，罵他“進利”，認為他是終家破族的禍害。父親范泰也不喜歡范曄，早早地將他過繼給從伯范弘之。屈伸榮辱與宦海浮沉，使得范曄心情十分苦悶。 在宣城任上，他開始從事後漢史的編纂工作，企圖以此排解這種痛苦。史事的研究，打開了他的眼界。范曄後來講：“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這就是說，原來現實中的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在同歷史的經驗相對照後，他逐漸整理出了一些頭緒。范曄憑著個人對歷史問題的理解，寫出了他的歷史名作《後漢書》。這一年，他三十五歲。
典籍《後漢書》
范曄《後漢書》記事上起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訖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囊括東漢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歷史。范曄原計畫寫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十志，他委託謝儼代撰。謝儼搜撰完畢，捲入統治階級內部鬥爭，與范曄同以謀反罪名被殺。志稿與范曄所寫的序例隨之散佚。以後梁人劉昭注《後漢書》時，因范曄曾稱讚過西晉人司馬彪的《續漢書》，遂取其八志以補范書之缺，故今仍稱此志為《續漢志》。
范曄曾講過，他編纂《後漢書》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這樣明確地提出寫史為政治服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曄特別重視史論。他採用論贊的形式明文評論史事，把史論作為重心，成為《後漢書》的一個特點。范曄還繼承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編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論中，打破朝代的斷限，儘量地把某一歷史現象的發生、發展及其結果描述清楚，力圖有所歸納。雖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內在聯繫大多是浮淺的，甚至有的是錯誤的。然而，這種從歷史形勢發展上論述古今變異，總結歷史發展規律的史學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詳細地論述了從春秋到漢末士風的變遷：戰國時期重計謀、尊說士，因而誘導很多人飾巧馳辯進行釣利；漢高祖文禮簡闊，引起人們的輕死重義，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學，又出現了黨同伐異的紛爭；到桓靈之際，主荒政謬，宦官當權，則造成清議的流行。他認為，“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表明範曄看到了某些歷史現象向矛盾的對立面發展，他企圖用“理”來概括說明。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還用四組矛盾的事物來比喻黨錮問題所面臨的矛盾，闡述了作者的樸素辯證法思想，這在過去的史書上是極少見的。
范曄對《後漢書》的體裁問題是動過一番腦筋的。據《隋書·魏憺傳》記載，范曄著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作之。”這表明在他看來，採用紀傳體寫史比編年體更能全面地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能給後人提供更多的東西。
《後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 、 《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新，有所變動。首先，他在帝紀之後添置了皇后紀。東漢從和帝開始，連續有六個太后臨朝。把她們的活動寫成紀的形式，既名正言順，又能準確地反映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其次，《後漢書》新增加了《黨錮》、《宦官》、《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和《列女》七個類傳。范曄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家。尤為可貴的是，《列女傳》所收集的十七位傑出女性，並不都是貞女節婦，還包括並不符合禮教道德標準的才女蔡琰。范曄首創《文苑傳》更是把握了漢代的文學發展趨勢，將孔門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學擺到了應有的位置。此外，《黨錮傳》、《宦官傳》都是為反映一代特點、概括一代大事而設立的。第三，《後漢書》突出了“論”、“贊”的地位。司馬遷、班固和陳壽在他們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評史，只是具體名目不同。《史記》稱“太史公曰”，《漢書》為“贊”，《三國志》曰“評”。“論”、“贊”在《後漢書》中的重要性遠在前面三書之上，因為范曄不但利用這種形式評論史實，還對某一歷史人物或事件進行綜述，從幾個方面反覆地進行分析，對本傳起到題解作用。《後漢書》的“論”一般是指紀傳後面的論，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論中又有序論，也稱作序，是在《皇后紀》和雜傳的前面。論多是評論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有時也採取諷喻或感慨的形式。贊在每篇紀傳後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韻語寫成，或概括史實，或另發新意，多可補論的不足。贊的語言凝鍊，用意很深。如從《光武帝紀》到《獻帝紀》的贊，概括了東漢建立、發展和衰亡等不同階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贊合起來看，簡直是一篇用韻語寫的東漢政治史略。在《胡廣傳》中，作者寫了一個以苟合取容又無可短長的官僚的升遷史，贊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透露了作者對這類人物的指責和義憤。
五禽戲（由《後漢書》記載編排）《後漢書》結構嚴謹，編排有序。如八十列傳，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後進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雲人物。其後的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則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時期，並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傳。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順帝時期的名人，再下是桓、靈、獻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為循吏等九個雜傳，最後六卷為邊族列傳。除此之外，《後漢書》的嚴謹還表現在范曄能夠堅持一事不兩載的編撰原則，凡一事與數人相關的，則見於此必不見彼。全書經過范曄的悉心訂核，確實有劉知幾所說的“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註》）的長處。同時，范曄使用的類敘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為一傳，有時甚至打破時間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長統皆因立論切中時弊，本人又淡泊榮辱，雖不同時代也合為一傳。這樣就大大地增加了書的容量，給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跡不多的人造成了立傳機會。像《卓茂傳》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勛等五人的事跡，《來歷傳》則附錄了與來歷一起反對廢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跡。
范曄基本上是一個無神論者。在《後漢書》里，他猛烈地抨擊了佛教的虛妄。這些觀點主要集中於《西域傳》論中。他指出，自張騫以來，西域方面幾乎沒有什麼關於佛神的記載，所謂佛教的種種說法都是後起的。雖然佛教“好仁惡殺，蠲敝崇善”的教義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譎不經的，尤其是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的說法，更使通達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曄還在《襄楷傳》和《桓帝紀》論中，對崇佛的漢桓帝進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評。范曄反對天命論。在《李通傳》論中，他對李通以“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的讖文鼓動劉秀起事評論說：“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臆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污滅宗親，以觖一切之功哉！”這說明範曄根本不信圖讖。他還在《張衡傳》中收錄了張衡的反圖讖疏。張衡引述大量史實，論證了圖讖的欺偽，范曄對此記載甚詳，表明了贊同的態度。有趣的是他把吳雄、趙興和陳伯敬三人合載於《郭躬傳》後。吳雄、趙興兩人不信巫師，故犯妖禁，非但沒有族誅反而三世為官。可是，陳伯敬矩步端膝，諱言死字，卻不免刀鋸。范曄通過史實論證了陰陽禁忌的荒誕。《後漢書》中的無神論和反天命思想，無疑是有進步性的。由於時代的局限，范曄的無神論思想並不徹底。《後漢書》反映出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竇武、何進傳》中，他把竇、何兩人的失敗與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的看法。《後漢書》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記載，特別是在《方術傳》中，他把費長房的縮地、王喬的鳧履、左慈的羊鳴、郭憲、欒巴的潠酒滅火寫得活靈活現，仿佛天下真有仙術。這都是范曄思想中的消極因素。
《後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在勇於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長統傳》中，范曄詳細地收錄了八篇抨擊時政的論文。這些文章大多宣揚了異端思想，如把社會動亂的原因大膽地歸結為統治階級倒行逆施的結果。他們說，殘暴的君主看見大家不敢違背他的意志，總以為自己的統治非常鞏固。於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慾，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他把“餓狼”“飢虎”一樣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結果“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這些文章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說他們“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還認為，某些君臣關係是臣虜關係，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關係。范曄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異端思想外，在《竇憲傳》論中則直接對君主濫用權力，糟蹋人力的行徑表示不滿：“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煨塵者，亦何支哉！”《後漢書》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在《黨錮傳》中，他為二十一人立傳，竭力歌頌他們的氣節，對張儉、范滂、李膺等人也寫得生動傳神，融進了作者的感情。遺憾的是，他雖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對農民起義。范曄對黃巾起義基本上持否定態度，這是由階級立場決定的。
范曄評傳范曄作史，十分講究文采，對於《後漢書》的文章，他自己評價很高。確實，范書文辭優美，簡潔流暢，不僅為史學名著，也稱得上是文學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曄過於重文，對於史的記載不免有所虧損。如司馬彪《續漢書》載：“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載，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下辯東三十餘里許，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汪溺之患。”史料詳實生動，但到了范曄的筆下只剩下“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和“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的幾句了。 《後漢書》是范曄私人著述，又尚未徹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這部書的人很少，影響不大。
悲慘結局
劉宋初年，地方官吏的任期仍承襲在晉時期六年一任的制度。大約在永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范曄離開宣城，調任為長沙王鎮軍長史，並領銜為寧朔將軍。次年，范曄的嫡母在宜都去世。那時，其兄范暠在宜都擔任太守。父親去世後，嫡母一直隨暠在官。按照禮教的規定，范曄應該即刻啟程奔喪。但他對嫡母素無感情，故遲遲不肯上路，被迫動身後，又攜帶妻小自隨。范曄一系列的違禮行為，受到了御史中丞的彈劾。宋文帝比較欣賞范曄的才能，沒有將他治罪。此後，從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到二十一年，五年多的時間裡，范曄的仕途一直比較順利。他先後擔任過始興王后軍長史，並領南下邳太守。始興王由豫州調至建康（今南京）為揚州刺史，范曄隨行入京。不久，他升任為統領一部分禁軍的左衛將軍和職務相當於尚書令的太子詹事。 范曄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學識淵博，善於為文外，還精通音樂，長於書法。但范曄為人傲岸不羈，不肯迎合最高統治者。他的琵琶彈得很好，並能創作新曲。宋文帝很想聽聽，屢次加以暗示，范曄假裝糊塗，始終不肯為皇帝彈奏。在一次宴會上，宋文帝直接向范曄請求說：“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伴奏嗎？”話說得這份上，范曄只得奉旨彈奏。待宋元帝一唱完，他立即停止了演奏，竟不肯多彈一曲。 擔任朝廷要職的官吏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都嫉妒他的才能，不願意范曄得到皇帝的寵信。范曄雖然不巴結皇帝，對同僚卻以誠相待。當時，沈演之為右衛將軍，與范曄對掌禁旅，同參機密。每次朝見皇帝時，范曄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來一起進去。而同僚從來對他不懷好意，想盡辦法排擠、打擊甚至陷害他。像沈演之入朝向來沒有等范曄的習慣。不久，范曄識破了同僚們的陰賊險惡，寫了一篇《和香方》，對他們進行譏訕。根據同僚的特點，他把他們有的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昏鈍”的“棗膏”；有的比作是“虛燥”的“靈藿”、“粘濕”的“詹唐”等等，而范曄則以“沈實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為同僚所不容。在充滿陷阱的官場上，范曄不懂得保護自己，終於引出了殺身大禍。 彭城王劉義康長期執政，威權日重，受到宋文帝的猜忌。隨著時間的推移，兄弟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宋文帝以“合黨連群，陰謀潛計”的罪名誅殺、流徙劉義康的親信劉湛、劉斌等十餘人，並解除了劉義康的宰輔職務，將他貶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劉義康到豫章後，不甘心失敗，遂加緊活動準備奪權。
范曄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劉義康的幾位心腹籌劃政變。由於范曄掌握禁軍，有盛名，又多年在劉義康的部下為官，所以在網羅黨羽時候，成了他們注意的對象。他們通過各種方法拉攏范曄，劉義康也因宣城之貶向他頻致歉意。最初，范曄不同意參與，對方用朝廷拒絕聯姻一事相激。考慮到自己的處境，范曄終於參加進來。他們商定次年九月起事，劉義康的黨羽孔熙先兄弟倆事先寫好檄文，並要范曄以劉義康的名義起草政變宣言。由於種種原因，政變未能如期舉行。這年十一月，劉義康的一個黨徒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並聲稱范曄是政變的主謀。於是，范曄被捕，於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公元466年1月）慘遭殺害，時年四十八歲。范曄在臨刑前，仍然堅持自己的無神論主張，對那些相信佛教並對他投石下井的同僚進行了不妥協的抗爭。他說：“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 范縝獄中，范曄寫了一篇《與諸甥侄書》，總結了他對文學、史學、音樂、書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將告別人世之際，他希望將來能有個知音，理解《後漢書》的價值。他對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史學著作十分自負，認為它們“精意深旨”，是從古至今沒有過的“體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諸序與論贊，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漢書》相比，毫無愧感。他說，世人多貴古賤今，所以他才“稱情狂言”，以期引起人們對《後漢書》的重視。范曄的自誇雖然有些過分，但他的著作也確實有超人之處。劉昭說：“范曄後漢，誠跨眾氏”（《後漢書注補志序》），劉知幾也說：“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參見《史通》的《書事篇》和《補註篇》）。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在范曄著書之前記述東漢一代歷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餘卷。然范書一出，諸家《後漢書》則日漸消沉，逐漸散佚。後來除晉人袁宏的《後漢紀》保存下來以外，其餘都已不存。這說明範書殺青雖晚，卻後來居上。 《後漢書》的紀傳部分為唐高宗太子李賢所注。司馬彪的志，注者是南朝梁人劉昭。劉昭的注原包括全部范書及司馬志，李賢的注即是以此為基礎，參照其他各書增刪而成的。李賢以志非范書，故不注，劉注作為補闕才與李注一併流傳下來了。清人注釋《後漢書》的著作很多，其中以惠棟的《補註》為最好。後來王先謙採集眾注合成《集解》一書，更為後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後漢書》外，范曄的遺著尚有集十五卷，錄一卷，《和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俱見《隋書·經籍志》）。據《舊唐志》記載，范曄還著有《百官階次》一卷。上述各書，今皆不存。今存者有《雙鶴詩序》一篇，見《藝文類聚》卷90；《樂游應詔詩》一首，見《文選》卷2。
范曄被處決時，其子范藹、范遙、范叔蔞同時遇害。後人中只有范藹子范魯連，因其母為公主之女，得全性命。其侄孫范縝、范雲有名於齊、梁之世。范縝繼承與完善了范曄的無神論的思想，范曄生前一直未能完成的無鬼論，則為范縝所著的神滅論——這部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劃時代的唯物主義論文——填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