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老城廣場的自鳴鐘
自鳴鐘是布拉格老城廣場上最具特色的古建築之一，建於十六世紀。鍾由三部分組成，即：聖徒雕像、鐘盤、年曆。每到正點時，象徵時光消逝的小鬼首先拉響鈴鐺並不斷點頭，而土耳其人則不斷搖頭，象徵始終不願投降。鍾右側有兩個寓意虛度時光的人物塑像，不斷搖頭，象徵未享盡人間富貴，不願離開人世。同時鐘上部的十二個聖徒在打開的天窗後相繼出現。當最後一個聖徒走過並把天窗關上時，天窗上面的金雞扇動兩翼後鳴啼，宣告報時結束。鐘的中間部分為鐘盤，根據中世紀地球為宇宙中心論製作，標明太陽和月球的運動。鐘的最下部分是12個鑲有圓框的組畫，描寫一年十二個月農村耕作的情景。年曆兩側還裝飾佩有寶劍、短杖和盾牌的天使和三個象徵公正掌管城市的市民。這一具有獨特藝術風格的自鳴鐘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機械時鐘自鳴鐘
自鳴鐘，機械時鐘。因能自動報時，故名。公元1580年（明朝），西方傳教士羅明堅將自鳴鐘傳入中國。公元1600年（明末），吉坦然制“通天塔”（自鳴鐘）萬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兩位耶穌會會士羅明堅 （Michaele Ruggieri 1543 - 1607）與巴范濟 (Francisco Pasio 1554 - 1612) 在一次與廣東總督會面的珍貴機會中，送上了一座中國人聞所未聞的西洋自鳴鐘作禮物，換取了他們在肇慶長達四、五個月的特殊居留恩許，為隨後而來的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 -1610）等天主教傳教士於明末的活動創造了條件。利氏在一五八二年到達澳門，後幾經波折於一六零一年來到北京。在他呈給萬曆皇帝的獻禮中，就包括了兩件自鳴鐘。從此，莊嚴雄偉的中國宮殿內開始響起了嘀嗒嘀嗒的清脆節奏。
康熙是位好學開明的皇帝，他對西方科學技術抱有極大的熱忱，於歐洲自鳴鐘亦顯得十分喜愛。他曾寫了一首《詠自鳴鐘》詩：“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輪行隨刻轉，表指按分移。絛幘休催曉，金鐘預報時。清晨勤政務，數問奏章遲。”由此看出，自鳴鐘已是這位勤政君主安排生活及工作秩序的必需之物。康熙皇帝還在養心殿造辦處增設了修理及製造自鳴鐘的作坊，從此由中國宮廷到民間，機械鐘錶的流行和製造逐漸展開。
在乾隆朝，自鳴鐘與銅壺滴漏均刊於《皇朝禮器圖式》，被共置於交泰殿，但是《清稗類鈔》 記載：“交泰殿大鐘，宮中鹹以為準。殿三間，東間設刻漏，一座幾滿，日運水斛許，貯其中。 乾隆以後，久廢不用。”說明用以計量時間的是自鳴鐘，兼具觀賞價值。
乾隆時期生活富裕。皇帝熱衷於身邊的書畫遊樂與各類玩物之中，飄洋過海遠道而來的西洋鐘錶已由原來的先進科學實踐與天道正統象徵內涵轉變為閒逸消遣的高級玩具及奢侈觀賞擺設。此一時期除了大量進口歐洲豪華精美，活動靈巧的鐘表之外，在皇帝的旨意下，宮廷之內的歐洲及中國鐘錶技師更挖空心思，製作出大量供玩賞的各式動態新奇時鐘，並配合黃金、玉、漆、象牙、寶石、紫檀等貴重物料的運用，務求使每件自鳴鐘能達到金碧輝煌、器宇不凡的高度裝飾效果。
紫禁城裡的自鳴鐘
1601年，中華帝國還未顯現頹勢，西方的工業革命也尚未發生。“大部分歐洲貨物或是不能引起亞洲人民的興趣，或是無法與同類的亞洲貨競爭。”（Carlo M. Cipolla語，轉引自《明清之際自鳴鐘在江南地區的傳播與生產》），機械鐘錶是例外。這一年二月，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帶著兩座自鳴鐘進入了紫禁城，確切地說是自鳴鐘進了紫禁城，利瑪竇作為調鐘的技師得到了萬曆皇帝認可，獲準在宣武門外建教堂傳教。利氏首批貢獻的兩件自鳴鐘，一件是樓式的，其高度超過了宮中的所有內殿。它因此被安置在一個需要珍寶而非鐘錶的地方——御花園，並得到了一座特製的價值1300兩白銀的鑲嵌雞冠石和黃金的鍾亭。另一件大概屬於台式，體積小巧，外罩木框，鑲有鍍金雕龍，指針是鷹嘴狀的，每一刻鐘便要鳴叫一次。“皇帝一直把這個小鍾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歡看它，並聽它鳴時。”（引自《故宮鐘錶》郭福祥）
後一種寵愛方式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北京人對鳴蟲的“不只聽叫，且喜其形”的愛來。實際上，在自鳴鐘進入的初期，國人的關注點也確實集中在精美外觀、好聽的鳴時聲和複雜的附帶活動部件方面——如活動人物，可以開閉的花朵等。
馮時可說自鳴鐘：“西人利瑪竇有自鳴鐘，僅如小香盒，精金為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篷窗續錄》）。顧起元似已初步掌握了自鳴鐘的工作原理：“以鐵為之，絲繩交絡，懸於 ,輪轉上下，戛戛不停，應時擊鐘有聲。”（《客座贅語》）在到達北京之前，利氏在南京停留，並舉行鐘錶展，當時在江南任職的馮時可和顧起元因此接觸到了自鳴鐘。通過咬文嚼字，我們可以找出更多類似的線索——明清時期，中國人將西洋鐘錶統稱為“自鳴鐘”，在明代辭彙中，“鍾”屬於樂器範疇，能代表計時器的漢字是“漏”。
15分的日誤差
在此，似乎有必要介紹一下明代的本土計時裝置。自鳴鐘來華時，在北京及全國流行的本土計時裝置包括以日冕為代表的太陽鍾、以漏刻為代表的水鍾和以香漏為代表的火鍾。下面的表格可以簡要說明這些裝置的特點。自鳴鐘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一開始就很準。按照《中國近代機械計時器的早期發展》（戴念祖）的說法，明朝階段，耶穌會帶入中國的自鳴鐘是中世紀重錘驅動鐘的改良品種，日誤差15分鐘以上。從1658年開始（清順治十五年）傳入中國的鐘表可能為誤差較小的惠更斯型，1681年（康熙二十年）前後，帶擒縱器和發條（或遊絲）的準點鐘錶才在中華帝國現身。也就是說，在康熙時代，相對於日誤差在1分鐘到20秒之間的漏刻，自鳴鐘才具有了精準度上的優勢。
50兩和3文錢
相對於本土的傳統計時器，自鳴鐘最大的劣勢顯然是價格，徐光啟的《新法算書》註明17世紀上半葉的自鳴鐘價格，“中樣者每架價銀五十兩，大者及小而精工者價值甚多。”由於對外貿易的增加和本土造鐘業的發展，這個價格在清代或許有所下降，但仍然和最便宜的計時器——香漏處在不同的數量級上，後者“一盤香可用二十四小時，所費不過三文”（《中國科技術史》）。”當然，價格從未影響到皇室的藏鍾熱情—— 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的海關文獻記載，當年由粵海關進口大小自鳴鐘、時辰表、嵌表鼻煙壺共1025件。“乾隆皇帝對鐘錶表現得更為熱情，因為他下令每年訂購價值高達3萬兩到6萬兩(12，000-25, 000英鎊)的頂級鐘錶。這樣，到18世紀中葉，東印度公司每年從倫敦購買價值2萬英鎊或更多的鐘錶帶往廣州。”（《A Seller of “Sing Songs”:A Chapter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and Macao》 J.M.Braga）
根據清宮《陳設檔》的記載，乾隆時期，紫禁城內僅寧壽宮的東暖閣一處就陳設了16件鐘表。交泰殿上造於1745年（乾隆十年）漏刻形同虛設，“鐘錶盛行，欽天監員生之前往值班者，多視為具文。”（《中國漏刻史話》華同旭）直到19世紀上半葉，自鳴鐘的使用範圍仍然囿於宮廷和政府工作人員。自鳴鐘對於北京市民生活的影響實際上是觀念上——分秒時的西方計時體系。
分·秒·時下的市民生活
《欽定大清會典·卷八十一》用西方計時系統解釋了傳統的計時系統：“凡侯時，皆準以晝夜。周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五分。分六十秒。”《大清會典》初修於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雍正、乾隆、嘉慶和光緒曾4次重修。也就是說，最遲從光緒年間開始，北京就同時使用兩套計時系統，本土的時辰、刻和西方的分秒時。北京城的暮鼓晨鐘仍然要按傳統的更籌計時法敲響——規定日出前的二刻半為旦，日落後二刻半為昏，自昏至旦的時段為夜刻……夜刻都被平分為五更，每更又分做五籌。
但1884年的北京電報局按照 “每日早七點鐘，開至晚十點鐘” 營業；1899年，火車在馬家堡站的開車時間是精確到分、決不等人的；1904年的京師丹鳳火柴有限公司以小時來計算工人的工作時間；1927年的北平廣播電台，每晚八點一刻都要提醒全市居民將鐘錶校準到北平市政府標準時間。
1920年，帶鐘的建築——京華印書局大樓落成，位置在今天的虎坊橋路口西北角。1922年，四面鐘出現在北緯路西，這座每面都有鐘的歐式三層建築是南城遊樂園的標誌兼最高點（四面鐘於解放後被拆，現在北緯路西的鐘塔是2005年原址重建的）。
至於普通市民購買自鳴鐘，似乎是民國後的事情。1927年，一塊金表的價格大概為16塊多，而鍍金的銅表“再賣不值一元。”（《晨報》1927年8月8日）。據說前門大柵欄一帶，鐘錶修理店的數量已經有400家之多——有些店裡會懸掛一幅黑袍人的畫像，將自鳴鐘帶進北京的利瑪竇成了鐘錶店的祖師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