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體共分三層。上部為銅鎏金琺瑯嵌料石大吉葫蘆造型，中部為水法柱，下部及為表身主體，近似方形。錶盤四周鑲嵌各色料石，指針鏤空勾勒成歐式教堂塔尖的樣式。錶盤上方開光內設“胡人獻寶”。這是一件“活動”的藝術品：伴隨著打點時優雅的音樂，幾個身著歐洲服飾的小人在油漆彩畫的布景箱內飛快跑動；雕刻精細的銅鎏金花葉式柱內，水法景觀緩緩轉動，猶如一簾瀑布；而大吉葫蘆腹部中間的一朵大轉花、周圍十朵小轉花以及頂部的鳳梨花，也在樂曲中悠然鏇轉，令人目不暇接。整個銅鎏金框架布滿渦捲毛莨葉雕飾，底部四足上均有渦卷葉飾紋樣與上部呼應。鍾側立柱雕刻精美，深及三寸，繁複的蕃花和葡萄圖案與簡潔的中國柱式相去甚遠，應為迎合乾隆繁複新奇的審美偏好。
來源：美國亞伯馬爾豪邸（Albemarle House）
帕特麗夏・克魯吉（Patricia Kluge）舊藏
競投本件拍品，請與本公司有關業務人員聯繫提前辦理特殊競投號牌。
關於“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鍾”
郭福祥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研究員
近年來西方為迎合中國審美和心理而生產的中國市場鐘錶以及清代中國自己製造的鐘表作品引起了收藏界的特別關注。這些鐘錶所蘊含的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等方面的巨大歷史價值得以凸顯，進而影響到收藏界對此類收藏品的熱情和興趣。此後，陸續有一些這類鐘錶現身拍場，此件乾隆時期的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鍾可以說是其中的精品。由於鐘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性，談到此類鐘錶的鑑賞和識別，就不可避免地要對其所涉及的宏大歷史背景有所交待。這裡將中西鐘錶交流的歷史脈絡、中國鐘錶製作的演進以及此件鐘表的特點等略作鉤沉，希望能夠有助於比較全面地了解和認識此鐘的價值。
一、鐘錶打開中國大門
明清間蔚為壯觀的中西文化交流大潮的湧現正是以宗教文化為先導，由耶穌會傳教士的科技傳教的策略促成的。但實際上，早期傳教士進入中國的歷程卻充滿了坎坷。耶穌會東方傳教的先驅沙勿略（Francis Xavier）一直尋找機會進入中國，他曾幾次往返於南中國海，但最終壯志未酬，於1552年客死在中國大陸近海的上川島。1553年葡人入居澳門，十年後首批耶穌會傳教士抵達此地，但仍無法進入中國內地。如何打開中國的大門，確實令傳教士們大傷腦筋。
1577年，耶穌會東方視察員范禮安神父（Vallignano）來到澳門，他認為中國是一個獨特的東方國家，在中國傳教可能使用的方法，應該有別於基督教歷史上所使用過的傳教方法。只有用中國的方式才能進入中國，即只有傳教士自己先“中國化”，才能最終使中國基督化。范禮安的這一“中國化”傳教策略得到了後來開拓中國傳教事業的羅明堅（Ruggerius）和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人的貫徹和執行。
所謂的“中國化”策略，一方面是努力學習漢語，以期能和中國人進行語言交流。另一方面則是利用他們的科技知識和人文修養引起中國人的注意，甚至將從西方帶來的“奇器”作為禮物送給官紳，以博取他們的歡心。鐘錶就是作為傳教士禮品中最重要的品種逐步走進了中國人的視野，早期傳教士為了能夠進入中國而利用鐘錶打通關節的一系列活動甚至可以用“鐘錶外交”來概括。
鐘錶這種當時遠東各國見所未見的東西，其奇思巧制對人們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傳教士們在接觸中發現中國人對鐘錶等西洋奇器同樣充滿好奇和興趣。1580年，羅明堅在寫給耶穌會總部的信中就有過這樣明確而具體的要求：“希望教皇賜贈的物品中最為緊要的是裝飾精美的大時鐘。那種可以報時，音響洪亮擺放在宮廷中的需一架。此外還需要另一種，我從羅馬起程那年，奧爾希尼樞密卿（Card. Fulvio Orsini）呈獻教皇的那種可套在環里，放在掌中的，也可報時打刻的小鍾，或類似的亦可。”羅明堅要這些鐘錶乾什麼呢？很明顯是用來送禮的。而且鐘錶在傳教士與中國人交往中的作用很快就顯現了出來。也就是在這一年，羅明堅終於有了一個可利用的機會，跟隨葡萄牙商人到廣州進行貿易。在為期三個月的交易當中，羅明堅依靠掌握的有限的漢語，與中國官員和文人廣泛接觸，通過贈送西洋物品，贏得了他們的好感。據他講：其中“有一位武官和我特別親近，並且極願意領我到朝廷去，我們認識的動機是由於一架我送給他的鐘表的介紹。”
1582年，在傳教士眼中“賢明而好財”的兩廣總督陳瑞以了解澳門情況為藉口，讓當時管理澳門商人的主要責任者――澳門的主教和市長到當時總督府所在地肇慶去接受訓示。為了使陳瑞不干涉貿易活動，並進一步允許傳教士在大陸上建立一個永久居留地，澳門當局派出了會講漢語的羅明堅代表主教，檢查官帕涅拉（Mattia Penella）代表市長，攜帶價值千金的在中國稀罕的物品來到肇慶。恰巧此時，根據羅明堅的請求，利瑪竇奉命攜帶著從印度教區主教神父那裡得到的自鳴鐘來到澳門。於是羅明堅就把它也作為禮物送給了陳瑞。陳瑞一聽說到鐘錶，立時就變得異常興奮，當然對羅明堅等人的肇慶之行也異常關照。當去掉包裝擰緊發條後，時鐘開始走動。聽著時鐘的聲音，陳瑞非常喜歡，遂安排他們在天寧寺中住下。
儘管不久以後由於陳瑞的離職，傳教士在內地建屋居住之事又幾起幾落，反反覆覆，但最終經過羅明堅和利瑪竇的傾力周鏇，肇慶知府王泮終於許可為傳教士提供一塊土地。當然，這位知府對鐘錶也同樣感興趣，聽說澳門能製造鐘錶，就要求傳教士給他定做一個，並答應給以善價。
1583年9月，羅明堅和利瑪竇在肇慶城外崇禧塔附近建造了一處教堂，成為傳教士在內地的第一個立足之地。這是一座西方式的建築。為了引起人們的注意，利瑪竇特意在室內陳列了歐式用品。正面牆上還掛上鐘錶，這隻鐘錶就象一個活物自走自鳴，自然而然受到了人們的珍視。當地人士紛紛前來觀賞，轟動一時。正因為如此，當得知傳教士成功進入中國內地，耶穌會會長阿瓜維瓦（Caudio Aquaviva）送給中國教團的援助物品中，鐘錶成了主要的東西。“他還送去一些對傳教工作非常有用的禮物，其中一幅為羅馬著名藝術家繪製的基督畫像，四件製作精緻、樣式美觀的計時器。三件是表，可用帶子系在項上，所以很容易看得見這些精巧的機械作品。第四件要大些，是擺在桌上的一座鐘。它比表更貴重，因為它結構複雜，沒有擺錘，也因為它不僅準確擊時，還在每一刻鐘和半個鐘點響三下。這隻鍾成為整箇中國議論和羨慕的對象，托上帝之福，它注定要產生迄今仍然是很明顯的效果。”
正是通過鐘錶等西洋奇物的贈送和演示，西洋傳教士在中國人心目中贏得了一席之地。有了這樣一個有利條件，傳教士便非常容易地與中國人進行更深一層的精神交流，打動他們的心靈，為傳教之路開啟一扇方便之門。
二、進入宮廷的敲門磚
對於傳教士來說，只獲得地方官員和一般民眾的認同對整個傳教事業是遠遠不夠的。在極度集權的中國，要想使基督信仰在全國範圍內立足，必須與最高統治者皇帝進行接觸，並力促其接受這種信仰，至少可以通過他的權威為傳教事業打開一路綠燈。這一點在早期到中國的傳教士中間是具有共識的。他們認為中國“官吏彼此之間百般依順，奴顏婢膝，下級對上級敬畏之至，大官又對聖裁敬畏之至。因此，假若不溯至皇上那個根子，從他那裡著手，大門就永遠不可能向神聖福音打開。”正因為如此，一旦他們踏上中國的土地，就會進一步把目標鎖定在皇帝身上，為此他們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有意思的是，在傳教士們敲開皇宮大門這一關鍵步驟中，仍然是鐘錶發揮了巨大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
實際上，當羅明堅把自鳴鐘送給兩廣總督陳瑞時，就想像著陳瑞會把得到的自鳴鐘轉呈給皇帝，但好財的陳瑞並沒有這樣做，羅明堅只得另想辦法。從1584年開始，羅明堅便著手準備送給皇帝的貢品。他再次寫信給耶穌會會長阿瓜維瓦，希望他速覓一架鐘表送過來。同時中國傳教團也盡力蒐集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的所有物品，菲律賓主教也送來了一架鐘表作為援助。最終，進入北京的計畫是由利瑪竇完成的。
1600年5月，利氏帶著龐迪我神父（Didace de Pantoja）以“進貢”的名義北上奔赴北京，當抵達臨清時遇見了稅監馬堂。聽說利瑪竇要給皇帝獻禮，馬堂立刻插手，說願意引其去見皇帝。之後，馬堂曾兩次上書萬曆帝匯報情況，介紹貢品名目，但沒有引起萬曆帝的注意。過了一段時間，萬曆帝才突然想起奏疏上所講的自鳴鐘，便問左右：“那座鐘在哪裡？我說那座自鳴鐘在哪裡？就是他們在上疏里所說的外國人帶給我的那個鐘。”很快，利瑪竇的四十多件貢品被送到皇宮中，擺在萬曆帝面前。
在利瑪竇所進的貢品中，最令萬曆帝感興趣的就是自鳴鐘，計有大小兩座。據參與此次朝貢的龐迪我神父記載，這兩件鐘表“一座大鐵表，裝在一精工雕刻，飾有許多金龍的大盒內；另外一座小的也很漂亮，一掌高，完全鍍金，是我們的國家製造的極品，是我們的總會長專門為此目的送來的。它也裝在一個鍍金的盒內。兩隻鐘錶上沒有刻我們的文字，用的是漢字，鐘盤外有一隻手指示時間。”這與當時中國人的記載正相一致。
來自於西方的鐘表的聲音與時間的神秘吻合，在明朝宮廷引起了巨大的震動。當萬曆帝第一次看見那座較大的鐘時，鍾還沒有調好，到時不響。於是他欽定欽天監的4名太監去跟利瑪竇學習鐘錶技術，並讓他們三天內將大鐘修好。在以後的三天裡，利瑪竇不分晝夜地給太監們解釋自鳴鐘的原理和使用方法，想方設法造出當時漢語裡還沒有的詞語使太監們很容易地理解他的講解。三天后鍾再一次放到萬曆帝面前，看著指針的走動，聽著“嘀嗒”的聲音，萬曆帝非常高興。
至於那座鍍金的小自鳴鐘，萬曆帝更是隨時把玩，從不離身。“皇帝一直把這個小鍾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歡看它並聽它鳴時。”為了使其正常運轉，萬曆特意從向利瑪竇學習鐘錶技術的4名太監中抽出兩名，專門負責給這座小自鳴鐘上發條，這兩個人成了皇宮裡很重要的人物。據說，皇太后聽說有人給皇上一架自鳴鐘，就叫太監從皇帝那裡要來看看。萬曆想，要是她喜歡，到時候留下了不還，那可怎么辦呢？這種事情是無法拒絕的。於是他把管鐘的太監找來，要他把管報時的發條鬆開，使它不能發聲，然後才給皇太后送過去。皇太后玩了幾天，見不能自鳴報時，才把它送了回去。
這兩架自鳴鐘是中國皇宮擁有的最早的近代機械鐘錶。以後利瑪竇又向明朝皇帝進獻過自鳴鐘。從那個時候起，把玩品味造型各異的自鳴鐘表成為中國帝王的一種新時尚，稱它為西方傳教士打開中國宮廷的敲門磚，是一點也不過分的。這兩架自鳴鐘就是以後皇宮收藏和使用自鳴鐘的源頭。
利瑪竇等以養護皇帝的鐘表為契機，實現了留居北京的目標，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大轉折。由於精通鐘錶技術，利瑪竇成為隨時進宮保養貢品，講解鐘錶知識的“御用鐘錶匠”，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南方利瑪竇被尊為鐘錶匠的祖師爺，受到鐘錶從業者的膜拜。而他帶來的自鳴鐘，也開啟了中國宮廷製作、使用和收藏鐘錶的先河。
三、廣州與清宮的鐘表收藏
自從利瑪竇用鐘錶打開中國皇宮緊閉的宮門，三百年間，中國宮廷對鐘錶搜求收藏的熱情就一直沒有衰退過。此種情形之下，大量精美的鐘表源源不斷地進到皇宮中，使皇宮及皇家園囿成為鐘錶最集中的典藏地，皇帝成為擁有鐘錶最多的收藏者。
每到重大節日或帝後的壽辰，各地官員都要進表納貢以示祝賀，清代宮中的鐘表有許多就是通過這種途徑獲得的。清代向皇帝進貢鐘錶者主要是廣東、福建各省官員。兩省均為清代重要的對外貿易視窗，經過貿易獲得的西洋物品如鐘錶、儀器、玩具等不時送往北京，進獻皇帝。同時，南方各地尤其是廣東對西洋物品的仿製越來越多，其中的精品也被地方官員用做貢品。鐘錶的情形便是如此。清代檔案對此記載頗多，如：福建巡撫常賚、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保、粵海關監督蘇楞額等都經常向皇帝進獻鐘錶。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初二日，原粵海關監督德魁之子海存，將家中現存預備呈進的自鳴鐘等項共一百零五件，恭進給乾隆，被全部留用，其中鐘錶就多達32件。像這樣進貢的鐘表，乾隆時期幾乎每年都有許多批，數量十分驚人。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兩廣總督、粵海關監督等累計進貢鐘錶就達130件。
皇帝們對進貢的鐘表要求非常嚴格，尤其是乾隆皇帝，對於所進適合其口味，款樣形式俱佳的鐘表，總是來者不拒，有進必收。否則就會受到嚴厲申飭，如“李質穎辦進年貢內洋水法自行人物四面樂鍾一對，樣款形式俱不好。兼之齒輪又兼四等，著傳與粵海關監督，嗣後辦進洋鍾或大或小俱要好樣款，似此等粗糙洋鐘不必呈進。”此種情況之下，各地官員肯定會把最好的鐘表進獻給皇帝，以博取其歡欣。
清代的宮中用物，由各地採辦者占很大比例，鐘錶亦不例外。宮中鐘錶另一個重要來源就是由內府設在各地的採辦機構採購的。和進貢的鐘表一樣，廣州仍然是中西鐘錶貿易的最為重要的通道。這與清前期逐步形成的廣州一口貿易管理體制即廣州制度有密切關係。
廣州制度由粵海關和十三行構成。粵海關主要管理廣東沿海等處的貿易及稅務，設有海關監督，全稱為“欽命督理廣東沿海等處貿易稅務戶部分司”，統轄海關全部事務。充任關督的多是包衣出身的內務府滿員，因為包衣身屬內務府上三旗，而上三旗直屬皇帝管轄，所以監督也就是“皇帝的直接代表”。它由皇帝簡派，“徵收課稅及凡應行事宜，不必聽督撫節制”，權力很大。由於海關監督是公認的肥缺，故任職期限最多三年。三年之中，要不斷向皇帝報效，以貢品形式進呈皇帝，據估計“海關監督在任內每年經常送給北京的禮物，價值不下一百萬兩。”成為皇帝聚斂財富的重要渠道。十三行最初稱為“洋貨行”，其行商源於從事海洋貿易的海商被官府指定成為官商，專門經營對外進出口貿易。其主要職責是承擔進出口貿易的實施和關稅繳納，充當外商與官府大憲的中介，從而成為中國人與西方商人交涉往來的實際執行者。但他們並不擁有相應的政治權力，其行為受到官府的限制，經濟受到官府的盤剝，沉重的負擔經常使他們處於破產的邊緣。替官府採購貢品和官用物件是行商們的一大負擔。廣東督撫、海關監督每年呈進貢品，俱令行商代為墊買，這些官物、貢品的、“官價”遠遠低於市價，其差額需行商墊賠。更有甚者，這些貢品和官用物件“每需一件，關憲與內司、地方官向各行索取十件”。十九世紀初，“每年各行收買鐘錶費用動輒需數十萬元，行商支出困難”。這些行商成為官用物品的穩定的供貨源，進入宮中的鐘表就是通過他們向西洋商人購買的。
實際上，除作為貢品的鐘表之外，地方大臣為宮中購買的西洋鐘錶都是在皇帝直接授意下進行的。一般由皇帝提出初步意向，相關衙門將其行文給廣東督撫或粵海關監督，再由廣東督撫或粵海關監督傳達給行商。行商根據要求，向西洋商人洽談購買或定做事宜。購買的鐘表多了，便引起了西方鐘錶商人的注意，於是他們有的便在廣州開設工廠和店鋪，經營鐘錶貿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國倫敦的詹姆斯・考克斯父子。他們十八世紀後期在廣州的打簧貨貿易十分出色，許多精品都被皇宮收藏。這些都深深地影響了廣州地區的鐘表製作，使其成為中國鐘錶製作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
四、廣州的鐘表製作與清宮收藏
廣州是中國最早接觸自鳴鐘的地方。明末清初，歐洲傳教士把自鳴鐘帶到廣州，並用其疏通官府，拉攏討好中國官員，引起了人們對自鳴鐘的興趣。此外，康熙中期下令開海禁，在東南沿海設海關，監督和管理進出口貿易，廣州是當時中西方貿易的中心，由外國進口的西洋鍾大量在廣州集散。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廣州開始出現鐘錶製造業，到乾隆時期已經具備相當規模，成為我國生產自鳴鐘的重要基地。在清代，廣鍾一直是廣東地方官員向皇帝進貢的物品之一。
乾隆時編纂的《廣州府志》在談到廣州的鐘表生產時說：“自鳴鐘本出西洋，以索轉機，機激則鳴，晝夜十二時皆然。按：廣人亦能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由於早期的廣鍾多為仿製西洋的東西，質量不是太好，故乾隆十四年（1749）皇帝傳諭粵海關監督，要求進貢質量好的洋鐘錶。粵海關只好花高價購買進口鐘表進貢，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早期廣州制鐘的情況。經過幾十年的學習和技術積累，乾隆中期以後廣鐘的質量有了質的飛躍。無論是鍾殼還是機芯，都可與西洋鐘錶相媲美。廣東地方官員又開始將其作為貢品獻給皇帝。延至嘉慶時期（1796-1820），廣東粵海關每年都要向宮中進獻幾件廣鍾，使清宮成為廣州鐘錶最集中的典藏地。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水平較高的廣鍾基本上都被皇宮所收藏
由於廣州鐘錶大多是為皇宮生產的進貢品，從創意到設計都必須新穎、奇特，又要符合帝王們的心理，故而在製作時可謂精益求精，件件都是難得的精品。從清宮現存的廣鍾藏品來看，廣州鐘錶具有非常濃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其整體外型多為房屋、亭、台、樓、閣等建築造型，或者做成葫蘆、盆、瓶等具有吉祥含義的器物形狀，以象徵“天下太平”。內部機械結構也相當複雜，除了通常歐洲鐘錶所具備的走時、報時、奏樂系統外，還有各種變幻多樣的玩意裝置。這些玩意或者以文字對聯形式表達祝願，由人持握展開，如“福壽齊天”、“萬壽無疆”、“時和世泰”、“人壽年豐”等；或者以特定的景物搭配，使其具有吉祥祝福的意義。如以三羊寓意“三陽開泰”，以靈芝、仙鶴、鹿、佛手寓意“福祿長壽”等，這些都是中國所特有的。廣州鐘錶還有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即其表面多是色彩鮮艷的各色琺瑯。這種琺瑯又稱廣琺瑯，是廣州工匠在西洋透明琺瑯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文化元素髮展起來的，其鮮艷透明，有黃、綠、藍等顏色，琺瑯上的裝飾花紋細密繁褥，層層疊燒，很有規律，是其它地方的鐘表所不具備的。這些特點在此件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鐘上也得到充分體現。
五、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鍾評議
前面對中西鐘錶文化交流、清代廣州鐘錶貿易與清宮鐘錶收藏、廣州鐘錶製作的歷史等進行了簡要介紹。根據這些材料，可以對清代廣州鐘錶的遺存給以比較準確的定位和理解。那么，具體到此件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鍾，到底有哪些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東西呢？我們認為這件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鍾無論是藝術造詣還是技術水準都體現了乾隆時期廣州鐘錶的水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此鍾之造型設計和裝飾顯示出廣州鐘錶融合中西的典型風格。如前所述，廣州作為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前沿，是中國最早接觸鐘錶的地方，也是中國鐘錶製作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條件，成為宮廷御用鐘錶的重要生產基地。清代廣州鐘錶中的精品絕大部分都被宮廷和達官貴人所收藏，這些高級別的廣州鐘錶，往往極為華美奇巧，顯示出精緻細膩中西兼容的獨特之處。不僅外觀融合了中西工藝的不同元素，而且連機芯也盡力迎合國人對西洋奇器的崇好心理，在機芯的後夾板上往往仿刻西洋字母或鏨刻洋式花紋，有的乾脆就用西洋機芯。而此件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鍾中部四角支柱用鑄銅製作，滿雕花卉，左右兩側面鑲嵌銅雕貝殼形飾件和精微細膩的花葉飾帶，呈嚴整的對稱布局，下面四腳轉折奇曲，自然流暢，通體鍍金，紋飾形態呈現出濃郁的西洋風格。而上部的葫蘆又屬於純粹的中國傳統造型，葫蘆上半部分前面鑲嵌料石“大吉”二字，尤其是葫蘆中間的帶飾形態與故宮收藏的乾隆時期的同類作品十分相似。機芯上鏨刻的洋式花紋亦十分地道。中西兩種不同的藝術風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正是廣州鐘錶顯示出的獨特之處。
其次，此鍾各種機械變動裝置的組合聯動顯示出廣州鐘錶極具觀賞性的特點。高級別的廣州鐘錶往往不局限於單純的計時功能，各種機械變動裝置在廣鐘上廣泛使用，形成變換文字、音樂鳥、活動人偶、水法、行船、轉花、滾球等複雜的演示功能，令人眼花繚亂，成為高級別廣州鐘錶的又一大特色。而且這些奇妙的變動裝置往往成為最令人矚目的部分，尤其是乾隆時期，在乾隆皇帝的關注之下，這種複雜的變動裝置鐘錶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一件鐘表中，往往有多個不同形態的裝置聯動。而此件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鐘的鐘盤上面布景箱用油漆彩畫出房舍庭院、小橋流水、老樹花藤，一派田園風光，內層用橫置轉動的玻璃柱做成流水之形態，與漆畫畫面相映襯，一動一靜，相應成趣。中部中間部分由緊密直立的玻璃柱組成水法景觀，隨著玻璃柱的轉動，猶如一簾瀑布飛瀉而下，水瀑四面由雕刻精細的銅鎏金花葉式柱支撐，遮掩，花柱和水瀑虛實相間，宛若天成。上部的大吉葫蘆腹部中間為一朵大轉花，周圍圍繞著十朵小轉花，這些轉花轉動起來宛如一個個轉動的彩色皮球，令人眼花繚亂，故有“皮球花”之稱。同時頂部的鳳梨花也轉動。以上這些變動裝置的演示方式和清宮收藏的乾隆時期的廣州鐘錶有異曲同工之處，具有極強的觀賞性，這也是廣州鐘錶廣受清代達官貴人乃至皇室青睞的原因之一。
再次，此鍾多種工藝的完美結合顯示出廣州豐富多樣、發達精湛的傳統工藝技術優勢。比如清代廣州盛行一時的透明琺瑯，色彩艷麗，製作精細，只有在廣州製造的鐘表精品上大量鑲嵌使用，成為廣州鐘錶的一大特色。又比如在廣州鐘錶的鐘盤邊緣、琺瑯周圍、造型邊緣線等處往往用各色料石鑲嵌出輪廓線，增加鍾體的色彩，美觀實用。再如為了迎合國人對西洋奇器的崇好心理，廣州鐘錶匠師往往在其作品的機芯上仿刻西洋字母或鏨刻洋式花紋，在外表的某些局部採用西洋裝飾造型等等。多種工藝集於一身，這是由鐘錶本身的特殊性決定的。而此件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鐘上部葫蘆腹部轉花的底襯板和葫蘆中間的帶飾採用的透明琺瑯工藝，鐘盤邊緣、鐘盤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蘆邊緣以及頂部的鳳梨花採用的料石鑲嵌工藝，鐘體四周採用的雕刻精細具有濃郁西洋風格的金屬雕刻工藝，都是典型的乾隆時期廣州鐘錶所通常採用的工藝。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此件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鍾所呈現出的中西交融的有趣現象與清代中西鐘錶文化交流、中國鐘錶製作的歷史情況正相一致，反映出當時尤其是乾隆時期真實的歷史面貌。儘管有的地方經過後世收藏家的清洗和整理，但此恢弘壯麗的鐘表搬運和保養極其不易，非貴族權貴之家不可保有，所以其仍不失為考察清代乾隆時期廣州鐘錶製作極好的範本。
巴洛克藝術的創作者們不會想到的是，具有濃郁浪漫主義色彩的藝術形式，會在遙遠的中國為鐘錶匠人們帶來如此豐富的設計靈感。此件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鍾，借鑑了歐洲精良的鐘表工藝，華麗絕倫的外觀融合濃郁的西洋風格和東方的吉祥寓意，並呈現出驚人的和諧統一。上部葫蘆腹部轉花的底襯板和葫蘆中間的帶飾採用的琺瑯鑲嵌工藝，鮮艷透明，有黃、綠、藍等顏色，裝飾花紋細密繁褥，層層疊燒，製作精細。鐘盤邊緣、鐘盤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蘆邊緣以及頂部的鳳梨花又鑲嵌料石，錶盤正中更嵌以飽滿圓形濃綠翡翠，更具東方神韻。鑲嵌鮮艷對比的彩色寶石和具有濃郁西洋風格的金屬雕刻工藝，都是典型的乾隆時期廣州鐘錶所通常採用的工藝，更是深得巴洛克藝術綜合設計、奢華裝飾之精髓，通過跳躍的色彩與圖案式的符號突出精雕細琢的豪華觀感，從而營造出凌駕於世俗之上的誇張與精緻。
洋鍾作為乾隆帝的頂級玩具，鐘錶匠師為鐘錶表平添出許多妙趣橫生的附加功能，充分滿足了當時皇室貴胄的獵奇心理，變換文字、音樂鳥、活動人偶、水法、行船、轉花、滾球等複雜的演示功能，令人眼花繚亂，成為高級別鐘錶的又一大特色。在乾隆皇帝的關注之下，這種複雜的變動裝置鐘錶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一件鐘表中，往往有多個不同形態的裝置聯動。此件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鐘的鐘盤上面布景箱用油漆彩畫出房舍庭院、老樹花藤，其間有蠻人獻寶運動裝置，體現乾隆帝身為大國之君的傲慢態度和所謂“使知朕所嘉者遠人向化之誠，若其任土作貢，則中華大地何奇不有”的萬國來朝之意。內層用橫置轉動的玻璃柱做成流水之形態，與漆畫畫面相映襯，一動一靜，相應成趣。中部中間部分由緊密直立的玻璃柱組成水法景觀，隨著玻璃柱的轉動，猶如一簾瀑布飛瀉而下，水瀑四面由雕刻精細的銅鎏金花葉式柱支撐，遮掩，花柱和水瀑虛實相間，宛若天成。上部的大吉葫蘆腹部中間為一朵大轉花，周圍圍繞著十朵小轉花，這些轉花圍繞著恆定的翡翠中心轉動起來，宛如一個個轉動的彩色皮球，令人眼花繚亂，故有“皮球花”之稱。同時頂部的鳳梨花也轉動。運動與變化是巴洛克藝術的靈魂，此鍾借水法、轉花細節的巧妙運用，打破傳統的平靜與克制，體現出蘊藏於表象之下的蓬勃激情。
早在16世紀，巴洛克藝術的創作者們就在思索如何創造出更有立體感、縱深感、層次感的視覺空間，最大限度的體現藝術魅力。此大吉鐘的材質運用有：銅、金、琺瑯、料石、玻璃，銅、金是中國工藝品中較早就被使用的貴重金屬材質，而且銅與金的顏色分別是紅與黃，從而成為象徵皇家奢侈和尊貴的顏色，琺瑯、料石、玻璃則都是西方常用工藝材質，使鍾看起來華麗且具有空間感與立體感。此件大吉鍾通體銅鎏金，滿雕花卉，左右兩側面鑲嵌銅雕貝殼形飾件和精微細膩的花葉飾帶，呈嚴整的對稱布局，下面四腳轉折奇曲，有如“遠瀛觀”正門及正門上方的座鐘形裝飾，有如“海晏堂”屋頂玻璃蕃花葫蘆頂，玫瑰花枝藤蔓纏繞有如龍頭部般的高昂，以及園內多處可見的扇形貝殼、毛茛葉和矩形雕花邊飾圖案，使此鍾所獨具的律動特質與圓明園西洋樓不謀而合，呈現出有如建築般的立體觀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