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起
在 日本的留學生受19世紀 歐洲 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強調“本著內心的要求，從事於文藝活動”，同時吸收1921年－1926年間正風靡於日本的“ 私小說”的創作特點和 現代主義小說的特點，加以創造性的發展，主張再現作家心境的大膽暴露，包括暴露個人私生活中的 靈與肉衝突以及變態性心理，作為向一切舊道德舊禮教挑戰的藝術手段。 郭沫若遭在1920年寫的《鼠災》、《未央》等表現身邊生活的小說，初具“自敘傳”抒情小說的特徵。但“自敘傳”抒情小說作為一股創作潮流還是從 郁達夫1921年出版的小說集《沉淪》開始的。
郁達夫說，“至於我的對於創作的態度，說出來，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覺得‘文學的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一句話，是千真萬確的。”
郁達夫作品，往往都帶有很強的自傳性。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第一人稱，“我”，即使是第三人稱，也仍然是自我的化身。“他”、“於質夫”等都是這樣的。如果，讀一下 郁達夫傳記，郁達夫的經歷，和他小說主人公的經歷大致一致。如《沉淪》中，主人公“他”，出生於富春江上的一個小城，14歲和哥哥到 日本留學。和 郁達夫本身的經歷基本是一致的。
這種自傳性，決定了 郁達夫的基本的敘述內容，就是自我經歷以及和自我關係密切的生活。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瑣事，沒有社會上的轟轟烈烈的大事。所以，創造社這種自敘轉抒情小說，也叫自我小說， 身邊小說。這和 日本私小說的影響，具有密切關係的。
自敘傳小說的抒情性
抒情性就是以情感為主要表現對象，在 郁達夫小說中，情節居於次要的地位，郁達夫不喜歡敘述外部的事件。 郁達夫感興趣的是，內心生活。特別是內心世界中非常個人化的隱秘情感，甚至變態情感。是 靈與肉的衝突。道德與欲望的衝突。《沉淪》就是這樣的內容。
這種 抒情性，事實上就是強調作家主體對於 客體的感受。作家在寫作是時候，不是寫看到了什麼，而是寫感到了什麼。就是外部事物在心靈中的體驗，所引起的感情。那么，這裡就需要對他的自敘傳的文學觀進行更進一步的認識。他的自敘傳，並不是記錄自我外部經歷。而是凸現自我對社會、生活的感受、體驗。在 郁達夫那裡，文學就是心靈的東西，而不應該是所謂的寫實外部世界。
“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描寫，無論你客觀到怎么樣一個地步，若真的純客觀的態度，純客觀的描寫是可能的話，那 藝術家的才氣可以不要，藝術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失了。”
“作家的個性，是無論如何，總須在他的作品裡頭保留著的，作家既有了這一種強的個性，他只要能夠修養，就可以成功一個有力的作家。修養什麼呢？就是他一己的體驗。”
這種 抒情性，就是 浪漫主義文學的一個典型特徵。浪漫主義主張寫內心世界，崇拜自我，靈感。在五四時期，創造社是浪漫主義的，而文學研究會是現實主義的。
寫作手法
自敘傳抒情小說不追求曲折的情節和周致的構思，努力寫出自己個人的情緒流動和心理的變化，仿佛是靠激情、才氣信筆寫去，鬆散、粗糙在所不顧，只求抒情的真切以成感情的結構。其中最常用的手法就是直抒胸臆，即在表現自我主人公所經歷的日常生活情景時，以充滿激烈情緒的筆調去描寫，於事件的敘述中做坦率的自我解剖，甚至是用長篇獨白的形式去直接撥動讀者的心弦。
主人公
郁達夫的小說雖然以抒情為主、情節為次，但在濃烈的抒情氣氛中，人們還是能夠觸摸到人物的脈搏和靈魂，就是說作者用抒情的方式同樣塑造出了真實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謂的“零餘者”，即“五四”時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識青年，他們是遭社會擠壓而無力把握自己命運的小人物，是被壓迫被損害的弱者。他們或是《沉淪》里由於個性解放和愛國情懷的受壓抑，以致絕望而麻醉自己、戕害自己的人；或如《蔦蘿行》、《楊梅燒酒》裡面的任務，原來也希望為祖國做一番事業，可是社會給予他們的則是經濟困窘和政治壓迫，最終逼其有的失望去國，有的頹唐墮落。這些“零餘者”同現實社會往往勢不兩立，寧願貧困自戕，也不願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他們痛罵世道澆漓，或以種種變態行為來表示反抗。郁達夫的“零餘者”形象實際上是對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種自述，並經過拷問自己來探索“五四”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