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
1948年2月下旬，晉冀魯豫野戰軍八縱二十三旅參加了由徐向前指揮的臨汾戰役。
1948年3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獲悉:胡宗南擬空運其在臨汾的部隊回西安。遂電示晉冀魯豫軍區前方指揮所，命令臨汾參戰部隊迅速向臨汾開進。
根據敵情變化和中央軍委的命令，徐向前副司令員毅然決定將預定於1948年3月10日發起的臨汾戰役時間提前3天，並向各縱隊及參戰部隊下達了命令。3月15日，臨汾前指根據臨汾城北地形較高、敵守備薄弱，而城南地形開闊、平坦，兵力不易隱蔽接敵的情況，決定將城南改為助攻，集中主力由東、北兩個方向臨汾守敵實施進攻。
臨汾東關面積為臨汾全城的1/3，城高11米，上寬6米，基寬11米，外壕僅次於本城，是臨汾本城的主要屏障。為死守東關，保住臨汾，守敵共構築了4道防線。為了堅決攻下東關，黃定基帶上旅工兵連連長鍾立本、指導員賈青山到東關臨汾發電廠偵察敵情和選擇坑道作業的具體位置。又部署六十八團抽出部隊，在旅工兵連的技術指導下進行坑道作業。
1948年4月7日下午2點，總攻東關的戰鬥打響了。一聲令下，二十三旅指戰員猛打猛衝，逐屋爭奪，一舉奪取東關。徐向前接到黃定基已攻占東關的報告後，極為興奮，高興地說:“東關攻克，讓參戰部隊大睡三天！”又說:“有二十三旅，我也可以安穩地睡一會覺了！”
東關攻克的當天，二十三旅奉命將東關防務移交給鄧仕俊指揮的八縱二十四旅，隨即轉入攻擊臨汾本城的準備工作。臨汾本城的城牆比東關的城牆高得多，也厚得多。城內不僅有內壕，而且內壕與城牆之間設有雷區，內壕及內壕內沿又築有碉堡，敵火力部署也超過東關。黃定基決定仍按徐向前的指示，用坑道裝炸藥破城。
1948年4月11日下午，他專門來到六十七團臨時指揮所上馬村，帶領該團團長康烈功及該團二營幹部看了臨汾東關北側的地形後，即向他們指示:“你們六十七團要儘快奪取東關北側地區的據點，控制外壕，以掩護即將開展的坑道作業，為登城開闢道路。”隨後周密部署工兵和步兵同時進行坑道作業的方案。
1948年5月12日，由張裕龍指揮的旅教導大隊二隊的100餘名步兵班長和鄭其貴指揮的旅工兵連100餘名工兵戰士經過23天的艱苦勞作，兩條破城主坑道都已勝利挖過了臨汾城敵人外壕，並繼續向前作業。由於敵人的反坑道又密又多，因而主坑道則不斷拐彎。運土，開始用小車拖，到後來，坑道通過外壕，泥土過濕，車輪子難以轉動，便以彈藥箱代拖車。戰士們赤身露體地來回爬行牽引。由於以膝代腳，許多人雙膝肉皮磨破。正因為如此，進行坑道作業的戰士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為鼓舞士氣，黃定基深入前沿，號召指揮員克服一切困難，抓緊時間完成最後的作業任務，以迎接總攻的到來。對具體坑道作業，黃定基也提出指導性意見。他說:坑道在通過臨汾地下大門後，要向前延伸13米，然後以90度的角度向右急轉彎再挖藥室。張裕龍回憶說:“(旅長)還要求我們把藥室位置挖得稍向上斜著伸進，以儘量與城牆底部靠近，構成一個兩米見方的藥室。他向我們指示得非常具體，非常細緻，為解放臨汾，為炸開臨汾城牆，真是辛苦備至，嘔心瀝血！”在黃定基的具體指導下，1948年5月15日，坑道作業任務勝利完成了，其中一號坑道長達117米，二號坑道長達115米。
5月16日黃昏，黃定基冒雨指揮坑道作業的最後的、也是最關鍵的環節:運送和裝填破城炸藥。5月的晉南夜晚尚有幾分涼意。黃定基穿著一件舊棉衣在雨中淋著。為了保護炸藥，他脫下身上的舊棉衣，用它將炸藥蓋著，害怕炸藥淋濕。幾百名指戰員看到旅長的行動，沒有誰下命令，也都自覺地脫下身上的軍衣蓋炸藥。經過3個多小時的炸藥運送裝填，南邊的一號主坑道共裝黑色炸藥6200公斤，北邊的二號坑道共裝黃色炸藥2500公斤，另又裝硝氨炸藥500公斤。緊接，再安放起爆裝置。到5月17日中午l時，兩條主坑道的最後作業全部結束。
黃定基率領旅教導大隊大隊長張裕龍和旅工兵連連長鍾立本共同檢查了一遍。他又對張裕龍、鍾立本說:“為了使炸藥充分發揮效力，還要用麻袋裝土把藥室未裝滿的空隙填妥夯緊，把坑道底部用土堵塞一段距離。”並強調說:“一定要保證這個作業質量。這樣才能保證炸藥發揮最大的破壞威力，也才能把閻錫山在晉南的最後據點臨汾這座臥牛城徹底炸翻，好給登城部隊開闢突破口。”
黃定基離開張裕龍和鍾立本後，又穿著打濕的棉衣回旅指揮所。他的濕棉衣還來不及換，又立即指示旅後勤供給處將已準備好的大量麻袋立即送到兩個坑道，以便裝土夯填使用。午飯後，黃定基向各團指揮所傳達了前指發布當天19點30分向臨汾發起總攻的命令，突擊部隊即隱蔽地進入了登城突擊陣地。19時，黃定基接到前指命令，立即命令鍾立本“起爆”。一聲悶雷似的巨響後，整個大地都顫動起來。黃定基舉起望遠鏡一看，經過27晝夜歷盡千辛萬苦挖掘的坑道爆破位置上空，升起兩團像蘑菇似的煙團。在煙團下面，立即出現了兩個城牆大缺口。攻城部隊沿著黃旅炸開的通道，迅即攻入城內。梁培璜於當晚1時左右率殘部衝出西門，向臨汾西山竄逃。第二天早晨，這股逃敵被太岳汾西大隊殲滅，並生擒了梁培璜。
此役，黃定基指揮的二十三旅斃傷敵近1000人，俘敵4337人，繳獲各種火炮2051門，各種機槍358挺，長短槍3034支，汽車21輛，騾馬442匹，彈藥109萬餘發。
臨汾戰役是一場攻堅戰，臨汾戰役的坑道作業，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在人民軍隊攻堅作戰的戰史上是罕見的。由於二十三旅戰功卓著，徐向前提議並經中央軍委批准，命名該旅為“臨汾旅”。在八縱隊的慶功大會上，徐向前親自將寫著“光榮的臨汾旅”橫幅獎旗授給二十三旅。
臨汾戰役結束以後，部隊尚未很好休整，就於6月開到晉中，參加晉中戰役。晉中戰役由1948年6月11日起至7月23日結束，歷時42天，解放軍以6萬兵力，共殲敵10萬零40人。其中，黃定基指揮的“臨汾旅”殲敵7900多人。
1948年8月9日，華北野戰軍一兵團在榆次縣相立村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上，徐向前在《晉中戰役總結報告》中，表揚“臨汾旅”以小的傷亡取得很大的勝利。並說“臨汾旅”是我們兵團一個“拳頭”。
歷史沿革
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軍區第8縱隊第23旅,擅長陣地攻堅的英雄集體。解放戰爭中曾參加運城、晉中、太原等戰役，攻克過19個縣以上城市。1948年春參加了臨汾攻堅戰。 臨汾城由國民黨軍2.5萬餘人駐守。該城地勢內高外低，城牆依自然地勢砌成，高15米，上寬10米,基厚30米左右，城周碉堡林立，壕溝縱橫,內外暗道相通，從城外到城內構成外圍警戒陣地、護城陣地、城牆主陣地、城內縱深陣地四道防線，易守難攻。在歷時72天的戰鬥中，第23旅在奪取外圍據點、攻克東關、占領護城陣地、控制外壕後，採用坑道爆破手段攻城。經過地面、地下27晝夜的反覆爭奪,挖成110多米長的坑道兩條,在城牆底部，裝炸藥近1萬千克，把東城牆炸開兩個50多米寬的大豁口。突擊隊乘爆炸煙霧,發起衝擊,首先登城，後續部隊直插縱深，殲滅國民黨守軍5600餘人，對戰役的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1948年6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野戰部隊第1兵團領導機關在慶功大會上授予該旅“光榮的臨汾旅”錦旗。
相關謎團
由於戰爭年代部隊整天行軍打仗，一些珍貴的檔案資料留存甚少，全國解放以後，圍繞“臨汾旅”被授予榮譽稱號問題，軍史界引起了一場爭議。爭議主要集中在四點：
第一，被授予稱號的是二十三旅還是二十四旅。當年總攻臨汾城時，二十三旅、二十四旅擔負攻城部隊的第一梯隊，二十三旅部署在右，二十四旅部署在左，負責在大東門以北至第二凸出部之間地區並肩登城。城牆炸開兩個缺口後，兩個旅突擊部隊同時發起衝鋒，爭先登城，並向縱深發展。作戰中，二十四旅傷亡也比較大，旅長王墉光榮犧牲，是我軍此次作戰中陣亡的最高指揮官。解放以後，臨汾人民為紀念王墉，在城中廣場建立了王墉的雕像。因此，不少人認為王墉所在的二十四旅才是“臨汾旅”。
第二，授予的稱號是“臨汾旅”還是“光榮的臨汾旅”。一種意見認為，授予的稱號應是“臨汾旅”。一些親歷臨汾戰役的老同志回憶說，戰前徐向前給參戰部隊動員時，曾親口講過榮譽稱號以“臨汾”冠名。一些軍史方面的專家也認為，以“臨汾”冠名，符合一般的授予榮譽稱號的習慣。但另一種意見認為，所授稱號應是“光榮的臨汾旅”。理由是在洪洞召開的縱隊賀功大會上，徐向前司令員親手向二十三旅旅長黃定基、政委肖新春贈送的錦旗上寫的是“光榮的臨汾旅”，而且縱隊獎給二十三旅指戰員每人一塊手帕上也印有“獎給光榮的臨汾旅戰士”字樣。
第三，授予稱號的是華北一兵團還是中央軍委。一些老同志認為，稱號是以華北一兵團名義授予的，因為“光榮的臨汾旅”錦旗上落款是“華北一兵團司令部、政治部”。也有一些老同志回憶說，稱號好像是報經中央軍委批准的。由於查無實據，在後來出版的各種軍史書籍中，普遍將授予稱號的級別認定為“華北一兵團”。1985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彙編》也在提及“臨汾旅”被授予稱號一事時表述道：徐向前代表華北一兵團親手將“光榮的 臨汾旅”錦旗贈予八縱二十三旅。
第四，兵團能不能給旅一級授予榮譽稱號。軍史界一些研究人員認為，兵團只相當于軍的上級單位，並沒有權力給一個旅級單位授予榮譽稱號，如果“臨汾旅” 稱號是華北一兵團授予的，那么稱號的有效性就值得推敲。這既是爭議最大的一點，也是整個爭議的核心問題。
圍繞“臨汾旅”授予稱號問題引起的爭議震動了臨汾旅部隊，尤其是關於“ 臨汾旅”稱號所有權和稱號是否有效問題的爭議，是臨汾旅官兵所不能接受的。 1956年9月，一七九師（八縱二十三旅後改番號為步兵第一七九師，隸屬陸軍第六十軍建制）以黨委的名義，通過六十軍、南京軍區向總政治部寫了報告，請求總政對“臨汾旅”被授予榮譽稱號一事予以認定。1956年10月24日，總政作出了關於第一七九師“臨汾旅”稱號的批覆。批覆全文如下：
政組字二○二號函轉來六十軍黨委會關於一七九師“臨汾旅”稱號的報告收悉。臨汾戰役原晉冀魯豫二十三旅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原華北一兵團已贈以“臨汾旅”的光榮稱號，是歷史事實。因此，我們認為可以用歷史事實，即該部曾獲 “臨汾旅”光榮稱號，在部隊進行傳統教育，以達繼承與發揚優良的戰鬥作風，鼓舞部隊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
至此，有關“臨汾旅”授予稱號問題的爭議暫時得到了平息。
一紙電文見證歷史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定“臨汾旅”稱號是原華北一兵團授予的。直到1987年7月徐向前元帥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一書的出版，才又一次引起人們對“臨汾旅”授予稱號級別問題的關注。徐帥在該書中較為詳細地回顧了指揮臨汾戰役的經過，在提及“臨汾旅”授予稱號一事時是這樣寫的：“為表彰指戰員的英勇奮戰精神，戰後我們報軍委批准，授予八縱黃定基第二十三旅以‘臨汾旅’的光榮稱號，還給不少同志記功授獎。”按照徐帥的回憶，授予“臨汾旅”稱號是報經中央軍委批准的，也就完全可以說明稱號是中央軍委授予的。那么授予稱號的到底是“華北一兵團”，還是中央軍委？為此，一七九師曾下決心查證，以對臨汾旅後人負責。但終因找不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查證工作最後只好作罷。
時間到了1998年。6月4日，是“臨汾旅”命名五十周年紀念日。為了隆重紀念這個日子。一七九師決定拍攝一部反映部隊50年光輝歷程的專題片《光榮的臨汾旅》。攝製組在赴北京採訪徐帥夫人黃杰時，意外得到一條令人驚喜的線索。據徐帥夫人講，徐帥去世以後，在整理其遺物時，似曾見過一份當年中央軍委給“臨汾旅”授予稱號的批覆件，此批覆件現可能存放在中央檔案館。攝製組的同志返回部隊後，立即將這一重要情況向師領導作了匯報。師領導當即研究決定，迅速派人赴京尋找。
中央檔案館是存放黨和國家珍貴歷史文獻和資料的地方，外人查找資料一般不予接待。一七九師派去查找批覆件的兩名機關同志幾經周折，最後還是在徐帥夫人的幫助下，才順利進入檔案館內。他們經過連續2天艱苦細緻的查閱，終於從浩如煙海的檔案資料中找到了那份塵封了整整半個世紀的珍貴歷史文電。該電全文如下：
請示授廿三旅為臨汾旅
軍委、華北局、軍區政治部：
臨汾戰役中，曾號召部隊為打下臨汾而奮鬥，爭取光榮的臨汾旅的旗幟，戰後經各部隊民主評定，一致認為八縱廿三旅擔任攻關攻城主攻，戰功最著，決將臨汾旅的旗幟授予該旅，特此呈報，是否妥當，請示復。
徐周任
這是中央軍委收到的以徐向前、周仕第和宣傳部長任白戈名義發的請示電。電報上方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和軍委領導同志的圈閱批示；右側寫有“濤已擬復同意”，說明該請示已由軍委作戰部長李濤擬電答覆同意。這份電報除中央部門有關同志閱過外，還抄送給了朱德、劉少奇。
中央軍委批覆件的發現，使半個世紀以來圍繞“臨汾旅”稱號問題的爭議最終塵埃落定，諸多謎團得以解開。一七九師黨委為此向集團軍、軍區專門寫了報告，建議今後在對“臨汾旅”授予稱號級別問題上，統一用“中央軍委授予”這一提法。臨汾旅的一些老前輩得知發現軍委批覆件的訊息後，都非常激動，有的打來電話表示祝賀；有的為了親眼目睹批覆件，不顧年邁體弱專程趕到老部隊。老首長吳仕宏(臨汾戰役中任二十三旅副旅長兼參謀長，解放後曾擔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則激動得幾宿都沒有睡好覺。如今，這一珍貴的歷史文電(影印件)陳列於“臨汾旅歷史陳列館”。它不僅印證了臨汾旅過去獲得的殊榮，更反映了臨汾旅後人對歷史的尊重和對傳統的珍視。
部隊榮譽
解放戰爭時期，這支部隊在山西臨汾攻堅戰作戰中，利用坑道爆破的方法，率先攻破敵號稱“銅牆鐵壁”的臨汾城，創造了我軍城市攻堅作戰的典型戰例，被中央軍委授予“光榮的臨汾旅”榮譽稱號。解放後，“臨汾旅”又在抗美援朝、國防建設、抗洪搶險等戰鬥中屢立戰功，成為名震華夏的精銳部隊之一。
1970年，英雄的“臨汾旅”奉命擔負起迎外表演任務。迎外表演是我國陸軍的光榮使命，能擔負迎外表演是對“臨汾旅”部隊建設的充分肯定，同時又是對“臨汾旅”官兵素質的全面考驗。承擔這項光榮使命36年來，“臨汾旅”官兵無論是在訓練場、考核場、表演場，還是風雨冰雪天，無論面對的是將軍、元帥還是總統，從技術到戰術，從單兵到合成，從模擬到實彈，他們嚴摳細訓，千錘百鍊，將我軍戰鬥精神和武器性能發揮得淋漓盡致。36年來，該旅先後接待150多個國家和地區500餘批次7000多名國家元首、軍政要員和貴賓，進行戰術技術表演600餘場次，榮獲外國政要贈送的勳章1000多枚。向世界展示我軍威武、文明、勝利之師的良好形象，展示中國軍人精湛的軍事技能、頑強的戰鬥作風，成為“中國陸軍的視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