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產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在我國從某種程度上說書法是與文字相伴而生的，二者具有一種天然的血緣關係。書法這種獨特的傳統文化藝術形式，數千年來歷久而不衰，承載了太多民族文化與個體精神訴求。對個體而言，書法要想達到一定高度，必然要經歷艱辛與苦痛，但在此過程中亦可享受到愉悅和暢懷。書法水平的提高，除臨池不輟之外，還應注重兩方面的積累：一是讀萬卷書，以汲取前人之優秀思想與才識，養浩然之氣；二是行萬里路，以求胸中有丘壑，得博大之象。
與文化部原部長王蒙先生、大作家馮驥才先生親切交流初識新義，就為他那溫良恭讓的儒雅之風所吸引，即引以為兄弟，遂常相聚把酒臨風、談書論道。隨著交往的增多，發現他於書法之道，仿佛一直生活在“古人的天空”下，他常說“古代經典法書自然是書法學習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與寶藏”。他的這種古典情節，使他追求作品的古雅之風與書卷之氣，尤其鍾愛漢代碑刻與晉代王氏一門法帖。觀新義書作，可以看出他對王羲之及魏晉風度的理解與嚮往，這種魏晉風度不僅是一種雄強的筆勢而表現出的優美體態，更重要的還應當有曠達、放蕩不羈的情懷與精神氣質。魏晉士人都是非常狷介的，魏晉風度的精神核心也必然如此。現代人難以從精神層面去追求王羲之，往往在字形上下大功夫，最終得到的多是平和雅正這樣一些東西。形式上的東西追求太多，而內涵上的精神面貌、氣質和那種痛苦掙扎以及對時代和人生的絕望等，卻是今人難以表現的。所以對王羲之的書法要從精神層面多了解，要從心靈深處來感悟。新義在學習王羲之的時候，儘可能把自身的精神思想沉浸到古人那個世界裡，去體味、去追求、去感受，力求與先賢之精神儘可能地相通。趙孟頫在《定武蘭亭跋》中云：“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無數個夜晚，新義沉浸在臨習王氏一門的信札尺牘之中，以探究古人之筆法。
新義還崇尚漢碑之氣象雄闊，古樸典雅。他的隸書發蒙於《禮器碑》，清代大金石學家王澍《虛舟題跋》評此碑云：“此碑尤為奇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該碑在孔廟裡邊，極力展現的是大漢那種雍容華貴的氣魄與魅力。觀新義隸書作品，蒼勁有力，用筆如刀砍斧鑿，寓險絕於平正之中，既雋秀又剛勁，既秀雅又肅穆，神采超然，有一種鬱鬱蔥蔥的廟堂之氣，確乎已得《禮器碑》之真髓。他還悉心研習《鮮于璜碑》，以求其隸書取法高古，險峻雄壯，厚重古拙。並在《封龍山頌》里化身立法，求得方正古健的磅礴雄強氣勢和粗獷俊朗的陽剛之美。宛如宋俞文豹《吹劍續錄》記載人言東坡詞曰“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觀其隸書，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學習漢碑的同時，新義也注重借鑑一些漢簡與帛書筆意，如對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漢簡的研究，有意識地把簡牘帛書的字形結構和筆墨情趣及運用方法融入到隸書之中，以增加其厚重與古味，力追漢隸古雅氣厚的美學效果。
新義於書道濡染多年，一直把習書當作文人所必有的修養，從不刻意作書，更不輕易展於人前，堅守一種超然的品格與情趣。新義書法上追秦漢、下習“二王”，兼取文徵明與董其昌二家，於率意中求渾穆，於凝重中得靈動，內蘊典雅，在中庸和平之際，展示了濃濃的書卷之氣、金石之味，流露出一股文人精神狷介之氣，魏晉風流於斯見矣。“路漫漫其修遠兮”，作為與之相處之摯友、兄弟及同道，唯期新義保持這份淡然與閒適，繼續徜徉在山陰道上，於明窗淨几之下，尋得人生一樂。文/孟雲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