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開明[原河北省常務副省長]](/img/5/17a/nBnauM3X4ATMxkDNxQDO0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0gzL1I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胡開明[原河北省常務副省長]")
生平年表
胡開明，1913年生，浙江樂清人。1932年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畢業於東北大學經濟系。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13年（1歲）1月31日，出生在浙江省樂清縣（今樂清市）虹橋鎮杏北村（今建強村）一個貧苦農家，起名胡啟法。父親胡天良以種租田為主，兼做穀米生意；母親葉氏，也下地勞動。
1919年（6歲）入虹橋國小讀書，取學名胡志彪。
1925年（12歲）父親胡天良病故，終年58歲。
1926年（13歲）7月，胡志彪國小畢業。讀高小時，參加每周下午的學生演講會，胡志彪雖衣著破爛，但從容不迫，言辭激烈，聲淚俱下，常得到先生稱讚。
1927年（14歲）8月，到虹橋鎮鄭聚昌南貨店當學徒，學經商。
1928年（15歲）考取溫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學（現溫州中學），讀國中。因入學考試必須有當年高小畢業證，於是借堂侄胡定選的當年高小畢業證，故在入學後沿用了胡定選的學名胡焜，號達雷。
1929年（16歲）春，與同鄉同學林國廷等人加入了反帝大同盟，開始接觸共產主義書刊和地下共產黨人，參加張貼標語、抵制日貨、演出戲劇等進步活動，還創辦刊物，並在第一期編輯發表林國廷的《論中國農村破產的原因》。 6月，母親葉氏病故，終年54歲。
1931年（18歲）夏，國中畢業，胡焜在溫州城內租了一間房，與同鄉同學林國廷、連珍一起溫習功課，準備報考浙江省立第十中學高中部，因學校當局認為胡焜等三同學有“赤色分子嫌疑”，決定不準報考本校高中，經劉曉初先生密告和資助，胡焜與林國廷、連珍一同離開溫州，赴上海，考取了上海市立敬業中學。胡焜在上海讀書，由其三哥胡志龍資助。胡志龍是由張雲雷先生介紹入上海中華職業學校的，其後在國民政府工作。不久，三哥失業，胡焜又失學返鄉，一邊溫習功課，一邊到母校浙江省立第十中學參加學潮。
1932年（19歲）7月，到北平，考取了北平私立馮庸大學政治系。因借用同鄉胡志驥高中畢業證書，其學名改為胡志驟，入學後，乘校務濕亂，又將學名改為胡焜。8月，經同學葉克東介紹，胡焜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馮庸大學，胡焜組織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為免繳學費，組織學生向馮庸請願；阻撓馮庸攻打熱河；擔任護校學生會主席。
1933年（20歲）年初，因組織學生請願，馮庸下令關押胡焜，胡焜按葉克東、劉瑞林的決定到南京馬國林同學家暫避；6月，又返北平。7月，熱河失守後，馮庸大學併入北平國立東北大學；8月，胡焜轉考到東北大學經濟系。
1935年（22歲）胡焜成為東北大學的學生領袖，參加了“一二·九”運動，擔任東北大學救亡會常委、東北大學出席北平市學聯的代表、平津學聯籌委會常委。12月11日凌晨，胡焜與東北大學同學董學禮等人被捕。這是他第一次被捕。
1936年（23歲）2月23日凌晨，胡焜在東北大學與王振乾等被捕，經中國共產黨積極營救和張學良的幫助，胡焜等同學於3月26日被釋放。這是胡焜第二次被捕。7月，胡焜從東北大學畢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受黨組織派遣，赴蘭州發展“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公開身份是記者。10月，胡焜到西安，擔任“東北民眾救亡會”（簡稱“東救”）宣傳部部長；不久又以“東救”代表身份參加“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西救”）工作，並任“西救”宣傳部副部長。12月8日夜，經宋黎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9日，任西安”一二·九“運動周年紀念遊行隊伍總指揮，率萬名學生、民眾赴臨潼向蔣介石請願，路上得到張學良滿意答覆後返回。16日，”西北各界擁護張楊二將軍救亡主張民眾大會“在西安革命公園舉行，胡焜任大會執行主席，楊明軒致開幕詞，張學良、楊虎城分別在會上發表講話。
1937年（24歲）1月30日，由於西安救亡組織蜂起，”西救“組織管理不過來，另成立了“西京市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市救”），統管西安市救亡團體。胡焜任主席，李連璧任副主席。3月，西安革命形勢惡化，胡焜黨員身份暴露，被迫撤離西安，由徐彬如為其辦理組織手續後赴延安，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延安抗大“）學習，任4大隊12隊救亡室（原列寧室）主任。入”延安抗大“後，胡焜改名胡開明。9月，由於抗戰需要，胡開明任4大隊（也叫白區學生隊）指導員兼黨支部書記，率隊跟隨聶榮臻部隊赴山西五台地區，參加開闢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工作。11月，胡開明任中共山西五台縣窯頭區委書記。中共晉東北特委成立後，胡開明又任中共晉東北特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晉東北特委不久改為晉察冀二地委）。
1938年（25歲）4月，胡開明由晉東北調河北省平山縣，任中共晉察冀第四特別區委員會（即後來的四地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1939年（26歲）1月，胡開明出任中共晉察冀第四地方委員會常委、宣傳部部長。
1940年（27歲）10月17日，胡開明與李克林結婚。批准人是劉瀾濤。
1941年（28歲）1月，胡開明任中共北嶽區第四地方委員會常委、宣傳部部長。
1944年（31歲）8月，胡開明任中共晉察冀第四地方委員會常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
1945年（32歲）5月，胡開明調任晉察冀新華總分社副社長，社長是胡錫奎。日本投降後，晉察冀新華總分社遷入張家口，他又兼任晉察冀日報社副社長和“兩社”的機關黨委書記。“兩社”總編輯是鄧拓。胡開明負責分管”兩社“的人事、黨總支工作，兼管記者科和向新華總社的發稿工作。
1947年（34歲）5月，胡開明率晉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團到阜平王快區參加土改”複查“工作。7月胡開明調任冀熱察區黨委宣傳部部長，但末到職。8至9月，胡開明以冀熱察區代表身份參加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9月底，再次出任四地委副書記。在這裡，胡開明領導創辦了《土改通訊》指導基層土改工作。11月，胡開明起草了《關於土改工作”搬石頭“問題的調查材料》，上報中央工委劉少奇。12月，劉少奇、朱德召集土改工作匯報會。在這次匯報會上，胡開明關於土改工作要糾”左“的意見得到了劉少奇的肯定。
1948年（35歲）秋，胡開明參加土改工作結束，被任命為中共北嶽區委宣傳部部長，接替周小舟的工作。12月，張家口解放，胡開明隨華北野戰軍入城，北嶽區黨委、冀熱察區黨委機關搬到張家口，合併成立察哈爾省委，胡開明任省委委員、宣傳部副部長。
1949年（36歲）9月，胡開明出任中共察哈爾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團省委第一書記。
1950年（37歲）7月1日，胡開明兼任察哈爾省第一屆政治協商委員會副主席。12月22日，胡開明又兼任察哈爾省委統戰部部長。
1951年（38歲）7月21日，胡開明兼任國家體委察哈爾省分會主席。11月25日，胡開明兼任察哈爾省委整風委員會副主任。12月24日，察哈爾省文教委成立，胡開明兼任副主任。
1952年（39歲）12月，察哈爾省撤銷，張家口市劃歸河北省管轄。胡開明留任中共張家口市委書記。
1953年（40歲）l月，胡開明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員。6月，胡開明調任中共河北省委工業部部長；9月，任省委常委。
1954年（41歲）秋天，胡開明兼任河北省主管工業的副省長。
1955年（42歲）1月，河北省政協第一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保定召開，胡開明被選為副主席。2月，河北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保定舉行，胡開明在會上被選為副省長（仍是省委常委）。3月，兼任河北省工業辦公室主任。
1956年（43歲）秋，胡開明任河北省常務副省長。9月15至27日，胡開明被選為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並當選為監票人。
1958年（45歲）
1月24日，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建立總黨組，胡開明任總黨組副書記，掌握總黨組的日常工作，負責召集總黨組會議。5月，改任河北省主管工業的副省長。12月，兼任河北省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
1959年（46歲）9月，胡開明向省委提出辭去副省長職務的請求。受省委委派，帶領工作組到張家口指導整風反右傾工作。12月11日，經中共中央批准，胡開明出任中共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仍為省委常委。1961年5月，張家口市委改為地委後，遂改任地委第一書記，仍為省委常委。
1960年（47歲）2月17日，河北省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省會天津舉行，會議正式批准了胡開明辭去副省長職務的請求。5月10日，周恩來簽發任命書，任命胡開明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河北省張家口軍分區政治委員。
1962年（49歲）8月8日，胡開明致信毛澤東，建議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18日，胡開明又致信毛澤東，提出了“關於農村口糧分配辦法的意見”。中共河北省委決定胡開明任省委常委、城市工作部部長。9月，胡開明開始遭到河北省委批判。
1964年（51歲）11月，被迫化名胡焜到唐山地區盧龍、撫寧縣搞四清。10月3日，河北省委工作組在張家口懷安召開2000人大會，對胡開明進行批判，給他扣上“以胡開明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陰謀集團”等帽子。11月，胡開明被派到唐山農村任社會主義教育（“四清”）工作隊隊員，化名胡焜。
1970年（57歲）胡開明在張家口沙嶺子大北灘“五七”幹校學習、勞動，接受批判。
1972年（59歲）10月，胡開明到天津漢沽農場勞動並接受特偵組的繼續審查。
1975年（62歲）5月23日，河北省委上報中央給胡開明“黨內嚴重警”處分。年底，胡開明接受審查完畢，轉到滄州地區青縣大盤古村蹲點勞動。
1977年（64歲）6月，胡開明到河北省委黨校學習，學期三個月。學習結束，由於在學習班上發表了批判“兩個凡是”言論，並對於黨的十一大公報中“黨的十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說法提出質疑，因此，被分配到滄州地區下轄的滄州市（縣級）任最末一個（第八）革委會副主任。
1978年（65歲）6月初，河北省委又通知胡開明到河北工學院（在天津）任院長（未到任）。7月，胡開明接到中共中央組織部通知，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9年（66歲）l月，胡開明當選為安徽省第五屆人大代表。2月，胡開明作為特邀代表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2月，胡開明不再擔任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職務，任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仍為省委常委。
1980年（67歲）2月12日，安徽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任命胡開明為安徽省人大常委會秘書長（兼），選舉委員會副主任（兼）。7月13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了“關於給胡開明、葛啟、張何明、解峰等同志平反的決定”。9月，胡開明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當年，胡開明當選為安徽省老年人體協名譽主席。
1981年（68歲）10月9日，中共張家口地委作出了“關於為胡、葛、解冤案問題的平反決定”。該決定為在張家口長達20年的“胡、葛、解”冤案進行了徹底平反，並全面總結了產生這一冤案的歷史背景、經驗教訓，從思想上、政治上徹底肅清了“左”傾路線的流毒。
1983年（70歲）2月，胡開明任中共安徽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4月，胡開明當選為中國老年人體協委員。同月，4月27日，安徽省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胡開明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84年（71歲）2月，調任中共河北省顧問委員會籌備組副組長，仍留在安徽省參加“整黨”。8月，胡開明被聘請為河北省老年人體協名譽主席。12月，胡開明以中國安徽老年長跑代表團團長身份率團參加在美國聖地亞哥舉行的世界第十七屆老年長跑錦標賽。
1985年（72歲）l月，胡開明到任中共河北省顧問委員會籌備組副組長，兼中共河北省黨史委員會主任。春，胡開明接受彭真、聶榮臻、劉瀾濤等同志的委託，擔任《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的主編。
1987年（74歲）4月30日，胡開明任中共河北省委黨史委員會名譽主任。
1988年（75歲）8月，胡開明被聘為中國老年人體協顧問。
1990年（77歲）胡開明與馮征、王明哲任主編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面世，歷時6年時間。
1991年（78歲）7月1日，《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河北卷上、下冊）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胡開明擔任這部書的顧問。
1993年（80歲）7月7日，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通知胡開明享受正省級醫療待遇。11月4日至6日，胡開明出席了中國老年人體協第三屆全國代表會議，又一次當選為中國老年體協顧問。
1994年（81歲）7月1日，胡開明被聘為河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顧問。
1995年（82歲）10月1日，胡開明因多種疾病住進醫院，與病魔開始了頑強的鬥爭。
1997年（84歲）4月12日，胡開明在河北石家莊病逝，享年84歲。按照生前遺願，他的骨灰一部分撒在張家口，永遠和與他生活、戰鬥過的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在一起；一部分撒在浙江樂清雁盪山，永遠與他無限熱愛的家鄉人民在一起。
人物履歷
1929年在溫州中學參加反帝大同盟，從事愛國活動。
1935年在北平國立東北大學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擔任東大學生救亡會常委，北平學聯代表。
1936年西安事變時期，他是東北民眾救亡會宣傳部長、西北抗日敵後救援會副主席、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宣傳部副部長、西京（安）市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席。
西安事變前夕，他作為總指揮，率領萬名學生、市民從西安出發去臨潼向蔣介石請願，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直接促使了西安事變的發生。
1937年到延安抗大學習，後到晉東北開闢革命根據地，任晉東北特委秘書長。
1938年任中共晉察冀四地委宣傳部長、副書記。
解放戰爭時期任新華社晉察冀總分社和晉察冀日報社副社長。
建國後先後擔任中共察哈爾省委宣傳部長、中共河北省委工業部部長、副省長、常務副省長、中共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等職。
文化大革命後，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革委會副主任，安徽省第五屆人大常務副主任，中共安徽省顧委副主任，中共河北省顧委籌備組副組長。
中共八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因病醫治無效，於1997年4月12日14時57分在石家莊逝世。
逝世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原中共河北省顧問委員會籌備組副組長鬍開明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1997年4月12日14時57分逝世在石家莊。
胡開明同志逝世後，他的老同志、老戰友、老同事、老部下及他工作過的省、地、市、縣紛紛發來唁電、信函悼念胡開明同志。有的老戰友，如張承先（原教育部黨組書記）、劉傑（原河南省委書記、一機部部長）、嚴鏡波（原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等同志，不顧年事已高，專程從北京驅車趕往石家莊到家中看望親屬，參加遺體告別儀式。
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協領導都到家中看望。
送花圈的有萬里、劉瀾濤、薄一波、黃華、鄭天翔、王平、楊成武、張勁夫、馬國瑞、孫毅、傅崇碧、張全景、鄧偉志、張承先、劉傑、高揚、關山復、袁振、李夢華、宋汝芬、胡昭衡、林中等領導同志。
中共安徽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協及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協及胡開明同志家鄉樂清市都送了花圈，派代表參加遺體告別儀式。
人物生平
胡開明，曾用名胡焜。1913年1月31日出生於浙江省樂清縣（今樂清市）虹橋鎮杏北村（今黎明村）。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1929年在溫州中學參加反帝大同盟，從事愛國活動。1932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在北平國立東北大學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擔任東大學生救亡會常委，北平學聯代表。1936年西安事變時期，他是東北民眾救亡會宣傳部部長、西北抗日敵後救援會副主席、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宣傳部副部長、西京（安）市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席。西安事變的前夕，他作為總指揮，率領萬名學生、市民從西安到臨潼向蔣介石請願，要求停止內戰，統一抗日，直接促使了西安事變的發生。1937年到延安抗大學習，之後到晉東北開闢革命根據地，任晉東北特委秘書長。1938年任中共晉察冀四地委宣傳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新華社晉察冀總分社和晉察冀日報社副社長、晉察冀四地委副書記。建國後先後擔任中共察哈爾省委宣傳部長、河北省委工業部部長、副省長、常務副省長、中共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等職。文化大革命後，任安徽省革委會副主任、省人大常務副主任等職。在張家口工作期間，他為戰勝災害、發展生產，進行了多種形式的農村生產責任制的積極探索。為此，他不顧個人安危，兩次上書毛澤東主席，為民請願，受到錯誤批判。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
胡開明同志的一生，是為中國人民徹底解放、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頑強奮鬥的一生。
胡開明同志早在1929年（16歲）就於浙江省第十中學（現溫州中學）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秘密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開始接觸革命的民主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參加學潮，演出革命戲劇，印發革命傳單，查抄日貨，同反動勢力作鬥爭。學校當局禁止他報考本校高中，被迫之下，他赴上海市敬業中學求學。“九·一八”事變後，他又被迫輟學。1932年7月他考入北平私立馮庸大學政治系，同年9月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6月又轉考到北平國立東北大學經濟系。1935年，在著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學生運動中，他參加了華北民族武裝自衛會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先後擔任東北大學救亡會常委、東北大學出席北平市學聯代表及平津聯合學聯籌委會常委，參與領導和發動學生遊行、請願、示威。運動中，他兩次被捕，並被反動當局定為“首犯”，內定槍斃，後經組織營救出獄。在獄中，他同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36年7月，他從北平東北大學畢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9月，他受黨組織的委派，到蘭州發展“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1月，又轉往西安從事民眾救亡運動。西安事變前後，他擔任東北民眾救亡會宣傳部部長、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宣傳部副部長、西安市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席。12月8日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受黨組織的委託，擔任第二天西安學生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大會的總指揮。會後他率領萬名學生、民眾從西安出發到臨潼向蔣介石請願，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著名愛國將領張學良趕上學生隊伍，許諾在三天內給學生們一個滿意的答覆，從而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後，按照上級黨組織的指示，為進一步擴大宣傳，他參與組織領導、並主持了12月16日有十萬人參加的“西北各界擁護張、楊二將軍救亡主張民眾大會”，並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關於西安事變真相的談話》，對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起到了積極作用。
由於身份暴露，黨組織安排他撤離西安。他於1937年3月到達延安，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習。擔任延安抗大四大隊（白區學生隊）黨總支書記兼政治指導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率隊奔赴晉察冀抗日前線。八年抗戰期間，他先後擔任中共山西五台縣窯頭區委書記，中共晉東北特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長，中共晉察冀第四地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他積極動員、組織民眾參軍，宣傳黨的減租減息和抗日政策。他總結了抗日游擊地區開展農業生產的經驗，上報黨中央。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在極端殘酷的環境中，他幾次出生入死，同敵人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建設、鞏固和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解放戰爭期間，胡開明同志先後擔任晉察冀新華總分社和晉察冀日報社副社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晉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團團長、中共晉察冀第四地委副書記、中共北嶽區委宣傳部部長。在不同的崗位上，他殫心竭慮，努力工作。1947年11月，他針對當時一些地方土改工作“左”的做法，經調查研究，寫了《關於土改工作“搬石頭”的調查》，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意見和建議，上報中央工委劉少奇同志，得到贊同和採納。
全國解放初期，胡開明同志是中共察哈爾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又兼任察哈爾省第一屆政治協商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部長、省體委主席、省文教委副主任、省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團省委書記，為察哈爾的建省工作和宣傳、青年、統戰、文教工作的開展，為全省經濟的恢復發展和社會穩定，都做出了艱苦的努力。1952年12月，察哈爾省建制撤銷。1953年1月，他留任中共張家口市委書記，為張家口市劃歸河北省以後的穩定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1953年9月至1964年11月，胡開明同志作為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在河北省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重大決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53年9月至1954年11月，他擔任省委工業部部長，努力貫徹省委關於“生產是企業壓倒一切的中心”的思想，領導企業建立社會主義管理制度和秩序，開展社會主義增產節約運動，探索廠長（經理）責任制和生產區域管理制，推進全省工業基本建設。1954年12月他任河北省主管工業的副省長，1956年秋任常務副省長，為全省的建設，特別是為全省工業體系和工業基礎的建設傾注了心血。在制定全省第一、第二個五年計畫中，在有步驟開展對生產資料私有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中，他創造性地貫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注重調查研究，從省情出發，提出了許多正確的工作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我國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的時期，胡開明同志辭去副省長職務，並經中央批准，於1959年11月調任中共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1961年4月區劃變更後又改任中共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期間，他團結市委“一班人”為克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的消極後果，與廣大幹部、人民民眾同呼吸、共命運，深入農村、廠礦，研究探索共度災荒、恢復生產的具體辦法；果斷地停止“反右傾”運動，為錯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同志大膽平反；果斷地煞住“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較早地公開宣布解散農村公共食堂；創造性地提出並試行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諸如農村的糧食徵購大包乾、包產到戶、“三包”到組（包工、包產、包投資）、林木分戶管理、果樹包產到戶、羊只草半養、大牲畜分戶餵養、山區毛驢下放到戶等等；還採取了各種保護農民生命、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措施，如允許農民種少量自留地、允許農民養少量家禽家畜、允許農民開小片荒收入歸己、開放農村集市貿易等等；並且還搞了劃小農村人民公社的試點及生產核算單位由大隊下放到生產隊的試點。同時，還對城市工商業提出了超額獎勵、計件工資、自負盈虧、個人開業等措施。所以這些辦法和措施，都是對當時當地生產責任制改革的有益探索，對克服三年困難，發展農業和工業生產，起到了積極、重要的作用。
1962年8月至1964年11月，胡開明同志調任河北省委常委、城市工作部部長。1962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華北局和河北省委領導同志的要求，胡開明同志以中共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的名義出席了在北戴河召開的華北局農業工作座談會。會上，他提出了《關於推行“三包”到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並且，為了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為了使廣大人民民眾儘快擺脫困境，他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以個人名義將他的《建議》直接上報給正在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會議（八屆十中全會）的毛澤東同志，表現了一位共產黨員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後來他受到毛主席的錯誤批評，受到華北局和河北省委的嚴厲批判。1964年9月，在河北省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張家口地區兩千人大會上，又對他進行了公開的批判。1964年11月至1966年5月，胡開明被迫化名下放到唐山地區參加“四清”。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受到嚴重迫害。在5至7月的華北局工作會議上，給他戴上了“以胡開明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以胡開明、葛啟、解峰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陰謀集團”的帽子、“以胡開明為首的前張家口地委修正主義反黨集團”的帽子，並與林鐵、裴仰山同志聯繫起來，說他們是河北的“修正主義集團”。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河北日報》點名批判胡開明同志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並說胡開明同志是“叛徒”。1966年8月至1975年10月，他在石家莊、張家口等地接受巡迴批鬥、在沙嶺子農場和漢沽農場“勞動改造”，接受審查。1975年10月至1977年7月，他又被下放到滄州地區青縣大盤古村勞動。
1975年省委給胡開明同志作出了審查結論，說他是“犯走資派錯誤”，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事實證明，以上所有這些批判和結論都是錯誤的，使胡開明同志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粉碎“四人幫”後，胡開明同志於1977年9月在中共河北省委黨校參加學習時，冒著再次被打成“反黨分子”的危險，經過深入思考，鄭重提出了對“兩個凡是”觀點的批判，並對黨的十一大公報中肯定“黨的十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這種觀點，提出質疑。為此，他被貶到滄州市（縣級市），任最末一個革委會副主任。
1978年7月，中央調胡開明同志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80年1月至1983年2月，任安徽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會第一副主任；1983年3月，他退居二線，任中共安徽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在安徽省工作期間，胡開明同志堅決擁護並努力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堅決擁護改革開放，敢於衝破“左”的思想束縛，為全省文教系統的撥亂反正，為省人大機構的建立，為省顧問委員會工作的開展，都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特別是在1978年開始的安徽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改革中，他兼任安徽省農委第二書記，根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他深入肥西、鳳陽等地區調查研究，認真聽取基層幹部和民眾的意見，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旗幟鮮明地支持來自基層民眾創立的各種形式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積極總結和推廣他們的經驗。與此同時，他還積極支持當時在全國開展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連續在全國和全省的各種會議上發表談話，並通過新聞媒介和內部報刊，發表了《堅持實踐標準，敢為真理獻身》、《端正思想路線，把思想統一到三中全會的精神上來》、《用肥西、鳳陽的事實回答八個問題》等講話和文章。所有這些，都為廣大幹部澄清理論是非，解放思想，為保護、培育和發展安徽省在全國率先實行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改革，做出了重要貢獻。
胡開明同志到安徽省工作兩年後，新的河北省委於1980年7月作出了《關於為胡開明同志平反的決定》，徹底推翻了強加在他頭上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重新恢復了名譽；撤銷了1975年《中共河北省委關於胡開明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
1985年1月，胡開明同志任中共河北省顧問委員會籌備組副組長，1990年5月離休。胡開明同志從領導崗位上退居二線以至離休後的日子裡，始終保持革命晚節，繼續為黨工作。他受聶榮臻、彭真同志的委託，以“治史存真”的精神，主編了170萬字的中共黨史資料叢書《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並與其他同志一起領導編寫了86萬字的《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河北卷）》。晚年胡開明同志還是老年體育運動的愛好者和倡導者，在他擔任中國老年體協顧問、安徽省老年體協主席、河北省老年體協名譽主席期間，為老年體育事業努力拚搏。1984年冬，他以中國老年體育代表團團長兼領隊身份，率隊赴美國參加了世界第十七屆老年長跑錦標賽，奪得了團體總分第三名，為祖國贏得了榮譽。
在革命的道路上，胡開明同志為堅持真理，實事求是，曾長期受到黨內不公正的待遇。從1962年至1978年，受到黨內錯誤批判和迫害達長達16年之久，18年後（1980年）他的冤案才得到了徹底平反。但這期間他始終對黨充滿信心，始終保持著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始終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堅強的革命信念和高貴的思想品質。在身處逆境中，他仍然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繼續深入思考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並以一個老黨員的身份嚴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模範行為感染周圍幹部、民眾，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下，竭盡全力為黨的事業默默工作，充分表現了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崇高品德。
人物評價
胡開明同志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始終堅貞不渝，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堪稱楷模。他善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具體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貫徹黨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領導才能。他一生堅持真理，勇於為真理而獻身。他一切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從不追求個人的名利和地位，從不看風駛舵，從不搞政治投機。他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黨性，一貫顧全大局，堅持原則，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和嚴謹的科學態度，善於傾聽不同意見，注重實踐，注重調查研究。他平易近人，團結同志；作風民主，為人正派；寬以待人，嚴於律己；光明磊落，剛直不阿。他善於聯繫民眾，尊重民眾的創造精神；他始終把人民民眾的利益擺在首位，把人民民眾的疾苦放在心中，敢於為人民民眾的利益拋棄個人的一切，與人民民眾同呼吸共命運，深受人民民眾的愛戴。他愛護幹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他生活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從不搞特殊化，從不為自己和家人謀利益。
胡開明同志的一生是為中國人民徹底解放、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而頑強奮鬥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們黨失去了一位優秀的老黨員、老幹部，是我們黨的事業的一大損失。他的歷史功績和革命精神將永存史冊。
其他信息
中國農村改革的先行者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目前促進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最有效方式，然而，它的確立，卻經歷了諸多的坎坷和曲折，無數的幹部民眾為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胡開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到張家口去調查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
9月下旬，胡開明受省委委派到張家口市任指導整風反右工作組組長。12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胡開明任中共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不久他又接到周恩來簽發的任命書：“胡開明同志任張家口軍分區政委。”
胡開明一到任，只過了幾天，就頂著寒風，來到聞名的全省高產“元帥縣”--張北縣。張北縣正在反右。縣委書記劉文達和管農業的書記張文光等人被打成了右傾反黨集團。
“你組織了右傾反黨集團？”胡開明開門見山地問張文光。
“我們三個管農業的書記常在一塊討論，反對高指標，所以被打成反黨集團。”
“那到底一畝地能打多少糧食，”
“平均超不過100斤。”
他來到了黃蓋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顆燜土豆．一鍋酸溜溜（草湯）；而胡開明手裡的材料上赫赫印著：黃蓋淖公社平均畝產410斤。
情況遠比胡開明想像的嚴重得多。
胡開明開始了調查，調查中他發現，1958年以來開辦的農村公共食堂不僅不利於農民克服饑荒，反而更加劇了困難。張家口大多數地方人煙稀少，一個村幾十戶人家，住的相隔四五里，每天去食堂吃飯，路上耽誤不少勞動時間；加上糧食定量低，大鍋飯難得分均勻，乃至出現多吃多占，產生不少矛盾，嚴重影響民眾生產自救的積極性，要是各戶自己開伙，可以省柴、省糧、省工。
面對這種情況，胡開明根據廣大民眾的意願，向省里提交了《解散農村公共食堂試點情況的報告》，明確提出：“在目前物質基礎不具備的條件下，勉強辦公共食堂對生產不利，食堂勢在必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到1961年5月，中央和省委正式發出《關於解散公共食堂的通知》時，張家口的食堂早已大部分解散了。
把基本核算單位放到“腳”上
通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胡開明越來越感到，要想根本上擺脫貧困和飢餓，必須把生產搞上去。
一個偶然的機會，胡開明看到了由蘇聯奧斯基柯等寫的《集體農莊的生產組織》一書。對書中講到的集體農莊內實行的小組地段責任制和定產到地、責任到人的制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想了很多：建國十多年來，從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這一段生產是上升了，但到高級社，特別是人民公社化以後，生產開始下降了。-個公社或大隊，有幾十個村，自然條件、勞動情況差別很大，但在分配時，卻以公社或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乾多乾少一個樣，結果必然挫傷廣大民眾的生產積極性。
胡開明立即帶領一個工作組到郭磊莊大隊蹲點，吃住有農民家裡，專門搞生產隊的收益分配“大包乾”（即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試點工作。經過兩個多月的準備，郭磊莊順利實現了基本核算單位下放。
根據郭磊莊的經驗，胡開明親自起草了《關於郭磊莊分配大包乾的調查報告》，並立即上報給省委。省委主要領導給胡開明打來電話說，張家口最好不要再擴大試點了。對此，胡開明在地委常委會上明確提出：“咱們還是乾！咱們自己推廣。”這個意見得到絕大多數同志的支持。於是，全地區各社隊的核算單位下放工作在張家口推廣開來。同時，一份要求在張家口地區各生產隊因地制宜地推廣“分配大包乾”的請示報告再次上報省委。
1961年8月24日，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廬山會議結束後，9月27日下午，毛澤東乘坐的專列到達邯鄲，聽取河北省委的匯報。匯報的重點，還是圍繞著核算單位下放的問題。聽完匯報後，毛澤東當即表示：原來的“三包一獎”是個大問題，不以腳為基礎，以腿為基礎，鬧平均主義，腳在生產，腿在分配。隨後，毛澤東又問，是否有具體的試點材料，省長劉子厚把張家口和保定的材料遞給毛澤東，毛澤東一邊看，一邊在張家口的材料上批示：
“中央政治局：這個材料請你們看看，我認為基本核算單位還是下放到生產隊好，請你們決定。”此時在場的胡開明激動的熱淚盈眶。
9月29日，毛澤東將這次談話記錄轉送給政治局常委和其他同志時。又寫到：“農民說，‘六十條’就是缺這一條。這一條是什麼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在大隊，即所謂‘三包一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林、牧、副、魚的大發展仍然受到影響。”“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小）隊而不是大隊。……我以為非走這條路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走了六七年之久的糊塗日子（從1956年高級社成立算起），第七年應該清醒過來了吧！”
10月7日，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並將郭磊莊的調查報告列為附屬檔案。中央這一指示指出：“農村基本核算單位究竟是以生產大隊好，還是以生產隊好，很需要研究。並要求各級黨委調查研究，以便中央做出決定。”
1962年2月13日，中央發出《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要求當年春耕前後，把基本核算單位調整為生產小隊的工作做完。
當時，在南方養病的省委第一書記林鐵興奮地給胡開明打來電話：“開明同志，毛主席說了基本核算單位還是放在小隊好，這件事你是有功的呀！”
試行“三包到組”生產責任制
一天，胡開明聽說張家口市郊區的一個生產隊的蔬菜種得特別好，走到這個隊的菜地．一片蔥綠，而周圍生產隊的菜地簡直無法與之相比。什麼原因呢？胡開明立即和地委農工部長前去調查。
一來到大鏡門外的這個生產隊，映人眼帘的就是一片長得格外喜人的蔬菜，見到這些，胡開明心裡有底了。這個隊叫孤石大隊，在田間、地頭，他和社員、隊幹部親切交談，隊幹部吞吞吐吐地告訴他，他們是私下把蔬菜包給了作業組，作業組是自願組合的，菜地包到組，工分、產量也包到組，叫做“三包”到組。結果，人們出工早了，收工晚了，幹活細了，上糞多了。他還指著鄰隊長得稀稀拉拉的菜地說：“這些菜地是四隊和別的大隊的，他們沒有包，早一個月我們的菜地長得也是這個樣子。”
從孤石大隊回來，胡開明立即向書記處匯報了了解到的情況。胡開明建議進行“三包到組”的試點，如果效果好，就在全區推廣。
地委書記處研究決定，按照中央開展調查研究的要求，地、縣兩級領導下去，進行“三包”到組的試點工作。
1962年7月下旬，中央給在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平反，原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葛啟同志官復原職，省委決定把胡開明調回省里工作。這時，華北局正準備在北戴河召開一個農村工作座談會，為中央北戴河會議（八屆十中全會）蒐集材料。根據省委第一書記林鐵的建議，胡開明作為河北省北片的代表，仍以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的名義，參加華北局的農村工作座談會，要求在會上如實反映下邊的情況，提出自己的建議和看法。
胡開明接受了任務後，立即趕回張家口，召開各類座談會，個別談心，閱讀材料，每天都是到下半夜才睡覺。經過緊張的調查、整理，形成了一份《關於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這份報告長達七千字。《建議》明確指出：農村生產責任制度非改不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法已經嚴重地阻礙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報告建議實行“三包”到組的方法，以解決實行生產隊為基礎後，農民生產積極性仍然不高的問題。報告還例舉了“三包”到組的七大好處。胡開明決心在北戴河會議上把《建議》拿出來。
上書毛主席，建議再“退”一步
在華北局會議上，有人勸胡開明說，“三包”到組的“包”字太敏感，最好把“三包”字改為“三定”。但胡開明堅決不同意，他說：“包就是包，提建議就是要一目了然，旗幟鮮明。”後來，胡開明把這個建議又認真修改了一遍，去掉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字，旗幟更鮮明了。7月30日，胡開明在華北局農村工作座談會上做了《關於推行“三包”到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的發言。8月8日胡開明又給毛主席寫了一封親筆信。
8與9日，毛主席在中心小組會上批評了有些地委、省委書記，代表富裕農民，搞單幹，或者大部分單幹。說赫魯雪夫還不敢解散集體農莊，我們有的幹部還主張包產到戶，退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顯然毛澤東是動氣了。在會上，毛澤東還點名批評了胡開明，說胡開明是“胡”開明。後來毛主席在胡開明的信上批示：
印發各同志討論。
毛澤東
8月16日
隨著會議風向的轉變，一些原來支持胡開明意見的同志也不敢講了，有的乾脆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會後，河北省委開始了對胡開明的批判。1963年1月5日，河北省委將關於胡開明問題的報告及其檢查上報中央和華北局。報告認為，胡開明犯有方向性錯誤，但基本屬於認識問題，工作上尚未造成嚴重損失。
1964年8月，張家口地委召開全地區各級幹部參加的雙千人大會，根據省委指示，公開點名批判了胡開明，認定張家口原地委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把張家口原地委打成了“以胡開明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然後把胡開明下放到唐山地區搞“四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胡開明被打成以省委第一書記林鐵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成為河北省第三號走資派。從此胡開明離開了家，離開了心愛的孩子和患難與共的妻子，一個人走過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漫漫歷程。
1967年1月22日，胡開明被押往張家口，但無論經受怎樣的磨難和痛苦，他都挺著胸膛做人，笑對人生。造反派稱他是“快樂的黑幫”。他堅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對黨、對人民是問心無愧的。當接受批鬥後，吃到埋在酸菜下面的臘肉、豆腐時，當三更半夜幹部和鄉親們來看他，安慰他時，他更堅信，是非功過，歷史終會作出公正的回答。
關於他在“文革”中所經受的精神折磨和肉體痛苦，凡經歷過那個時期是人，都是可以想像的，這裡就不再詳述了。
壯志終酬
1977年黨的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胡開明作為“可以爭取的力量”，離開了下放農村勞動的滄州青縣大盤古村，到省委黨校學習。在學習班上，他又對黨的“十一大”公報中肯定“黨的十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這個的觀點，提出異議，並對2月7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兩個凡是”的社論提出質疑。河北省委認為胡開明“頑固不化”，決定把胡開明分配到滄州市（縣級市），任最後一位，即排名第八的革委會副主任。
在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鬍耀邦的安排下，經過與剛剛就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同志的商議，胡開明被任命為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
1978年7月11日，胡開明離開了戰鬥幾十年的河北，前往安徽赴任。
-到合肥，省委就把胡開明推上了“前哨”--兼任省委農委第二副書記（省農委第一書記由萬里兼任）。此外，農委還有四個副省級幹部，看來安徽省委是要下決心振興全省的農業。
在經過了多方調查，11月中旬，省委制定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六條”），這個規定突破了以往在農業生產管理上的一些框框，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這個規定下發後，在民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978年安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在本省的800里長江流段，水位比往年下降1至2米，淮河水位也大大下降，幾乎乾枯。6000萬畝農田受旱，農作物、野生作物枯死，人畜飲水困難。預計全省糧食要比計畫減少幾十億斤。
現實無情，如何渡過災荒？這是擺在省委面前的首要問題。9月1日，安徽省委常委在稻香樓賓館的一個會議室召開會議，第一書記萬里為全省的災情而深深憂慮。胡開明發言：“大面積的秋種看來已難實現，隨之而來的就是大片土地拋荒，明年的生活指望啥？農民很窮，別說沒有那么多的救濟糧，即使有，他們又哪有錢去買？土地是集體的，更是農民的，與其荒在那裡，何不借給農民去種？”
胡開明的提議引得了一片贊同聲，萬里也表示贊同。一個決議在會上形成：為保命，借給農民3分地種，開荒墊窪而成的土地，誰種誰收誰有。
胡開明深知，讓借地3分，到下面就可能借3畝，允許“三定”的生產責任制，推行的結果也許就是定任務到人，定則到底，定個徹底。胡開明由衷地讚賞萬里。
果然，地處合肥郊區的肥西縣山南區黃花大隊，在區委書記湯茂林的支持下，將全大隊1700畝土地分掉1400畝，每個勞動力承包1畝麥子地，半畝油菜地，並定出產量，小麥畝產200斤，油菜畝產100斤，規定超產時，沒100斤可提60斤，弱減產時則百分之百地賠。隨即，湯茂林又將這種“包產到戶”的做法推廣到全區7個公社78個大隊，16萬畝土地。很快，小麥全部點播完畢，國家指令任務完成之外，還比歷年多播種8萬畝。
然而，這種做法在當時是要冒很大風險的。當時，中央雖然已經肯定了聯產計酬的做法，但仍不許包產到戶。萬里同志說：“天高皇帝遠，先幹了再說！”不久，萬里來到了肥西縣，他說：“不要怕，主要是把生產搞上去，包產到戶又有什麼可怕？”胡開明也來到肥西，堅決支持萬里同志的主張。他引用毛主席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產力的話，指出，來自於民眾的農業上的種種責任制的形式，只要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財富，改善了人民生活，就是標準，就是目的。
肥西的山南公社成了全縣、乃至全國的第一個包產到戶的典型。
胡開明又來到鳳陽縣小崗村。縣委書記陳庭元向他介紹了小崗村秘密“包產到戶”的經過，試探地問：“如果指責小崗村是資本主義復辟，又怎能洗得清？”胡開明爽朗地一笑：“且不說算不算資本主義復辟，退-萬步講，即使一個生產隊在搞資本主義，又怕它什麼？不就區區一個生產隊嗎？我看吶，就讓小崗村走下去，看它到底有多大能耐，能把社會主義搞垮。”
不久，萬里受命調中央任職，匆匆離開安徽。
這時，圍繞著農村生產責任制問題上的爭論在全國還在進行，還沒有結論。在安徽，新來主持安徽工作的領導，也反對萬里在農業上的做法。在常委會上，爭論的甚至拍桌子。但胡開明仍旗幟鮮明的堅決支持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改革。他帶領有關人員，再次來到肥西、鳳陽，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用鳳陽和肥西的事實回答八個問題》一文。
這八個問題是：
（一）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是不是“分田單幹”？
（二）包產或包乾到戶後，集體經濟是發展了還是削弱了？
（三）包產或包乾到戶後，對國家的貢獻是大了還是小了？
（四）包產或包乾到戶後，社隊企業是發展了還是倒退了？
（五）包產或包乾到戶後，農業機械化是不是受到阻礙了？
（六）包產或包乾到戶後，科學種田是削弱了還是增強了？
（七）包產或包乾到戶後，是否會造成軍烈屬、五保戶沒人管，甚至出現“兩極分化”？
（八）包產或包乾到戶後，多種經營是否沒有辦法搞？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正式表態，指出：“農業政策放寬以後，一些事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大。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了身，改變了面貌。”鄧小平還指出：“總的說，現在農村工作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
在鄧小平講話精神的推動下，1980年9月，中央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幾個問題》的檔案，明確指出：“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麼復辟資本主義危險。”後來中央又進一步肯定了雙包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是合作經濟中的一個經營層次。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動下，全國農村大部分地區很實行了包產到戶、包乾到戶的責任制，這個農業生產取得長足進步。
1980年7月13日，河北省委終於作出了《關於為胡開明、葛啟、解峰同志平反的決定》，此時胡開明在安徽已經工作了兩年。《決定》指出：“胡開明等同志，幾十年來是認真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工作中的成績是主要的。他們注意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反映了當時在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實際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曾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議，根本不存在‘以胡開明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省委決定為胡開明等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推倒一切誣衊不實之詞。”
1982年10月26日至29日，胡耀邦到安徽視察，在聽取了省委匯報後，胡耀邦說：“在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上，從歷史情況來看，1960年以後，在黨內有相當多的一部分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是先知先覺者，當時就主張要改革1956年以來農業上長期推行的方法，少奇同志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鄧子恢同志也好，曾希聖同志也好，還有在座的胡開明同志也好，還有陶鑄同志。”
歷史已經證明：胡開明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儘管這些先行者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甚至“全軍覆滅”，但歷史給他們作出了公正的結論，人民給他們作出了公正的評價。胡開明舒心地笑了，為自己，更為生活日益富足的廣大農民，為蓬勃發展的農村改革事業。
註：此文原載《人物》雜誌1999年第5期。作者：朱莊。
人物作品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胡開明同志曾擔任《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主編和《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河北卷，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一書的顧問。
參與籌建遼瀋戰役紀念館
遼瀋戰役紀念館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聯合下發了（廳字【1985】139號）《關於修建遼瀋戰役紀念館的批覆》，同意在錦州修建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
1986年4月8日，經中共中央組織部、解放軍總政治部批准，成立了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胡開明同志列席了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研究討論了建館工作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中顧委常委、遼瀋戰役紀念館建館委員會主任伍修權，及建館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一起解決了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建設過程中陸續出現的諸多難題，為遼瀋戰役紀念館新館的順利建成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