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郭重光為首的封建官僚、豪紳地主集團在革命後成立的耆老會，平剛、譚西庚、周培藝、黃濟舟等主張應予取締，而張百麟則採取了放任其發展的態勢。任可澄、何麟書、張協陸合流，光復前夜向沈瑜慶獻計假獨立，由其組織保全會左右時局，然貴陽順利光復，保全會未及出爐即夭折，遂另起爐灶成立耆老會，公開活動。
辛亥革命前，貴州政治勢力分為以張百麟，周素園為領導的“自治社”和以何麟書、任可澄、郭重光等為首的“憲政派”。在推翻清政府時，兩派尚能相容，並肩行大義。獨立後，兩派則由政治異見而水火不相容，乃至刀兵相見。民國元年（1912年）底，時任軍政府東路巡按使的何麟書奉令討伐“自治社”，在銅仁與“自治社”席正銘部激戰七天，一度被困，幸得滇軍馳援，旋脫險。
劉顯世主政貴州後，在政治上倚重何麟書（字季剛，時任省政府顧問、政務廳長、黔中道尹）、郭重光（字子華，清末曾任江蘇常熟道台，時任省政府顧問、教育廳長）、熊范輿（字鐵岩，時任省長公署秘書長、建設廳長）、張協陸（時任財政廳長）等人為首的“耆老會”（也稱“舊派”）。在軍事上則倚重其外甥、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及手下將領袁祖銘、張雲漢、何應欽、谷正倫等（稱“新派”）。
“耆老會”諸人思想上趨於保守，主張“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國其它勢力及思想染指貴州，奉行地方保護主義。此前，何麟書在銅仁被困時，孫中山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調解。兩代表調解未果，赴貴陽途中，在凱里爐山被害（何人所為，至今無定論）。何麟書即揹上“瓜田李下”之嫌。民國政府基於貴州“耆老會”所持政治態度，主觀臆斷貴州“舊派”有害兩代表之動機。“舊派”雖百口難辯，但貴州邊遠省份，民國政府權力難至，僅只口伐而已。倒是讓蓄勢欲動的“新派”王文華等得到了發難的藉口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