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化胡[世界哲學之父]](/img/3/0a7/nBnauM3XwgjM5UTMyQjN5IjM0QTM4YzN5YDNzQTNwAzMwIzL0YzLzg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老子化胡[世界哲學之父]")
老子化胡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曾經擔任過當時宮廷圖書館管理員，非常博學。看到國家開始衰落，老子就辭去職務去了西方。他經過邊界時，當地的一個官員請求他寫點東西，於是他就寫了關於道德的文章，贈給那位官員。這就是老子留下的名著《道德經》，也是後來道教最重要的經典。傳說老子活了160-200歲。2500多年前，老子離開洛陽，出函谷關向西，之後再也無人知曉其下落。《史記》籠統地說他西出函谷關，不知所終。道教徒為了神化老子，傳說他在那裡變成了佛陀，建立了佛教，並開始對印度人實行教化，這就是所謂的“老子化胡”。事實上，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只是當年佛教從印度西來，在文化上極度自信的中國人卻很少有人相信，印度西來的佛教徒為了更好的讓中國人接受佛教，在中國傳教時編造“老子化胡”的故事，道教徒也欣然接受，後道教徒撰寫《老子化胡經》。
歷史記載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並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佛經）雲其國王生浮屠（Buddha）。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Suddhodana），母雲莫邪（Maya）。浮屠身服色黃，發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後漢書襄楷傳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齊書顧歡傳云：‘歡著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畫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
老子化胡經
《老子化胡經》局部圖化胡由來初期的佛教傳揚不易，所以常依附於黃老道教而行。佛教攀援道教老子大抵可以從東漢明帝時楚王英說起，《後漢書》說其“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黃老、浮屠可以共祠，除佛教初期為了闡教刻意依附老子（老子“我有三寶，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和佛教重慈悲、戒貪、謙卑相同，可以比附）外，還和當時流傳老子入胡為浮屠有關。《後漢書》之《襄楷傳》所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老子化西胡品》引《太平經》云：“老子往西越80餘年，生殷周之際也”（《太平經》撰成在襄揩前）。並且，這種說法，未必出自道教徒，有可能是佛教初傳，為求在中土流行，而刻意攀附。佛教攀附道教，混老子浮屠為一，自佛教傳入伊始就是如此，似乎一直沿襲到漢末，漢獻帝時牟融《牟子理惑論》中依然混佛老為一。到了三國魏末，魚豢《魏略西戎傳》沿成其意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二十有九。”到了西晉惠帝世，道士王浮根據漢魏流傳下來的傳說編造了《老子化胡經》。上述老子化胡的說法，從漢至西晉，少有佛徒提異議，然而自東晉中葉後，佛教的勢力漸盛，不再須要攀附道教，於是開始攻擊斥責老子化胡之說。
中國的道教對待印度的佛教可能是另外一種民族神容忍別的民族神但決不能讓他們高居在自己之上的形式。在印度佛教傳入後不久，中國本民族的宗教道教就建立了。道教的建立雖說是受到了佛教傳入的影響，但它卻是由我國這個民族自身文化傳統中產生的一種宗教。道教的建立和發展，必然會和佛教發生矛盾和衝突。矛盾和衝突當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就表現為“佛道先後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發生，是由於“老子化胡說”的故事引起的。所謂“老子化胡說”是說，道教的祖師爺老子曾到西方天竺國進行教化，而後天竺才有佛教產生。這個“老子化胡”的故事開始比較簡單，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記載老子至西方教化而有浮屠之教的材料是《後漢書·蘇楊郎襄列傳第二十》：
“延熹九年(166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前上琅琊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
這段記載只是說明當時有“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傳說，這種傳說的引起很可能是由於當時把老子和浮屠作為神加以禮拜之故。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道教尚未建立之前，已經有把老子和浮屠並列者，如(後漢書·楚王英傳)中說：
“楚王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65)……詔報曰：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看來在東漢時帝王常把老子和佛看成同類的神，而後道教又把老子神化並尊奉為他們的祖師爺。據《史記》上說，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看到了周朝的衰微，於是西出關(據說是函谷關)，這時函谷關的長官尹喜請老子為他著書，於是老子就作了道德上下篇五千言，而後西去，莫知其所終。由於原來就有老子西去的傳說，於是道教徒們就附會說老子西去入夷狄為浮屠。道教是中國所自出，佛教乃外來文化，中國素來持“華”、“夷”之見，把自己看成是華夏的文明地區，而把其他民族都看成是沒有開化的夷狄之邦，尊華夏而賤夷狄。從道教的觀點看，它自己是華夏民族的宗教，而佛教是外來的夷狄宗教，這兩種宗教怎么能並列呢？於是編造了“老子化胡說”，意圖把道教抬高到佛教之上。
但《襄楷傳》所載，僅僅說“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並沒有明確講到老子到天竺教化胡人：雖然我們可以分析說襄楷所說的話包含“老子化胡”的意思。到三國時，道教徒不僅編造了老子到西方教化胡人的說法，甚至老子是佛的老師的說法。據《三國志·魏志》裴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中說：
“《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老子弟子，別號合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按：魚豢魏明帝(227—239)時為郎中，卒於晉武帝太康(280—289)之後。《魏略》大概作於曹魏之末。“《浮屠》”指佛教的經典《當為當時的某一經典》，此處所說的“《老子》經，”很可能就是指《老子化胡經》之類的“經”，當然不是指的《老子道德經》，因唐道宣《歸正篇·佛為老師章》的注說“出《老子》、《符子》”，或此處《老子》指《老子西升經》。
與魚豢大約同時有杜摯作《笳賦》，在其序中說：
“昔李伯陽避亂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懷土風，遂造斯樂。美其出入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
《後漢書·竇章傳贊》章懷太子注說：
“茄，胡樂也，老子作之。”
《魏略》述老子化胡之說，杜摯《笳賦序》說老子入西戎作笳樂，雖然與佛教無關，但可見三國時老子教化胡人的故事甚為流行。在漢末至曹魏這一時期，佛教徒方面沒有對這種說法提出反駁。推究其因，或因為佛教這種外來宗教在當時仍依附於中國原有的道術，而老子不僅是兩漢以來黃老之學推崇的對象，而且也是魏晉玄學所推崇者，其在人們心目中之地位當在佛之上，所以還沒有對“老子化胡”這一說法提出異議。
至西晉初年，“老子化胡說”仍很流行，如作《高士傳》的皇甫謐嘗說：
“老子出關，入天竺國，教胡王為浮屠。”
皇甫謐大約生於漢末建安年間(215前後)，死在晉武帝太康三年(282)，《晉書》有傳。皇甫謐的這段話較之襄楷的話就明確多了。更為重要的是，在西晉時出現了一本據說是由道士王浮所造的《老子化胡經》。《老子化胡經》早已散失，後於敦煌石室得《老子化胡經》殘卷，據大忍淵爾《敦煌道經目錄》所載，有《老子化胡經》序，第一卷、第二卷、第八卷、第十卷等殘卷。但敦煌之《老子化胡經》殘卷據考證已不是西晉時的原本，而是經過後人加工擴大而成的。關於記載王浮造《化胡經》以及他和僧人法祖關於佛道二教正邪的爭論的材料，在此一時期有東晉末竺道祖撰的《晉世雜錄》、劉宋時劉義慶的《幽明錄》、梁裴子野的《眾僧傳》等。記載“老子化胡”故事的書也不少，如葛洪的《神仙傳》、東晉孫盛的《老聃非大賢論》、《老子疑問反訊》等。但最重要的材料應是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法祖法師傳》中的記載，其文說
“有一人姓李名通，死後更蘇，雲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又見祭酒王浮，一雲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爭正邪。浮屢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
慧皎《高僧傳·帛遠傳》也有同樣的記載。帛遠字法祖，是晉惠帝時(290—306)的人，這時已是西晉中期了。從上面所引的材料可以看到兩個問題：一是，在西晉時道教不僅有“老子化胡之說”，而且創造出了《老子化胡經》這樣的書，用以證明佛教是出於道教；第二是，西晉中葉後，佛教勢力漸盛，不再能容忍道教關於“老子化胡”的說法，因而與之爭辯。但是王浮與法祖爭論的內容不得其詳，大體上是爭論哪一種宗教是“正道”，哪一種宗教是“邪道”，似乎也還不是直接爭論佛道先後問題。
《弘明集》卷一有未詳作者的一篇《正誣論》，在這篇文章一開頭就提出了佛道先後的問題，，其文說：
“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講道德之經邪？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眾聖之元始也。”
這裡所說的“經”是《老子西升經》，在《廣弘明集》卷一中也引有這句話，即說出自《老子西升經》。《正誣論》這篇文章雖作者不可考，但文中說“晉言無為”云云，大體可斷定為西晉或東晉的作品。由此可知，在晉時佛教徒已可以把佛提高到老子之上，來為佛教爭取地位。但是這裡發生了一個問題，難道道教的著作《老子西升經》會自己說他們的祖師爺老子是佛的弟子？顯然是不可能的。其實我們仔細讀所引《西升經》的文字根本得不出老於是佛的弟子這樣的結論來。因為書中“古先生”是指誰並未明言，何以見得是指佛呢？據史料內容看，《老子西升經》大概也是西晉時的作品，而今存《西升經》有多種版本，據《道藏》中所收宋徽宗注本《西升經·西升章第一》說：
“老子西升，開道竺乾，號古先生，善入無為，不終不始，永存綿綿。”同本末章《戒文章》第二十九說：
“老君曰：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將返神，還手無名，絕身滅有，綿綿常存。吾今逝矣……忽然不見……喜出庭中……即仰睹懸身坐空中，其狀如金人。”
這段文字大概也不會是晉時原本的文字，但《西升經》既為道家著作，決無以“古先生”為佛是老子之師的道理，因此大義應是不差的。前面引的一段《西升經》所說的“古先生”自然只能是指老子，並說他去天竺開導其地。後一段更說明老子懸身空中，狀如金人，即變化為佛。晉時的佛教徒改《西升經》只改了個別字，加了一句“善為泥洹”，使文意不清，而解釋說“古先生”是佛，是老子之師。到唐初道宣的《歸正篇·佛為老師章》就改為：“老君曰：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云云，成為老子自己說他的老師佛“化游天竺”了。
道教徒偽造“老子化胡說”，作《老子化胡經》，後來佛教徒又纂改道教經典，把本來是“老子化胡”的意思改為佛是老子之師“化游天竺”。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出，宗教為了信仰的目的，要把自己的宗教派別抬高到其他宗教派別之上，不惜造假，用以騙人，也騙自己，這種事在宗教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佛道之爭
佛教傳入中土，傳統文化之衛道者一則以佛教來自印度，乃夷狄之教，以為夷狄文化低落，不及華夏，故不當信從。二則以華夷地域不同，益證老子序中以東為木，屬陽，為道之所出；西為金，屬陰，為佛之所生。陽尊陰卑，故道教優於佛教。三則以華夷之間，種族不同，夷人始信佛教，華人不當信。四則以佛教之流入中土，每致國家之衰亂，故不應信。自道教初興，佛教東來，初期頗有互相利用之處，因兩者所標義旨，間有相同。佛教傳入之初，譯天竺文為漢字，嘗襲用道家字義，後道家亦有襲用佛教教義者。佛道之爭，雖屬宗教衝突，然二者之興替，皆不離帝王之愛惡親仇，結果有力者較易獲勝，失敗者，每遭毀滅之厄運。佛道之爭最早見於東漢，迦攝摩騰與諸道士論難；三國時代，曹植作‘辯道論’批難神仙說之詐妄；西晉時，王浮所作‘老子化胡經’，為後世論爭重要材料。主要的內容是：老子出關西去之後，化為佛陀，把他的教導傳化於西域。特別指出，所謂印度佛教乃是淵源於老子的教導。化胡經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與轉化的意義，"胡"自然就是洋人，外國或外國人的意思。長時期，中國人除了中國的漢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國，一律廣義地稱之曰："胡"。最初化胡經的"胡"字，是狹義地專指佛教。作者是道士王孚，南朝僧佑在他《三藏集》中的《法祖法師以誣謗佛法．．．。"王浮是西晉時的道士，而且是一位道教的祭酒（領袖）。
然爭論之白熱化則在南北朝以後，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開創新天師道，並使之國教化，確立道教之宗教教團；南朝宋之陸修靜、梁之陶弘景對教學整備及道教經典整理予以體系化，對社會之影響亦相對增加，而足以與佛教相抗衡，其論爭焦點系以‘夷夏論’為中心，爭論舍華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道士顧歡著’夷夏論‘，引致明僧紹著’正二教論‘、慧通著駁顧道士’夷夏論‘以辟之，又有張融著’門律‘，主張道佛一致，而以道教為本，佛教為跡，提倡本跡說，然就二者優劣而言，主張道教居優位。
於北朝，孝明正光元年（520），宮中亦有佛道二教之論爭，即清道觀之道士姜斌與融覺寺之沙門曇無最，以老子與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後為對論主題，論爭結果，姜斌被論破，流放至馬邑。其前，甄鸞之‘笑道論’與道安之‘二教論’二書為當時有關佛道優劣論爭之重要論著，此二書皆以強烈之論點大力論難道教之低劣。然於北朝，佛道之抗爭不僅為雙方之論爭而已，更加上當權者之政策壓迫，此即歷史上著名的‘三武滅佛’中，北魏太武帝與北周武帝之摧殘佛教。
三武滅佛即指：(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謙之清靜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慫恿，乃下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於天下，聽信道士張賓與元嵩之言，決心滅佛。(三)唐武宗寵信道士趙歸真，拆佛寺四千六百餘所，迫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還俗，收充兩稅戶。為歷史上佛教徒之大浩劫。
隋代統一南北，唐祚代興，以老子與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禮遇，太宗更明詔道教居於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後之席次，成為唐朝一貫方針，道教乃得蓬勃發展。武德四年（621），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條，濟法寺法琳撰‘破邪論’論道教之虛妄，道教方面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批論佛教，激烈爭論佛道席次之先後問題。八年，定道、儒、佛之順位。高宗顯慶三年（658）三次召集僧道於內殿論議；五年，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又就老子化胡經引發論爭；至龍朔二、三年（662～663），論爭猶未止。此等佛道論爭之結果，道教方面攝取佛教經典之教理，製作種種經典以對抗佛教。宋代道教活躍，王重陽創全真教；元時，其第五代教主邱處機之弟子李志常占有佛寺，破壞佛像，並將‘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及‘老子八十一化圖’，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偽妄，憲宗五年（1255）令二人對論，志常敗論，帝遂勒令燒毀道德經以外老子化胡經、老子八十一化圖等一切偽經；以後二教明爭暗鬥相續不絕；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下詔彈壓全真教，魏晉以來之佛道之爭遂平息
佛道二教各有其特色與信眾，對立結果往往意氣用事，各成派系，排斥異己，或互相詆毀，如佛徒著笑道論，道流亦作笑佛論以敵之。然佛道二教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數代之發展而更深入民間，牢不可拔，影響後世學術思想甚巨。
有關收錄佛道論爭之文獻不少，較重要者有弘明集、廣弘明集、道宣之集古今佛道論衡、法琳之破邪論、神清之北山錄、智升之續集古今佛道論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