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簡介
《美麗靈魂》講述了在1938年，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前夜，瑞士當局禁止猶太難民入境，瑞士警官保羅·格魯寧格違抗當局法令，為大批猶太難民偽造入境簽證。
1991年，巴爾幹半島爆發塞爾維亞人對克羅地亞人的種族屠殺。一名普通的塞爾維亞人亞歷山大·耶夫蒂奇，冒險為幾百名克羅地亞人偽造名姓。
20世紀90年代，以色列政府開始對巴勒斯坦實行軍事打擊。一名以色列軍人阿夫納·維施尼策公然對當局說“不”，對部分巴勒斯坦難民施行人道援助。
2000年，一名證券公司的女員工在發現客戶存款有危險後，冒著會丟掉工作的危險，仍然主動提出了質疑。
作者通過以上案例，力圖找出當個體遭遇道德困境，即其面臨的群體性行為與一貫信奉的道德倫理原則產生直接衝突時，是什麼促使該個體在幾乎孤立無援的環境下敢於冒險對己方陣營說“不”，是出於一種理性思考的結果？還是人性本能驅使？抑或是其他通常不為人知的隱秘因素？本書從社會學、心理學、神經系統科學的視角，附以案例、實驗，圍繞“個體的道德困境”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分析，既有敘事的可讀性也有學術研究的嚴謹，是一部優秀的調查型非虛構作品。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美]埃亞勒·普雷斯（Eyal Press）
記者、作家，以調查型非虛構寫作見稱，曾獲“詹姆斯·阿倫森社會公平新聞獎”，文章多發表於《紐約書評》《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等，另著有《絕對信念：我的父親，一座城市，一個正在撕裂美國的社會衝突》（2006）。
譯者簡介
劉靜雯
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士、翻譯碩士，曾在華東師範大學、上海紐約大學擔任對外漢語教師。2011年8—12月參加美國紐約大學上海中心交流項目，2012年7月赴台灣政治大學交流。
編輯推薦
★如果普通人拒絕從眾，究竟是源於堅貞不移的正義，還是源於不可一世的叛逆？
★如果抵抗意味著陷入困境，是道德本能的驅使，還是大腦理性的思考，支持他們的行動？
這本書記錄下四個普通人反抗的故事。無論身處戰場或商界，他們都用自己的行動維護了良知和正義。他們堅持原則，敬職敬業，渴望做正確的事，不僅是對自身靈魂的堅守，亦給了更多平凡人以堅強的力量和無畏的勇氣。
他們沒有一個人曾聲名遠播，卻以行動帶給我們關於“個體困境”的道德反思：
如果“善良、友愛、誠實和正直”等品質，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價值觀，那為什麼其他人沒有做出這樣的選擇？
章節目錄
序
違抗法律
違抗集體
良心的法規
發聲的代價
後記
內容精選
《美麗靈魂》後記
從走訪尤澤夫村的森林開始的旅程結束於賓夕法尼亞州的伊利湖，我開車去那裡見戴勞·萬德維爾德。我們見面那天是在3月，天氣晴朗溫和，當時萬德維爾德在關塔那摩軍事法庭辦公室擔任高級檢察官已有將近四個年頭。他來之前剛結束在伊拉克為期13 個月的任務，他所效力的那個部隊因為路邊炸彈和叛亂者的攻擊而傷亡慘重，他因傑出表現獲得了青銅星章。萬德維爾德告訴我，他們部隊里的戰友情非常深，因此他下定決心把儘可能多的敵軍繩之以法。“我相信關塔那摩監獄關押的囚犯都是惡中之惡—最壞的極惡之人，他們不僅企圖破壞美國，還想要破壞整個西方文明。”他說，“如果我做得到的話，我的任務就是替我在戰爭中死去的戰友們報仇。”
不久後，關塔那摩監獄裡三分之一的起訴案歸萬德維爾德處理。其中有一個案件是美國起訴穆罕默德·賈瓦德案。賈瓦德是一個阿富汗囚犯，被指控於2002 年12 月17 日在喀布爾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向美國軍車投擲手榴彈，造成兩名特種部隊的士兵和一名翻譯身受重傷。這件案子觸動了萬德維爾德，他在伊拉克工作期間對特種部隊成員產生了極大的崇敬。他告訴我，在看過這件案子的證據後，他認為這是一個“完美的案子”—很容易證明，而且在道德上沒有模糊性。在審判前的一次聽證會上，賈瓦德滔滔不絕地控訴關押他的美國官員們虐待他，萬德維爾德翻了翻白眼，嘲弄他的申訴，告訴軍事法官這名被告憑空捏造出虐待的事，是基地組織手冊上教的。
他還沒有看過賈瓦德的監獄記錄。後來，美國空軍後備役部隊的軍官大衛·弗萊克特在案子進行到一半時參與進來，成為賈瓦德的辯護律師，他才注意到賈瓦德的監獄記錄，並提出動議要進行查看。記錄顯示，賈瓦德在關塔那摩監獄關押期間，曾有一次在兩周內從一個牢房被調到另一個牢房112 次之多，這個被稱為“飛行常客計畫”的做法目的是不讓犯人睡覺。後來，萬德維爾德又在一名同事書架上的一本活頁夾里發現一份檔案，一位軍隊犯罪調查部門的特殊專員在裡面記錄稱，一位犯人被裹住頭，戴上銬，從樓梯上扔下去，還被在阿富汗的美國審訊者掌摑。這個犯人就是穆罕默德·賈瓦德。然而，賈瓦德的律師無法獲得這些資料，而且政府也沒有報導這起手榴彈襲擊案件里還有另一名疑犯，而且該疑犯已經承認自己參與了襲擊。萬德維爾德很快看到一則新聞報導說，襲擊發生的那一天，在案發地還逮捕了另外三名疑犯。他們三人花錢買通了阿富汗的警察，所以全都被放走了。賈瓦德被逮捕的時候還未滿16 歲，這意味著根據《日內瓦公約》，本應該把他看作“娃娃兵”來對待，不應該懲罰他，而應該對他進行再教育。
萬德維爾德為了調和自己作為檢察官的職責和對這個案子越來越多的懷疑，建議安排認罪協定，如果通過了，賈瓦德再坐一年牢，就可以被釋放。然而他的上級駁回了這個建議，身為虔誠天主教徒的萬德維爾德去了華盛頓特區的一座修道院，他告訴我他在那裡虔誠地祈禱了三天，離開時已經決定再也不繼續原本的工作了。他通知了軍隊這個決定後不久，辯護律師大衛·弗萊克特便請他出庭為穆罕默德·賈瓦德做證。在法庭上，萬德維爾德有條不紊地詳述了讓他逐漸懷疑政府指控的正確性的過程。他表示：“任何可靠證據，《拘禁人待遇法2005》（ the Detainee TreatmentAct of 2005）的任何條款……不論是國家法還是我們神聖的憲法，都不支持延長賈瓦德先生的刑期。”後來一位法官判定賈瓦德的認罪聲明是刑訊逼供的結果，命令釋放賈瓦德，當時，他已在獄中度過了將近七年。
喬治·W. 布希總統在表彰保羅·路斯沙巴吉那在1994 年的盧安達大屠殺中的英勇表現的典禮上說：“對抗一切形式的罪惡是我們應盡的道德義務。”然而，正如戴勞·萬德維爾德所體會到的，如果履行這個義務會讓你的政府難堪的話，那它幾乎永遠都不受歡迎。他把自己在道德上的不安告訴上級後，軍隊命令他做一次心理評估。儘管他提出希望再一次被分配到阿富汗服役，但軍隊除去了他現役軍人的身份，儘管他曾獲得過兩次集體功績獎和一次青銅星章，但他感到自己似乎成了抹黑國家的叛徒。關塔那摩監獄的首席檢察官勞倫斯·莫里斯告訴新聞媒體說，萬德維爾德的擔憂“毫無根據”。與一些拒絕妥協原則的人的遭遇相比，這一懲罰並不算重，但並不會讓事情變得好過一些。萬德維爾德告訴我：“你深刻思考並反覆糾結過的堅定信念遭到攻擊，是件讓人非常痛苦的事。對於這種針對我最引以為傲的地方—敬職敬業，渴望做正確的事—的人身攻擊，我沒有經驗和方法去理解。”
怎么會有人甘願經歷這樣的折磨？到底值得嗎？在我探尋答案的旅程中，當我傾聽曾拒絕放棄堅守原則的人講述他們經受過的痛苦的時候，經常發現自己對此抱有質疑，特別是他們的行為並沒有帶來多大不同的時候。戴勞·萬德維爾德顯然有過相似的質疑。他被現役部隊開除大概三年後，關塔那摩的關押中心仍在那裡照常運轉，而他的生活卻被顛覆了。最近，他受邀到哈佛大學法學院的一個活動上做演講，這個活動的名稱是“刀鋒：堅持原則/ 以職業犯險”（The Razor's Edge: Standing on Principle/Risking Your Career），一個寫了一本關於反抗者的書的政治學家在活動上發表了看法，萬德維爾德感到非常有共鳴。他告訴我：“那位政治學家說，認為提出反抗的個人能夠起到一定作用的看法是錯誤的。你沒法帶來改變。你只是給自己帶來痛苦。”
這是根據經驗總結的真話，我想知道法學院的學生們會通過這個活動學到什麼。這個活動告訴他們不要讓自己的職業生涯偏離軌道，以及為什麼應該小心地避免漂向“刀鋒”附近。記者們喜歡想像他們通過講述有勇氣堅守道德的人的故事能夠激勵人心，希望具有原則的反抗者令人振奮的故事能夠促使反抗精神傳播開來。但如果那些故事以真面目告訴世人，會不會造成相反的結果，即願意以職業生涯犯險並堅守原則的人群沒有增多，反而變少了？
戴勞·萬德維爾德似乎會同意這一點。然而，當我問他有沒有後悔過自己所做的事時，他搖了搖頭。他說：“如果我否認這件事帶來的某些後果曾令我後悔的話，那就太假了。但對於最初的決定呢？不，我不後悔。”原來，原因之一是萬德維爾德實際上不是“獨自反抗者”。連他在內，關塔那摩有七個官員都因為相似的道德疑慮而被開除、投訴或主動辭職。最早一例是一位名叫史蒂芬·亞伯拉罕的美軍預備役官員最終提出了宣誓書。他負責的案件是“布邁丁訴布希案”，這個案子抗訴到了最高法院，最終關塔那摩的犯人獲得了人身保護權。萬德維爾德告訴我他被開除後，有一些事情變得好多了，他認為這不僅歸功於說出心聲的官員們共同的影響，也歸功於外部聲援他們的組織施加的壓力。
他說：“如今的相關部門已經比它們剛開始時要公平很多了。他們對強迫證詞的使用加以限制，賦予被告人更多的權利，對一些罪行進行了重新定義。我不會蠢到說這都歸功於我，不僅我的反抗起了一些作用，那些民權組織、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憲法權利中心都起到了作用。”
之所以說他們起到了作用，是因為儘管這些組織的成員的目標相對比較局限，但是他們的良心之舉卻有疊加增強的效應。誰會知道以色列第一個拒絕到占領地區執行任務的士兵是否僅僅是
不想讓雙手沾染血污而已，但事實是，自他提出拒絕後的幾十年里，又有幾百名應徵入伍的士兵做了同樣的事。顯然，1938 年保羅·格魯寧格違反法律的時候，他的目的不是要敦促瑞士重新審視它的過去並且進行某種集體靈魂探索，但正是他堅持原則、拒絕服從的這一舉動觸發了後面的事情。梭羅堅稱他“並沒有決心致力於根除一切罪行，即便是最大的罪行”。但是，他寫的那篇關於為什麼他不願意交稅的文章最終激勵了很多秉著良心的異見者們堅持了正義，其中就包括小馬丁·路德·金，他在學生時期讀到了這篇文章，深受梭羅的影響。（路德·金在他的自傳中寫道：“我堅信，不與惡人合作的道德義務和與好人合作的道德義務同等重要。傳達這一觀念的人裡面沒人比亨利·戴維·梭羅更有激情和說服力。他的文章和個人智慧讓我們得以傳承富有創造性的抗議。”）
既然正如法庭有時判定的，良心“不過是一種個人道德準則”，個人無視其他聲音來遵從它，那么為什麼會發生上述的這種連鎖反應呢？部分原因正如哲學家麥可·沃爾澤所說，這種說法並不絕對正確。良心這個詞指的是“對於善惡的普世理解”，這套準則並非脫胎於與世隔絕的狀態，而是脫胎於與他人的互動和在組織、部門、政黨、工會、職業機構、部隊中的參與。沃爾澤寫道：“個人的決定和這些決定所基於的道德準則之間是存在區別的。決定可能最終是我們獨自做出的，但是道德準則當然是我們共享的。”
在每一個社會，都存在不認同大部分其他公民認同的道德準則的反叛者和破壞者—不論權威人物希望他們相信什麼，他們都嗤之以鼻，並以此為樂。本書所討論的反抗者不是這一類人。他們的問題不是輕易地不理會他們所身處的社會或組織的價值和理想，而是認為這些價值和理想不可動搖。對保羅·格魯寧格而言，不可動搖的理想是他認為所有瑞士公民應該和他一樣珍惜歡迎陌生人的傳統。對亞歷山大·耶夫蒂奇而言，這種理想是從他母親那裡繼承下來的且在“手足情深，團結統一”里呼籲的寬容精神。對於阿夫納·維施尼策而言，它是相信以色列軍隊真的是“世界上最具道德的軍隊”。對於萊拉而言，它是她認為她的每一位同行都應該履行進行盡職調查的義務。一個更加世故的犬儒主義者可能會斷言他們相信這些事情簡直太天真了。但是，如果他們更加世故一些的話，就不會那么堅守他們認為具有指引作用的原則了，也不會在看到那些原則被人妥協或無視以後感到那么失望了。
戴勞·萬德維爾德告訴我：“我從一個真心相信這些理想的人，變為了一個感到真的受到欺騙的人。”與我遇到的其他拒絕從眾者一樣，正是因為他親眼目睹自己深信的理想遭到玷污，而且同樣重要的是，他想要施展道德想像力的願望成了他工作的阻礙，才促使他做了他做的事。亞當·斯密認為，這種能力是人類普遍具有的，他的觀點沒錯：對我們因為保持沉默或者服從權力而可能傷害到的人感到同情，並不需要特別的天資或聖潔的美德。然而，不理會道德想像的傾向同樣普遍—人們往往會使自己遠離自身行為造成的後果，依靠某種意識形態來將其正當化，把我們造成的傷害的責任推卸給處於指揮鏈上級或下級的人。在一個不講人情的巨大力量統治的世界裡，因果之間的聯繫越來越不緊密，當個人陷入需要妥協的情況，幾乎都會這樣推卸責任，不僅僅是因為困境非常極端，也許更是因為他們只是凡人。指責那些當有悖良知的事情發生在眼前卻沒能鼓起勇氣的阿布格萊布監獄的士兵或“二戰”中服從命令的人很容易。然而難得多的是，承認甚至意識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習慣於通過把有悖良心的非正義事件歸咎於體制、境遇或者上級來避免做出讓我們不舒服的選擇，或者我們多么不習慣於問一問，我們的被動和默許可能在縱容有悖良心的事以我們的名義進行上扮演著什麼角色。
從假裝虔誠地給在盧安達等地“對抗罪惡”的人頒發獎章，或者像《時代周刊》那樣表彰揭發美國存在的假賬現象的告發者來判斷，我們生活的世界把克服被動視為光榮的事。然而在現實中，我們都知道這么做風險大，而且很危險，因為人們在義務和良心的界線該如何劃定的問題上很難達成統一。世界上大多數地方，早在幾個世紀以前就明令禁止的虐待違背良心嗎？那些在布希執政期間誹謗一些質疑警方刑訊逼供的異見者的人認為沒有。耍小聰明騙取老百姓積蓄的人喪失了良心嗎？華爾街上就是這么做的，而且從中獲利的交易者們認為沒有。在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那段時間裡，他們從來沒有停下來道過歉。（金融危機爆發後，政客們也沒有要求他們道歉，反而開始削弱或者逃避對金融行業的監管。）那偷別人的土地有悖良知嗎？西岸地區把搶奪土地視為落實上帝計畫的猶太人認為沒有。即便是確實認為這些事有悖良知的人看到士兵、公職人員或者他們的同事在這些事情上抱著不肯妥協的立場也會感到緊張。如果我們也認為一些明目張胆的惡行正在發生，那是不是應該抱以相似的立場？我們真的想要被人提醒我們已經做了什麼妥協了嗎？
不可避免的是，展現道德的勇氣會導致不一致，並讓很多人感到不舒服—也許從來沒有想到過會說不的、信得最深的人會感到最難受。蘇珊·桑塔格寫道：“對我們所有人而言，因為對忠誠的看法不同而打破層級、招惹反對和責難、冒犯大多數人是很難的。”她說得沒錯，沒人覺得這樣做容易。但是一生都在努力讓自己接受絕大多數人價值觀的服從者會比有想法一致的同伴陪伴在身邊、習慣了站在社會邊緣的異見者感到更難。戴勞·萬德維爾德告訴我，他最怕的不是失去工作，而是背叛那些曾經為了共同的價值觀和信念，同他並肩作戰甚至戰死的同伴。也正是這些價值觀和信念促使他在關塔那摩案件中“保持異見”。“我內心鬥爭最大的一個力量源泉是，是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正失信於我的戰友們—特別是那些犧牲的戰友。”他說，“我讓他們失望了嗎？從最壞的意義來說，我是不是站到了敵人的那一邊？”
事實證明，這種擔憂是沒必要的。讓萬德維爾德大感欣慰的是，他的部隊里沒有一個士兵質疑他的忠心。他告訴我許多人寫信給他說：“戴勞，我們不了解這件事，但是我們了解你—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給我打電話。”他說：“他們了解我，我們的戰友情永遠不會散。”就算他們的情誼受損，我感到萬德維爾德仍不會後悔他所做的事，因為他成功地避免了背叛一個他知道自己無法逃避其判斷的人：他自己。報導他故事的報紙跟我一樣，不可避免地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他所遭受的來自軍方的報復。然而，它們沒有提及他所收穫的無法量化的東西，這些收穫讓他在談論自己的經歷時，聲音里時常流露出感激之情，也讓他以前的一些同事感到羨慕。他告訴我：“我去關塔那摩的時候是身負使命的。我達成的使命也許是自我救贖。”
媒體及名人推薦
“這本書（《美麗靈魂》）是一次對‘不服從’的讚歌……激發你渴望將這本書推薦給你所遇到的下一位讀者的是一種細小短暫卻至關重要的發現和探討。”
——《紐約時報》
“一份獻給人類靈魂的贈禮，令人回味無窮。” ——《華爾街日報》
“在通常的說教中，道德困境往往具有一種非黑即白的明晰性。普雷斯的這部作品卻通過一種訴諸個體、具體歷史處境的觀察路徑，另闢蹊徑。這正是以往的觀察家所最為忽視的。”
——《經濟學人》
“普雷斯極其嚴謹地處理（他面對的）課題。某種程度上，這本書也是一種深思熟慮之後的選擇……表面上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並非如此：道德無小事。普雷斯這本書真正的成就不僅僅在於他的分析和研究，更在於他拒絕逃避一種令人不安的事實。”
——《紐約時報書評》
“（《美麗靈魂》）詳細記述了極具傳染力的道德選擇。普雷斯力圖告訴每個人，個體有能力對集體說‘不’，如此將為我們所處的黑暗時代帶來一絲光明。”
——《華盛頓郵報》
“我們之中很少有人面臨過普雷斯在《美麗靈魂》中所記述的那種良知危機，然而，當我們遭遇這種深刻的道德困境時該如何應對？通過四個例子，普雷斯令讀者置身於如此頗具爭議的道德處境……他向這一假設發起挑戰：只有傑出人士才會做出值得讚嘆的行為……普雷斯指出，這些個人並非具備聖徒式的完美品行，也不是通常的社會反抗人士。他們也將“團結、勤奮、友愛”這些社會性價值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這些其餘者沒能如此。”
——《書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