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地下絲絨”樂隊的婁·里德早在1968年不會意識到他們的音樂在捷克鼓舞了那么多鐵蹄下的樂迷，並被捷克劇作家、持異見者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直接引用到由他發動的“絲絨革命”。同樣，“甲殼蟲”在1968年發行的《白色專輯》和同年發生的“布拉格之春”被緊密聯繫在一起。列儂在“甲殼蟲”那首著名的“革命”一曲中的慷慨激昂的演唱，點燃了一度開禁的布拉格電台。而他後來的“和平主義”運動與冤死槍下事件，在布拉格演變為嚮往自由的紀念活動。
1968年-1988年，一支深受“地下絲絨”和Frank Zappa影響的捷克搖滾樂隊“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經歷了從地上到地下的過程，不得不說，“宇宙塑膠人”的傳奇故事能令任何一支西方搖滾樂隊黯然失色。
背景
捷克1968年爆發的“布拉格之春”，有著不謀而和的國際大背景。那年前後，全世界的激進聲浪一浪高過一浪。先是在玻利維亞，格瓦拉和他的同志們的屍體在山谷里腐爛著；接著是美國馬丁·路德·金的遇刺，宣告黑人民權運動非暴力方式的結束，而後是巴黎的“五月風暴”，學生和警察的街壘之戰……但在布拉格，激進的革命浪潮正以全民的意志為中心而醞釀著一場變革。杜布契克被推選為捷克領導人，他好像事先沒有什麼準備，是黨內的民意將這位歷史階梯式的改革派推到了前台。但他很快推出了名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方案，開放了出版與言論的自由。很快，布拉格年青人能夠在電台里公開聽到來自西方的搖滾樂，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隨之而起的是搖滾雜誌和搖滾課程的出現，以及如雨後春筍般冒尖的搖滾樂隊。有報導說，1968年的布拉格和舊金山沒有區別。嬉皮士的盛景在東西方兩大陣營里開著不同的花。一個是開放，一個是醉死，各自的起點不同決定了未來的命運不同。捷克搖滾樂的重大使命絕對是因為歷任民主運動領導人都是忠實的搖滾樂迷，當美國“海灘男孩”在布拉格盧瑟納音樂廳“衝浪”的時候，杜布契克在底下情緒激昂。而哈維爾更是捷克乃至東歐歷史上最偉大的搖滾樂隊——“宇宙塑膠人”的死黨。文人與藝術家從政，為地下文化的搖籃注入了不可分割的政治因素。 但搖滾樂的合法化很快迎來了烏雲密布。
前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蘇斯洛夫齊赴捷蘇邊境，杜布契克等人和他們爭論了四天。每天白天，在捷克邊境小鎮切爾納碰頭，晚上，勃列日涅夫非常禮節地將火車開回到蘇聯境內睡覺。但這張和善的臉在1968年8月21日凌晨被撕了下來，蘇聯出兵，坦克輾過布拉格的大街小巷。支持“布拉格之春”的作家、藝術家和搖滾人被關進了監獄。不久，“甲殼蟲”和其他西方搖滾樂又被電台禁播。
興起
後來的二十年里，名列走私“排行榜”前列的是搖滾樂唱片。對於捷克搖滾樂的自由精神末梢，他們接下來的發端人是更堅定的鬥士。哈維爾，一個在50年代就從事戲劇創作的劇作家，在1968年後的20年裡成為捷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直接支持了搖滾樂的地下鬥爭。 哈維爾對“布拉格之春”作過總結：“1968年8月不僅僅是一度解凍之後的通常又出現的冷凍，它還是另外一些東西，它是一個時代的終極；是一種精神和社會氣氛的瓦解；是一種深刻的精神斷層”。“伏契克是我們大家的伏契克，我說，我們總也有權用我們的方式來歌唱他吧？”當米蘭·昆德拉在小說里這樣申述，我們能領會捷克人民心頭的陰霾。我在十幾年前讀昆德拉以上這句話時，沒有立刻反映到文字背後還有著尊嚴。當然，如果你了解到“宇宙塑膠人”的頑強的生存方式，就會敏感到捷克人民的富有彈性的抗拒力。 這是一個曾經在幾百年前被奧匈帝國侵占過的民族。難怪哈維爾在最艱難的時刻要說：“人們突然感到想要大喊大叫而不是大笑”。1969年1月19日，一名名叫Jan Palac哲學系的大學生為了抗議侵略，在布拉格Wencelas廣場自焚。不到一個月內，第二個捷克年輕人Jan Zajic在同一個地方自焚。這兩起極端反抗行為震驚了世界，二十年後人們給他們建了同一塊墓碑。二十年彈指一揮間，但在一個同時被德沃夏克精神和“宇宙塑膠人”精神所兼容的民族中，不屈不繞是一種保障。尤其當“宇宙塑膠人”在一場漫長的秘密警察與自由藝術家的拉鋸戰中，完成了從城市到鄉村，再從鄉村到城市的大範圍轉移，民族精神便是一場燃燒著的地下搖滾音樂會。
宇宙塑膠人
樂隊
“宇宙塑膠人”的音樂最初受到了“地下絲絨”的鼓舞，這起源於哈維爾1968年從美國帶回來的“地下絲絨”的專輯《白光/白日》，哈維爾剛下飛機，這些朋友就借去並很快組成樂隊。在白色恐怖的開始，“宇宙塑膠人”還翻唱了“大門”、Fugs、Captain Beefheart和Frank Zappa。其中，樂隊名字就來自Frank Zappa的曲子“塑膠人”。“宇宙塑膠人”是由貝司手Milan Hlavsa組建的，但真正掌控樂隊的是他們的藝術指導和經紀人Ivan Jirous。這和安迪·沃霍爾在“地下絲絨”曾經擔當的位置有點像，Ivan Jirous為了追求“地下絲絨”的音色效果，請來了他以前做過領隊的樂隊——The Primitives（曾是捷克第一支迷幻搖滾樂隊）的中提琴手Jiri Kabes和吉他手Josef Janicek。“宇宙塑膠人”人員最多時達到八九個人，他們很快找到屬於自己的前衛極端風格，他們的現場是超越“地下絲絨”的。那是後者不曾有的壓迫所造成的。 在很多場合里，Ivan Jirous，這個出色的藝術史家在“宇宙塑膠人”正式演出前，播放關於安迪·沃霍爾的幻燈片，講解安迪這個紐約地下文化領袖的作品。Ivan Jirous慢慢樹立了在捷克地下搖滾圈的地位。這期間，他還介紹了兩個重要人物進入樂隊。一個是從牛津大學畢業的加拿大人Paul Wilson，他起初是為Ivan Jirous來翻譯“地下絲絨”的歌詞的，後來正式成為“宇宙塑膠人”的主唱；另外一位是非常出色的自由爵士薩克斯手Vratislav Brabenec，他的到來使官方再也沒有理由說“宇宙塑膠人”技術業餘了，一度吊銷的演出執照被重新申請回來。但兩個月後，有關部門以風格“病態”為理由，又撤回了演出執照。
地下文化運動的中心
“宇宙塑膠人”是捷克那些年地下文化運動的中心，圍繞著他們的是其他搖滾樂隊、歌手、詩人和藝術家。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被視作持異見者。他們的地下演出活動很快被趕出布拉格，他們開始像游擊戰士一樣地出沒于波西米亞村落和農村。 樂隊的第一張唱片的名字是仿照“甲殼蟲”的《佩珀軍士》的——《Egon Bondy’s Happy Hearts Club Banned》。Band一詞被換成了Banned，意指布拉格的很多俱樂部被關閉了。Egon Bondy是“宇宙塑膠人”圈子裡的詩人朋友，這張專輯的歌詞採用了Egon Bondy諷刺辛辣的詩歌。Budovice大屠殺
鬥爭很快升級了，1974年3月，一千多名歌迷千里迢迢來到“宇宙塑膠人”將要演出的小鎮。但他們發現警察守候在那裡，他們被當作畜生一樣地塞進破爛的開往布拉格的列車。回到布拉格，有6名學生被正式逮捕，十多名學生被驅逐出學校。這起事件被稱“Budovice大屠殺”。作為對這起事件的回應，Ivan Jirous在1974年9月組織了“第一屆第二文化的音樂節”，所謂“第二文化”就是欲分隔於極權主義文化。這個音樂節又被稱為“漢尼拔的婚禮”。第二屆第二文化的音樂節
1976年2月，“宇宙塑膠人”再次舉辦了“第二屆第二文化的音樂節”，這次取名為“瘋子的婚禮”，瘋子是Ivan Jirous的綽號。結果是27名音樂家和他們的藝術家朋友被逮捕，100多名學生被審訊。最後在國際輿論的干預下，留下了四個人等待宣判：Ivan Jirous、“宇宙塑膠人”的薩克斯手Vratislav Brabenec、搖滾樂隊——DG307的成員Pavel Zajicek、歌手Svatopluk Karasek。這四個人中，後來Vratislav Brabenec和Pavel Zajicek被驅逐出境，Pavel Zajicek在紐約成了雕塑家，Svatopluk Karasek在哈維爾內閣里做了議員，而Ivan Jirous和哈維爾坐牢時間差不多長。 這時，哈維爾進入了反抗力量的中心。他和很多捷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聚集在審判Ivan Jirous他們的法庭的走廊里，他們組成了“77憲章”。
最終的勝利
哈維爾說：“‘宇宙塑膠人’有著辯護內在生命的願望，他們的音樂是非常自由的表達”。結果是，哈維爾和他的“77憲章”戰友們也被關進了監獄。 後來的局勢演變得令人啼笑皆非，哈維爾的鄉村農場提供給“宇宙塑膠人”開音樂會。警察砍伐了農場周圍的森林，作為報復。黑暗的七十年代很快就要過去，搖滾樂拯救著人們的意識，也迎接著一個鬆動的八十年代。列儂死後沒幾天，年輕人在布拉格辟出了一面“列儂和平牆”，他們塗鴉在牆上的口號在白天會被人用塗料刷乾淨，但晚上又會塗得更多。這裡成了半公開的聚會場所，直到80年代末，哈維爾以非暴力的“絲絨革命”取得最終的勝利。 一般來說，“絲絨革命”只持續了6個星期。也有稱其為“11月事件”的。在1990年，當選了總統的哈維爾在邀請婁·里德訪問捷克時，道出了他的思想來自“絲絨”的靈感。這其實也昭示了那條以“宇宙塑膠人”為主線的搖滾音樂史是“絲絨革命”的河床，滔滔革命的江水蜿蜒曲折地流向了布拉格的每一個角落。 哈維爾曾在給胡薩克的公開信中問道：“誰在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力而加深我們的社會精神和道德的危機，和無休止地損害人類的尊嚴？” 在長久的無權者的鬥爭中，捷克搖滾樂扮演了重要角色。米蘭·昆德拉
在著名的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笑忘錄》里，提到了前蘇聯占領布拉格後執掌政權的胡薩克，並直接抒發那幾代捷克人的壓抑：“人與強權的鬥爭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顯然，昆德拉的厚度不是醫生托馬斯和女畫家薩賓娜的性愛關係，而是反映了整個民族與人民的叛逆心理。《生活在別處》，這本將近20年前看的小說唯一還能留給我印象的是：凌駕於親情與愛情之上的告密與背叛。大致而言，昆德拉在1965年寫就的《玩笑》里描寫了當年爵士搖擺的風氣，而在1938年到1945年，納粹禁止過布拉格的爵士音樂。但《玩笑》殺青前的爵士聚會已經是保守分子的暮氣象徵，真正的捷克進步音樂是在60年代中期蔓延開來的“車庫”音樂，數以千計的車庫樂隊點綴了接下來的“布拉格之春”的革命天空。
1975年，米蘭·昆德拉被驅逐出境，他在小說里將兩個捷克人直接對比，而其中一個是1968年後的當權者：“如果說弗蘭茲·卡夫卡是一個沒有記憶的世界的預言家的話，那么古斯塔夫·胡薩克就是這個沒有記憶的世界的創造者。”差不多在同時，“宇宙塑膠人”的薩克斯手Vratislav Brabenec也被驅逐出境。 第一個讓我知道伏爾塔瓦河的斯美塔納給我留下了愛國者的形象，而第一個讓我知道“布拉格之春”的昆德拉則是一個流亡者。因為後者，布拉格令我嚮往的是那種潮濕的詩意。也許，這種印象在我看到了“宇宙塑膠人”的鬥爭史之後，變得不再堅固。Wencelas廣場上先後出現過的嬉皮士、朋克青年與藝術家們不僅是在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還是一種民主意識的覺醒。這期間還包括1965年3月金斯伯格跑到布拉格上空投放迷幻藥物，金斯伯格是因傑爾斯學院的學生邀請，才稀奇地到了布拉格。但他很快遭到搜查，並於同年5月7日被驅逐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