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秋[革命老人、毛澤東親家]:張文秋（1903年12月-2002年7月 -百科知識中文網

人物生平

求學經歷

1903年12月1日出生於湖北省京山縣孫橋鎮青樹嶺村張家灣一個大戶人家。少年時，在孫橋、天門等地讀書。張文秋對她的家鄉京山懷著深厚的故鄉之情。解放後，曾3次回京山慰問、探訪。

1917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當時，陳潭秋在這所學校教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董必武教國文和歷史，在這兩位老師的啟發教育下，開始投身革命。

投身革命

1919年，參加惲代英、李求實、林育南等在武漢領導的“五四”運動。

1923年，參加武漢學生聯合會，擔任女師學校聯合會分會副主席，兼武漢工團聯合會主任，從事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工作，並參與組織了學生聲援漢陽兵工廠的罷工和漢口紗廠棉花廠及漢口黃包車工人的罷工鬥爭，參加了武昌粵漢鐵路的罷工鬥爭及京漢鐵路的“二七”罷工鬥爭。1924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5年，在女師擔任教務處秘書及學生聯合會主任兼團支部書記，開始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成為一名職業革命者。192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9月，為迎接國民革命軍進入武漢，與武漢共產黨人一道，在民眾中做宣傳組織工作，並準備好大量的傳單、標語和旗幟等宣傳品，為北伐軍進城大造了聲勢。

土地革命時期

張文秋先後擔任湖北京山縣委婦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縣總工會秘書及黨支部書記。

大革命失敗後，她先後任鄂豫邊區宣傳部部長、暴動分隊長及黨支部書記，湖北漢川縣委宣傳部部長兼婦女部部長，少共湖北省委機要秘書，上海浦東、滬西區委組織部部長，山東省委婦女部部長，蘇維埃準備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全國第五次勞動代表大會辦公廳主任。

1926年12月，受中共湖北省委的派遣，和袁傳鑒，劉素珍等人回京山開展革命鬥爭並成立了中共京山縣執行委員會，任縣委副書記兼宣傳委員。由於他們工作出色，京山很快成為當時湖北地區農民運動發屜最快的7個先進縣之一。

1927年2月，受中共京山縣委委託到武漢為農民自衛隊買槍，並代表中共京山縣委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期間，經惲代英介紹，與共產黨員、北伐軍第11軍政治部宣傳科社會股股長劉謙初相識戀愛結婚，並初識毛澤東同志。

1927年7月15日，國共兩黨正式分裂，白色恐怖籠罩著京山縣城，許多革命者慘遭殺害。張文秋躺在棺材裡被人抬過敵人封鎖線，死裡逃生。

1927年9月25口，與呂醒他等人一齊到河南駐馬店組織發動民眾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武裝暴動，打擊了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

1928年夏，到湖北省委秘書處作機要秘書，為便於工作，組織決定與當時省委秘書長劉先源假扮夫妻。

1928年12月，到上海找到黨中央，被分配到錦章和永安兩個紗廠做工人工作，擔任黨支部書記，同時兼任滬西區委宣傳部長。

1929年6月被調任山東，與其愛人劉謙初（時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在一起工作，任省委婦女部長兼省委機要秘書。1929年6月，由於叛徒出賣，與丈夫劉謙初先後被捕。

1930年1月，經組織營救出獄。1930年3月2日，生下女兒劉松林（思齊）。1930年4月5日，丈夫劉謙初在獄中犧牲。1930年4月，再次被組織安排與林育南假扮夫婦，參加“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預備委員會籌備處”工作，任“籌備處”辦公廳副主任兼機要秘書。大會結束後，“籌備處”改為“中央軍委聯絡處”，張文秋仍住機關工作。

1931年9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共產國際遠東第四局佐爾格手下工作。在這裡，第三次與共產國際第四局負責人之一的吳照高假扮夫妻，做華南情報坫諜報工作。

1932年2月起，她先後在上海國際遠東第四局情報部做國際情報工作，在江蘇省委組織部、上海浦東區委做機要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先後擔任延安抗屬學校總務工作兼文化教員，八路軍一一五師留守處政治處民運股股長兼《生活星期刊》主編，八路軍榮譽軍人學校後方留守處主任、黨總支書記。

1933年6月，佐爾格領導的共產國際遠東第四局在上海的情報工作結束，張文秋被組織上調中共江蘇省委秘書處工作。1933年12月，華爾頓來到上海，共產國際遠東第四局再次開展工作，張文秋重返“共產國際”工作，任華北站站長。1935年6月，共產國際遠東第四局工作結束後，被調往上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中央聯絡部情報處工作。

抗日戰爭

1937年9月，赴革命聖地延安，先後在最高人民法院、抗屬學校和魯迅國小工作。在此期間，與湖南籍老紅軍陳振亞結為夫妻。

1938年4月，入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學習。同年9月畢業後被分配到雲陽鎮八路軍115師留守處，與其丈夫陳振亞（留守處政治處主任）在一起工作，擔任《生活星期刊》主編兼機要秘書。1938年10月30日，生下二女兒邵華（張少華）。

1938年8月5日，陳振亞等人在準備赴蘇聯途中遭國民黨新疆督辦盛世才扣留。

1941年夏，陳振亞因受傷住院遭敵人暗算犧牲。1942年秋，與其他在新疆工作的100多名同志被捕入獄。在獄中生下了她的第三個女兒張少林。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張文秋含辛茹苦地帶著3個孩子度過了這段艱苦歲月。

解放戰爭

解放戰爭時期，她先後任延安聯防軍政治部後方學校校長兼黨總支書記，華北人民政府法務部組織科科長、幹部科科長兼黨支部書記等職。

1946年夏，經組織營救，與她的l00多位難友出獄回到延安，被分配在中央黨校二部老幹部班學習，任該班黨支部宣傳委員兼黨小組長。

1947年初，隨機關轉移到太行山的冶陶鎮，參加晉冀魯豫中央局土改工作團，任該團第三分隊副隊長。

1947年11月，調任石家莊建設學院任政泊處副主任，併兼作大興紗廠的建黨工作，任大興紗廠的黨支部書記。

1948年春，調華北人民政府法務部工作，任組織科長兼法務部黨支部書記。

1949年3月，隨黨中央、毛主席進入北平（北京），參加了10月1日在天安門的開國大典。

解放以後

全國解放後，歷仟中國銀行總行人事室副主任兼全國金融工會辦公廳主任，中國盲人福利會總幹事，中央組織部幹部教育工作負責人。在此期間，她出訪過蘇聯、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東德等國，為黨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為祖國爭的了榮譽。

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張文秋與毛澤東一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兩個在牢房裡長大的女兒劉松林與邵華先後與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結為伉儷，成為毛澤東的“雙重兒女親家”。

張文秋堪稱世紀老人，她幾乎經歷了中國革命全過程，又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革命老人，她一生經歷坎坷，解放前她為革命兩度入獄，坐國民黨的大牢8年，老虎凳、竹籤、辣椒水都沒能使她屈服。“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在新疆坐監時，腿被打壞了，現在坐輪椅。她憑著自己堅強的信念，不屈不饒地活過來了。

1982年9月離職休養。從中組部離休後，張文秋仍筆耕不輟。她撰寫的長篇回憶錄《踏遍青山》已出版。

老人家有不少養生之道，比如她的養生秘訣：“夜闌人靜萬慮拋，謹守丹田封七竅。精神運轉搭天橋，身輕如燕通雲霄。”她的頭腦清楚得很，日常的主要娛樂項目竟然是下象棋，而且勝多負少！老人家的記憶力也讓人佩服，她現在不完整地唱出《木蘭詞》、《天仙配》等老歌。老人家衣服非常整潔，而且色彩鮮亮，每天都要對著鏡子描眉呀什麼的。

2002年7月11日晚9時，張文秋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張文秋同志逝世後，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等以不同方式，對她的逝世表示哀悼，對其家屬表示慰問。

特殊婚史

張文秋是革命烈士劉謙初的夫人。他們的婚史僅僅只有四年，即從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在這四年中，張文秋遵照黨的決定，先後與兩位男同志扮為假夫妻，從事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劉謙初犧牲後，張文秋化悲痛為力量，又曾組織過兩個臨時“家庭”。

改名“李麗娟”

改名“李麗娟”和劉先源組成了第一個“家”

1927年，張文秋與劉謙初結婚不久，就從故鄉京山躺在棺材裡裝死人逃到武漢，尋找省委的一個聯絡點，接頭暗號是請她的“表哥”介紹工作。一星期後，她與一個陌生男人對上暗號，那人對她的近況作了仔細詢問後，便領她到了漢口，進了三德里一幢三層小洋樓，裡面有個30來歲的男人正等著她。她正納悶，那人卻笑道：“你不是要找‘表哥’嗎?怎么見了面還不認識?”原來他就是常駐湖北省委的中央特派員唐戈德，代號為“表哥”。他指著領張文秋來的同志說，這位是新任湖北省委秘書長劉先源同志。

“表哥”通知張文秋：“組織已決定，你留在省委機關，擔任秘書處副處長兼機要秘書，受劉先源同志直接領導。從今天起，你與劉同志偽裝成一個家庭，以掩護機關工作。你的名字叫李麗娟，公開身份是國小教員，目前沒有教課，就在‘家’里當‘太太’。你有什麼意見嗎?”

一下子變成李麗娟的張文秋說：“我一直是做公開的民眾工作的，現在讓我搞地下工作，還要裝成‘太太’，恐怕適應不了。” “表哥”說：“讓你裝成‘太太’，是為了應付環境和對付敵人的。不以家庭名義就租不到房子。對外是‘夫妻’，對內還是同志關係，但公開場合一定要裝得像，不能讓人看出破綻，這是黨交給的任務!”

“可是我已經結婚，有了愛人呀。” “正因為這一點，才讓你裝成‘太太’，沒結過婚的還不適合呢……組織上知道你有應付敵人的能力和經驗，才把這副擔子交給你。”

張文秋毅然說：“我堅決服從組織安排!” 於是，他們一起將房間使用、聯絡辦法、檔案收藏和警號放置等具體問題一一安排妥當。劉先源讓她以女主人身份去置辦家具，再雇一名女傭。一個新的“家庭”就這樣建立了。夜裡，張文秋正在發愁，這“戲”該怎么演呢?“表哥”進來了，嚴肅地宣布了地下工作的紀律：因工作需要，以假夫妻名義為掩護，又需同居一起的男女不準談情說愛，更不得發生男女關係；如一方已有愛人，另一方絕對不準向其求愛；在保持假夫妻關係期間，對外要儘量裝得像，保證不出漏洞，一旦工作結束，就解除“夫妻”關係。“表哥”最後說：“這都是保證黨的安全的鐵的紀律，任何人都得無條件遵守。如有違反，輕則給予處分，重則開除黨籍直至處決。李麗娟同志，你沒有做過秘密工作，這些紀律應該牢牢記住並絕對執行。”張文秋莊嚴地回答：“我都記住了，保證遵照執行!”

從當晚起，他們在三樓臨街視窗掛上兩條肥皂作警號，正常時掛在那裡，一旦發生險情立即取下。劉先源送走“表哥”後，又帶回一套被褥。張文秋心裡總是不太踏實，如今只剩下他們“夫妻”二人，並且從此每日每夜共居一室，這“戲”可怎么往下演呢?

劉先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輕輕地將被褥鋪到小套間一張小床上，笑著說：“我睡這兒，你就在大床上安心睡吧。” 一會兒，劉先源就打起呼嚕，可張文秋還坐在床邊發愣。幾個月來，腥風血雨，出生入死，簡直無法安身，如今忽然有了個“家”，還當上了“太太”，只是這位“先生”卻不是自己的丈夫，兩天前還根本不認識他，至今也不知他的真實姓名和確切來歷。而自己的丈夫劉謙初，也不知身在何方甚至存亡難測……快天亮時，她才和衣倒在床上迷糊了一會。起床後，他們故意親親熱熱地一起洗漱和用早餐。“丈夫”出去“上班”了，“太太”讓許媽上街買菜，自己在“家”收拾新居。

晚飯前，“先生”和“表哥”又一起回來，還帶了兩隻皮箱。深夜，他們打開箱子，一箱是等待分發或需密碼轉譯、作技術處理的檔案，另一箱全是絕密材料。劉先源認真地教張文秋處理檔案的技術方法。在“先生”和“表哥”的指導下，張文秋開始了新鮮而神秘的地下工作。他們彼此配合得非常默契，省委對他們的工作表示滿意。只是“先生”和“表哥”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許多重要工作都是張文秋獨立完成。

當年秋天，“表哥”和“先生”奉命調往別處。“表哥”的工作由化名趙正卿的王為憲接替，劉先源的繼任者叫李振亞（原名卻不敢打聽），他自稱是李麗娟的“堂兄”。張文秋告訴許媽，她家“先生”去上海了，近期不回武漢，只得請“堂兄”來為“先生”代課。

不久，省委另一個秘密機關被敵人發現，新任中央特派員的王為憲不幸被捕。李振亞立即通知“李麗娟”迅速轉移，將所有檔案帶走，又要走得不露聲色。張文秋先將掛在三樓視窗的兩條肥皂撤掉，又將所有的材料鎖進箱子，“家”里的生活用品則一切照舊。她讓許媽去叫來黃包車，說今天要送一個表妹去外地，並將她存在這裡的兩隻皮箱帶走。說著又給許媽留下一些錢，關照她看好家。

此時，王為憲之妻褚志元正在醫院臨產。張文秋化名“陳孟君”帶著箱子來到醫院，悄悄向褚志元報告了剛剛發生的緊急情況，又故意聲稱王為憲在上海，托自己為他照顧產婦。幾天后，“陳孟君”帶著箱子、產婦及嬰兒轉移到了一個新地點。

李振亞指示張文秋，馬上把檔案和褚志元母嬰安置好，離開武漢去上海。原來這次省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已有30多位同志被捕且慘遭殺害，王為憲同志也在其中。兩天后，張文秋懷著極其沉重的心情，乘船離開了武漢。

改名“張一萍”

改名“張一萍”和林育南組成了第二個“家”

1930年4月，張文秋奉命去指定地點找一位叫“趙玉卿”的同志接受任務。到達目的地，見到的卻是一位30來歲的身著西裝革履架著墨鏡的洋闊佬。她正犯嘀咕，那人卻取下墨鏡，用一口湖北話問：“怎么，認不出啦?”張文秋仔細一看不由得“啊呀”一聲：“是你呀!幾年不見，怎么在這裡冒出來了!這不是做夢吧?”“不是做夢。這下子我們還要天天在一起呢!”

原來這位“趙玉卿”就是大革命時期張文秋在武漢工作的老鄉、戰友、領導林育南。他將作為“蘇準會”機關負責人直接領導張文秋工作。

林育南說，他現在的公開身份是南洋歸僑資本家，張文秋將裝成他的“太太”共同主持一個不小的“家庭”，為了掩護，她應改名為“張一平”。張文秋說，自己連年東奔西跑，飄泊不定，不如取個浮萍的“萍”字。林育南點頭贊成。

至此，先後叫李麗娟、陳孟君的張文秋更名為“張一萍”，並且成了一位闊氣的“資本家太太”。 30年代初，全國各革命根據地紛紛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中央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蘇維埃中央機構，以統一領導各地的蘇維埃政權，為此，必須組織一次相關的會議（簡稱“蘇準會”）。於是中共中央便抽調和集中了一批得力幹部負責籌備。化妝成“僑商”及其“太太”的林育南、張文秋就是這一工作的具體負責人。

他們“夫妻”二人，先是尋租合適的房子，他們選中了現在叫北京西路和常德路口的一處兩棟相連的三層樓房，前有院牆和鐵門，進門後是一片樹木花草遮掩著小樓，更可取的是另有後門和通道，既氣派又安全，是一處鬧中取靜、外人難進的理想之地。

按照身份和工作需要，“老闆”與“太太”住在二樓的豪華臥室，裡面有高級鋼絲床、紅絲絨沙發、大小衣櫃和寫字檯、穿衣鏡、梳妝檯，還有書櫥、衣帽架及茶几等等，又陳列著各種擺設和盆花等欣賞品，下鋪進口地毯，牆頭掛名人字畫，頂上吊著琉璃華燈，好一副富豪氣派。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由林育南陪同進行了檢查，覺得十分滿意。周恩來細心地關照張一萍：在臥室的衣帽架掛上男人的睡衣睡帽，在床前再放上男人的拖鞋。使人覺得確是“趙老闆”的住處。

當時，林育南不僅另有住家，還有妻子和女兒。妻子叫李蓮貞，孩子已3歲，她們和林育南的秘書李平心夫婦住在愚園路全國總工會機關里。林育南原是“全總”秘書長，調來“蘇準會”後，只能在夜間悄悄回去看望妻子和女兒，“趙老闆”從來沒有在“夫妻”共有的豪華臥室里住過。這套房子實際成了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秘密交談和批閱檔案的專用地點，晚上則由張一萍獨自享受了。

1930年5月20日，“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趙公館”秘密召開了，來自全國十九個革命根據地的代表都是當地黨和蘇區的負責人。開幕時，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周恩來等領導人參加了會議。為了掩護，周恩來等設計了非常巧妙的偽裝辦法：由“趙老闆”和“太太”對外宣稱要為趙家“老太爺”過八十大壽，海內外趙氏子孫、親友將前來拜壽。他們營造了一個頗有排場的“壽堂”，還特意請了一位老同志扮作“趙老太爺”，全體與會人員都統一了口徑，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都一口咬定是來“慶賀老太爺八秩壽辰”。於是，中華全國第一個最高紅色政權的籌備會議，就這樣在充滿封建色彩的掩護下，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中，順利召開了!

這次會議開得十分圓滿。可惜後來由於黨內第二次“左”傾錯誤特別是“立三路線”而被批判否定，原來決定的活動被取消，有關人員受株連，有的機構、組織也奉命撤銷甚至解散，其中也包括了林育南、張一萍主持並付出了大量心血的“蘇準會”。“趙老闆”林育南與“太太”張一萍也解除了“夫妻”關係。

不久，黨內又出現了“王明路線”即第三次“左”傾錯誤，把一大批立場堅定的革命同志當成“異端分子”，受到無情打擊。林育南等也不幸被列入其中，結果發生了一起嚴重的黨內外聯手造成的歷史悲劇。 1931年2月7日，林育南等24名黨的領導人與傑出活動家在上海龍華遭到秘密殺害，史稱“龍華慘案”。

張文秋和林育南的“夫妻”關係雖然不是真的，但她對失去了林育南這樣勝過親人的生死戰友的悲痛並不亞於李蓮貞等同志。更沒想到，她正關在濟南監獄中的丈夫劉謙初，不久也壯烈犧牲了!

當時叫做張一萍的張文秋，在不足兩個月中連續經受了失“夫”又喪夫的心靈苦痛，為革命事業付出了特殊的代價和犧牲。

第三個“家”

“蘇準會”的工作結束後，張文秋調到了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軍委聯絡處。當她去董秋斯家探望女兒思齊時，認識了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後來女作家將張文秋的故事寫成報告文學送到國外發表了。著名情報專家理察·佐爾格看了張文秋的故事，對她非常感興趣。一天，周恩來帶著張文秋來到佐爾格處說：“從今天起，張文秋的關係就轉到共產國際遠東四局。”從此，張文秋就在佐爾格的領導下工作了。

原來佐爾格領導的情報小組是專門蒐集各地特別是國民黨上層的軍政動向和社會情況，整理後報給莫斯科，作為共產國際制定政策的參考依據。張文秋報到後，又奉命與一同志結為“夫妻”，“丈夫”是德籍華人吳照高，他是“佐爾格小組”的一個負責人。

吳照高和張文秋在法租界租下了一處三層小樓，置辦了各種家具和生活用品，還雇了一位老女傭，組成了一個新的“家庭”。男女主人的臥室在二樓。

這裡有嚴格規定：凡到共產國際機構工作的人員，都得與原來所屬黨組織切斷聯繫。張文秋等中國同志，不僅不能與中共黨內的組織和同志相互往來，也不準與所有親友私下接觸，連上街遇見熟人也不能打招呼，更不準暴露現在的工作地點及其活動情況。

張文秋的工作是負責蒐集和閱讀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的報紙，將其中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報導分門別類摘錄出來，整理成文字資料，交給佐爾格處理，佐爾格審定之後，譯為密碼或作縮微、化學等技術處理，陸續發往莫斯科。

這期間，張文秋違反了一次紀律。一天，是法國的什麼節日，許多人到法租界結隊遊行。張文秋想，反正現在既沒事又沒別人，就悄悄下樓站在門口街邊看熱鬧。看了一會又悄悄回到二樓，誰知進門就見吳照高怒氣沖沖地坐在自己房間裡，劈頭就問：“你乾什麼去了?去到哪裡?多長時間?見到什麼人?碰到熟人說過什麼沒有?”張一萍如實報告了。吳照高卻繼續嚴厲訓斥她：“你可不能隱瞞,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讓人發現你在這裡，就會暴露我們的機關，後果將十分嚴重。你一定要講實話，萬一有了問題，我們好採取措施。”張文秋很不開心地說：“我已經說過，沒有遇見熟人，沒有就是沒有!”吳照高卻不依不饒：“沒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經違反了紀律，必須承認錯誤!”張文秋只得低頭認錯，保證決不再犯。不過，通過這次事件，吳照高對張文秋的性格與作風有了進一步了解。在與佐爾格商量後，決定發揮她的好動性與敢闖精神，任命她為駐華情治單位南方站站長，負責南方幾省情報網的組織和聯繫。

張文秋離開吳照高的第一次任務是去香港傳達一項重要指示並取回一批秘密情報。由於這一指示極其機密，不能見諸文字，她反覆背熟後記在腦子裡，化裝成貴婦人去了香港，口頭傳達了指示，又把情報資料製成縮微膠捲、縫在貼身襯褲裡帶了回來，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接著，張文秋又連續執行了幾次任務，一再受到佐爾格等人的讚揚。由於她工作出色，佐爾格打算將她送去國外學習，將她培養成一個高級情報人員。哪知此時佐爾格奉命調往日本，張文秋出國一事就被擱下了。

不久，吳照高也調去日本。離華前，張文秋為他餞行，還應吳的要求將女兒思齊帶給他看看。吳照高抱著思齊親了又親，並十分動情地說：“我永不忘記我們一道工作、並肩作戰的日子，特別珍視這段特殊的‘家庭’生活。以後我們不必再裝成‘夫妻’了，不過我想當你的哥哥，我會為有你這樣一個妹妹而高興，如果你同意，就讓孩子叫我‘舅舅’行嗎?”孩子乖乖地叫了“舅舅!”張文秋也表示永遠不會忘記他，為他敬酒，祝他一路平安。吳照高十分高興地說：“今天，我要向你道歉!過去我對你關心照顧很少，那次對你的批評很過分，希望你原諒。我相信有一天，中國革命勝利了，全國人民遊行慶祝，那時我一定爭取再來，和你們一起歡呼勝利!”

哪知吳照高一去就沒再來，他的去向以至生死，都成了不解之謎……

第四個“家”

還在吳照高離開中國之前，共產國際遠東局為了深入了解上海工人運動的情況，將張文秋派去上海浦東，打入英美煙廠，專事蒐集所需情報。

時任浦東區委書記的李耀晶，讓張文秋作為英美煙廠子弟國小教員並參與區委領導工作，以便掌握全面的工運情況，又在工廠附近為她租下了住房。李說，單身女人是租不到房子的，要以“夫妻”名義才能辦理手續，並要求她將女兒思齊也帶來居住，這樣才更像一個“家”。

張文秋想，自己與吳照高的“夫妻戲”還沒演完，又要與李耀晶建立個像樣的“家庭”，真成了“戲中戲”。她同意了，於是李耀晶成了她的第四位“丈夫”。

新“家”組建後，訂下了共同遵守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對外李耀晶是這家的“先生”，但平時不在這裡住，只在星期三、六下午來此與“太太”見面，實際上是研究工作。張文秋每周去一次共產國際機關匯報工作和遞交情報資料，平日在學校授課並在廠區和家屬中活動。思齊接來後，無疑多了份拖累，便請房東照料孩子，房東見他們“夫婦”都是正派人，思齊又長得惹人喜愛，就高興地答應了。

一天晚上，李耀晶來了。張文秋嚴肅地問：“今天不是碰頭日，你怎么來了?……”李耀晶忙插緊門，笑道：“按規定，我晚上不能來，更不準在這過夜。可是今天我應該來。”“你可不能違反紀律啊!”“你想想，如果我一直不來，外人反而會懷疑我們，這家的先生怎么老不回家?這裡是我的‘家’，我常來更安全。今天有急事找你商量。”“什麼事，你快說吧!”李耀晶卻賣關子似的，掏出香菸慢慢地抽，十分開心地說：“我這不是回‘家’來了嗎?在‘家’里還不讓寬鬆些?”待思齊睡了覺，他才極其機密地說：“共產國際對你的工作非常滿意，打算對你進一步培養深造，中央負責同志已商量好了，想送你到國外去學習。我先同你通個氣，組織上將會正式找你談。”張文秋喜不自禁：“謝謝你先來告訴我!……可是，我已經沒有家了，我把孩子交給誰呢?”李耀晶說：“我就是為這事而來的……我想，能不能就利用我們的‘夫妻’關係，索性把思齊當作我的孩子，讓我母親負責撫養他。母親早就催我結婚，正盼著抱孫子呢!”事情來得太突然，張文秋一時拿不定主意，便同“丈夫”商討妥切的辦法。不覺已經夜深，張文秋警覺地說：“這么晚了，你該走了!”“這么晚我更不能走!人家會說，你‘先生’很少回來，到了半夜又走了，容易使人懷疑，暴露目標。”“那你——怎么住?”李耀晶也嚴肅地說：“我們都是黨的負責幹部，都要遵守黨的紀律!”說著就抱起一床閒著的被子鋪到牆角地板上，倒頭便睡。張文秋見了，心中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擔憂，敬重，憐惜，她幾乎一夜未眠。

天亮後，李耀晶悄悄“上班”去了。不久，組織上跟張文秋談了準備送她出國學習的事。她也同意將思齊交給李老太太照管。李耀晶馬上給他母親寫信，說自己早已在上海結了婚，並且有了一個女兒，因為“夫妻”二人工作太忙，收入又有限，想把“女兒”送回老家跟奶奶過。那位盼孫心切的老奶奶喜出望外，立即給未見過面的“兒媳”和“孫女”寄來了盤纏，讓她們趕緊回老家。

豈料就在這時，李耀晶和張文秋的“家”被突然破壞了!一天，李耀晶去市區開會，被叛徒告密，當場被捕關進監獄並慘遭殺害。組織上讓張文秋以“妻子”的身份出面處理了烈士的後事。由於國內外形勢急劇變化，共產國際的機構被撤銷了，張文秋奉命回到中共黨內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直至1937年，組織上才決定讓張文秋帶著女兒回到延安黨中央這個“家”。

踏上西去的列車，張文秋心頭異常沉重，她想起自己一個又一個“家”，一個又一個比親人還親的戰友和同志，他們有的不幸犧牲，有的不知去向，她閉上淚眼，腦海里不斷地浮現著李耀晶、吳照高、林育南、劉先源等“丈夫”的高大形象……

婚姻家庭

1931年4月5日，張文秋的第一任丈夫年僅34歲的劉謙初被槍殺，女兒劉思齊出生時。

1937年冬天，張文秋和彭德懷的老部下陳振亞結婚。第二年秋天，張文秋又生一女，取名少華（小名安安），後來叫邵華。

1941年夏，年僅41歲的陳振亞被毒害致死。張文秋生下第三個女兒少林。

1949年，張文秋的長女劉思齊與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結婚。

1960年，次女邵華與毛澤東的次子毛岸青結婚。

主席親家

在武昌，張文秋初識毛澤東楊開慧夫婦

1927年2月，時任中共京山縣委婦女部長的張文秋奉縣委委派去武漢找董必武和省委代購槍枝彈藥。她到武昌時，正趕上毛澤東創辦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開學典禮。參加典禮的各省代表、武漢三鎮各界代表、太平洋勞動會議代表、各位教員和來賓數十人，款款登上了主席台，走在前面的兩個青年男子，一個全副武裝，好不威武；一個布衣長衫，風骨清秀。

張文秋問身邊的未婚夫、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政治部宣傳科社會股股長劉謙初：“打頭的那兩位是誰呀？”

劉謙初介紹說：“那個穿軍服的是鄧演達先生，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那位穿長衫的是毛澤東同志，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主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典禮結束後，劉謙初把張文秋介紹給了毛澤東：“毛委員，這是我的朋友張文秋，是京山縣委的婦女部長。”

“好一個巾幗英雄！”毛澤東熱情地和她握手，笑道：“京山的農民運動搞得怎么樣啊？”

張文秋報告說：“毛委員，我們京山成立了農民協會，給土豪劣紳戴了高帽子，還審判了一些惡霸，農民的情緒很高呃！”毛澤東讚揚說：“京山的農運搞得很不錯嘛！”1927夏，楊開慧和母親孫玉英帶著兩個孩子來到武昌。正懷著身孕的楊開慧幫助毛澤東整理資料，經常工作到深夜。不久，楊開慧在醫院生下了她和毛澤東的第三個兒子，取名毛岸龍。

張文秋先後幾次去拜訪毛澤東和楊開慧，楊開慧熱情地給她沏茶，毛岸英、毛岸青兩兄弟圍著她，天真地穿來跑去。臨別時，毛澤東夫婦把她送到門口。

“思齊。思念齊魯，思念父母……”

1927年4月26日，張文秋與劉謙初結為伉儷。這時，蔣介石、汪精衛先後撕下了國民黨左派的偽裝，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張文秋被迫轉移到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自新婚一別，張文秋再也未見到丈夫。從武漢向上海轉移途中，聽說劉謙初負了傷，張文秋心急如焚。

其實，這時的劉謙初並未負傷。大革命失敗後，黨組織通知他前往江西參加“八一”南昌起義。當他趕到九江時，因為國民黨軍隊的阻攔，只好撤回武漢轉赴上海。這年冬，中央又調他任山東省委書記。

1929年3月，劉謙初得知張文秋在上海的訊息後，當即請示中央，請調妻子到山東工作。中央批准了他的請求。張文秋和丈夫團聚只有兩個多月的時間，6月，劉謙初再次奉中央指示前往青島、博山、維縣、淄川等地發動罷工鬥爭。不久，張文秋和劉謙初雙雙在濟南被捕入獄。

8月中旬，張文秋見到了戴著手銬腳鐐的丈夫，心如刀戳，淚如雨下。劉謙初鼓勵她說：“不要哭。在敵人面前，我們只能流血，不能流淚！”

張文秋擦乾淚水說：“我也準備犧牲。”

“對你，敵人尚無證據。”劉謙初鄭重地說：“你腹中還懷著咱倆的愛情結晶，一定要活著出去！”

張文秋默默地點點頭。鐵窗歲月，風刀霜劍。這年冬天，在山東省委多方營救下，張文秋作為“懷孕的嫌疑犯”獲釋出獄。離開監獄前，在她的一再要求下，典獄長答應讓她和劉謙初見一面。

劉謙初問妻子：“你出去後到哪兒去？”張文秋茫然地搖了搖頭。劉謙初意味深長地說：“你還是回上海‘娘家’吧。”張文秋當然明白丈夫所指的“娘家”是什麼，會意地點了點頭，接著說：“謙初，你給咱們未出世的孩子起個名吧。”劉謙初蒼白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脫口而出：“不管是男是女，就叫牢生吧！”

“這算小名，你再給起個大號吧。”

劉謙初沉思片刻，說：“思齊。思念齊魯，思念父母……”出獄後，張文秋輾轉來到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這年冬天，她生下了女兒劉思齊。

1931年4月5日清晨，山東軍閥韓復榘將劉謙初、鄧恩銘、劉小甫等21位的共產黨員殺害。34歲的劉謙初沒有機會看上女兒一眼就離開了張文秋和劉思齊。

毛澤東對小思齊說：“你是烈士的後代，我做你的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兒。”

“西安事變”後，張文秋奉調延安。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林伯渠介紹她認識了陳振亞，由他護送她們母女到延安。

不久，張文秋到抗大學習，編入第八大隊（也稱女生大隊），女生大隊舉行成立典禮時，毛澤東、賀龍、徐特立、謝覺哉等二十多位領導同志都出席了，毛澤東並作了演講。張文秋凝視著演講的毛澤東，一時感慨萬千。武昌一別，已有十載。在這十年間，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留下了岸英、岸青、岸龍三個沒有媽的兒子；張文秋的丈夫劉謙初也被殺害了，留下了一個從未見過爸爸的女兒劉思齊。散會時，她隨著人流從毛澤東身邊經過，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了她：“張文秋同志，你好啊！什麼時候到延安的？”

張文秋激動地說：“報告毛主席，我到延安已快一年了。”

“嘿嘿嘿，你不夠朋友哪！”毛澤東說話依然是那么幽默：“來延安都一年了，也不來看望老朋友？”半個月後，張文秋特地去楊家嶺拜見毛澤東。這次會面，黨的最高領導人向她介紹了中國革命的形勢，還關切地詢問了她個人的生活情況。張文秋在西安與陳振亞相識並結伴同行到了延安後，在抗大第三期學員支援抗大女子大隊挖窯洞時，他們又相見了，並燃起了愛情的火焰。經過半年多的接觸，1937年冬張文秋和陳振亞結婚了。

1938年初春的一個晚上，在延安黨校的禮堂里，話劇《棄兒》正在上演。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坐在民眾中間觀看演出。演到一對革命者被國民黨軍警逮捕時，劇情達到了高潮：寒風中，一個六七歲的衣衫襤褸的小女孩，在慘澹昏暗的街頭奔跑哭喊：“媽媽，媽媽！”這孩子演得感情真摯，催人淚下。在場觀看的中央領導被深深地打動了。戲演完後，毛澤東派人把小演員叫到身邊來，撫摸著她的頭，親切地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呀？你的爸爸媽媽是誰呀？”

“我叫劉思齊。”小女孩高興地朝人群中一指：“那就是我的爸爸媽媽。”毛澤東回頭望了望，張文秋和陳振亞趕緊走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問陳振亞：“這是你的孩子嗎？”陳振亞趕緊說：“報告主席，這是張文秋和烈士劉謙初的女兒，我只是她的繼父。”毛澤東表情嚴肅，他指著思奇叮囑陳振亞：“這是烈士的後代，我們有責任好好地教養她。”說到這裡，毛澤東彎下腰笑著對思齊說：“我做你的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兒，好不好啊？”

思奇向媽媽爸爸投去了徵詢的目光，張文秋和陳振亞朝她點了點頭。於是，思齊羞羞答答地喊了一聲“爸爸”。

1938年冬，張文秋生下了第二個女兒，隨母姓叫張少華，後來改名叫邵華。

陳振亞的左腿由於長征途中負傷時彈片和碎骨沒有取出來，經常發炎、腫痛，1939年初春，中央軍委決定讓他去蘇聯治傷，並讓張文秋一同前往，同時將思齊和少華送到蘇聯保育院去。不料，飛機途經新疆迪化（烏魯木齊）時，被反動軍閥盛世才扣留。

1941年5月21日，陳振亞與幾個同志結伴去迪化東郊水磨溝郊遊。陳振亞在一座橋上剛剛坐下，這座年久失修的小橋就倒塌了，將這位南征北戰的獨腿將軍砸傷在河水之中。同志們急忙把他送進迪化南關醫院，但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6月13日不幸在醫院去世。陳振亞死後半年，張文秋生下了第三個女兒張少林。

1946年春天，張治中被任命為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派少將交通處長劉亞哲護送中共人員回延安。7月12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看望了新疆歸來的全體同志。他一眼就認出了張文秋，深情地說：“你回來了，不容易啊！思齊呢？怎么沒見到她？”張文秋便把站在身後的劉思齊拉到主席跟前，要她向主席問好。

毛澤東拉著劉思齊的手高興地說：“七八年不見，都長成大姑娘了，我都認不出來啦。你還是我的干女兒，記得嗎？”劉思齊點點頭，說：“我記得。媽媽常提起您呢！”兩天后，毛澤東派人把劉思齊接到家裡去玩。當時，毛岸英從蘇聯回國不久。在主席的窯洞裡，毛岸英和劉思齊相識了。

這年秋天，毛岸英和劉思齊在西柏坡重逢。毛岸英長成了一個粗獷英俊的棒小伙，劉思齊出落成了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久別重逢，談不完的離情別緒，說不完的知心話。他們相愛了。

毛岸英犧牲的噩耗傳來，兩位老人承受著老年喪子喪婿的巨大悲痛

在西柏坡時，毛澤東派人把張文秋接到他的住所。見面後，毛澤東問起了張文秋的家世和家庭情況，張文秋一一作了回答。最後，毛澤東把話題轉到毛岸英和劉思齊的婚事上來，他說：“聽岸英講，他和你的大女兒思齊很要好。他說，他很愛思齊，他們要求訂婚，我很同意，現在就看你對這個女婿滿不滿意。”

張文秋回答說：“他們通了很久的信，我是知道的，現在他們要求訂婚，主席既然同意了，我非常高興。不過，我擔心思齊年輕幼稚，配不上岸英。”毛澤東說：“我看思齊比較懂事，她年紀雖輕，但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她是烈士的後代，是我的干女兒，我很同情她，也很喜歡她。”張文秋應道：“將來思齊和岸英能結合在一起，做主席的兒媳婦，經常在主席身邊受教育，會非常幸福的。”

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劉思齊的婚禮在中南海舉行。毛澤東舉杯走到親家張文秋面前，說：“謝謝你教育了思齊這個好孩子。為岸英和思齊的幸福，為你的健康乾杯！”

張文秋說：“謝謝主席在百忙之中為孩子們的婚事操心。思齊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評指教。”1950年6月25日，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黨中央決定派出志願軍入朝作戰，千千萬萬新中國的建設者站到了志願軍的隊伍里，毛岸英也果斷地向組織打了報告，並得到了父親的批准。臨行前的那天晚上，他去協和醫院看望結婚只有8個月因病做了手術的愛妻劉思齊。從醫院出來，已是晚上11點。毛岸英又騎車來到岳母家辭行：“媽媽，我來告辭，我馬上就要出國了。”

張文秋關切地問：“去哪裡呀？”

“爸爸派我去一個很遠的地方，保密咧。”毛岸英擔心岳母和愛妻掛念，所以這么說。張文秋有些不放心地說：“希望你保重，早些回來。”毛岸英說：“我就是不放心弟弟，他的身體不好，以往都是我照顧的。我這一走，就只好託付給您了。我倆是供給制，每月才四塊錢。您是薪金制，您給點錢，讓他買衣服吧。”

“你放心，我養活得了他。”

“我這就放心了。”毛岸英向岳母鞠了一躬。毛岸英走了幾個月，一封信也沒有來。不久，張文秋去協和醫院看病時，正好遇到一位剛從朝鮮歸來的將軍。將軍把張文秋悄悄拉到一邊，半天才偷偷告訴她：“你那個女婿在朝鮮犧牲了，彭總讓保密。”張文秋聽後默默地哭了。回到家依然裝出高興的樣子，讓淚水往心裡流。在毛岸英犧牲後的那段時間，張文秋幾次去懷仁堂聽毛澤東的報告，留心觀察他的表情，但什麼也看不出。其實毛澤東早已知道毛岸英犧牲了，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獨自承受著老年喪子的巨大悲痛，一直瞞著兒媳劉思齊，以便讓她安心學習。他格外疼愛劉思齊，時常親自過問她的衣食住行，每次通信都稱她為“我的大女兒”。

毛澤東握著張文秋的手說：“我們是親上加親，雙重親家！”

邵華是在監獄和馬背上的搖籃里長大的，在戰爭中一直沒有機會上學。新中國剛成立，張文秋特別忙，顧不上考慮孩子上學的問題。那時，邵華常隨姐姐劉思齊和姐夫毛岸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雖然國務纏身，工作很忙，但很關心兒子和兒媳的學習，每次見面都詢問得很詳細。這引起了小邵華對學習的強烈願望。一次，邵華突然對毛澤東說：“毛伯伯，我也要上學！”澤東轉過身來，看著十多歲的邵華，認真地說：“孩子，你願意學習，這很好嘛！這件事，我讓秘書同志幫你辦。”

邵華問：“真的嗎？”

“孩子，你就放心吧，這件事很快會辦好的。”

“謝謝您，毛伯伯！”邵華高興地笑了。

幾天后，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交給邵華一封介紹信，她就這樣走進了學校的大門。毛岸英赴朝作戰後，毛岸青來張家更勤了。他在音樂上很有天賦，每次來張家總要彈上幾支曲子，有時興致好，還會給大家唱一曲俄文版的《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張文秋努力履行著她對毛岸英的承諾。每次毛岸青來張家，她都要準備足夠豐盛的飯菜招待他。毛岸青生活自理能力差，她就讓他每星期把髒衣服、被單、枕套拿來，該洗的洗，該縫的縫，周一再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地拿回去。臨走時，張文秋會問毛岸青缺不缺錢花。因為毛岸青回國不久，有些國外的生活習慣還沒有完全改掉，開支難免會大些。對張文秋，他就像對自己的親媽媽一樣，從不見外，需要錢，他會大大方方地開口。張文秋寧願自己省吃儉用，也要讓毛岸青在生活上舒服一些。家裡的菜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三個女兒的衣服幾乎沒有新的，但毛岸青的零花錢卻從沒斷過。

毛岸英犧牲的噩耗傳來，毛岸青一下子被擊倒了。他們兄弟倆從小和媽媽一起坐牢，一起在上海街頭流浪，一起赴蘇，又一起回國，因此他們的手足之情，是常人難以想像的。有人向毛澤東建議，把毛岸青送到蘇聯去治病，畢竟那裡的醫療條件要好些。毛澤東同意了。當時，劉思齊正在蘇聯留學。她去療養院看望毛岸青時，毛岸青要求她向父親轉達他想回國的願望。回國後，毛岸青就被安排在大連治病療養。

在大連療養的毛岸青，給邵華的來信越來越頻繁。漸漸地，字裡行間多了一些溫情。起初，邵華還以為是自己的敏感。直到有一天，那些愛慕的字明明白白地印在暗色的信箋上，邵華的心再也不能平靜了。大連氣候宜人，風光旖旎。毛岸青和邵華的愛情之花，也在悄悄綻放。

作為父親，毛澤東為了小兒子的終身大事又一次徵詢張文秋的意見。

張文秋說：“只要孩子們幸福，我沒意見。”毛澤東握著張文秋的手，笑著說：“你同意就太好了。從前，我們是老親家。現在，我們是新親家。老親家加新親家，我們是親上加親，雙重親家！”

人物評述

邵華將軍痛悼母親張文秋

2002年7月11日晚9時，毛澤東主席的親家、革命家張文秋老人因病離開人世。近日，筆者作為邵華將軍的朋友，前去悼念。將軍含淚回憶了張文秋老人平凡的生活片段，為了紀念這位有傳奇經歷的老人，邵華特整理下文：

我的媽媽張文秋今年100歲，在一個世紀的漫漫征程中，媽媽歷經坎坷，她的兩位丈夫、兩個兄弟和一個女婿都為中國革命獻身，媽媽傳奇式的一生，以及與開國領袖毛主席雙重親家的特殊身份，國人盡知。但在我的眼裡，媽媽只是一位平凡的母親。

繁忙的母親

從我識事起，很少看見媽媽有空閒的時候，白天她在辦公室忙於工作，晚上回來總是在燈下加班到很晚很晚。媽媽教誨我們三姐妹的一句口頭禪是：“家裡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工作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們三姐妹在媽媽的教育和影響下，從參加工作時起，個個都很認真，盡職盡責。媽媽對我影響最深的有兩點，一是她辦事細緻。年輕時，媽媽受周恩來的派遣，做過國際情報工作，從那時起，她就養成了收集資料的習慣。記得我剛上國中時，學校組織我們觀看卡通片《七朵紅花》，老師布置寫一篇觀後感。由於是第一次看卡通片，我確實被其中的情節所打動，並將真實情感寫了出來，老師對這篇作文厚愛有加，先是在班裡講評，繼而在年級交流，後來上了學校的牆報。這件事已經過去50多年了，可前不久，我在整理媽媽的資料時，竟然發現了老師對那篇作文寫的評語，原來它一直被媽媽收藏著。90年代初，媽媽出版了一部回憶錄，書中還收集了她兒時的照片。這些年，媽媽由於年事已高，視力不好，但她仍然戴著老花鏡，手裡拿著放大鏡，堅持看書讀報，碰到好的文章，總是拿剪刀剪下來再貼到剪貼本上，年輕的工作人員勸媽媽不要費事，媽媽笑著說：“留著，沒準兒哪一天就用上了！”在媽媽的“博物館”里，我找到了許多價值連城的珍寶。

樂觀向上

另一點是媽媽樂觀向上的精神時刻激勵著我。在媽媽的一生中，曾兩次入獄，在敵人的牢房裡度過了十個春秋。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媽媽孤身一人，把我們三姐妹撫養成才。從小一直跟著媽媽長大的妹妹的女兒李傑，有一次好奇地問姥姥：“您坐在牢里有什麼感想？”媽媽用手指著天：“你看那烏雲再厚，總也遮擋不住太陽。我們坐在牢裡面，想著總有一天會出來的！”媽媽這種樂觀向上的性格一直沿襲到晚年。離休後，她一直與我和岸青生活在一起，我們的生活因為有了開朗健談的媽媽，變得更充實。近年來，我業餘時間開始搞攝影，媽媽看我挎著相機，也要仿效，成了一名名副其實的“發燒友”。現在，她手不離照相機，遇到什麼有意思的就照下來，就是在醫院裡住院也不閒著，她在病房裡拿著相機照電視裡的畫面，只要看到好的節目，她就按動快門，當然她的相機里十之八九都沒上膠捲。媽媽第一次端起相機是一次外出，保姆為其安裝了膠捲，心急的媽媽在車內就將一卷膠捲照完了，結果洗出來一片空白。後來，我就讓保姆為她裝好膠捲不開鏡頭蓋，這樣一來，媽媽怎么按相機就是不動。有時候我去看演出也帶上媽媽，她坐在輪椅上，對著舞台不停地按動快門，結果沖洗出來的照片一半是舞台上方，一半是舞台下沿，當保姆將她拍的照片與我拍的照片做對比時，媽媽突然發現了一個問題，肯定是相機不好，保姆對她說：“二姨的相機好。”

媽媽再見到我時果真開口要我的相機，弄得我哭笑不得。去年12月1日是媽媽的生日，在此之前，她就找我要一台一次成像的相機，媽媽說：“我過生日，你得給我買一件紀念品。”其實，她心裡想著，當場照當場出片子，你們總糊弄不了我。媽媽生日那天，我精心為她打扮了一番，真的借了一台一次成像相機，並托人買了兩盒膠捲。這一天，來祝壽的人比較多，大家爭著和媽媽合影，結果一次成像相機派上了用場，媽媽好開心，好高興。等客人離去後，清理照片，只留下我和媽媽合影的一張，余者都被人拿走了。一次成像相機沒有底片，媽媽嚷著要照片，誰也沒辦法。到後來，她自己也只好發出無奈的笑聲。

這就是我的媽媽，三言兩語說不盡的媽媽！

關聯作品

影視：《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編劇：薛壽先、龍泰嶺及于海峰；導演：張今標。

書籍：《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回憶錄》；作者：張文秋；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書籍：長篇回憶錄《踏遍青山》；作者：張文秋。

書籍：《毛澤東親家張文秋詩影選》； 作者：張文秋。

書籍：《張文秋與毛澤東的親家緣》；作者：趙則訓；出版社：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 年12月版。

書籍：《我的媽媽——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作者：鄒華；出版社：中國盲文出版社2004月1版。

張文秋[革命老人、毛澤東親家]

基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