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結構主義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個重要流派。上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地理學界不斷從哲學和方法論研究中尋求能夠指導其研究的概念，人們的思想和觀念不斷發生變化，形成了現代西方地理學中的三大哲學流派：實證主義、人文主義和結構主義。《自然辯證法研究》 1993年12期專門從哲學和方法論的角度對結構主義地理學學派作了討論。
形成
一、結構主義哲學思潮的大融合——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結構主義早在70年代之前就已經對人文地理學產生影響了，其代表人物是兩位無政府主義者皮特·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埃利茲·雷克白（Elisee Reclus）（R. J. Johnston, 1986）。
在這一時期，結構主義對人文地理學影響最大的要算結構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人文地理學中的激進主義地理學派和馬克思主義以地理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哈維（D. Harvey）、邦奇（W. Bunge）和卡斯特爾（M. Castell）等。他們認為，人文地理學應首先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並於1969年在克拉克大學創刊《對立面（Antipode）》，集中發表他們的見解，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哈維於1971年開始撰文介紹該學派的基本觀點，並在其後出版的《社會公平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書中做了系統的闡述（D. Harvey, 1973）。哈維指出：形成社會問題的原因非常深刻，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對其作出合理的解釋並提出改革方案。該類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認為：人文地理學不能歸納出空間行為的普遍規律，而是要尋求確定人類行為過程的經濟過程，並在特定的情形下去證明它。不能像實證主義地理學那樣認為某種原因一定會產生某種效果，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認為經濟活動是人類活動有一定的方式，至於人們選擇哪一種方式則不可能從理論中直接得到，而只能在實例研究中去理解
二、結構主義方法論的復興——20世紀90年代以來
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入了結構主義地理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結構主義地理學重新成為研究的熱點，不過一反常態，與第一階段的結構主義學派有很大的不同，人文地理學不再直接接受來自結構主義的哲學思潮，而是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在人文地理學中扮演重要角色，如艾米（A. amin），格雷厄姆（S. Graham）等具有國際影響的地理學家的工作等（A. Amin & S. Graham, 1998）。
這一時期，這些學者均是在地理研究中廣泛運用結構主義方法論來分析問題，雖然他們又可能屬於不同的學派，如女權主義地理學派，後殖民主義地理學派等，但他們並不相互封閉，而是在不斷的進行交流與對話。女權主義經常運用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強調社會建設中性別作用的重要性，用於解釋人的作用及廣泛的因果關係，也用於解釋人們的社會和空間經歷。這時的結構主義地理學不再具有系統的研究，並且不斷地發展和演化，組建走向成熟。結構主義的方法論框架真正滲透到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當中，並且在城市地里的研究中日益突出。
研究方法
1、在研究地理事物時，強調整體性的研究，反對孤立局部的研究。因為整體對它的部分在邏輯上有有限的重要性，孤立的部分本身是沒有意義的，部分只能在整體中得到它們的意義；
2、強調認識地理事物的內部結構，反對單純認識外部現象；
3、強調內部地理要素研究，忽視或否定外部因素的研究；
3、強調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作用，忽視或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
在結構主義看來，一切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的意義和性質都是由先驗的結構所“命定”的，人的一切作為都無意識地受到結構的支配，人只能體現結構的作用，是結構的載體，而不能改變結構的作用。
4、強調共時性研究，反對歷史性研究。
釋例
區位決策研究：在區位決策上，結構主義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某些基本概念，如勞動、資本、生產方式、勞動力與資本的矛盾、剩餘價值、資本積累、階級關係、社會結構，等等，用來作為影響區位決策的基本因素。個人、公司、組織的空間行為和區位選擇，被放置於特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和結構中來考察。換句話說，區域的政治經濟關係和社會結構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的分析框架，而人（公司）的空間行為和區位決策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空間結構，是由其特定的生產方式、權力結構、勞資關係、生產關係以及資源與財富的分配方式來決定的。
以選擇一家汽車製造廠的區位為例。按照韋伯及其後人的區位理論，一般會根據生產條件、市場和運輸條件，來確定可以帶來較大利潤的區位。經濟地理學家的技巧，只是集中判斷汽車製造廠區位選擇的各種參量。與此相比較，結構主義的方法會將區位選擇放在生產循環的大尺度中，除了區位論的經濟分析之外，還要考慮社會、政治和道德問題。如什麼因素導致了這項投資計畫？為什麼會投資汽車製造廠？投資區位中誰具有決策權力？他們決策的社會政治背景如何？代表誰的利益？決策結果會對社會關係產生什麼影響？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