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喬托創作《聖母哀基督》的初衷是什麼?為什麼說聖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頂與“看世界”有關?佛羅倫斯為何成為了文藝復興藝術的代表城市?波提切利為何要焚燒自己的畫作?“三傑”中誰又可以被稱為真正的大師?羅浮宮的牆上,除了《蒙娜麗莎》,還有哪些震撼之作?兩件不朽的《大衛》雕像隱藏著當時人們的何種趣味?資本主義的萌芽和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對於藝術產生了幾重震盪?藝術家在神學與人性之間,在投資人與藝術野心之間如何做到平衡?《細讀文藝復興》,以“空間”為經,以“人物”為緯進行編排,依次對佛羅倫斯畫派、威尼斯畫派、北方文藝復興三個部分進行敘事。作為大視野下審視文藝復興,作者特別加入“北方文藝復興”篇章,對其做了詳盡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同類書籍在展現文藝復興全貌上的缺憾。
作者以理性的判斷思維審視看待歷史,不僅僅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而是以文藝復興為“點”的整體歷史觀;同時,作者在描述時不經意間透露出的文學性和敘事性在歷史寫作中是少見的,這與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和多學科視角分不開。
編輯推薦
大師背後的欲望涌動;名畫背後的隱秘情史;真相背後的世俗之光;人性背後的幽微把握。這本書是:打開文藝復興的正確方式;沉浸其中的VR美術館;當下與歷史的平行世界;折射時代的多維稜鏡。
精選還原度、視覺感上乘的藝術紙,再現大師原作風貌。
撥開眾聲喧譁的認識迷霧,剔除從文字繁殖出來的研究,帶你直接走向大師作品,與名畫來一場facetoface的凝視。
跨越文學、音樂、繪畫、電影、藝術史、出版、收藏的多重學科背景,以大文化的廣角鏡頭,全息投射一個大時代,以回歸史實的研究與客觀的人性洞察,觸摸那個時代的核心。
作者簡介
楊好,85後學者,畢業於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藝術史專業,碩士學位;並擁有倫敦蘇富比學院藝術商業碩士學位。她將兒時的早熟敏感全部釋放在文學、哲學和藝術的閱讀上,之後對世界的好奇使其學生時代不斷轉換學習專業。
大學本科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學習電影劇本寫作,其間在歌德學院學習德語,後考取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學研究生,未及畢業即赴英倫留學旅居四年時間。她帶著多元化的視角和知識系統進入對文藝復興藝術史的學習和研究。
她專注文藝復興的研究,也積極投入實踐,同時,她通過收藏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品獲得了直接觀看的體驗和親身感受。
楊好認為,研究文藝復興從來不是緬懷過往,觀看藝術史也從來不僅指向藝術。
名人推薦
范迪安、李敬澤、余丁、隋建國、歐陽江河、西川、閻晶明、邱華棟、汪民安、孫周興、梅峰、寧浩聯袂推薦全書目錄
第一部分佛羅倫斯畫派喬托
布魯涅列斯基
多納泰羅
馬薩喬
弗拉·安吉利科
菲利波·里皮
波提切利
“文藝復興三傑”之李奧納多·達·芬奇
“文藝復興三傑”之米開朗基羅
“文藝復興三傑”之拉斐爾
布隆齊諾
柯勒喬
帕爾米賈尼諾
第二部分威尼斯畫派
雅各布·貝利尼
真蒂萊·貝利尼
喬凡尼·貝利尼
曼特尼亞
喬爾喬內
提香
委羅內塞
丁托列托
第三部分北方文藝復興
羅希尓·范徳威登
凡·艾克
漢斯·梅姆林
丟勒
克拉納赫
小漢斯·荷爾拜因
博斯
勃魯蓋爾家族
序言節錄
被定義的和被誤解的常識本書框架基於我在2016年至2017年為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理學院所教授的“文藝復興”藝術史本科課程講稿。當藝術管理學院院長余丁教授請我去講《外國美術史》基礎課程里的“文藝復興”專題時,我很認可他所提出的以視覺解讀切入藝術史的理念,因而欣然接受。
視覺訓練是解讀藝術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既為我們揭曉看不到的真實,也為我們掩蓋看得到的幻象。在學習藝術史、研究藝術史、解讀藝術史的過程里,我們往往不斷尋找真相在哪裡,是否有真相的存在。在這樣的語境下,簡單地將“文藝復興”英雄化,視作人的勝利,或是不加判斷地處處與心靈宗教勾連,講述的只是個人想像中的文藝復興。
我從不妄想施以過去的時間怎樣的真相。歷史本身即是一部功能性的永恆史,藝術史從不脫離大的歷史語境獨立而生。文藝復興這一段歷史從不為“文藝復興”而生,它是一段被命名的歷史。“文藝復興”的命名是為了解釋與現代性的肇始關係以及在歷史中所起到的歸納性作用,是由19世紀的藝術史學者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所製造的文化印象。
文藝復興從不神聖,也不世俗。
發生在歐洲14世紀至17世紀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是一段社會和文化的改革時期。“文藝復興”意味著繼承、復興、更生和再生。“文藝復興”的發生有著歷史階段性的客觀條件,也有社會事件造成的偶然。與“文藝復興”之前的中世紀時期不同,這一期間的變革深受古希臘羅馬文化思想及人文主義的深刻影響。
14世紀末,大批古希臘羅馬藝術珍品和文獻書籍隨東羅馬學者進入西歐,“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們在這些古希臘羅馬的文明遺產中重新發現了被中世紀掩藏的“自然主義”“以人為本”等理念,這與當時從宗教回歸人性的歷史需求是一致的,也與當時經濟主體的變更需求相符合。中世紀與文藝復興從來不曾脫胎換骨式地斷裂,中世紀也從來不“黑暗”,只是14世紀的歐洲在經歷了一系列戰爭、宗教、貿易紛爭之後,城邦興起,“城市”的概念逐漸加深。宗教籠罩一般的上帝視角轉為對新一輪修辭系統的需要,“神學”思維被城市“詩人”思維所取代,而15世紀初發生在義大利的新一輪經濟繁榮所體現出的理性商品思維與“市民美德”,得以使“人文主義運動”自上而下地遍及社會各個層面。
當理性主義回歸精神和物質生活——在現實主義、世俗化和個體化要求不斷增強的文藝復興社會裡,古希臘羅馬的哲學學說、科學邏輯、城邦制度,以及文學、藝術都為人文主義者們提供了直接的參照和改革的基點,也為人文主義者們提供了非宗教化的時代意識(或最初的“現代社會”意識雛形)。“文藝復興”期間,對古典文明的親近使人脫離“天國的幻想”;地理大發現使思辨的世界觀連結社會現實;藝術使人變得有真實感受力。之前歐洲社會的無語法狀態通過“文藝復興”對古典文明的反照介入城市系統,智識創新被有意識地梳理,逐漸建立起了現代西方社會的語法系統。
與文藝復興一起生長起來的,是終日在城市裡生活和工作的人們。所以第一批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恰恰是由大商人和大政治家構成的——他們生長於社會的鈎心鬥角之中,在權力的堡壘里既安全又警惕地觀察身邊政治力量和經濟勢力的變化,他們在世俗社會的生長節奏中感受與傳遞時代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