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秦國早期的法制原是相當落後的。自公元前三五九年起， 商鞅兩次變法，以 李悝的《 法經》為藍本， 改法為律，強調法律具有“范天下不一而歸一”的功能。《商君書》開篇《更法》，便申明了一個基本主張：“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這是由立法思想講到變法的必要：因為法治的目標在於愛民，禮儀的目標在於方便國事；在《定分》篇中，商鞅又有“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之說。凡此，足見商鞅立法思想的人民性，在古代社會是絕無僅有的。在諸多的中國古代立法論說中，商鞅的“法以愛民”、“法令民之命”的先進思想，在此思想上向 秦國實施一系列的新法推廣。
法規
一、行什伍之法，建立社會基層組織。十家編為一組，互相勉勵生產和監督行動，一家犯法，其他九家有檢舉的義務，不檢舉者腰斬。而檢舉本組以外的其他犯罪，跟殺敵的功勳一樣，重賞；藏匿犯人，跟藏匿敵人一樣，重罰。
二、一家有兩個成年男子，強迫分居；不分居者，加倍賦稅。
三、獎 耕戰。對敵作戰是第一等功勳，受第一等賞賜。人民耕田織布特別好的，積存糧食特別多的，免除他的賦稅和勞役。
四、人際爭執，必須訴諸法庭裁判，不準私人決鬥。私人決鬥的人，不論有理無理，一律處罰。
五、強迫每一個國民都要有正當職業，遊手好閒的人，包括世襲貴族和富商子弟，如果不能從事正當職業，一律當作奴隸，送到邊疆墾荒。
六、必須作戰有功才能升遷。貴族的地位雖高，商人的財富雖多，如果沒有戰功，不能擔任政府 官職。
七、明確等級地位，以田宅、臣妾衣服等為標誌，使有軍功者得以顯耀，無軍功者富而無光。
八、強迫人民學習最低程度的禮儀。父子兄弟姐妹，不準同睡一個炕上，必須分室而居。
九、建立地方政府系統。集裡成亭，集亭成鄉，集鄉成縣，縣有令、丞，縣以上設郡，郡有守、尉，並直屬中央政府，共三十六個郡。
十、鼓勵各國移民 秦國。凡到 秦國從事墾荒的，九年不收田賦。
十一、 統一度量衡制度。強迫全國使用同一標準的尺寸、升斗、斤兩。
經過商鞅變法， 秦國法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全面貫徹了 法家“以法治國”和“明法重刑”的主張。秦王 嬴政統一中國前， 秦國已經有了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完備的法規。 統一後，《秦律》就是在以“嚴刑峻法”為立法思想的指導下制定出的。
秦除了制定六篇刑律之外，還頒行了大量單行律與其他形式的法律規範：
規範
一、律。見於秦簡的有：田律、廄苑律、倉律、 金布律、 關市、工律、工人程、均工、齎律、 徭律、 司空、 置吏律、 軍爵律、傳食律、內史雜、尉雜、屬邦、效、除吏律、游土律、除弟子律、中勞律、藏律、公車司馬獵律、牛羊課、博律、敫表律、捕盜律、戍律；見於史籍的有 挾書律。
二、令。《商君書》載秦有墾令。《史記·商君列傳》：“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一行之十年，秦民大說。”《史記· 蕭相國世家》載： 劉邦攻占 秦都 鹹陽後，“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
三、法律答問。官方以問答的形式對秦刑律所作的解釋。包括對定罪、量刑、適用和訴訟制度的某些方面的具體說明。後世封建法典 疏議的問答即起源於此。它具有法律效力，故可視為一種法規。
四、式。秦簡中有《封診式》一篇，其內容有關於“治獄”、“訊獄”的一般要求：有“封守”、“復”、“有鞫”等方面的法律文書程式；還有發案現場的勘驗和法醫檢驗的報告。
五、例。秦簡的《法律答問》中多處指出司法官吏在定罪量刑時可依“廷行事”為準：如“盜封 嗇夫何論？廷行事以偽寫印”。“ 求盜迫捕罪人，罪人格殺求盈，問殺人者為賊殺人，且斗殺？斗殺人，廷行事為賊。”“廷行事”是司法機關辦案的成例。統治者依據成例辦案，可以彌補法律之不足，也便於必要時不受法律約束，恣意對人民進行鎮壓。
我們目前看到的 秦律只是秦律的部分，其主要內容有：
一、刑法。包括罪名，刑罰和刑罰的適用原則等。 秦律的罪名近二百種。刑罰分為主刑：死刑、肉、徒、笞、流放。羞辱刑：耐（留髮）、髡。經濟刑：貲 贖刑。株連刑：族刑、收等共八大類（其中經濟刑和株連刑屬於附加刑）。但還未形成完整的刑罰體系。每種刑罰又分為不同的等級。死刑有夷三族、滅宗、坑、車裂、體解、磔、腰斬、 棄市、戮、剖腹、絞、囊撲、蒺藜、鑿顛、抽肋、鑊烹、定殺、 賜死等。具五刑是 秦朝獨特的死刑執行方法。 肉刑有黥、劓、刖、宮等； 徒刑有 城旦舂（5年）、鬼薪、白粲（4年）、 隸臣妾（3年）、 司寇（2年）、侯（1年）等。其他刑罰也各有等差。每一種刑罰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兩種、三種結合使用，如：耐為隸臣，刑為鬼薪，黥為城旦，劓為城旦等。刑罰適用原則主要有：依犯罪人的身份等級定罪；區分共同犯罪與非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集團犯罪從重，教唆青少罪犯罪從重；區分故意和過關，故意從重，過先從輕；區分既遂、未遂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區分態度好壞，累犯從重，自首從輕，消除犯罪後果減免。此外，還規定了刑事犯罪的責任年齡。主要罪名：謀反、操國事不道、偶語詩書、盜、賊、不直、失刑、乏傜、違令賣酒等等。另，早在 秦律中就已經有了對司法官員因各種情形犯瀆職罪而對應的罪名。
二、有關農業、手工業和商業方面的法規。 秦律在農業方面對農田水利、山林保護、種子數量、莊稼生長和旱澇蟲災的報告等作了具體規定；在手工業方面對生產管理、勞動力調配、徒工訓練和產品規格、質量的檢驗等作了具體規定；在商業方面對商品標價、貨幣流通、外商經營登記等作了具體規定。這些規定主要見十田律、廄苑律、工律、均工、工人程和金布律以及其他單行法律的部分條款。
三、為了保證法律的貫徹執行， 秦律還規定了一套訴訟制度（公室告與非公室告）。審判機關為中央、郡、縣三級，行政與司法不分。在中央，皇帝掌握最高審判權。 廷尉審理全國案件。御史大夫和監察御史對全國進行法律監督。地方行政長官主管所轄郡、縣的司法。訴訟可以由受害人提起，也可以由國家官吏提起。限制子女、 奴婢的訴訟權利。審訊時一般不主張刑訊逼供，重視現場勘驗和蒐集證據，實行“爰書”報告制度。判決後準許抗訴。
秦律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它的頒行對於 秦國 封建制度的發展和全國的統一都起了一定作用。但它畢竟帶有封建法律初期的特點，主要表現在：法律篇名、條文繁雜；有的罪名就事論事，不似後世封建法律那樣規範化；刑罰手段殘酷；法律既鼓勵奴隸解放，又保留和維護大量奴隸制殘餘。
秦王嬴政統一中國後，一方面把 秦國的法津推向全國，同時採取了一系列加強 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措施。諸如：改帝號自稱“ 始皇帝”，規定“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皇帝的命為“制”，令為“詔”，招令正式成為國家法律的淵源；分天下力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統一度量衡、車軌和文字； 使黔首自實田；禁《詩》、《書》等百家語，“有敢偶語詩書者 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規定“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就這樣， 秦始皇以法律手段建立起了中國第一個專制主義 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
意義
秦國法治及 秦帝國法治，是 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自覺的古典法治時代，在中國文明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秦法之前，中國是 禮治時代。秦之後，中國是人治時代。只有商鞅變法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國走進了相對完整的古典法治社會。這是中國民族在原生文明乃至整個古典文明時代最大的驕傲，最大的文明創造。無論從哪個意義上審視，秦法在自然經濟時代都具有歷史進步的性質，其總體的文明價值是沒有理由否定的。以當代法治之發達，
秦法基於戰國社會的“求變圖存”精神而生，是典型的戰時法治，而不是常態法治。此後一百多年，正是戰國大爭愈演愈烈的戰爭頻仍時代，商鞅變法所確立的法典與法治原則，也一直沒有重大變化。也就是說，從秦法確立到秦統一六國，秦法一直以戰時法治的狀態存在。這意味著這種戰時法治的成熟而有效。 帝國建立而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幾乎沒有機會去修改秦法，秦法一直處於戰時法治狀態，一直沒有來得及大規模地修訂法律。以戰時法制狀態來治理常時，固不合時宜，但秦法作為戰時法制體系本身來說是有其顯著的優勢。
從文明史的意義上說，秦國沒有機會完成由戰時法治到常態法治的轉化，是整箇中國民族在原生文明時代巨大的歷史缺憾。而作為高端文明時代應該具有的文明視野，對這一法治時代的審視，則當準確地把握這一歷史特質，全面開掘秦法的歷史內涵。
其三，認知作為戰時法治的秦法的基本特徵。是五個方面：一則，注重激發社會效能；二則，注重維護社會穩定性；三則，注重社會群體的凝聚力；四則，注重令行禁止的執法力度；五則，注重發掘社會創造的潛力。
就體現戰時法治的五大效能而言， 帝國法治的創造性無與倫比。第一效能，秦法創立了“獎勵 耕戰”的激賞軍功法，使軍功 爵位不再僅僅是貴族的特權，而成為人人可以爭取的實際社會身份；第二效能，秦法確立了重刑原則，著力加大對犯罪的懲罰，並嚴防犯罪率上升；第三效能，秦法創立了連坐相保法，著力使整個社會通過家族部族的責任聯結，形成一個榮辱與共利害相連的堅實群體；第四效能，秦法確立了司法權威，極大加強了執法力度，不使法律流於虛設；第五效能，秦法確立了移風易俗開拓稅源的法令體系，使國家的財力戰力在可以不依靠戰爭掠奪的情況下，不斷獲得自身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