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傳教團
清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1688年3月21日)，奉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之命，到中國進行科學考察的法國耶穌會士洪若翰、白晉、張誠等人，受到了康熙皇帝的接見。17世紀80年代的法國，正是波旁王朝路易十四統治時期。路易十四與康熙皇帝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是沖齡即位，都憑藉雄才大略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治，並把各自的國家推向了鼎盛、成為區域性的強國——一個成為歐洲大陸科技文化的中心，一個稱雄亞洲。
為了繪製航海圖，法國已經向世界許多國家及地區派出科學考察人員進行天文觀測與地理考察，唯獨對派人到中國、印度感到棘手，他們對東方古國實在是知之甚少。考慮到天主教的一個修會——耶穌會自利瑪竇明朝萬曆十年(1582年)來華傳教，其傳教士不僅在中國的土地上立足，而且其中的一些人還直接為中國政府、中國皇帝服務，同官方一直有密切聯繫，路易十四決定選擇精通數學、擅長輿地工作、掌握中國最基本的藝術和科學知識的傳教士來華，從而開始了以科學傳教團為媒介的中法之間的交往。
歐洲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以及路易十四時代法國在歐洲大陸的主宰地位，為科學傳教團的派出提供了條件。路易十四所創建的法國科學院、音樂學院、舞蹈學院、建築學院，使得巴黎成為歐洲科學文化的中心，法語成為歐洲各國宮廷及官方交往的通用語言，而法國軍隊在荷蘭、德意志、奧地利與西班牙的駐紮，更是體現了法國當時的實力及對外擴張的趨勢。
路易十四根據路易十四的指示，洪若翰等人被接納為法國皇家科學院的成員，並授予他們“國王的數學家”的委任書。他們的身份是“國王的觀察員與數學家”，而“蒐集中文書籍和進行天文觀測”“完成從中國獲取天文數據”“完善法國人的航海圖和地圖”則是他們來華的主要目的。他們在中國的科學考察經費，由法國政府從國庫中撥給，每年給在中國、印度進行科學考察的傳教士9200里爾。對洪若翰等人來說，科學考察是國家賦予的使命，他們每年都要向法國就各項問題提供大量珍貴而準確的考察報告，並提供最有價值的滿文和漢文書籍的翻譯資料。
讓科學家披上教士袍
考慮到傳教士的特殊身份，僅用科學不足以驅使他們“渡重洋，離祖國，別親友，而徙居另一世界”，因而法國政府允許他們在科考之餘進行傳教。於是法國科學院的科學考察，便同耶穌會的傳教聯繫起來，形成“科學傳教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科學傳教團的成員帶著法國政府提供的觀測儀器，從布雷斯特乘船出發。
在人員的選擇上，法國方面非常重視科研興趣與科研能力。科學傳教團的第一批成員由洪若翰、白晉、張誠、劉應、李明組成。身為科學考察團負責人的洪若翰，在來華之前已經在大學教授數學、天文學達8 年，並多次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著述及科學實驗報告。其他幾位成員也都對數學、科考有濃厚的興趣，在傳教之餘仍從事研究，其中以李明神父最為突出，他在旅途中仍然堅持觀測天象。此後來華的宋君榮也是一位有志於科學研究的神父，他曾多次到巴黎氣象台向有關專家請教，為了進行天文觀測，經常“終夜觀星”，而當其在海上航行時，“對於磁針偏差、風向、海流、磷光等現象做種種測驗；對於海鳥、飛魚等物做種種記述；曾將所為天文測驗改正當時地圖上的種種錯誤”。
由於科學傳教團成員是由耶穌會士組成，在受命之始就受到來自教會方面的阻力，羅馬教廷傳信部、耶穌會總會長都極力阻撓路易十四派遣傳教士來華。為了維護其在東方的保教權，葡萄牙政府也對他們進行種種刁難，因此科學傳教團一行只得從寧波登入，而無法從葡萄牙控制的澳門進入中國。他們同清政府的聯繫也不是通過在華的耶穌會，而是通過當時擔任清廷欽天監監正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與康熙帝聯絡。
法王的限令與教會的禁約
法國傳教士來華是“以國王臣民的身份生活在異國他鄉”，為了確保科學考察任務的完成，路易十四禁止洪若翰、白晉、張誠等人宣誓(宗教儀式)，因為一旦宣誓他們就要像其他傳教士一樣，忙於教務，不可能將大部分精力投入科學觀測，而羅馬教廷傳信部、耶穌會總會長卻堅持他們必須履行宣誓。是否宣誓，就成為雙方爭執的一個焦點。為了強迫科學傳教團的成員就範，教廷傳信部取消了洪若翰、白晉、張誠、劉應、李明5人傳教士的身份。作為耶穌會總會長代表的視察員方濟各(義大利人，1671年來華)甚至專門制定了針對法國傳教士的“禁約”：不得進行天文觀測；所有信件必須用拉丁文或葡萄牙文書寫，不得用法文；所有寄往法國的信件必須先交視察員檢查；任何人不得通過澳門以外的其他地區進入中國；在北京的法國人未經批准不得公開露面；未經視察員許可不得在欽天監任職等等。
教廷傳信部、耶穌會總會長的阻撓、視察員制定的“禁約”都給來華的科學傳教團成員帶來種種困難，他們寄給法國科學院的報告以及包括《中國皇帝畫像及其小傳》的長信全都被截留，甚至法國政府給傳教士的經費、書籍也被扣下；而在外省傳教也因被剝奪了傳教士的身份而不被教區接納，很難開展工作。
康熙的信任與獎賞
康熙 法國科學傳教團最終能在中國立足，並在科學考察、傳教方面都能有所突破，同康熙皇帝的大力支持有直接關係。康熙帝不理會所謂的宣誓問題，親自接見了這些法國神父。精通數學的張誠和白晉被留在京城，洪若翰等3人則到南京、山西等地進行科考、傳教，“由是駐華之法國教會遂以成立”，張誠就成為在華的第一任法國傳教區會長。在康熙帝的支持下，白晉、張誠還在皇宮內建立了“藥物實驗室”，“進行各種歐式治療法”試驗。
此後不久，回京的洪若翰、劉應因用“金雞納霜”(奎寧)治癒了康熙帝的瘧疾而得到皇帝的封賞，康熙帝把皇城內的一處住宅賜給了法國神父。但是北京的耶穌會負責人徐日升卻認為御賜的住宅是給所有在北京的耶穌會士，並非專賜予法國傳教士。但是按照康熙帝的意願，這處御賜住宅最後還是成為白晉、張誠以及當時在京的洪若翰、劉應的下榻處，此後來京的巴多明、馮秉正等人也都住在這裡。不久，康熙帝又把住宅附近的空地作為修建教堂的地基賜予法國神父，即後來建成的“北堂”。法國教區“不與中國的視察員而與羅馬的法國省教區長協商事務”，成為一個獨立的傳教區。
在康熙帝的支持下，肩負科學考察使命的法國耶穌會士相繼來華。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奉命出使法國的白晉，在回中國時就帶回巴多明、雷孝思、傅聖澤等8位神父，而康熙四十年(1701年)隨洪若翰來華的法國傳教士有 10人。此後，一批又一批的法籍耶穌會士紛沓而至，諸如杜德美、殷弘緒、蔣友仁、孫璋、錢德明、馬若瑟、湯執中、韓國英、金濟時、晁俊秀等。據費賴之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記載，自法國派出科學考察團開始，總計有法國籍神父86人，葡萄牙籍79人來華。
法國科學傳教團來華，對促進法、中兩國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不僅直接導致歐洲18世紀漢學的興起，也為中國統治者打開了一扇了解法國、了解歐洲的視窗。 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導致波旁王朝覆亡，派遣科學傳教團來華一事也隨之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