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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鑄錢 拼音
sīzhùqián注音
ㄙㄧㄓㄨˋㄑㄧㄢˊ詞語解釋
私自鑄造錢幣；私鑄的錢。
簡介
私自鑄銅質母範圖片兩漢私鑄史
順治通寶兩漢時期貨幣的鑄造，除了西漢早期有過短暫的放民鑄錢以外，一向都是由官府控制的。其情形大致是：西漢在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以前，中央政府由少府進行管理，具體的鑄造則由中央和地方郡國兼行(在不同的時期其情況並不一致)。武帝元鼎四年以後，改由水衡都尉屬下之上林三官進行統一的管理與鑄造，鑄錢工場也集中在都城長安及其附近。王莽時期有所改變，於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東漢時期貨幣的鑄造與管理機構是彼此分離的，中央進行巨觀管理的是太尉屬下的金曹，具體的鑄造則是由地方郡縣加以實施。西漢早期短暫的放民鑄錢，共有兩次。《漢書·食貨志下》載：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余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漢景帝景帝時期的盜鑄
西漢第一次大規模盜鑄貨幣的情況出現在景帝時期。《漢書·景帝紀》載：(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注引應邵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
這一次的盜鑄浪潮似乎主要是針對黃金而來的。不過嚴格地講，這實際上不能算是一次盜鑄活動，只是文獻上稱為“作偽金”，所以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盜鑄。因為應邵在這裡說得比較清楚，所謂“先時多作偽金”，是在景帝“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之前，而此時文帝聽民放鑄之律尚未廢除，當然也就不能稱為盜鑄了。而且這裡所謂的“作偽金”，似乎不是指一種故意的偽造或摻假的行為，而主要是指受道家方術的蠱惑，鍊冶黃金而不能成功的一種行為。從應邵注中所言“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即可看出一些端倪。而《漢書·楚元王傳》中，有關劉向鑄偽黃金的記載則是對“作偽金”更好的詮釋。
武帝時期的盜鑄
西漢第二次盜鑄貨幣的浪潮發生在武帝時期。《史記·平準書》載：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里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選”，直三千；二日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
據《漢書·武帝紀》載：“(武帝元狩)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可知鑄“白金三品”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不過關於三銖錢的鑄行年代，學術界卻還頗有爭議。《漢書·武帝紀》載：“(武帝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銖錢。”《史記·平準書》在上述這段文獻中，對於鑄行三銖錢的時間敘述得比較模糊。後代學者根據其文意，有推測其鑄於元狩四年的①，也有將其繫於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的。②還有的學者兼采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及元狩四年兩說，認為三銖錢曾兩興兩廢。③這一時期盜鑄活動的內容，在大半時候無疑包括了銅錢以及銀錫合金的“白金三品”兩個方面，但是以盜鑄“白金三品”為主。活動的後期，則可能主要是針對赤側五銖的盜鑄，因為一方面赤側五銖一枚可當郡國五銖五枚用，另一方面此時白金已賤，並逐漸被廢棄不用。據《史記·平準書》載：“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余，白金終廢不行。”
“白金三品”近年來有所發現，根據出土實物，圓形龍紋幣重約120克左右，正好約合漢代八兩；方形馬紋幣重約20克左右，橢圓形龜紋幣重約15克左右。據取樣分析，其成分包括銀、錫、銅、鉛等。④漢代白銀與銅錢的比價，據《漢書·食貨志下》所載：“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這是王莽在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進行第三次幣制改革時，所制定的銀錢價格之比，這個比率是相對於重約1克左右的“小泉值一”而言的。也就是說，作為漢代上品銀的朱提銀，每八兩也不過值“小泉值一”一千五百八十枚，普通銀每八兩僅值一千。而武帝所造的“白金三品”，第一等的所謂“白選”重也不過八兩，而且並非純銀，是銀與錫的合金，只是因為鑄出了龍形的紋飾，其法定價值卻能達到三千枚每枚重約2—2．6克的三銖錢。也就難怪會引起不法之徒的覬覦，以致“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了。《史記·平準書》所言“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這裡的“後五年”，如果是以“白金三品”的始鑄年份元狩四年開始計算，則是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如果是以五銖錢的始鑄年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開始計算，則是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但是不管是元鼎三年還是元鼎四年，“白金三品”都應當已經被廢止了。①《史記·平準書》載：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余，白金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為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
武帝鑄赤側五銖錢發生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正因為一枚官鑄的赤仄五銖錢要當普通郡國所鑄五銖錢五枚來使用，而赤仄五銖未必就比郡國五銖重，因而當然會引起民間的瘋狂盜鑄。而當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之後，因為已無暴利可圖，於是“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②此外，武帝之所以會在這個時候大赦因私鑄貨幣而獲罪者，當與此時白金已廢，而民間盜鑄錢幣的現象也已經很少有很大關係。①“白金三品”廢止的時間，《西漢會要》說是在元鼎二年，彭信威先生認為是在元狩六年(《中國貨幣史》第167頁)。不過從《史記·平準書》的文義來分析，元鼎三年可能更接近於事實。因為對“白金稍賤”的敘述是緊接在鑄行赤側五銖之後的，接下來又說“歲余，白金終廢不行”。因此應當是元鼎三年。
王莽時期的盜鑄
西漢第三次大規模盜鑄貨幣的風潮出現在王莽時期。《漢書·王莽傳上》：(居攝二年)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漢書·王莽傳中》：(始建國二年)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漢書·王莽傳下》：(地皇二年)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又《漢書·食貨志下》記同一事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王莽王莽時期的幣制，大約是中國歷史上除了清代鹹豐朝以外，最為複雜的。王莽時期一共進行過四次幣制改革，幾乎每一次都伴隨有虛值的大面額貨幣。第一次幣制改革是在居攝二年(公元7年)，鑄“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與漢五銖並行。“一刀平五千”重約30克，“契刀五百”重約16—18克，“大泉五十”重約7—12克，卻分別要當重約3.5克的漢五銖五千枚、五百枚及五十枚用。第二次幣制改革是在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保留此前的“大泉五十”，另鑄“小泉值一”，兩品並行。“小泉值一”重約0.6—1.2克。第三次幣制改革是在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最為複雜。史稱“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①即金、銀、龜、貝、錢、布貨，其中錢貨分六等，由當一至當五十。布貨十等，由當百至當千。最後一次幣制改革發生在地皇元年(公元20年)，廢除此前鑄行的所有貨幣，另鑄“貨泉”、“貨布”兩品，其中“貨布”一當“貨泉”二十五枚使用，而重量僅為其數倍。因此，在成百乃至上千倍的高額利潤的刺激下，儘管王莽課以重刑，“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人為奴婢”。但仍然阻止不了盜鑄者的洪流，人們不惜梃而走險，以致因犯鑄錢而被沒入為官奴婢者“以十萬數”。
東漢時期的盜鑄
東漢時期貨幣的私鑄情況似乎並不嚴重，除了居延漢簡中，有光武帝建武初年官府下達的禁止私鑄的禁令外，東漢時期的文獻中基本上不見有關於私鑄貨幣的記載。而居延漢簡中有關東漢初年的這種私鑄活動，無疑還是繼王莽時期的餘緒而已。推測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
其一，東漢自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恢復鑄行五銖錢以後，幣制一直非常穩定，沒有出現過大面額的虛值貨幣，因而沒有形成強烈的外部刺激。桓帝時雖然有人提出鑄大錢的建議，但並未得到實施②。直到東漢末的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才“壞五銖錢，更鑄小錢”。③但此時已是遍地烽煙，戰火四起，恐怕人們已無暇去顧及私鑄的事了。加上“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④大約願意盜鑄的人也不會多。而且董卓所鑄的小錢，能影響的地區大約主要是在洛陽一帶。所以即便有盜鑄的現象，也只會局限在洛陽地區，不能造成太大的影響。
其二，東漢政府對於貨幣的態度常常不是太重視。章帝時，有尚書張林封錢之議，而且得到了短暫的實施；⑤桓帝時，又有劉陶的罷鑄錢之奏，也得到了桓帝的首肯，以致“帝競不鑄錢”。⑥儘管在東漢時期的社會生活當中，錢幣的流通和使用基本上還是正常的，這從東漢時期的墓葬中大多隨葬有錢幣即可得到證明。張南先生對此也有比較詳細的論述。①但是上述奏議能夠得到支持，並或長或短得以付諸實施，至少也反映了一定的思潮。
其三，東漢時期的貨幣鑄造，中央只是作巨觀調控，具體的鑄造是由地方郡縣來實施的。
其四，《後漢書》中沒有食貨志的內容，因此，有關東漢一朝的貨幣經濟狀況反映得並不充分。
綜上所述，西漢時期看似瘋狂的盜鑄活動，實際主要集中在武帝和王莽時期，其主要原因在於這兩個時期的幣制都非常的不穩定，改制頻繁，而且多有虛值的大面額貨幣，為盜鑄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機會。景帝時期的所謂鑄“偽黃金”，從嚴格意義上講，並不屬於盜鑄範疇，而且其內容與武帝和王莽時期的銅幣盜鑄也有本質的不同。東漢時期的盜鑄活動，則由於種種原因，顯得並不嚴重，但也並不能據此認為東漢時期完全沒有私鑄現象的存在。
清朝私鑄史
光緒通寶私鑄錢幣一直是中國封建社會貨幣發行方面難以根治的“頑症”。清代繼續發行使用圓形方孔的銅錢。清政府規定錢幣為官府統一鑄造，私鑄要以重罪論處，但實際上私鑄、盜鑄從未禁絕。清代私鑄錢幣的情況十分嚴重，清政府雖嚴刑峻法也沒能解決。清代中後期民間私鑄之風更為猖獗。主要原因在當時銅價上漲，鑄錢虧損，各地減少鑄錢數量給予民間私鑄以可乘之機，鹹豐時期推行大錢又為私鑄大開方便之門。乾隆後期起，因銅源漸趨匱乏，銅價日益上漲。鹹豐年間又受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衝擊，清政府主要銅料產地雲南的銅礦產量劇減，銅價高昂，鑄錢無利可圖甚至虧本，各地許多鑄錢局被迫停鑄關閉。各地市面流通銅錢嚴重不足，出現了程度不一的“錢荒”。銅價上漲引起奸邪之徒囤積私毀銅錢牟利，如此更加重了各地的“錢荒”。於是民間私鑄、盜鑄之事層出不窮。當時不僅民間盜鑄，官府鑄錢局也大鑄減重錢，稱為“局私”。私鑄錢種類繁多，有所謂鵝眼、沙殼、魚眼、水飄、毛錢等，皆薄而小，雜以土砂、銅、鉛、錫而鑄造，摻雜在官鑄錢中行使，市面通貨異常混亂。
福建是當時盜鑄、私鑄錢幣的“重災區”之一。自鹹豐年間福建寶福局鑄鹹豐大錢、鐵錢後，因銅貴錢賤鑄錢無利可圖，福建寶福局停鑄二十餘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後，鑒於福建各地流通制錢不足，“錢荒”嚴重，閩浙總督楊昌浚等督撫大員才向清廷疏請閩省開爐鑄錢。但官局鑄錢時鑄時停，官鑄錢數量有限，解決“錢荒”收效甚微，市面私鑄錢泛濫如故。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二十三日福州出版的《福報》刊登有一篇無名氏撰寫的文章《續閩中錢法論》，描述了光緒年間福建地區民間錢幣私鑄盛行的景況。據該文記載，當時“私鑄之人，（福州）尚乾、七里等處為多。具鑄法，用小爐一，鐵模十數，鵝眼則不用模，而用夾住。止不過三數人，毀去制錢一文，可化為鵝眼七文；或化制錢一文，為私鑄二文；其中摻入壞鉛廢鐵，則二文可變五文。其始多窟宅於江邊，繼則移入黃山，尋為黃山紳士所驅，近不知又移何處。要之種類至繁，黨羽至大。出示嚴禁，則彼目不識丁；出差訪緝，則上下衙門隸役，均中飽之資，皆其徒黨；官未動色，而彼已遠揚。蓋私鑄之興，官未知，而隸已知之。傳聞私鑄者之言，每處每月上下衙門例費，非七十餘千不辦。果爾，則官緝私鑄不綦難乎。” 官私勾結，沆瀣一氣，私鑄之風的泛濫成災不難想見！新發現的“光緒通寶”鉛錢就是這段歷史的真實記錄。
危害
清代中葉，潮州貨幣市場流通著私鑄的銅錢、外國輕銅錢，這給貨幣市場帶來惡劣影響，給潮州人民帶來嚴重災難。
清代，各地官府鑄造錢幣一直停留在手工作坊階段，錢範粗糙，仿鑄極易，為不法之徒提供了客觀條件，因而社會上私鑄盛行，嚴重干擾了正常的貨幣流通。道光年間，潮州流通著許多來自各地的私鑄錢，其中來自貴州的最多。清政府雖然三令五申嚴禁制錢的私鑄私銷，但因私鑄錢可獲大利，不法者寧冒殺頭之險而不顧禁令，使清政府的法令成為一紙空文。據《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記載：“黔省地方，凡山深林密，……設爐私鑄，大約以一銅九鉛為成色；又銷毀官錢，摻入鉛砂，以作工本。”“每文重不過四分，每千值銀三錢六七分”，以此摻入官錢，這樣的劣錢，在潮州府各縣市場流行成風，給當時潮州政府財稅收入及潮地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響。其時“如或將銀易錢，則官錢價貴，私錢價賤；將錢易物，則官錢私錢同一身份”。本來政府鑄的銅錢按規定每一兩銀兌換一千錢，但在實際市場流通中劣錢良錢互相摻雜，非三千錢，不能按一兩銀納稅，這樣，百姓深受其害。
這一時期，還有大量的安南輕薄銅錢流入潮地，嚴重衝擊潮州府屬的貨幣市場。兩廣總督李鴻濱在道光九年 1829年 正月十六日《清嚴禁外國輕錢流入》的奏摺中提到“風聞廣東省行使錢文，內有光中通寶、景盛通寶兩種最多，同有景興通寶、景興巨寶，景興大寶、嘉盛通寶 均為安南錢 謂之夷錢，摻雜行使，十居六七，潮州尤甚，並有數處專使夷錢。內地奸民利其錢質澆薄，依樣仿鑄，日積日多，且恐有另立名號假為夷錢，不可不防其漸，謹封號錢樣請旨飭禁”。為何安南輕錢如此大量進入潮州市場 這與潮州的地理位置和歷史上的私人海外貿易有很大的關係。主要有三種渠道：其一，潮人歷史上就有私自與外商“非法”貿易。明潮州人許棟、許朝光父子、林道乾、林鳳、曾一本等人，都是擁有海上武裝的私商，與“外夷”貿易“傳統”一直不斷延續下來。在互通貿易過程，東南亞商人常常帶來光中、景盛、景興等安南輕錢；其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開海禁後，潮州人過洋日益增多，他們在外辛勤勞動，賺得的錢，除留生活費用外，積蓄的錢物，或是親帶回家，或是托“水客”帶錢回“唐山”，這也是“夷錢”流入潮州的一個途徑。其三，粵海關潮州總口，雖外商船舶不能進口，但潮商的紅頭船可出港運載糖等貨物往南洋販賣，也是“夷錢”“進口”的渠道，因而造成外國輕錢在潮州泛濫成災。因此，兩廣總督李鴻濱上奏嚴禁外國輕錢流入的奏本得到清廷的欽準後，他立即下令各州縣收繳外國輕錢，限期運到省銷毀，力圖淨化錢幣市場。同時採取相應措施，於道光九年(1829年 正月，每斤給予清政府鑄錢六十文，擬將輕錢收繳掙盡，並嚴查洋船夾帶進口，此時輕錢進口有所收斂。可是道光十六年 1836年 年九月，又有海船自南澳、汕頭、庵埠等處偷運景興、光中錢文，亦有奸民私鑄。後任的兩“總督鄧廷楨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 正月，為掃除市面上又在摻用的夷錢，擬每斤兌給一百文，以一年為期限，收繳淨化，並嚴查進口船隻，以防私帶，但執行效果甚微。非但如此，道光二十年 1840年 二月，潮州不法者，還假冒夷錢，私鑄輕錢，把流通範圍擴大至福建的漳州和泉州。 由於潮州市場流通的私鑄銅錢和外國輕錢作孽，以致嚴重影響潮州人民的生活及經濟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