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希旦嘗研讀“三禮”,三十六歲(乾隆三十六年•1771)後,開始專治《小戴禮記》。並撰寫《禮記註疏駁誤》,凡八大冊。《孫敬軒先生年譜》曰:先是 府君銳意三禮,見註疏之未當,輒附以己意。辛卯以後,始專治小戴,注說有未當,輒以己 意 為 之話釋,謂之《註疏駁誤》。項幾山先生曰:“《禮記集解》始名《註疏駁誤》,凡八大冊。其初 屬 稿 即就註疏書額,話釋幾滿。’,乾隆四十四年(1779),《禮記註疏駁誤》改名《禮記集解》。至孫希旦四十九歲去世,已經三易其稿。孫希旦研究《小戴禮記》,只是取鄭注、孔疏不恰當的地方,以自己的理解加以解釋,一條一條辨說。之後用功時間長了,遂取全書加以話釋,推廣其書為《禮記集解》。漢儒所未及;而深明先王製作之意,以即乎人心之所安,則又漢儒所不逮也。”
由上可知 ,孫希旦研究《禮記》,開始只是糾正鄭注、孔疏不恰當的地方,為《禮記註疏駁誤》。後經多次修改,更名《禮記集解》,前後時間長達十三年,字數近百萬字。《行狀》 :己亥居憂,主中山書院,乃益取宋元以來諸家之書,推廣其說為《集解》。傳錄本太僕公征刻《孫編修遺書•序》:先生初治小戴書,但取註疏之於經未安者,正以己意,條為之辨,謂之《孔鄭駁議》。其後用功既久,遂盡解全經,易其名曰《禮記集解》。項幾山先生雲:己亥在中山,始更今名,而自廣其說。孫鏘 鳴 《 序》:“是書首取鄭注孔義,荃其繁蕪,掇其樞要,下及宋、元以來諸儒之說,靡不博觀約取。苟有未當,裁以己意。其於名物制度之詳,必求確有根據,而大旨在以經注經,非苟為異同者也。至其闡明禮意,往復曲暢,必求即乎天理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敬軒先生行狀》:“其大指在旁參群經,以證明四十九篇之說;又博取後儒以疏通鄭孔之窒。故論者謂先生之言禮,其於名物制度,考索精詳,可以補漢儒所未及;而深明先王製作之意,以即乎人心之所安,則又漢儒所不逮也。”
由上可知 ,孫希旦研究《禮記》,開始只是糾正鄭注、孔疏不恰當的地方,為《禮記註疏駁誤》。後經多次修改,更名《禮記集解》,前後時間長達十三年,字數近百萬字。
二、 《禮記集解》整理與刊刻
由於孫希旦49歲即去世,“官不過翰林,其書未能盡具,而其學亦未有所施。”所以儘管同時人知其精於三禮學,但未見其書刊行,遂至被後人淡忘。幸有同鄉的孫氏兄弟,其書才得以刊刻、流傳。孫鏘鳴(1817一1901),經學大師孫治讓(1848一1908)叔父,精校了《禮記集解》的稿本,寫有《序》交代緣起。與其兄孫衣言(孫治讓父親),共同組織整理刊刻了《禮記集解》。據孫鏘鳴《序》、項琪《跋》、孫延釗《年譜》及其它資料,《禮記集解》的整理與刊刻經過大致如下:道光十三 、十四年間(公元1833一1834年),孫衣言的兩位舅舅:項幾山(1798 一1858)、項稿湖(1792一1841)屢次想要刻版印刷,但沒有成功。項幾山精校了前十卷,並且抄錄了副本。鹹豐 三 年 (1853),孫鏘鳴自粵右歸鄉治團練。從孫希旦曾孫孫裕昆處得到稿本。“首十卷,幾山先生所精校,鏡藏其副。余則朱墨雜揉,塗乙紛糾。蓋稿雖屢易,而增改尚多。其間剪紙勃綴,歲久脫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禮註疏》本及衛氏《集說》於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黃已偏,校勘駁正之說,札記於簡端者幾滿。”孫鏘鳴取《禮記集解》稿本和孫希旦研讀過的《三禮註疏》、《禮記集說》,用孫希旦眉批與《禮記集解》稿本核校,參考校訂。一年後,編校完成《禮記集解》61卷的清稿本。鹹豐十年 (1860)六月,孫衣言、孫鏘鳴組織開雕,刻板剛剛過一半,適逢太平天國運動。金錢會起義軍於鹹豐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公元1861年9月24日)焚燒了孫衣言在浙江瑞安安義堡的房子,焚毀了十之五六的刻版。之後經過補刊,到同治七年(1868)三月全書才刻成。當時距離孫希旦去世已經八十四年。可見 ,《禮記集解》61卷,首先項幾山精校前十卷,其次是孫鏘鳴於鹹豐三年(1853)開始,全面校對,整理謄清,最後定稿。鹹豐十年(1860)六月,孫氏兄弟開始雕版,直到同治七年(1868)三月,全書才刻成,前後經歷八年。
三、 《禮記集解》的版本
《禮記集解 •敬軒先生行狀》、《溫州經籍志》、《兩浙著述考》均載為50卷。孫鏘鳴的《序》,項琪的《跋》均載為61卷。孫治讓說:“原稿本五十卷,仲父止庵先生校刊時,析為六十一卷。今以五十卷著於錄,從其朔也。”由此知,孫希旦原稿本50卷,孫鏘鳴校勘時析為六十一卷。關於 《禮記集解》的版本,吾師王愕(三禮研究論著提要》。已有總結,今再參考相關資料,補充如下(原《三禮研究論著提要》相關條目抄錄):
1) 稿 本 《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清孫鏘鳴校正,稿本。殘存35卷(卷1一14、18一19、21一23、26一4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載之,今藏
溫州市圖書館。
2) 清 刻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清鹹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氏盤古草堂刻本。清方宗誠批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載之,今藏安徽省文史館。
3) 清 刻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清鹹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孫氏盤穀草堂刻本。清陳寶璐校,《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載之,今藏福建省圖書館。
4) 清 刻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清鹹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孫氏盤古草堂刻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亦藏有此本,該館卡片著錄為:“《禮記集解》六十一卷《附尚書顧命解》一卷,清鹹豐十年(1860)瑞安孫氏盤古草堂刻本,十六冊。索書號(2091)。”
5) 清 刻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清鹹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孫氏盤古草堂刻本;或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鏘鳴校刻本。南京圖書館藏有此本,其著錄為:“《禮記集解》六十一卷《附尚書顧命解》一卷,清同治三年(1864)瑞安孫氏盤古草堂刻本,十六冊。索書號:94361。”《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記載:“清鹹豐十年(1860)瑞安孫氏刊本。”《江蘇省立圖書館現存書目》:“清瑞安孫氏盤古草堂刊本,丁書,16冊。”《販書偶記》載為“鹹豐庚申(公元1860)至同治甲子年(公元1864)盤古草堂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鹹豐十年瑞安孫氏盤古草堂刊本。”《館藏古籍簡目初稿》:“清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瑞安孫氏盤古草堂刻本,12冊。”《中文線裝書書名目錄》載為:“清同治,14冊,索書號:129456一69。”《涵芬摟藏書目錄》有相似記載:“鹹豐庚申(1860)刊本,14冊。”《北京圖書館館藏普通線裝書書名目錄》記載:“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鏘鳴校刻本,20冊,今藏國家圖書館圖書館。”載為:“同治七年(1868年)刻本,24冊。索書號:095•3127/368一02。’,《香港所藏古籍書目》。載為:“24冊,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孫氏盤古草堂刻本。新亞(指香港新亞研究所圖書館)索書號:094•32 1246。”按:各書目記載《禮記集解》版本不同。著錄為鹹豐庚申(1860)刊本,或為同治三年(公元1864 年)刻
本,或為鹹豐庚申(公元1860)至同治甲子年(公元1864)盤古草堂刻本者,皆誤。由書前孫鏘鳴《序》和書後項琪《跋》,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該書於鹹豐庚申開雕,還未刻完就被金錢會起義軍燒毀了十之五六的刻板。到補刊完成,已經是同治戊辰(1868年)三月。所以著錄鹹豐庚申本者,當為見書前“鹹豐庚申瑞安孫氏盤古草堂開雕”而誤。著錄同治甲子年(1864)者,當為見書前“同治甲子獨山莫友芝檢”而誤。所以上面各本儘管冊數不一,著錄不一,歸為同一版本— 清鹹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孫氏盤古草堂刻本或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鏘鳴校刻本。所謂《類書叢書目錄》載之的“清道光刻本,存十四冊(八至六十一卷),索書號:+041•14/1246。”當是著錄錯誤。當孫鏘鳴於鹹豐三年(1853)“從其曾孫裕昆發筐出之”時,《禮記集解》還只是稿本。
6) 清 刻 本,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鏘鳴校刻,14冊。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有此本。書前不附孫衣言的《敬軒先生行狀》,其版本格式與《續修四庫全書》本同。有“江南大學圖書館藏書”印。書上有索書號:129458。
7) 清 刻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同治戊辰(公元1868年),清蘇州新刻本。《書目答問二種》:“同治戊辰蘇州新刻本,今講人《永嘉叢書》。”
《書目答問補正》。亦載之:“蘇州新刻本。仁補]孫書瑞安孫衣言編刻永嘉叢書本。”疑即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鏘鳴校刻本。
8) 《永嘉叢書》本,此本是盤古草堂本之重印本。疑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鏘鳴校刻本。孫衣言刊行的《永嘉叢書》十三種書,無《禮記集解》。
9) 《國學基本叢書》本,據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刻本重新排印本。《中國叢書廣錄》記載:《禮記集解》六十一卷,民國二十二年(193)初版,鉛印本,二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亦載之。
10) 《萬有文庫》本,據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7刻本重新排印本。
11) 影 印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台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於1988年10月據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刻本影印,計1350頁。
12) 點 校 本《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中華書局點校本,沈嘯寰、王星賢點校。此本以盤古草堂本為底本,參考《萬有文庫》本及鄭玄《注》和孔穎達《正義》加以校點,書前《本書點校說明》敘《禮記》傳授源流、諸書記載、《禮記集解》之特點及點校原則等,此本於19四年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3冊,1487頁;1995年5月又加重印,流傳最為普遍。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8月據中華書局點校本重印,2冊,1487頁。
13) 鈔 本 《禮記集解》61卷,清孫希旦撰,舊鈔本,17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載載之,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14) 《續修四庫全書》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03、104冊。該書以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七年(1868)孫鏘鳴刻本影印,書前亦無《敬軒先生行狀》。有“東匝梅師古齋刻字”數字,是它書所無。考察南圖藏清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孫氏盤古草堂刻本與南京師範大學藏本,當為兩個版本。後者無孫衣言的《敬軒先生行狀》,每卷版本形式統一。半頁13行,經文每行22字,註疏每行21字。刻字大小前後統一。而前者每卷行數不定,有的密集,有的疏闊。同樣的字,在不同卷中寫法不統一,字型也前後不同,有時同卷中間也如此,當是補刻時,前後刻工不同所致。所以前者當為最早的,經歷戰亂後加以補刻的清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瑞安孫氏盤古草堂刻本。後者可能就是蘇州新刻的永嘉叢書本,即清同治七年(1868)孫鏘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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